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空军历史的点滴（转载）

本文拟就宋美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参与组建和领导中国空军，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历史功绩，作一简介。
一、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193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空军，宋美龄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了中国空军的建设，对其后的中国抗日战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由此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
当时，中国空军究为什么能建立起来？有两个起因，一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抢占中国大片领土，到处狂轰滥炸，中国军队极需空军支援；二是1934年，宋美龄曾随蒋介石在巡视华北、西北十几个省，沿途所见，人烟荒野，交通闭塞，路烂地滑，曾几次险遭车毁人亡，只是从兰州到宁夏，才坐上了飞机，为此，他们深感改善交通之急迫，除发展汽车、火车外，更急需发展航空事业。同时，蒋介石也感到航空是国威军威的象征。
但要创建空军部队谈何容易，没有懂得航空知识的专门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好在宋美龄英语纯熟，懂得六国语言，又有留学美国十年的经历，熟知西方文化，加之她才思敏捷，善于外交辞令，眼界宽阔，参与国外交涉采购飞机等，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因此，经她主动提出，并正式由国民政府指定，宋美龄正式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早在1932年，孔祥熙到欧洲国家去考察时，时任意大利总理的墨索里尼向孔祥熙建议：“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在三五年内可见成效。”宋美龄心有所悟，十分赞同，但也明白墨索里尼的建议，其目的是想推销意大利的飞机。
宋美龄上任后，经陈诚推荐，由周至柔担任航委会主任。周自柔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参加了1924年第一次东征，任教黄埔军校。此时，他是第三十三军的副军长，1934年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教育长，让他作为宋美龄的副手，宋很满意，还派他到国外去考察研究各国的空军训练和建议，他刻苦自学英语，他说：“若不能说英语，对方就对我低看三分。”在一年中不但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还练就了一口流利英语，颇得宋的赏识。
航空委员会成立时，所注册的飞机共500架，实际能用于战斗的仅91架，原有的美制霍克飞机已陈旧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飞机，质量极差，有的初次试飞就摔下来，被飞行员称为“空中活棺材”。宋美龄带着一行人常到各地去参观检查原有的机械设备，亲自测算经费钻研航空理论，分析各种飞机的性能构造。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时，她正在上海召开航空委员会，何应钦等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正在南京策划用飞机轰炸西安，由此令宋美龄想到飞机这航空事业绝不能把持在别人手里，加紧了航空事业的建设。
二、筹措经费购买飞机器械聘请技师教官培训飞行员
为了加紧建设扩充空军，宋美龄多方筹措资金，此时，正是她的大姐夫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大力为宋美龄多方筹源经费，借贷外债，增加税收。据资料统计，从1937年到1944年，中国为购买汽车火车，购买工业用品、购买材料及机器、建筑铁路等等，多次向国外借款，其中就有专供宋美龄购买飞机用的是“中美飞机公司借款”1500万美元。
筹措经费后，立即在杭州笕桥设立中央航空学校，在南昌设立飞机制造厂，在杭州、西安、洛阳、南昌、开封、武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增辟机场。同时，将航空班纳入空军军官学校，加紧购置作战飞机，着手建立航空工业，选派人员到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在全国各地建设军用机场、储备大批航弹、航油，训练大批空军地勤人员，这一系列一环扣一扣的工作，都在宋美龄的指令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从国外购进各国飞机等器械中，中国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同时，中国派王叔铭、杨杰等人到苏联购买中型轰炸机、单双叶驱逐机及子弹、汽油、炸弹，随后由王叔铭等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军一道，将试飞合格的中型轰炸机和驱逐机各十余架，从莫斯科、阿拉木图，经过伊犁、哈密飞往兰州，这是中国购买苏联的第一批飞机。
与此同时，宋美龄还亲自写信，邀请美国的陈纳德来中国当空军顾问，信写得很具体：月薪1000美元，外有各种津贴，专用司机、轿车和译员，并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原在美国因病离军开职的陈纳德，喜出望外地立即答应，1937年的4月1日即由旧金山搭乘“加菲尔总统号”，以赴华“考察农业”之名，6月初到达上海。在初次与宋美龄见面后，对宋颇有好感，称“她永远是我的公主”。后来回忆说：“这是委员长夫人，她比我想像的要年轻20岁，说英语时带有浓厚的美国南方音腔。这是一次我难以忘怀的会见。时至今日，我对她还十分佩服。”原来陈纳德只准备呆三个月，结果，一呆就是他后半生。
蒋宋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向陈介绍蒋氏夫妇时，说：“委员长是权欲熏心的，必要时，他会狠心的，可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愿为中国做任何事，特别是想打赢日本这场仗。你是军人，可以同他像军人地一样交谈。永远跟他说实话，你会干得很出色的。至于蒋夫人，尽管她是妇道人道，却像钢铁一样坚强，她像委员长一样，在政治上很有抱负，权欲极强，打赢战争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事。你只跟委员长和夫人打交道，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
陈纳德很听信端纳，一切均照宋美龄的意愿办理。他察看了南京、南昌和洛阳的空军设施，深感失望，南京机场是泥地，每逢下雨，飞机便无法起飞。孔祥熙访问意大利时，购买了一些练习机——有意大利式、美式的，轰炸机有苏式、美式和意式的，训练质量极差，在洛阳航校毕业生中，有的只会起飞和降落，别的就没有学过，意大利在南昌装配的战斗机在战斗中自身就起火，不具备战斗力，只能当运输机用。凡此种种，陈纳德虽很失望，但凭着他对宋美龄的钦佩，他尽其所能，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出谋划策。经航空委员会批准，陈纳德便把中国空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同时，选派学员到美国去培训。在抗日战争期间，陈纳德所指挥的那支空军志愿队，叫“飞虎队”，在中国家喻户晓。
宋美龄除聘请了陈纳德的美国航空队外，自己凭着深厚的英文水平，钻研外文书刊上的飞机制造、构件、性能等各种理论，她本来在青少年时期留学美国十年，学的是英国文学，对飞机制造、空军一窍不通，可是，她却有这份毅力，不懂就苦钻苦学，以便更好地发挥秘书长领导作用。
除行政工作外，写宣传文章、评论时局、鼓舞斗志，也是宋美龄的专长。
1937年3月12日，她在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中国之航空》上发表了一篇《航空与统一》，着力强调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中国航委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概况及其展望，认为“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展，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伟大。飞机清除距离的能力和促进边省与各省间，或边省与中央间的密接而消除误会猜疑，恰好成为正比例。中国不久以前，既没有飞机场，又没有飞机，如今于航空总场以外，凡是全国各城市，虽短距离间，也都筑有临时机场，必要时可随时降落，以策飞行的安全，日后并将随时增辟，原有机场必将改良扩大……将来各大城市必定建精良的机场和航空交通设施，到那时，中国在航空发达的诸国之间，也将获得相当地位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侵略，如不准中国以现金向美国购买飞机运送出，却供给日本汽油、机器零件等等，宋美龄非常气愤，于10月12日发表《中国固守立场》予以斥责，指出“日本已在上海使用飞机，疯狂地轰炸中国”，造成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后，美国政府竟然还“禁止船舶运输军火来华，并且拒绝颁发美籍教练员赴华的护照”，是阻挠我们寻觅自卫的途径，并且间接地帮助敌人，完成他们打击我国至屈膝的威胁。这种意欲保持中立的举动，实则不过是助纣为虐，还有什么疑义呢？
文章义正辞严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中立”动机与实质，说出了蒋介石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同时也促使国人对航空事业的重视，并争得了正义之国对中国空军建设的援助与积极支持。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
宋美龄亲自领导组建的中国航空委员会和中国空军部，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初，航空委员会正式成立空军作战前敌总指挥部，宋美龄的副手周至柔任总指挥，8月4日，即淞沪抗战前夕，就下达战斗动员令，做出周密部署：
第一大队留驻南昌，负责空运支援任务；
第二大队进驻绥阳，警戒中原，相机对上海作战；
第三大陆进驻句容，警卫首都南京的领空；
第四大队进驻河南周家口，监视中原日军动态，准备作战；
第五大队进驻江都，负责监视津浦路和上海方面的日军动态；
第九大队进驻信阳，相机进驻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中国空军总共有飞机600架，上述的第三、四、五队属驱逐机大队，能作战的仅近一半。而日军有飞机3000架，仅用于上海战场就有400余架，且在上海建有飞机场，起飞距离前线不超过5英里，可以从容往返、补充燃料和弹药，日空军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
尽管中、日空军力量差异悬殊，但在宋美龄等人的敦促、鼓动下，可敬的空军将士们，毫不畏缩地勇敢参战，给敌人以严重打击。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14日，中国飞机27架，在大雨滂沱中，紧急从周家口飞往笕桥，分途拦截敌机，经极力奋战，击落敌机3架，首获光荣战绩，消息传遍全国，许多城市大放鞭炮，庆祝胜利。周自柔还亲自带外国记者去察看日机残骸。
宋美龄对初战胜利，特别兴奋，除鼓励中国官兵们再接再厉发扬英勇战斗的精神外，她还建议把“八·一四”定为中国空军节，一直到若干年后，她还口口声声称：“我的空军”。
8月15日，敌机60余架分别轰炸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中国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敌机4架，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16架，协助第三、五大队在南京上空击落敌机14架。16日，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共击落敌机8架，伤数架。17日，我国空军又主动出击，轰炸在上海的敌军司令部及虹桥阵地，再击落敌机两架。19日，我空军袭击敌人在白龙港的航空母舰，结果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排水量1．3万吨，能搭载战斗机、攻击机和轰炸机共48架，是侵华日军第三舰队的主力舰之一，时在浙江舟山群岛一带游弋。
11月11日清晨，中国空军三架美制“诺斯罗普”式轰炸机偷袭日本“龙骧”号航母，几乎枚枚炸弹都命中目标，停在日航空母舰上的数十架飞机，倾刻淹没成一片大海中，中国机长徐卓元见轰炸目标基本达到，即下令返航。
对于这些战绩，作为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予以嘉奖，在各种场合都抓住机会表扬：“我的空军是好样的，是不可战胜的，是good的。”
1937年11月20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又把武汉列为攻击重点。中国空军毫不示弱，在武汉上空，中国空军与日军又进行了多次交锋，为1938年2月18日武汉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12架；5月29日第二次空战，击落敌机21架；5月31日第三次击落敌机14架。史称“三次武汉空战大捷”。
1938年春，宋美龄筹措了经费，同时又利用苏联贷给的5000万美元，购进了一批飞机，在南昌空战、粤北空战、归德空战、广州空战、南海之战中，都得到苏联援华空军的协作，加上1937年9月21日的太原空战之战果，共击落敌机115架，并俘日空军“驱逐之王”三轮宽少佐。保卫武汉战，共炸伤敌舰67艘，击沉23艘。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和佟彦博等共8人驾两架机飞往日本长崎去撒传单。行前宋美龄亲自接见了他们。飞机自5月19日15时23分由汉口起飞，到宁波加油，于23时48分再起飞，5月20日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撒下传单一万多张。传单内容写的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龄相依，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取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后又到福冈、久来米、佐贺等地，进行宣传，撒下《告日本国民书》和《告日本外交协会书》14万份。20日11时13分胜利返航。
飞机归回武昌时，新调任的钱大钧以总指挥的身份，穿戴一新，笑眯眯地去机场迎接，并由女儿送了鲜花。
第二天，中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重要位置报道了这次对日本的空袭，一致认为虽然撒的是纸片，但其威力比炸弹重得多，它重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作为中国空军创建者的宋美龄借一位诗人的话说：“这是花朵，这也是炸弹。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的抗战是一定要胜利的！”国外新闻媒体对此纷纷报道，称此举“胜于炸弹”，徐焕升和佟彦博这两位飞行员，从此也被誉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939年，宋美龄的副手周至柔由空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调复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学校迁至昆明。经整训，作战部队编成七个大队，共有飞机215架，另有四个苏联志愿大队。
11月4日，敌机27架空袭成都，轮番轰炸，我空军驱逐机队与地面高射炮队密切配合，协力对空作战，把敌称为“轰炸之王”的田大佐驾座，击落在成都前面的简阳县与仁寿县之间。
在1941年6月，宋美龄向美国购到P—40驱逐机100架，适美国陈纳德筹组的“美国志愿队”陆续来华助战。当年12月20日，连炸一年未遭抵抗的日机在空袭昆明时，突遇一批机首漆着鲨鱼牙龄的美国P—40S战斗机，遭受重创，鼠窜回河内基地，中国人民所称的“飞虎队”，开始在中国战区建功。日机在河内基地，并不甘心。1941年冬，日军又聚集各型飞机450余架，企图南北夹击吞并整个中国，势态十分严重。
1942年1月24日，中国空军在“飞虎队”的配合下，远征日军占领下的越南，轰炸日军在河内、嘉林的机场，狠狠地炸毁了敌机几十架。后据报载：“我空军轰炸大队猛炸敌军日标，投弹二十余吨，敌损失奇重。”
在这年的5月间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分别轰炸敌人占据的汉口、宜昌、沙市等机场，击落敌机41架，伤敌舰23艘。随后，中美空军混合团加强配合，有效地协助陆军进行常德、豫西、长衡、桂柳等会战，共击落敌机216架，伤46架，击毁地面机149架，并炸毁敌军车400余辆，大小舰船600余艘，充分显示了中国空军的威力。
1942年12月28日，宋美龄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员，宋美龄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我国空军，而且我们全国都展开了双臂来欢迎各位。”宋美龄又以诗一般语句赞道：“当你们高翔天空时，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给全世界都看到……”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1946年，宋美龄不再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历史进入了另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