神马文学网曾任作协党组书记的丁玲遗体为何没覆盖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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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丁玲去世时，作协由鲍昌写丁玲的生平，这个生平的修改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就不同意。这个生平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丁玲的治丧委员会我提出不希望周扬参加。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我也同意不搞。我向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我记得似乎李伯钊同志逝世时盖了党旗，后来中组部老干部局的同志答复我说，李伯钊同志没有盖党旗。
本文摘自《我与丁铃五十年》，作者：陈明，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到了秋天，病重住进协和医院，我天天往医院跑，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我是模范护士。我对祖慧的爱人周良鹏说，你懂些医学，医院这头的事，你多来照应。又对祖林说，作协那边的事，你多联系。蒋祖林夫妇是我们1979年回北京后，从上海调到北京的。蒋祖林原来留学苏联，是学习潜水艇制造的，因为受到他妈妈的牵连，回国以后没有从事军事工业，而是到上海去搞民用船舶制造。1958年我们到了黑龙江农场以后，蒋祖林从苏联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就是丁玲在《风雪人间》那本回忆录里写到的《远方来信》。蒋祖林在信中说，要暂时与妈妈中止书信来往。这封信对丁玲的打击很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也是情有可原，完全可以理解的。1980年夏天丁玲和我去庐山休养，路过上海，住在衡山宾馆，蒋祖林、李灵源夫妇来宾馆看望，在这次见面时丁玲就对他们夫妇说了，要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祖林后来调到六机部，我们原来想把李灵源调到作协，给丁玲做秘书，但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搞音乐教育的，她还是想搞自己的专业，所以一直到退休以后才来北京。
丁玲去世时，作协由鲍昌写丁玲的生平，这个生平的修改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就不同意。这个生平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丁玲的治丧委员会我提出不希望周扬参加。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我也同意不搞。我向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我记得似乎李伯钊同志逝世时盖了党旗，后来中组部老干部局的同志答复我说，李伯钊同志没有盖党旗。
我和《中国》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商量，有人又提议说，那就给丁玲盖个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可是临时上哪里找一面很大的红旗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同志说，他们那里有，一下子拿来了两面，缝成一块。找谁写这几个字呢？有人说找范曾，有人说找大康，就是康雍。最后决定派刘宇一去天津请范曾写。有位司机同志说：“为什么不能盖党旗？我带着，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给丁玲同志盖上，看谁来揭？”我制止了他。黑龙江农场总局来了4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红旗。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同志的秘书来电话告诉我说，对不起，邓大姐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
遗体告别之前，我还特地在《光明日报》登了广告：丁玲遗体3月15日在八宝山火化，因怕布告不周，特此奉告。那天新华社发消息说去了500多人，实际去了1000多人。那几天刮大风，我怕灵堂外面的挽联、花圈挂不住，被大风刮走，向作协提出来，要求他们想办法，采取措施，但作协说没办法。我就去找北京市副市长叶子龙，他和丁玲我们很熟，叶子龙批示，请天安门管理处帮助解决。天安门管理处就把原来开大会做临时厕所的大帆布拿出几块，把灵堂围了起来，搭了个棚子。中国现代作家排名早有一个公认的顺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现在到80年代之后，有的人被捧得很高，超过了前面这几位，似乎太过。
丁玲去世了，我还活着。她走了，但她的事情没有完。过去我们承担着共同的事业，她走了，我的负担加重了，能力我也不如她，动笔时总有不少的困难。丁玲的事情很多，老搞不完，因为读者和研究人员还在关心她，关注着她，有的是要写文章，有的是要出版她的著作，我有责任对于这些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些帮助，做一点事情。比如，河北美术出版社来找我，要丁玲过去出版过的一本带画的儿童读物《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写一个小红军的，1953年曾经由上海出版过，一下子印了20万册。河北想要重新出版。虽然这篇文章在《丁玲文集》里也收了，把文集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我还是费了很大力气，把1953年上海首次出版的单行本找出来，复印给他们，我觉得这样做才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