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群体

我们身处的国家，是在人格、权力、机会等方面努力追求平等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利益均衡，而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又是社会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现状表现，有一点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那就是社会正在发生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分化。

到底谁是强势群体？他们可能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可能不受一般责任的约束，他们甚至占据着高高在上我们只可仰止的位置，他们掌握了决策的命脉。这本是一个很难阐释清楚的命题，我们甄选了一份当前社会的榜单，选择标准以行业区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影响力、经济收入、话语权和社会声誉。以下的很多理由其实也是老百姓的一些牢骚，但毫无疑问，这也能部分地反映一种现实。

上榜群体：官员群体 垄断行业 房地产商 股市大鳄 大型外企  稀缺资源掌握者

提名群体：官员外戚 媒体 体制内知识分子 犯罪团伙 网友

内文导读：中国历史上的强势者

民国时期，除了军阀，比较特殊的还出现了大买办以及连蒋介石都要让三分的黑帮，其中以上海滩的杜月笙和黄金荣等为代表

公众眼中的有权有钱人

易宪容：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哪些行业就不具体说了。比如国有企业，肯定是最典型、最厉害的了

北大教授夏学銮：不能完全寄望强势者公正行事

公权无制约，强势者会侵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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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林斌 美编 郑佩芬 OPINION·看法·封面话题 策划：林斌　执行：石磊 彭晓芸 华璐 插图：李峰　实习生：洪鹄 (南都周刊供腾讯新闻专稿，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与强势群体对立的是底层弱势群体

南都周刊记者 石磊 实习生 洪鹄

1、官员群体

上榜理由：在这个强势利益集团里，上司有特权，下属得好处。特权阶层的三亲六故、七姑八姨、亲朋好友都可能成为官员手中特权的受益者，他们的特权还延伸和辐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官员不算是一份职业，而是“职权”。虽然官员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的代表，但不可否认他们在招工、提干、调动、提拔、出国、职称评定、经商等方面确实有许多优越条件谋取特权和利益。以权换钱，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与不法商人组成利益集团，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项工作中，不惜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换得私利。“一等人是公仆，大人小孩都享福”，也是群众对这种现象的辛辣讽刺。

不敢说中国的政府富有，但“再穷也不会穷政府”，绝不会出现市长那样的高官无法养家糊口而去当看门人的情况。你看克林顿、布莱尔，官是做到足够大了，卸了任还不是靠走穴“吸金”？比比陕西一名县委书记的大实话就看出同为官员的差距了：“我们工资含金量比较高，工资基本不花。”

2、垄断行业

上榜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杨圣明对垄断行业的定义是：那些“独家生产，多家消费”的行业，电力、石油、化工、电信、铁路、航空、烟草、金融、证券、供水、供气，这些“巨无霸”行业依靠国家特殊政策可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但是，如果垄断行业的职工相比其他行业收入过高，则很明显是一种社会不公平。

2006年6月，一则声称电力公司抄表工年薪高达10万的报道和浙江某烟草公司中层年薪30万元的传言，再次把垄断国企的高工资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将社会对垄断行业暴利、高薪酬的关注一次次推向高潮，也一次次撩动公众脆弱的神经。

国家限制垄断行业工资，是“反垄断福利”之战取得的成果之一。但待遇受到约束的只是部分行业的少数企业，大量其他垄断行业依然我行我素。一时的减薪，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垄断工资。

垄断之强在于体制不改，“垄断福利”难绝。最强之处则在于，他们想涨价就涨价，石油、电信、自来水、电力、铁路、航空，至于价格听证会，涨是一定的，听不听证重要吗？

3、房地产商

上榜理由：“房地产业是典型强势利益集团”这话是广州做课题的专家们说的。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广州富豪前十位中只有一人不是房地产业。2006年中国房地产富豪15强中，广州占5席，成为全国房地产富豪最多的城市。

回顾中国的房地产商如何走上强势群体道路的，这也是随着中国福利分房制度的结束，中国生成了庞大的房产消费者群体开始的。没有哪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发展离得开政府，房地产业天生和政府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土地属于国有，所有土地来自于政府，房地产商要想盖房都要先找政府拿地，政府在选择开发商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力。

早期也许他们有求于政府，而一旦房地产企业发展成强势企业，便出现了政府有求于他们的情境。之后投机商的介入，房地产开发商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结成了利益联盟，强势群体就此抱团，想必他们要是吼上一声，整个房市都要抖几抖。

4、股市大鳄

上榜理由：中国的股票不能用来投资，只能用来投机。中国现行的制度和环境，使得大资金的机构不做庄家不行。庄家是操纵的代名词，庄家的兴风作浪，是酿就股市苦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股市正在向“强势群体俱乐部”的方向蜕变，市场中的强势群体主导着中国股市的运行方向和话语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捍卫着方向，而这种手段显然也包括“政策调控之手”。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他们来自证券自营资格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国有投资机构等。由于我国特有的资产结构，这些机构投资者大都是由中央或各地政府培植起来的，它们的利益得失正与政府的利益，进而与政府官员个人的政绩捆绑在一起。

5、大型外企

上榜理由：无论是省级政府、还是市县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在招商引资的这门功课上，都不约而同地喊出了“瞄准世界500强”的口号。

大型外企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能让政府官员们竞折腰。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的时候，给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规模，吸引了各种生产生活服务与配套产业人员，同时土地价值的升高必然在房价上推波助澜，给当地波澜不惊的楼市激起五尺高的浪花。

让什么样的企业跟老百姓做邻居，从来不是老百姓能选择的，这点上，大型企业仿佛对政府有着不可用语言形容的威压之势。

6、稀缺资源掌握者

上榜理由：如专家教授级医生、重点中小学校长。跟以上入榜者动辄影响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同，医疗和教育因为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掌握这两项资源的权力人士，也名列榜单。

社会已把医生整体妖魔化，医患矛盾变得一触即发。当医生这个行业不再令人尊重，不再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不再以治病救人为追求，这个社会会怎样呢？

再强势的人也无法控制自己不生病，既然有求于医生，便只好乖乖捏着红包找专家。

除了郑渊洁，谁家的孩子会不上学读书？当前，家长们最怕的就是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不惜血本也要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自下而上的“重点”学校作为一种稀缺社会资源，给管理者提供了拥有特权的机会，给义务教育制造了不公平。

提名群体

官员外戚

提名理由：官员外戚包括官员的亲属、亲信及情人，以位高权重的官员为中心，本身并非权力的核心，但与核心们在血缘上、情感上、私人关系上紧密相依，靠间接地操纵权力来谋取私利。最终死于情人毒手的柳海平，正是靠着其情夫段义和的势力，在短短四五年间，从一名普通的招待所服务员转为正科级国家公务员，并获得段相赠的两辆轿车、四处房产。

媒体

提名理由：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各种媒体在社会生活领域总是掌握着或大或小的话语权，被称为社会“第四种权力”，因而也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职责。对公共信息在源头上的掌控正是其力量之所在，它通过对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以及最终输出，掌握着对公众说话的权力。

体制内知识分子

提名理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带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在体制外知识分子看来，体制内的同行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公共批判的精神，但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确是显而易见的。

犯罪团伙

提名理由：对于一般的好人来说，你永远无法设想如何抵抗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集团。由于面临身体或是财富上的侵害，如今的人们，在面对这些团伙的时候，大多只能是乖乖就范，这是犯罪团伙的强势之处。就在前几天，河南的衡老汉被砍七刀，全车二十几人就无人敢帮忙。

网友

提名理由：网友的力量是无穷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06年度人物就是“you”——网友。这点，陕西自称拍到华南虎的农民周正龙是见识到了。而久负盛名的天涯社区在“极品小三事件”里也第一次出现众人舆论一边倒的壮观情景，当事男主角的公司电话被网友打爆，当事女主角惹出事端的博客也关得一干二净。踩猫女、铜须门……在虚拟的网络上，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道德法官，网友们在网络上实现了强大的力量结盟。

强势群体对阵弱势群体

A10 OPINION·看法·封面话题 编辑 林斌 美编 郑佩芬

南都周刊记者 石磊 实习生 洪鹄

53岁的区少坤生活在广州这座繁华都市里，不过，他生活的来源是每月的低保补助。

2003年11月以前，区家三口和老母亲住在海珠区前进路一间只有26.4平方米的危房里，“屋子里搭了个阁楼，年近八旬的母亲每天要爬上阁楼睡觉。”因为属特困户，政府安居工程安排他一家住进了解困小区48平方米的电梯房。

2006年，区少坤下岗的妻子因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无力承担医疗费，还是靠街道帮助申办重大疾病的慈善救助才又过了一关。

如果按照11月9日公布的《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课题组前期研究报告的分类，下岗家庭的区少坤属于广州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区少坤的字典里，强势群体则是有钱有势的人，而这个群体离他是那么远。研究表明，广州目前“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保护和援助机制还未有效建立”，这点反映在区少坤的个人感受上就变成了愤愤不平：“那些有钱有势的仗势欺人！”

《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展开的前期研究划分了五个强势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而参与课题研究的广州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则说，强势利益集团要从经济基础和实现利益能力上来区别，如果用通俗的说法来定义，可以说凡是进入门槛高的都属强势群体。

不管强势群体划分为几大阵营，其实他们之间因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它们其实都在一个阵营那里结成联盟——官员阶层。其他集团或者和这个群体的利益共沾，或者争取让这个群体成为其利益代言人。

广州的利益群体分化形象只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一个缩影。课题组在对广州现阶段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能力分析时提出，造成目前弱势群体贫困化和利益被剥夺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举措的过程中，如拆迁、征地、国企改革等，投资商、相关部门负责人等结成联盟，组成最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利益。

无论如何，强势利益集团是在社会转型和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公共权力转化为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合谋”产生的。社会发展肯定有分层，这个是改变不了的。要让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中靠拢，不可能把高的拉下来。“从政治上来说，更多的是要保护弱势的利益。”

中国历史上的强势者

南都周刊见习记者 华璐

强势群体古而有之。皇族和贵族自不必说。皇族是第一强势者。而贵族，这种与血缘政治挂钩的产物，也是古代中国当仁不让的强势群体。

除了那些毋庸置疑的皇族贵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一类比较特殊的强势群体，他们通常没有任何官职，而游说于各大君主之间，甚至用他们的观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就是著名的纵横家。

从秦始皇开始，世袭卿大夫在民间的阶级地位就被削弱，官僚取而代之，成为了联系上层政权与下层社会的中枢纽带。秦始皇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可将百姓征发为兵。中国素有“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也就是说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财富。历史上的贪官和珅便是其中的一例。

除了财富，官僚在中华帝国史上一度发展成为皇族也眼红的政治强势群体。他们以维护制度为名义，想方设法左右着朝廷的各项政策。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百日维新，掌权的官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往往会抢先将变革扼杀在萌芽阶段。

在官僚集团的关系图底层，比较特殊的是乡绅阶层，他们与下层社会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在粘连性甚强的乡土社会中，乡绅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是法官，是教师，是官府喉舌，有时候还是军队(民兵)领导。乡绅是基层的政治、经济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总代表，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基层的强势群体。

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一些乡绅甚至动用私刑，在祠堂经合议就可将违背乡规者定罪，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

贵族无需为财富劳神，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权力寻租，在古代，富豪看上去就远没有今天这么强势。曾有媒体评选过古代十大富豪，榜上过半都是当权的官员或外戚，只有明代的沈万三算得上是个正儿八经的商人。沈万三号称江南首富，“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但却无法保护自己合法经商所得。由于沈万三富得连朱元璋都眼红，在明朝建国6年后，洪武皇帝即把沈充军发配云南。

在古代社会，儒家治国，若不是动乱时期，军方往往就是被文官体系压迫。但一旦社会发生变动，情况就不一样了。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各路军阀粉墨登场。草莽流寇从此登上强势全体的舞台，割据一方占山为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从此各地基本以省为单位进入军阀混战。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三个派系，即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彼此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战争。但军阀的财富和权力并没有在这些死伤惨重的战争中消减，相反，他们因此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这个时期，除了军阀，比较特殊的还出现了大买办以及连蒋介石都要让三分的黑帮，其中以上海滩的杜月笙和黄金荣等为代表。

不管怎么说，强势群体的变迁，无非就是“权力”，什么群体能够在各个朝代握有影响社会的权力，控制着各种资源或者是暴力，那么他们就是强势的。

公众眼中的有权有钱人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洪鹄

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利益集团，开始在中国公共舆论中频频使用，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特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这个词，迅速成为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今年，由于物价的飞速上涨，居民生活压力增大，富豪的财富则急遽扩张，两者的不平衡，更加让人们确信，的确有某些群体，生来就属于强势，他们占据了比例最大的社会财富和最优越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强势群体。而在多数百姓眼中，强势群体就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在记者的采访中，有受访者也注意到了强势群体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但有人认为是使得社会更加稳定，有人认为强势群体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强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的

肖开愚 诗人：什么是强势群体？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或者产业经济？这些当然也有强势，但我看他们也经常被抓。强势群体永远是要被分析被批评的，是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的，所以这又不是我们批评得了的。你们南方报业集团，作为媒体也是强势的，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背景。我们怎么就不可能是强势群体。如果你认为文化是核心价值，那是一种观点。现在哪有多少人看诗呢？我们是最弱势的群体。

杨锦麟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广州的调查报告归纳出来的五个地域性的强势利益集团，本身就是全国范围的强势集团的一个折射，当然还包括政治群体的利益集团，包括权力异化和变节的权力寻租，已经集中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寻找到最大边际效益的那个群体。当然我们不能很具体地讲到是哪一些人或者是哪一些部门，但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我相信是这样。

强势集团是任何一个急遽发展、急遽变动的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跟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有关系，去突破一个旧的思想框架和经济发展模式，那个时候是需要的也就是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基尼指数，我们贫富差距，已经是很严重的了。这也就是有强势集团的存在势必会有弱势群体的存在，当弱势群体的存在构成了对和谐社会构建一个比较大的隐忧的时候，那么，相对弱势群体的存在和强势群体的存在是不能回避的。而且稍微处理不好，在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挤占弱势群体的利益的话，那当然也是社会矛盾的一个诱发因素。

在这个财富再分配过程中，所谓的利益均衡机制并不是由强势群体自己本身的道德感促成的，而应该是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需要制度层面的一个表达、一个体现。如果是只靠他们的良心发现，或者是道德感的存在，我相信无济于事。若干强势人群的某一个人表现出慈善的爱心，但是他不是一个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不是一个制度层面的东西。我想只是靠他们来追求正义估计不太容易。

我所在的媒体行业显然是一个极其边缘的弱势群体。尽管我们有一些同行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之下有拿红包现象，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的传媒从业人员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具有某种使命感的。在特定的国情和政治话语环境之下，他们虽然有话语权，但是在有限空间下，他们很难成为强势群体，或者说难成为强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新闻民工”这个概念，没有一种平均寿命只有53岁的强势群体，这个很难想象。在中国来讲，媒体的话语权是在政治的话语权的有效管控之下、调控之下的，它才得以在有限空间里表达，试想哪有让一个强势群体是这样很难挥洒自如的呢？

有权有钱的都是强势的

易宪容 学者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强势利益集团就是跟权力有关。利益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是远是近、多大多小，决定了它是不是强势利益集团。谁跟权力近，谁知道的相关事情多，谁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哪些行业就不具体说了。比如国有企业，肯定是最典型、最厉害的了。

利益集团什么时候都有的，强势集团也是。问题是政府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后，有没有采取好的政策，民众有没有能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的法律？中央政府要采取什么措施对待它，对它可能产生的危险，又会采取什么政策遏止它们。

我从来没属于什么集团，也不属于这个“强势”阶层。

孙先生 广州 中山大学保安： 有权的，有钱的，有本事的，在这个社会上说话有分量的人，属于“强势”吧。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保安)也算，但是我个人不能算。

陈伯 残疾人 广州 无业： “强势”就是有钱人和当官的啊。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赚多少钱都好，但是为什么不给我们机会呢？什么钱都被他们赚去了，我们也不要很多钱，但我们要找工啊！我们都找不到工了，我儿子现在也找不到工作。

强势群体是不稳定因素

谢亚玲 上海 公务员：强势集团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垄断行业吧，像石油、石化、电信等等，和权力之间关系密切的。这里面肯定有不公平，像垄断行业，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对其它阶层的人来说不公平，其实对国家资源的掠夺和占有，也是不公平的。我自己不能算是这一阶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国家公务员也是特权阶层，其实只有位高权重的才是吧。

沈非 男 南京 大学助教：垄断行业、行政机关之类的属于这个群体吧，他们在信息、资源方面都占有先天优势。我不属于这个群体。

强势群体越多，社会越稳定

洪超 男 南京 某重点中学校长助理：我理解的强势利益集团指的是像银行、名牌制造业，包括很多学生、家长趋之若鹜的名牌学校，应该都属于这个团体吧。“强势”意味着无须降低、改变自己，而能够引起公众的向往和自觉追求的群体。我应该能属于这个群体吧。

强势是永远都会存在的，打破了这一个强势就会有另外一个强势，所以强势永远都是打破不完的。我觉得强势越多，社会越发展，越稳定。你可以说强势集团有时确实是权力与利益的合谋，但是这些人也是识时务者。更多的人，你给了他机会，他也成不了强者。

不能完全寄望强势者公正行事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洪鹄

采访嘉宾：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权无制约，强势者会侵害社会

南都周刊：近日，广州的一项课题调查显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他们扩张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是什么？

夏学銮：应当说，这些所谓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出现，是赶上了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交换为价值取向的发展契机。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有利于财富的集中。

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谁穷谁光荣，现在是谁发财谁光荣。这个社会舆论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谁能赚钱是受到赞扬的，社会价值导向是鼓励的，整个舆论环境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发展的。

强势利益集团在这个宽松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遵纪守法，如何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而不是靠欺诈、不是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不是靠暴力、不是靠偷税漏税这些不公平手段来发家致富，确实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南都周刊：就全国来看，您认为存在的强势利益集团主要是哪些社会阶层？

夏学銮：强势利益集团这个情况，确实不是只有广州存在，是全国都存在的。

所谓“强势利益集团”——可能现在大家都蛮有意见的首先是房地产业，他们在占据财富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房价居高不下，引起了社会公愤，可以说房地产业不考虑社会民意，有的甚至还在大放厥词，鼓吹高房价。这样的企业家就是不以社会良心、公德、社会价值取向为导向了，而是完全从谋取暴利的角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了。

另一个就是垄断行业，像石油、电信，铁路铁道，电力行业等，这些也是先富起来的一群。再一个就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初，利用政策的优惠首先捞到第一桶金，后来发展得就很快了。再有搞股票的，金融产业的，也很容易成为所谓的强势集团。再如IT产业，不要说董事长、企业主了，他们的员工很多都是上万元的月薪，这个是其他工薪阶层不能相比的。

南都周刊：您觉得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使这些行业占据了强势地位呢？这里面有没有权力与利益的结合？

夏学銮：由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还不够彻底，有的行业利用了传统的资源优势，垄断地位带来的天生竞争优势。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经济并非完全地等价转换，中间可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空隙与漏洞，使得一部分人违规操作，出现暴发户、贪污腐败等等，还有权力寻租、权力出租、权钱交易等等。

比如说，一个掌握着批土地权力的单位，一个只要拿到土地证就能赚很多钱的地产商，互相之间就出现了这种权力与利益的合谋。一开始甚至出现光靠倒卖土地批文就赚大钱的情况——开发商都不需要进行实际操作，这个地块在他们手里头就不知涨了多少倍了。这就是中国地产价格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是国际性的，赶上国际水准了，而我们的工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物，还是结构工资制。以市场经济时代消费的需要，我们的工资是没有跟上去的。因此，仅仅靠工资想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而这些垄断、特权部门却比较容易“发家致富”。

南都周刊：因此人们对强势利益集团、富豪阶层最大的质疑就是怀疑其财富来源的公正性，所以人们会觉得强势利益集团正在侵害社会公正。

夏学銮：对，人们对他们有意见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不处在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有特殊关系的，就有这个机会；没关系的，就没这个机会。他可能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智慧多少。在那个机会条件下，有机会的人都可能发财，但关键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

因此，强势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限制、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侵害社会公正的代表。

分化在加剧，分享机制没实现

南都周刊：我们一直在说，社会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应该逐步提高，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今年以来，由于以房价为代表的物价迅速攀升，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扩张，而中产受到了压制，甚至有萎缩的迹象。

夏学銮：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在它上面的富豪集团太庞大了，它能垄断一些价格，左右一些政策。比如，虽然国家一直在调控房价，但实际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房价没有调控下来，还在继续疯狂飙升，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也跟着蹿升，结果是中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降低了。他们在生活质量、消费水平上，受到了威胁。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心理期待也受到了打压，心理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增大，产生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南都周刊：导致利益不均衡的原因和背景十分复杂，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小，在当下的背景和条件下，构建利益均衡机制存在的难点问题是什么？

夏学銮：本质还是利益问题。部门利益、个体利益在起主导作用，缺乏一个公平的价值理念在心中。这还有待“强势集团”内在社会良心、社会责任的发现与觉醒，但肯定不能仅仅依靠这个，更重要的是制度与机制的保障。

南都周刊：所以目前有评论说要让强势集团学会公正行事。可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人会以市场经济的理由认为，政府、社会不应过多地去调控、干预经济的发展。但是作为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推进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完全听任市场调控不可行。这恐怕是个博弈的过程？

夏学銮：政府和市场，一个是有形的手，一个是无形的手。新自由主义者要取消政府干预，即取消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只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结果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社会正义蒙羞、社会忠诚降低和社会情操低下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工资、工人的福利和职工发展，这些不仅是企业的事，而且主要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事，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需要社会福利制度、企业补充福利制度建设，这些事情都是在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并不是政府干预了市场经济，而是政府在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

什么叫强势群体？或者弱势群体？0分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基础上，我国的社会矛盾形态和热点也正在变化。新发生的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案件在渐渐减少，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逐步梳理解决。

    这一方面源于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逐步修正；另一方面，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也令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财力，敢于“花钱买平安”。比如2009年，湖南耒阳一百多名患尘肺病的爆破、风钻工人，因无法确定侵权企业，最终按每人7万～13万元标准，由财政支付补偿，“维权”工人散去。

    因此，虽然由于媒体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被放大到公众视野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以弱势群体为主体的冲突，总量会稳定下降。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触点已经初露端倪。

　　社会矛盾新触点预判

    如果说，新世纪头十年，社会矛盾处于“弱势阶段”——矛盾的一方主体主要是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工人、征地拆迁带来的失地农民和失房居民、退伍转业军人、被企业侵权的农民工等相对弱势群体。那么，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强势”特征。利益被调整的群体呈散点状态，矛盾的主体一方，加入了“强势群体”——事业单位干部、中产阶层。

    新触点之一：事业单位从业者。

    中央大力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在“10年代”将进入攻坚阶段。这支拥有3000余万人、主要由财政供养的队伍，一直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提供理论支持、技术支持，是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无论是国企减员增效、打破铁饭碗、全员劳动合同制，还是政府机构精简、公务员分流，种种对当事人利益造成巨大冲击的改革，都得到来自这个群体的支持。

    而这个群体本身的改革，一直朝着“增利”方向。在工资、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要求向公务员看齐；在自主创利上，又要求“企业化”管理，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既得利益群体。与事业单位相关的体制改革，如科研机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及医疗机构改革，几经反复，进展缓慢。 在事业单位，出现两种奇特现象。一是在整个社会的剧烈竞争环境中，事业单位大都像一个个大观园，内部盛行大锅饭、平均主义，非生产性人员聚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二是出现“赢者通吃”的特殊精英群体。

    这边，各路专家学者引经据典猛烈抨击党政干部经商；那边，同样是财政供养的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在工资不断增长的同时，被准许经商办企业，准许用职务发明入股，准许在工作时间外出开班讲课、串场走穴。这些特殊政策，无疑有利于发挥知识力量创造社会财富，但这些人本身的利益追逐缺乏法制约束。

    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推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第一回合，在医疗卫生、教育领域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实施养老金社会统筹制度。这种在整个社会已经普遍实行十余年的分配方式和社保制度，在这两个领域能否顺利推进？这场牵涉3000万社会精英的改革，将成为“10年代”的社会“震源”之一。

    新触点之二：城市有产阶层。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遭遇疯长的房价。不仅令无房族、小房族为房折腰，身心俱疲，有房族亦如惊弓之鸟，对房产周边的任何城市规划改动都敏感异常，业主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保卫家园”的抗争，成为发生在城市小康以上群体的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事件产生、升级的常规路线图是：人口稀疏之地，一经大片房地产开发，立即发生交通、供水供电、垃圾处理等困境。这类基础设施，有的本来事先有规划、有预留地，但由于未达到人口规模，暂未动工，有的先天不足未作规划。但不管怎样，一旦动工，势必遭到居民剧烈反对，甚至拼死抵制。

    比如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一带，原属近郊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扩张，供电负荷严重不足，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而政府也有规划在先，并且预征了建设变电站的土地。一个售价超过万元的中高档楼盘紧挨着变电站新址，居民坚决反对兴建变电站，反复堵塞主干道抗议。2009年发生的广州番禺会江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把这种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事件中，矛盾的另一方不再是企业，而直接指向当地政府。政府本来只是代替公众分配城市公共资源，但在现行决策机制下，公共资源分配的公众参与程度低，因此表现在一个个具体事件中，政府本身却成了市民的对立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强势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冲突，在采取堵马路、集体上访等传统冲突方式的同时，也大量加入“现代文明”元素。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居民们在游行上访收效不大之后，发起对政府主办官员“人肉搜索”，对其可能存在的腐败、利益因素深挖猛打。 “体制性思考”特征显现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目标相对局限、起落分明——被侵权群众以聚集形成压力、要求解决问题，或者心有积怨者借机起哄发泄不满，被侵权者权益在政府干预下得到维护、满意而去，起哄泄愤者自然偃旗息鼓；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余音缭绕，而由此引发的参与政治、民主管理的热情，日渐高涨。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社会矛盾还是以偶发、个案事件为主；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复制”特征，同类人群同类事件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不断复制。这种复制特征，在头十年已有萌芽，典型案例就是厦门“散步”事件。

    现在，一些社会冲突在发生的时候，当事一方就主动联系有类似情形的地区，发起抗议，以增加压力。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之后，业主们发动广州其他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对已建成的焚烧发电厂也展开抗议活动。

    如果说，新世纪之初“非典”早期的社会恐慌源于政府“失语”，那么进入“10年代”，导致社会矛盾久拖难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权威失信——政府官员说的，受到质疑；专家学者说的，受到质疑。

    当前，要求“第三方介入”是最时髦的口号。殊不知，“第三方”也不是神。当“第三方”说的不合自己的心意时，照样受到质疑。由于社会冲突的一方是“强势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因此更不容易被说服。

    由于近年来腐败问题未能根治，官员利用公共事业牟利的案件时有发生，公众对于“利益关系”异常敏感，只要被怀疑有利益关联，再有道理也不愿意听。而网络、手机短信流行的似是而非的“科学知识”，因其“没有利益关系”，反而得到许多人坚信。

    因此，质疑往往直冲发言者的“动机”——为利益群体谋利。甚至一些向来以敢于为民请命著称的知名人物，当他的发言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公众照样对其动机大加质疑。一些人当中悄然流行“愤青思维”——轻信政府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比如在广州市番禺区会江垃圾焚烧厂事件中，为了取得居民理解，区、市两级政府先后召开媒体通报会，反复解释焚烧无毒，承诺环评不通过决不动工，但都不能消除所在地居民的疑虑。

    一些居民始终坚持认为：政府请的专家替政府说话，环评不可信。甚至连焚烧发电“是不是世界流行的垃圾处理办法”、“是不是国家政策”这样的知识性问题，在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弄清真相本不困难，但争执多时，官民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政府说“我们的焚烧厂设备由世界最先进的某某企业制造”，居民就说“那是因为发达国家都已禁止焚烧发电、外国企业向中国倾销淘汰设备挖最后一桶金”。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之下，对话的结果可想而知。 转变“单程民主”

    谁决策谁负责。分散风险必然要分散权力。民主决策成为共同的选择。

    2009年10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列举15类重大事项必须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20类重大事项必须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此前，广州市委出台了有关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规程，广州市政府发布《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草案）征求社会意见，在城市改建、环保、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物价、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等17个方面，对政策出台前的公众参与及听证会安排均有细致设计并要求定期评估实施中的政策。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党委、人大、政府共同意识到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而网络民意、网上议政，也成为“10年代”热词。

    但是，完善民主决策的方式和途径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如《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须通过座谈会、公共媒体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

    这种传统的“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本身就备受质疑。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就算征求公众意见；把方案往报纸、网络上一贴，公众究竟提了什么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不采纳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了下文；这样的“座谈会民主”、有公示无回应的“单程民主”，对于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显然是苍白的。

    近年来，令“专家论证”、“听证会”金字招牌蒙羞的事件不断发生。如广东省兴宁矿难发生的时候，“论证”该矿可以安全开采的专家刚刚离开矿山，正在前往机场回家的路上。再如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在广州，有的听证会报名参会的市民都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随着利益多元化，宏观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并不能解决微观具体个人或小集体利益受损的问题。比如，修立交桥、高速公路、垃圾处理厂、殡仪馆，不管取哪种决策程序，都能获得绝大多数人赞成，但这并不能解决周边居民的抵制。按照一般规律，政府一个公共决策出台，受益者、无关痛痒者默不作声，而受损者则叫苦连天。即使受损者只是极个别，极高分贝的反对之声也会绕梁三匝。对此，政府还需要学会辨别，权衡大小，学会在质疑和抗议声中开展工作。

    钟玉明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长期从事社会问题报道并专长调研，尤见长于通过对新闻事件的综合分析，揭示社会问题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见解、警示，并用小说般生动简明的语言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