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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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
(2009-02-05 05:55:31)转载 标签:江南制造局
《申报》
鹰洋
三月
钱贵银
中国
杂谈
分类: 钱币论文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
叶世昌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一
钱贵的原因,一是由于铸钱减少。同治以后,因铜价上涨,铸制钱亏本,各钱局多不愿铸。光绪十二年,侍讲学士龙湛林奏请“规复制钱”,建议将制钱重量由原来的重1钱2分减为1钱。慈禧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工部堂官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他们讨论后提出以三年为期徐图规复的方案,经慈禧批准。但半年后又上奏说,“机器铸造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井疑虑”。慈禧览奏大为震怒,下旨将户部堂官全都“交部严加议处”,还要求规复制钱“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就绪,毋再迟延干咎”。⑤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改变不了各地对铸钱亏本的经济考虑,一年规复制钱只能是一句空话。光绪年间铸钱数量大减,钱价上涨成必然趋势。
钱贵的原因,二是由于私销严重。私销铜钱是历代封建王朝都存在的弊病,清朝也不例外。光绪年间铜价高涨,更促使私销行为的泛滥。私销制钱,或用来私铸小钱,或用来打造铜器。私销制钱有直接私销者和间接私销者。光绪八年有人指出:“贪夫玩法,习为故常,以铜六斤和入铅砂,铸私钱二十五千,利至厚也。钱肆主人则以千钱重六斤十两以上者,谓之铜坯,易私钱十四千,搀兑之数每百二三焉。又为铜器作坊拣选白铜、紫铜二色钱之极重者,每钱八百,偿以鹰饼一枚。”⑥这里所说的“贪夫”就是直接私销者,而某些钱店老板则是间接私销者。后者以每千枚重6斤10两以上的制钱提供给私铸者,换取私钱14千,在支付钱文时搭用百分之二三以获利。他们又拣选极重的白铜、紫铜制钱,卖给铜器作坊,每800钱可换取鹰洋一枚。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禁私毁制钱札文中指出:“本部堂访闻近年来各处市面制钱匮乏,多由各铜铺以铜价昂贵,毁钱为器,较之购铜为器利几数倍。遂于夜间密室,任意私毁改造器具,售卖渔利。此种奸商藐法妄为,实堪痛恨。”⑦可见私销风气之盛。
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所谓第三个原因,即铜钱外流。但这究竟是不是原因,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有人著文认为,江浙之钱流往北省,日人从辽东运钱回国。“东省虽非富有之地,而民问日用之钱为数奚止亿万计,虽未必尽为日人所有,而日人所取者当亦不少。日人将中国之物无不运回东瀛……则辽东一省之钱流入日本可知矣。”又说:“日本虽产铜,而现亦不足于用,故从前所铸宽永钱流入中国后,即渐收回销毁为器,故现在宽永之钱中国绝不一见。可见日本缺铜已久,岂有视中国之钱而不运载回国者乎!现在缺钱之故虽不尽系乎此,未始不系乎此也。”⑧接着在十二月,御史王鹏运也在奏折中提出:“光绪十一二年间……即有倭人串同内地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以致各省钱价陡长,银价愈低,于时乃有鼓铸制钱之议……倭商购去中国制钱,将其中金银提出,已敷购钱资本……以净铜售诸中国,本一而息三倍之……此次倭索偿款多至二万三千余万,彼以一万万两购钱出口,可买尽中国制钱。”⑨反对者则辩驳说:“夫东洋固产铜之国,频年之运铜人中国者,舳舻几衔尾于途,泰西亦不乏精铜,何致私购中国之钱运之而往。况各国无有以铜钱贸易者,如日改铸器物,则钱中既有砂铅搀杂,熔之必斤两减缩,且质亦不甚精良。如日提出金银,则稍知化学源流者,胥谓必无此事。即各关司榷者,亦岂皆耳无闻而目无见,何致任若辈尽情捆载,漫无所知。为此说者,大抵即私毁私铸之奸民,欲掩盖己之罪名,故巧为说辨,以冀诿之于各国也。无稽谰语,贻笑方家,奈何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而文人亦深信不疑,采入著作耶?”⑩“大吏竟形诸奏牍之中”说的就是王鹏运。
为防止制钱外流,各地纷纷实行禁止出口的政策。但“所谓禁止出口者,不仅禁出外洋之口,本省之钱不准运至别省,本邑之钱不准运至他邑,以致不能流通”。这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因此署两江总督(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在任)张之洞特下谕弛禁,指出:“禁止出口者,惟禁止出江海之口,至近地不能不使之流通。江北之钱准运江南。江南之钱准运江北。”⑾禁钱出境政策的出笼,反映了各地制钱缺乏的严重程度,以及地方官面对钱荒而产生的惊慌失措的心态。
二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确定江南制造局铸造的是哪一种制钱,有待于钱币学家进行确认。此钱每千重4斤6两,即每枚重7分,不甚工整,钱背文字估计应是满文“宝苏”。不知在江南制造局的档案中有无相关的资料遗存,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更完整的答案。
⒄《阅报纪新钱人市因书其后》,见《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