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从“农民”一词的来源所想到的

本人正在写一本英文的关于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书。前一阵子将书稿的一部分寄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将这一部分书稿寄给匿名评审员。一个评审员对我提出的问题是，我没将英文中的“peasant”，“farmer”，“villager”之间的区别讲清楚。为此，我开始研究中国“农民”一词的来源。在研究过程中，我读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马瑞恩·科恩（Myron Cohen）1993年写的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发明：以中国‘农民’为例”（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  很受启发。    在英文中，或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peasant 一词指的是前现代化社会中务农的人员，带有贬义，因为peasant 常与没文化，落后，迷信等联系起来。而在马克思主义字典中，peasant 变成了封建社会的一部分。本来封建社会（feudalism）指的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即：君主，封臣（或诸侯）与土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君主将土地封给诸侯，诸侯反过来对君主效忠，并向君主提供军事服务（即替君主打仗）。其实这里没有peasant什么事。而马克思定义的封建社会里，君主和封臣都是生产力土地的占有者，是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但马克思所说的农民一般是有人身依附的农民，即农奴。这一农民的概念其实不适用中国农村务农的人，因为中国历代农民都基本上是自由人，并不依附任何人。马克思的这一封建社会概念更适用于没有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因为它有人身依附的农奴制度。显然，peasant一词，不管是从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上来看，都有很强的文化与政治色彩，是从西方套用在中国务农者的身上。
那“农民”一词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呢？其实它来自于日本，就像很多中国现代词汇一样，如：民主，经济，政治，包括“封建”一词，等等现代词汇一样都来自于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将很多西方的概念和做法引进日本，但在日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词，结果就用中国汉字（kanji）来表达。日本将peasant一词翻译成“农民”。正像科恩教授所讲，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词典里还没有农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将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称为“农家”，“农户”，“务农者”，“农夫”，“农人”，“庄稼汉”，“庄户”，等等。这些词翻译成英文都可以译为“farmer”。自从“农民”一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之后，就成了形容中国务农者的一个贬义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此时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西方那里的peasant都演变为farmer了。而中国的务农者却从farmer变成（或退到）peasant.
“农民”一词在五十年代中国实行城市、乡村二元户籍制后，就被牢牢地钉在中国务农者的头上，成了一个固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定义。除了在文革当中，农民一词一直是多带有贬义，甚至是骂人的话，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了，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不愿意管自己叫农民，而是愿意说他们是从农村来的或家住农村。）由于农民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名称，所以产生了许多在西方人看来很矛盾的词汇，如“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农民工（人）”，“农民大学生”，甚至“农民知识分子”等等。这些名词之所以是矛盾的是因为农民（peasant）一词在西方指的是非工业、非商业、落后的务农人员。如果一个人经商，或开工厂，或在城市里做工人，不以务农为生，那他就不是农民了。
科恩教授建议海外学者不要再用peasant一词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因为它很不准确。
那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放弃“农民”这一词汇，因为“农民”是从peasant一词翻译来的。首先，像前面所讲的，中国务农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农民。其次，中国改革以来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现在中国农村还有多少农家全家人完全从事自济自足的农业经济（subsistence-oriented economy）？中国现在有数亿农民工在城市了打工，还有多少农家家中丈夫，或妻子，或子女不在城里打工？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种地？实际上，中国农民在过去三十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其实，中国农村务农者在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也不能被称为农民，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作，挣工资（以工分的形式）。 严格讲，公社社员是农业工人。再次，中国农民的文化、意识在最近几十年夜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愚昧、落后、无知的农民？他们展现的那种离家背井，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的精神，正是英克勒斯和史密斯所定义的“现代人”。 笔者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都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农村居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认同度，他们的政治宽容度，不比城市居民低。还说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和迷信是一种不符合实际和歧视的说法。现在城市里逢年过节有多少人去寺庙烧香拜佛？所以我主张“农民”一词从中国消失，或将之变成历史名词。我们可以称呼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为“务农者”，“农户”，“农业工作者”等等。
要彻底铲除“农民”一词，首先我们要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据我所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这样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有这样一种歧视的户籍制度不是中国的骄傲，它造成了很多悲剧。前些日子我在北京住饭店，遇上该饭店打扫房间的一位女清洁员。她是从四川农村来的，到北京快二十年了。她的先生来自山西农村，他们是在北京相爱结婚，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由于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所以这些年一直要交高额的赞助费让儿子在北京上小学、中学。明年儿子要考大学，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要回原籍考试，为了准备考试，他必须提前一年回他父亲的家乡山西的一个县城上一年学。这位女士最近很焦虑，在给儿子打电话时了解到，小孩情绪一直不好，成绩在下降。小孩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从小一直生活在北京，与其他北京小孩无任何区别，就是个北京人。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与周围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比别人矮一头，还要远离父母去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读书，他连山西地方话都听不懂，而当地老师经常用方言讲课。这位女士担心她儿子高考成绩不会太好，这样会影响他一辈子。本来他们夫妻来北京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也希望儿子接受好的教育，有出息，会胜过他们。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跳过户籍这一关。最近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完全取缔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农民这一称呼，让上面提到的那种家庭悲剧不再发生。 （作者为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注解：
 
Myron L. Coh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 Daedalus, Vol. 122, No. 2 (1993), pp. 151-170
Ibid., p. 167
See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