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塑料袋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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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进 2008-04-14
“姑娘，给多套一袋儿。”在北京双井家乐福超市收银台前，一位50多岁的男子很认真地对收银员说。收银员却并没有做出反应，即便这位购物者在掏钱支付62元货款的时候，又重复表达了一次再要一个塑料袋的想法。转瞬间，收银员开始扫描下一个顾客的货品了，当问及为何不给那个男子塑料袋的时候，她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回答说：“最近都多要袋儿，哪有那么多啊？”
类似场景并不仅仅发生在4月初的北京家乐福超市，全国很多零售店铺都在发生。背后起源则是200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注明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甚至基于熟谙中国流通商业规则的习惯，这则通知更明确指出：“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很显然，一场彻底清剿塑料袋的运动，正在2008年的中国商业流通领域上演。
正因为即将到来的塑料袋限制，很多超市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白色污染，这个词语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接近15年了，而塑料袋的泛滥使用，已经在消费道德感上将两者无形中拉近了。谁都明白塑料袋不可降解，且泛滥使用难以管控，存在着长期污染土地和水源的问题，可似乎中国普通人对于塑料袋的使用，已经成了一种近乎依赖的习惯。当迪亚天天超市在2005年初开始对塑料袋使用收费时，大多数人都报以赞许的眼光，从环保积极分子到普通消费者，面对媒体的质询时，应答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己今后随身携带布袋的想法。可现实情况呢？
从“7－11”便利店到大超市沃尔玛，从2005到2007年，那些依旧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主流超市，保持着每年17%的平均开店速度，而不再发放塑料袋的迪亚天天，却并没有遍地开花。在没有正式对塑料袋使用做出规定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择表明了态度——尽管谁都知道塑料袋的污染问题，却依旧是利己方便至上。“减少塑料袋联盟”的池田武在一次人民大学内部的讨论，实际上直接挑明了限制塑料袋的公众情绪问题，他说：“那些反对塑料袋收费的人，保护的并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一种浪费习惯。如果采用替代品，只会是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导致另一种浪费。因为有人误以为替代品是环保的，多用也没关系，但实际上不管是纸袋还是可降解塑料袋，对环境的压力都很大。某些研究显示，纸袋的环境成本比塑料袋还高。”
回望塑料袋在中国消费领域的普及，也不过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事情，伴随超市和快餐文化的发展，方便至上，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品。尽管菜篮子、米袋子，这样的字眼依旧是百姓提及生活质量常用的词语，可现在去买菜谁还带菜篮子呢？塑料袋作为化学工业最廉价的派生品，彻底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国城市消费者对于塑料袋的习惯性依赖，从某个角度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过度现代化表达。”专门研究社会公共趋势的高松对塑料袋限制有自己的看法，他解释道，“塑料袋之所以能迅速被中国消费者接受，除了廉价和方便，更暗含着快速社会变化的现代性，在公众对于环保意识和消费道德没有群体性觉醒之前，塑料袋就代表着流行普及性。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家庭流行买电镀椅子，而认为木头家具陈旧一样，塑料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潜意识中承载了很多它本身无法承载的东西。”
几年前一个叫约瑟夫·纳托利的学者，写了一本名为《新兴市场的力量》的金融研究著作，在论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会之外，也从社会现实角度考量了新兴现代社会的问题，其中描述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兴市场崛起，从政府到每个消费者，对于方便效率的追求，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方向。从6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中国，从90年代的巴西到现在的越南，人们可以迅速放弃以往的老习惯，迷恋上代表现代化的新习惯，追求效率和便捷，压倒了经验主义和人们对环境危害的最后疑虑。一旦民间先行者尝试了某项快速技巧，很快就会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传播开，对于新事物的恐慌性投机心理，往往是政府根本无法控制的。塑料袋在中国商业流通中的演进，恰恰印证了约瑟夫·纳托利的判断。
那么塑料袋的社会快速流行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独有的事情吗？大前研一在写那本著名的《M型社会》，论述中产阶级的消失之前，据说曾进行过长达10年的微观经济调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对日本超市的研究，从侧面不难发现日本零售领域对于塑料袋是如何上瘾的。类似罗森这种街头24小时便利店，招收学徒的时候有一项基本的职业操作技巧，必须店长亲自考试合格才能上岗，这项技能考核就是撑开塑料袋。大前研一的研究团队发现，从1986年开始，24小时便利店开始全面以超薄塑料袋包装物品，以前用纸包裹肉食的操作手册被废弃。最初的上岗指标要求学徒每分钟捻开并翻转撑起12个塑料袋，1990年这个速度被提高到了22个，1995年更达到了惊人的27个。流转商业的效率，成为塑料袋联结普通人生活节奏的关键点，便利店所推崇的快速消费理念，才是塑料袋在全球流行的最有力推手。尽管大前研一的研究仅限于日本，可优化效率而非利润率的80年代经济特色，确实从侧面为塑料袋的全球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在日本这类发达市场也跟着新兴市场国家前后脚掉入对塑料袋的商业迷恋时，道德觉醒，成为考验不同社会自发反应能力的新准绳。新世纪风起云涌的环保浪潮恰恰率先在欧洲和日本兴起，这被著名经济学者戴维·弗里德曼定义为，非资源型经济的反弹性绿色反思。日本几乎是第一批考虑限制塑料袋的国家，厚生省多次以立法草案的方式向塑料袋开战，可大多数图省事的市民一次次抗议，最终日本政府只能向商场下达硬性命令，顾客在结账时需要为塑料购物袋付费，自备购物袋的顾客将获得积分优惠。实际上，中国以6月1日为限期的塑料袋限制令，也完全可以被视作全球道德觉醒的一部分。早在2002年，孟加拉国就已经开始了严格的塑料袋限制，整个孟加拉国315家塑料袋工厂全部关门，谁要从国外进口塑料袋，最高可以判刑10年，发放塑料袋者可以被当场拘留，最多监禁6个月。与孟加拉国对塑料袋限制实施重典不同，欧洲国家祭起了重税的套路，爱尔兰在2002年启动了塑料袋税，对每个购物塑料袋征税15欧分，这个税额更是在2007年提高到了22欧分。德国最为夸张，一个塑料袋要价0.5欧元。肯尼亚则计划在目前塑料袋120%的消费税之外，再附加一项污染税，一旦实施，塑料袋价格将是以前的660%。甚至至今未签订《京都议定书》、且一贯崇尚粗狂主义的美国社会，也开始迎合这场全球化的反塑料袋浪潮，旧金山市在今年1月20日成为美国第一个消灭塑料袋的城市。如此看来，中国选择在2008年6月1日，以行政指令的形式表达对塑料袋的决断，很大程度上是在顺应反塑料袋的全球潮流，更是在填补自己与国际环保道德觉醒的鸿沟。尽管这则限制令，已经让数以万计的塑料袋生产工人失去了工作，并且让普通最终消费者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超市迷失于可降解塑料袋、纸袋、布袋的替代选择之中。■
塑料袋的科学迷思
◎姬十三
尽管美籍比利时人列奥·贝克兰（Leo Baekeland）早在20世纪初就发明了第一种合成塑料——酚醛塑料，揭开了塑料史的序幕，但当时这种材料是作为天然绝缘材料虫胶的替代品开发出来的，硬邦邦的材质无法让人和塑料袋联系起来。事实上，那些用来制成种种现代文明产物诸如足球、尼龙、涤纶等等的材料（例如聚酰胺、聚苯乙烯、聚丙烯），前后费了几十年，才一一现身于庞大的塑料王国中。
因此，塑料袋的真正“起跑点”应该追溯到1933年。当时，埃里克·福西特（Eric Fawcett）和雷金纳德·吉布森（Reginald Gibson）是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化学工程师。一天早晨，他们俩决定尝试将乙烯与苯甲醛在高压环境下进行反应，实验后，他们发现仪器看起来像在石蜡中浸泡过一样。事实上，他们已经发明了聚乙烯。
两年后，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开发出工业生产聚乙烯的方法，很快，这种材料就被应用到第一批环球电缆的制造上。“二战”期间，聚乙烯作为雷达制造中的重要成分，赢得了英雄般的地位。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这种材料。这种合成产品主要可分成硬、软两种形式，前者常被用来包扎管子，后者则被用来包装香肠、制成软的绝缘层。
将聚乙烯材料制成塑料袋，则要归功于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工程师哈利·华斯克（Harry Wasylyk）。1950年，当地市政府要求他想出一个办法在机器收集垃圾的时候别让垃圾随意滚落。一开始，他试图设计一种复杂的真空清洁器，有一天，一个朋友跟他聊起说需要一个装垃圾的袋子，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很快，以聚乙烯为原料制造的塑料垃圾袋问世了，最初的用户是温尼伯市的医院，后来，家用的塑料袋上场了。
现今，塑料袋的历史刚过半百，它的使用似乎到了一个鼎盛期——全世界每年要消耗5000亿到1万亿个塑料袋。据估计，每5个袋子中起码有4个塑料袋。
另一方面，塑料袋受到的指责不绝于耳。2002年10月，英国《卫报》曾把塑料袋评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之一。由于它的廉价和实用，使我们这个星球上充满了无数的塑料袋，其中大部分都不再有可能被使用——或堆积在我们的厨房里，或丢弃在荒野。
塑料袋的难以降解性是它最被诟病的。经常有人说，塑料袋要花费500年才能在自然界中被降解。它的存在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污染地下水，堵塞输水管道……烧掉？塑料垃圾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影响人体健康。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塑料袋的历史不过50多年，怎么计算出500年的降解期呢？
事实上，并没有第一手资料显示塑料袋的降解率。通常，在测试垃圾的降解率时，科学家用一种被称为“呼吸运动计量法”的方法。研究者将作为测试品的垃圾——例如报纸或香蕉皮——放在一个富含微生物的容器中，然后将其暴露在空气中。接下来，微生物会一点点地吸收样本，并生成二氧化碳。生成的二氧化碳水平被认为是衡量降解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呼吸运动计量法”对测试报纸和香蕉皮的降解率尤为方便，例如，报纸需要花费2到5个月完成生物降解，而香蕉皮只需要几天就够了。但是，当科学家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塑料袋进行测试时，却发现毫无动静，根本没有二氧化碳的产出。
原因很简单，塑料袋是由聚乙烯制成的，这种材料是不能被生物降解的。不过先别急，尽管标准的含聚乙烯的塑料袋不能进行生物降解，但它们却可以见光分解。
当被置于阳光下时，聚乙烯内部的聚合链会由强变弱，然后开始破裂，破裂后的聚乙烯分子最终会变成小颗粒。然而，迄今为止科学家也不能够确定塑料袋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被降解，有人认为是500年，其他更保守的估计是1000年。根据塑料专家的意见，真实的答案是“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但事实上，任何垃圾的降解都得置于合适的环境中。乌干达在限制塑料袋时，曾有官员表示希望民众改用香蕉树叶来包裹物品。但其实，如果掩埋不得法，即使香蕉树叶都很难降解。如今，出于卫生原因，垃圾堆常被结结实实地掩埋起来，并用水泥隔绝，以防止气味流窜。这样一来，垃圾堆就成了一个“垃圾坟场”，接触不到空气、水和阳光，这也意味着微生物降解过程很难进行，即便是普通的垃圾也将变得很长命。
另一种很容易降解的材料——纸袋，常成为人们用来抵制塑料袋的替代品。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如今的纸袋已经变得很结实，可以广泛用于各种环境中。这样看，似乎没有理由不选择纸袋。
但是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算的是另外一笔账。制作纸袋需要消耗木材，这意味着一旦舍弃塑料袋而选择纸袋，大量的树木就要被砍伐。循环利用塑料袋所需的能量，要比循环利用同样的纸袋所需的能量少91%；而生产一个纸袋所需的能量，是生产一个塑料袋的4倍多。纸袋比同等大小的塑料袋要重4倍，因此在运输过程中所需要的耗能也就更高，还意味着在处理垃圾时需要更多的空间。事实上，制造同等用途的纸袋要比塑料袋多产生70%的空气污染和50倍的水污染。看来，无论是纸袋还是塑料袋甚至布袋，要做到环保，都得注意循环使用它们。此外，廉价易得的生物降解塑料正在不断研发中，这也是解决这一争端的另一种途径。
塑料袋受到的另一指控是，它每年要杀死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和100万只海鸟——因为大量漂浮在水面上的塑料袋可能将海洋生物缠住，令它们行动不便，塑料制品还可能被这些可怜的动物当做海草吃了下去，引起它们的胃部不适、生育能力下降，甚至死亡。同样，农田里的废农膜、塑料袋等也可能引起牲口误食而死亡。
但是最近《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一控诉可能缺乏科学依据。真正的海洋杀手是那些丢弃在水中的渔网、橡皮管、渔船废弃物等等，塑料袋对大多数的海洋哺乳动物如鲸鱼、海豚来说都太小了，对它们不会造成大问题。
文章指出，那个造成误会的数字其实是来自1987年加拿大研究者在纽芬兰岛的一项调查。当时研究者发现，在1981到1984年间，超过10万只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鸟类）死于废弃的渔网。当时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及塑料袋。
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海洋生物学家吉奥夫·鲍科斯尔（Geoff Boxshall）告诉《泰晤士报》：“我个人从未见过鸟死于塑料袋，事实上，海洋中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的危害要大得多，只有小部分问题是塑料袋造成的。”的确，塑料世界的成员太多了，塑料袋只是个出头鸟。■
纠结的塑料袋经济账
年产值22亿元、年产量25万吨、拥有2万名员工、市场占有率60%的河南遂平华强塑料有限公司宣布破产，给这纸“限塑令”抹上了些许悲怆色彩。
记者◎董璐
“这是对行业的重新洗牌。”北京华博安石降解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鲁竭力抑制住话语中的兴奋。华博安石是第一家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将产品送检的公司，李小鲁做了15年的可完全生物降解树脂材料（Biodegradable Starch Resin，简称BSR）的开发和研究，将可降解材料从塑料制品中的5%逐渐提升到了100%，这让他每年在海外市场挣得近2000万元的营业额，但是在国内的销量却是零。一纸禁令让李小鲁看到了可降解塑料袋的希望，这就是遂平华强（含漯河华强）让出的60%的市场。
……
“姑娘，给多套一袋儿。”在北京双井家乐福超市收银台前，一位50多岁的男子很认真地对收银员说。收银员却并没有做出反应，即便这位购物者在掏钱支付62元货款的时候，又重复表达了一次再要一个塑料袋的想法。转瞬间，收银员开始扫描下一个顾客的货品了，当问及为何不给那个男子塑料袋的时候，她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回答说：“最近都多要袋儿，哪有那么多啊？”
类似场景并不仅仅发生在4月初的北京家乐福超市，全国很多零售店铺都在发生。背后起源则是200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注明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甚至基于熟谙中国流通商业规则的习惯，这则通知更明确指出：“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很显然，一场彻底清剿塑料袋的运动，正在2008年的中国商业流通领域上演。
正因为即将到来的塑料袋限制，很多超市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白色污染，这个词语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接近15年了，而塑料袋的泛滥使用，已经在消费道德感上将两者无形中拉近了。谁都明白塑料袋不可降解，且泛滥使用难以管控，存在着长期污染土地和水源的问题，可似乎中国普通人对于塑料袋的使用，已经成了一种近乎依赖的习惯。当迪亚天天超市在2005年初开始对塑料袋使用收费时，大多数人都报以赞许的眼光，从环保积极分子到普通消费者，面对媒体的质询时，应答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己今后随身携带布袋的想法。可现实情况呢？
从“7－11”便利店到大超市沃尔玛，从2005到2007年，那些依旧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主流超市，保持着每年17%的平均开店速度，而不再发放塑料袋的迪亚天天，却并没有遍地开花。在没有正式对塑料袋使用做出规定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择表明了态度——尽管谁都知道塑料袋的污染问题，却依旧是利己方便至上。“减少塑料袋联盟”的池田武在一次人民大学内部的讨论，实际上直接挑明了限制塑料袋的公众情绪问题，他说：“那些反对塑料袋收费的人，保护的并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一种浪费习惯。如果采用替代品，只会是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导致另一种浪费。因为有人误以为替代品是环保的，多用也没关系，但实际上不管是纸袋还是可降解塑料袋，对环境的压力都很大。某些研究显示，纸袋的环境成本比塑料袋还高。”
回望塑料袋在中国消费领域的普及，也不过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事情，伴随超市和快餐文化的发展，方便至上，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品。尽管菜篮子、米袋子，这样的字眼依旧是百姓提及生活质量常用的词语，可现在去买菜谁还带菜篮子呢？塑料袋作为化学工业最廉价的派生品，彻底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国城市消费者对于塑料袋的习惯性依赖，从某个角度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过度现代化表达。”专门研究社会公共趋势的高松对塑料袋限制有自己的看法，他解释道，“塑料袋之所以能迅速被中国消费者接受，除了廉价和方便，更暗含着快速社会变化的现代性，在公众对于环保意识和消费道德没有群体性觉醒之前，塑料袋就代表着流行普及性。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家庭流行买电镀椅子，而认为木头家具陈旧一样，塑料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潜意识中承载了很多它本身无法承载的东西。”
几年前一个叫约瑟夫·纳托利的学者，写了一本名为《新兴市场的力量》的金融研究著作，在论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会之外，也从社会现实角度考量了新兴现代社会的问题，其中描述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兴市场崛起，从政府到每个消费者，对于方便效率的追求，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方向。从6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中国，从90年代的巴西到现在的越南，人们可以迅速放弃以往的老习惯，迷恋上代表现代化的新习惯，追求效率和便捷，压倒了经验主义和人们对环境危害的最后疑虑。一旦民间先行者尝试了某项快速技巧，很快就会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传播开，对于新事物的恐慌性投机心理，往往是政府根本无法控制的。塑料袋在中国商业流通中的演进，恰恰印证了约瑟夫·纳托利的判断。
那么塑料袋的社会快速流行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独有的事情吗？大前研一在写那本著名的《M型社会》，论述中产阶级的消失之前，据说曾进行过长达10年的微观经济调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对日本超市的研究，从侧面不难发现日本零售领域对于塑料袋是如何上瘾的。类似罗森这种街头24小时便利店，招收学徒的时候有一项基本的职业操作技巧，必须店长亲自考试合格才能上岗，这项技能考核就是撑开塑料袋。大前研一的研究团队发现，从1986年开始，24小时便利店开始全面以超薄塑料袋包装物品，以前用纸包裹肉食的操作手册被废弃。最初的上岗指标要求学徒每分钟捻开并翻转撑起12个塑料袋，1990年这个速度被提高到了22个，1995年更达到了惊人的27个。流转商业的效率，成为塑料袋联结普通人生活节奏的关键点，便利店所推崇的快速消费理念，才是塑料袋在全球流行的最有力推手。尽管大前研一的研究仅限于日本，可优化效率而非利润率的80年代经济特色，确实从侧面为塑料袋的全球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在日本这类发达市场也跟着新兴市场国家前后脚掉入对塑料袋的商业迷恋时，道德觉醒，成为考验不同社会自发反应能力的新准绳。新世纪风起云涌的环保浪潮恰恰率先在欧洲和日本兴起，这被著名经济学者戴维·弗里德曼定义为，非资源型经济的反弹性绿色反思。日本几乎是第一批考虑限制塑料袋的国家，厚生省多次以立法草案的方式向塑料袋开战，可大多数图省事的市民一次次抗议，最终日本政府只能向商场下达硬性命令，顾客在结账时需要为塑料购物袋付费，自备购物袋的顾客将获得积分优惠。实际上，中国以6月1日为限期的塑料袋限制令，也完全可以被视作全球道德觉醒的一部分。早在2002年，孟加拉国就已经开始了严格的塑料袋限制，整个孟加拉国315家塑料袋工厂全部关门，谁要从国外进口塑料袋，最高可以判刑10年，发放塑料袋者可以被当场拘留，最多监禁6个月。与孟加拉国对塑料袋限制实施重典不同，欧洲国家祭起了重税的套路，爱尔兰在2002年启动了塑料袋税，对每个购物塑料袋征税15欧分，这个税额更是在2007年提高到了22欧分。德国最为夸张，一个塑料袋要价0.5欧元。肯尼亚则计划在目前塑料袋120%的消费税之外，再附加一项污染税，一旦实施，塑料袋价格将是以前的660%。甚至至今未签订《京都议定书》、且一贯崇尚粗狂主义的美国社会，也开始迎合这场全球化的反塑料袋浪潮，旧金山市在今年1月20日成为美国第一个消灭塑料袋的城市。如此看来，中国选择在2008年6月1日，以行政指令的形式表达对塑料袋的决断，很大程度上是在顺应反塑料袋的全球潮流，更是在填补自己与国际环保道德觉醒的鸿沟。尽管这则限制令，已经让数以万计的塑料袋生产工人失去了工作，并且让普通最终消费者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超市迷失于可降解塑料袋、纸袋、布袋的替代选择之中。■
塑料袋的科学迷思
◎姬十三
尽管美籍比利时人列奥·贝克兰（Leo Baekeland）早在20世纪初就发明了第一种合成塑料——酚醛塑料，揭开了塑料史的序幕，但当时这种材料是作为天然绝缘材料虫胶的替代品开发出来的，硬邦邦的材质无法让人和塑料袋联系起来。事实上，那些用来制成种种现代文明产物诸如足球、尼龙、涤纶等等的材料（例如聚酰胺、聚苯乙烯、聚丙烯），前后费了几十年，才一一现身于庞大的塑料王国中。
因此，塑料袋的真正“起跑点”应该追溯到1933年。当时，埃里克·福西特（Eric Fawcett）和雷金纳德·吉布森（Reginald Gibson）是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化学工程师。一天早晨，他们俩决定尝试将乙烯与苯甲醛在高压环境下进行反应，实验后，他们发现仪器看起来像在石蜡中浸泡过一样。事实上，他们已经发明了聚乙烯。
两年后，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开发出工业生产聚乙烯的方法，很快，这种材料就被应用到第一批环球电缆的制造上。“二战”期间，聚乙烯作为雷达制造中的重要成分，赢得了英雄般的地位。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这种材料。这种合成产品主要可分成硬、软两种形式，前者常被用来包扎管子，后者则被用来包装香肠、制成软的绝缘层。
将聚乙烯材料制成塑料袋，则要归功于加拿大温尼伯市的工程师哈利·华斯克（Harry Wasylyk）。1950年，当地市政府要求他想出一个办法在机器收集垃圾的时候别让垃圾随意滚落。一开始，他试图设计一种复杂的真空清洁器，有一天，一个朋友跟他聊起说需要一个装垃圾的袋子，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办法。很快，以聚乙烯为原料制造的塑料垃圾袋问世了，最初的用户是温尼伯市的医院，后来，家用的塑料袋上场了。
现今，塑料袋的历史刚过半百，它的使用似乎到了一个鼎盛期——全世界每年要消耗5000亿到1万亿个塑料袋。据估计，每5个袋子中起码有4个塑料袋。
另一方面，塑料袋受到的指责不绝于耳。2002年10月，英国《卫报》曾把塑料袋评为“人类最糟糕的发明”之一。由于它的廉价和实用，使我们这个星球上充满了无数的塑料袋，其中大部分都不再有可能被使用——或堆积在我们的厨房里，或丢弃在荒野。
塑料袋的难以降解性是它最被诟病的。经常有人说，塑料袋要花费500年才能在自然界中被降解。它的存在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污染地下水，堵塞输水管道……烧掉？塑料垃圾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影响人体健康。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塑料袋的历史不过50多年，怎么计算出500年的降解期呢？
事实上，并没有第一手资料显示塑料袋的降解率。通常，在测试垃圾的降解率时，科学家用一种被称为“呼吸运动计量法”的方法。研究者将作为测试品的垃圾——例如报纸或香蕉皮——放在一个富含微生物的容器中，然后将其暴露在空气中。接下来，微生物会一点点地吸收样本，并生成二氧化碳。生成的二氧化碳水平被认为是衡量降解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呼吸运动计量法”对测试报纸和香蕉皮的降解率尤为方便，例如，报纸需要花费2到5个月完成生物降解，而香蕉皮只需要几天就够了。但是，当科学家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塑料袋进行测试时，却发现毫无动静，根本没有二氧化碳的产出。
原因很简单，塑料袋是由聚乙烯制成的，这种材料是不能被生物降解的。不过先别急，尽管标准的含聚乙烯的塑料袋不能进行生物降解，但它们却可以见光分解。
当被置于阳光下时，聚乙烯内部的聚合链会由强变弱，然后开始破裂，破裂后的聚乙烯分子最终会变成小颗粒。然而，迄今为止科学家也不能够确定塑料袋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被降解，有人认为是500年，其他更保守的估计是1000年。根据塑料专家的意见，真实的答案是“一段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但事实上，任何垃圾的降解都得置于合适的环境中。乌干达在限制塑料袋时，曾有官员表示希望民众改用香蕉树叶来包裹物品。但其实，如果掩埋不得法，即使香蕉树叶都很难降解。如今，出于卫生原因，垃圾堆常被结结实实地掩埋起来，并用水泥隔绝，以防止气味流窜。这样一来，垃圾堆就成了一个“垃圾坟场”，接触不到空气、水和阳光，这也意味着微生物降解过程很难进行，即便是普通的垃圾也将变得很长命。
另一种很容易降解的材料——纸袋，常成为人们用来抵制塑料袋的替代品。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如今的纸袋已经变得很结实，可以广泛用于各种环境中。这样看，似乎没有理由不选择纸袋。
但是经济学家和环保人士算的是另外一笔账。制作纸袋需要消耗木材，这意味着一旦舍弃塑料袋而选择纸袋，大量的树木就要被砍伐。循环利用塑料袋所需的能量，要比循环利用同样的纸袋所需的能量少91%；而生产一个纸袋所需的能量，是生产一个塑料袋的4倍多。纸袋比同等大小的塑料袋要重4倍，因此在运输过程中所需要的耗能也就更高，还意味着在处理垃圾时需要更多的空间。事实上，制造同等用途的纸袋要比塑料袋多产生70%的空气污染和50倍的水污染。看来，无论是纸袋还是塑料袋甚至布袋，要做到环保，都得注意循环使用它们。此外，廉价易得的生物降解塑料正在不断研发中，这也是解决这一争端的另一种途径。
塑料袋受到的另一指控是，它每年要杀死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和100万只海鸟——因为大量漂浮在水面上的塑料袋可能将海洋生物缠住，令它们行动不便，塑料制品还可能被这些可怜的动物当做海草吃了下去，引起它们的胃部不适、生育能力下降，甚至死亡。同样，农田里的废农膜、塑料袋等也可能引起牲口误食而死亡。
但是最近《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一控诉可能缺乏科学依据。真正的海洋杀手是那些丢弃在水中的渔网、橡皮管、渔船废弃物等等，塑料袋对大多数的海洋哺乳动物如鲸鱼、海豚来说都太小了，对它们不会造成大问题。
文章指出，那个造成误会的数字其实是来自1987年加拿大研究者在纽芬兰岛的一项调查。当时研究者发现，在1981到1984年间，超过10万只的海洋哺乳动物（包括鸟类）死于废弃的渔网。当时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及塑料袋。
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海洋生物学家吉奥夫·鲍科斯尔（Geoff Boxshall）告诉《泰晤士报》：“我个人从未见过鸟死于塑料袋，事实上，海洋中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的危害要大得多，只有小部分问题是塑料袋造成的。”的确，塑料世界的成员太多了，塑料袋只是个出头鸟。■
纠结的塑料袋经济账
年产值22亿元、年产量25万吨、拥有2万名员工、市场占有率60%的河南遂平华强塑料有限公司宣布破产，给这纸“限塑令”抹上了些许悲怆色彩。
记者◎董璐
“这是对行业的重新洗牌。”北京华博安石降解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鲁竭力抑制住话语中的兴奋。华博安石是第一家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将产品送检的公司，李小鲁做了15年的可完全生物降解树脂材料（Biodegradable Starch Resin，简称BSR）的开发和研究，将可降解材料从塑料制品中的5%逐渐提升到了100%，这让他每年在海外市场挣得近2000万元的营业额，但是在国内的销量却是零。一纸禁令让李小鲁看到了可降解塑料袋的希望，这就是遂平华强（含漯河华强）让出的60%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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