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一直都是试验田_

“许多外国人并不知道深圳在哪里，但是他们知道中国有个深圳证券交易所。”说起这句话时，66岁的禹国刚难掩笑容。

1990年12月1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悄然诞生。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人们都以新奇、迟疑的目光，揣测着这个新生儿的命运。没有谁会料到，当时的这个“婴儿”已成长为全球融资额最大的资本市场，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亿万普通人的观念。

今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30岁的生日，而深交所也即将步入20岁的年华。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和筹备者、创建者之一，禹国刚说，深交所不仅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更已成为深圳特区的一张特殊名片。

抢闸出生

深圳和上海，谁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这恐怕是历任证监会主席都不愿提及的问题。然而，关于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股份制改革萌芽出现在深圳这一点，却是毫无争议的。

从1982年深圳宝安率先发行1300万股票，到1988年4月1日深发展在深圳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股份制”和“股票”的概念从深圳这个边陲小城逐渐发散到全国。而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规定》后，“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更是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钱从哪里来？”每个特区领导人的心里都画下了大大的问号。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在邓小平这样的讲话背景下，特区政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李灏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考察。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有金融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李灏备受启发：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

自此开始，深交所的筹备工作被提上日程。

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组长。而早前曾被派往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禹国刚，也被这位原来的老领导从深圳市中国银行里调出来，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

“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组织人马，翻译香港的一套法律文件。然后，按照李灏早就提出的移植借鉴的指示，结合深圳特区实际，起草特区证券市场相应的法规草案，供市政府研究。”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短短五个月，他所在的专家小组翻译了《香港证券条例》、《香港联交所组织大纲》等资料共计超过200多万字。

而在随后的资料修订过程中，他们更是得到了由中信、光大等九家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组建的“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大力协助，并将这些资料汇集印刷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

然而，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过热的现象，却一度使深交所陷入“难产”。

由于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供需严重失衡，交割手段比较落后，非法场外交易盛行。而恰在此时，《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写了一篇内参，传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那里。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反应强烈。

“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证券市场的幼苗面临被剔除的危险。”禹国刚说。

除此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股份所有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有着较大的争论，甚至在1990年5月禹国刚等人赴京申报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都差点被改成“深圳证券市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尽管深圳最早向中央申报，但深交所的“出生证”却迟迟未能拿下。而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上海方面因为要配合开发浦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直接借鉴了深圳固有资料与经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呼之欲出。因此，深沪之间，谁能拔得头筹，成为一场暗中的角力赛。

因此，在得知上交所已准备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之后，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深圳市领导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并当即拍板：不管有没有“出生证”，10天后，深交所这个孩子一定准时出生！

于是，1990年12月1日，在没有鲜花与镁光灯的关照下，深交所悄然开业。

“假如不是李灏及时拍板，假如我们不抢在上海前面，恐怕深交所的诞生还要被推迟很多年，甚至不可能出生。”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但是，这正是特区‘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磨难重重

深交所的诞生一波三折，但即使在它出生以后，仍经历了重重磨难。

1991年，先前柜台交易时期潜伏的股市狂热后遗症逐步显露。深交所开业以后，股市连续暴跌10个月，震惊全国。巨大的压力笼罩在深圳的上空。

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副市长张鸿义连续四次召开“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关键问题是大家对股票这个东西还不太了解，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是个底，所以大家都不敢拿钱出来。”这个时候，禹国刚急了，8月25日的会议后，他和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当晚先后到李灏、郑良玉和张鸿义家，请示筹资2亿元用于“救市”大决战，终于从市国投、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单位筹到资金，并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由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金明、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指挥“救市”。

1991年9月5日，深证股价指数由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跌至45点，股市市值已由50个亿跌至当日的35亿。发展银行股票跌至13.70元/股，其他几只股票跌得更惨。

“我们“救市”的策略是，稳住龙头—发展股，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股价改变局面，稳住大市。”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1991年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但随着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继续介入，从9月14-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10月10日，发展股冲到26元/股，其他股价也上来了。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了收市报136.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日成交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纪录。这次被誉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救市行动，终于告捷。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救市’措施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禹国刚说。也正是这一次“救市”先例，为今后的政府救市提供了参考经验。

可是，市场的稳定并未维系太久。时隔不到半年，深圳股市在一级市场发行1992年度新股时，又发生了所谓的8·10风波。

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新股发行还处于摸索阶段。在沪深两地，出现了一种新事物—“新股认购抽签表”，股民通过购买抽签表，可以获得申购新股的权利。而通常的情况是，一级市场申购到的新股，在二级市场就意味着财富的成倍增值。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没有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股指连飙两日，25日，行情触顶，报1429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股市能令人一夜暴富。

而深圳在8月初，就发布了第二次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的公告。1992年8月7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就抽签表发售接受《深圳特区报》的采访时称，当年深圳计划发行A股5亿股，预备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中签比例10%。

1991年深圳的新股认购抽签表首次发售，价格仅为1元一张。而此时，抽签表价格已经涨到100元一张，8月9日、10日两日在全市300个网点发售。每个身份证限购一张抽签表，每人限持10张，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

“于是，全国的身份证都一麻袋一麻袋地往深圳寄，在8月9日之前几天，发售网点门前就有人开始排队了，排队的人大概加起来有120万。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都紧紧地前胸贴后背地抱在一起，生怕队伍散了就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蔚为壮观。”原《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曾随同采访邓小平1984年南巡的李通波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然而，开售没多久，就传出消息称各网点新股认购抽签表先后售罄。随后，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曝光。于是，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市政府前，高呼“我们要股票”“我们要公平”等口号，场面十分混乱。紧急情况之下，深圳市政府只好决定再增发一倍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

“最令人气愤的，是8月11日的《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竟然称，10日的售表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聚众闹事云云。”李通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天上午看完报纸之后，他开着南方日报的车去市里参加新闻发布会。路上，他的车被同样愤怒的群众砸烂了挡风玻璃。

“他们显然并不是针对我所在的单位，而是因为对媒体说谎而生气。”而当天上午的发布会也因受到各大媒体记者的质疑而演变成声讨会，以致最后郑良玉不得不亲自赶到现场赔礼道歉。

据后来的清查，8·10风波中股票舞弊者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系统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涉案人员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尽管8·10风波与只负责二级市场运作的深交所毫无关系，但它却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禹国刚说。

“8·10”风波后，深圳股市的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而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

与此同时，上海股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 19%。这在上海股市，实在罕见。

情迷创业板

8·10风波后的两年，深圳市政府基本对于深交所的发展、建设、管理采取“不管”的态度，而1994年3月，深交所单方面宣布停止上新股的举措，更是被上交所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到了1995年夏天，深交所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995年8月，沪市发生了转配股非法流通上市的“长虹事件”。而对沪市发展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更是大伤了沪市元气。

到了1996年年初，有消息称，证监会当时已经有一个意见，准备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重新分工，要把深圳搞成一个叫科技板的市场。时任深交所总经理的庄心一立即写报告给当时的副市长武捷思，希望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说服证监会，宽限几个月。

神奇的是，1996年4月以后，大打“服务牌”的深市居然真的率先启动，在上市公司数、上市证券数、成交股数、成交金额、投资者数量等上升指标方面遥遥领先，1996年深市全年成交金额逾1.39万亿元。基本形成全国性市场。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

1999-2000年间，正是美国纳斯达克最火爆的年代。而作为几乎一样的深、沪两个交易所，如何避免同质化，则成为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块心病。

在听取了一些建议以后，朱镕基开始考虑将上海定位为主板市场，把深圳建成为二板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拟2000年度推出的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

“尽管创业板未能如愿推出，深交所也并未放下开拓创新的脚步。”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在深交所的创新与努力下，2004年5月17日，中小企业板正式开启，并于6月25日推出首批8只中小企业股上市交易。截至2005年秋季，共推出50家中小企业股挂牌买卖。

“这件事意义重大—既解除了深交所的生存危机，又开创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局面。”禹国刚说。因此，在他看来，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的终于推出，确实是“夙愿已达，来之不易”。

根据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近期发布201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IPO及二次融资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深交所已跃居成为全球融资金额最大的资本市场，而中国也再次成为全球IPO最活跃的国家。

有人认为，这一优异成绩，为其所在的特区献上了一份祝寿的“大礼”。

但也有人认为，从最先被开设，到一度险遭关闭，又到如今的创业板，作为一块试验田，深交所从未忘记自己“开拓创新”的使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一项项重任—正如深圳这座城市。

而深交所，也正和深圳一样，面临着下一轮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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