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批评政府不易，拂逆民意更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4 19:19:31
王志安：批评政府不易，拂逆民意更难！ 文/王志安
评论的本质在于批评，但批评谁非常有讲究。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政府主导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再加上中国尚未形成民意主导政府的游戏规则，政府也还不完全习惯接受民众对自己说三道四，因此，多数评论的焦点都对准政府。从某种角度讲，舆论对政府的批评，部分地替代了民意机关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仍然是软性的，但依然非常可贵。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政府对言论管制的逐渐放松，批评政府正变得相对“容易”，真正难的是，敢于逆“民意”的潮流，勇于批评多数人（或者是掌握话语权的多数人）的见解。
先讲一个小故事。不久前，我在央视做一个关于房价新闻的评论，我在评论中说，中国高房价的形成，有一个或许被公众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收入的统计数字失真。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述中国房价太高时，引用的数字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和房价的比值，但这个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全部收入当中，工资性收入，仅占我们收入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财产性收入，例如股票和房产的增值收益。从全社会的角度讲，还有许多隐形的GDP没有被统计，比如地下的黄色、走私等产业。隐形GDP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但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严重，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隐形GDP每年至少有4万亿到5万亿，在计算整体收入的同时，应该将这些收入纳入计算，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购买力。这个评论做完之后，立即有不少观众打来电话，说央视的评论员怎么可以为高房价辩护呢？领导也找我谈话，告诫说评论的时候不要轻易拂逆民意。说心里话，我本人并不喜欢高房价，但我的观点是，讨论房价问题需要建立在客观的数据基础上，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就回避基本事实。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所谓“民意”在今天中国的力量。
两年前，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文章，立即遭到舆论一边倒的挞伐。替穷人办事可以，为富人说话却不成。这在当下的中国，正逐渐成为一种民间的“政治正确”。即便是茅于轼先生，拂逆民意的结果，也招来如雨的骂声。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评论才分外可贵！
为什么说勇于批评多数人的声音分外可贵？理由有二：第一，批评政府在许可的范围内，常常可以获得道德上的支持；第二，民意，在许多时候不见得就是正确的。而民意一旦犯了错误，纠正起来似乎更难，因为这个错误是多数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会强化每一个个体的认识，形成一个强大的观念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冒犯“共识”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丘吉尔曾经说过，靠民意来决定政府的更迭、公共政策的走向，这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理性的确比某个人的理性更可靠一些，但民意本身并无绝对的神性，即便它是多数人的“共识”。甚至，民意也常常会犯错误，只不过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只能如此。2000年台湾大选之前，民进党和陈水扁秉持着长期被国民党迫害的政治光环，得到许多台湾民众的支持。有媒体分析说，那个时侯的民进党，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8年之后，当谢长廷遇到“道德先生”马英九，民进党和谢长廷，又面临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错的窘境。现如今，当年民众的宠儿马英九，也正在逐渐地“犯错误”。民进党还是当年的民进党，马英九也还是那个马英九，只是民意无常如流水。多数大陆人都愿意从正面意义去看待台湾社会过去十年发生的两次政党轮替，这中间有临渊羡鱼的心态，如果跨越这个表层问题，我们发现，当年把台湾搞得一团烂污的陈水扁，选择他的恰恰是台湾的民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民意不但会犯错误，而且还会经常犯错误。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但需要从体制上尽量防范多数人集体犯错误造成的恶果，也需要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言论的钳制以及道德审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制保障言论自由，才会有更多人在自己看清是非的同时，愿意选择站在民意的对立面。即便如此，他们在现实当中的下场也往往很糟。
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赞叹道：“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单枪匹马，敢与民意为敌，这是评论的高境界，我尊重并愿意做这样的评论。
评论的本质在于批评，但批评谁非常有讲究。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政府主导着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再加上中国尚未形成民意主导政府的游戏规则，政府也还不完全习惯接受民众对自己说三道四，因此，多数评论的焦点都对准政府。从某种角度讲，舆论对政府的批评，部分地替代了民意机关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仍然是软性的，但依然非常可贵。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政府对言论管制的逐渐放松，批评政府正变得相对“容易”，真正难的是，敢于逆“民意”的潮流，勇于批评多数人（或者是掌握话语权的多数人）的见解。
先讲一个小故事。不久前，我在央视做一个关于房价新闻的评论，我在评论中说，中国高房价的形成，有一个或许被公众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收入的统计数字失真。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述中国房价太高时，引用的数字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和房价的比值，但这个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全部收入当中，工资性收入，仅占我们收入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财产性收入，例如股票和房产的增值收益。从全社会的角度讲，还有许多隐形的GDP没有被统计，比如地下的黄色、走私等产业。隐形GDP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但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严重，有经济学家做过研究，隐形GDP每年至少有4万亿到5万亿，在计算整体收入的同时，应该将这些收入纳入计算，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购买力。这个评论做完之后，立即有不少观众打来电话，说央视的评论员怎么可以为高房价辩护呢？领导也找我谈话，告诫说评论的时候不要轻易拂逆民意。说心里话，我本人并不喜欢高房价，但我的观点是，讨论房价问题需要建立在客观的数据基础上，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就回避基本事实。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所谓“民意”在今天中国的力量。
两年前，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文章，立即遭到舆论一边倒的挞伐。替穷人办事可以，为富人说话却不成。这在当下的中国，正逐渐成为一种民间的“政治正确”。即便是茅于轼先生，拂逆民意的结果，也招来如雨的骂声。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评论才分外可贵！
为什么说勇于批评多数人的声音分外可贵？理由有二：第一，批评政府在许可的范围内，常常可以获得道德上的支持；第二，民意，在许多时候不见得就是正确的。而民意一旦犯了错误，纠正起来似乎更难，因为这个错误是多数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会强化每一个个体的认识，形成一个强大的观念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冒犯“共识”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丘吉尔曾经说过，靠民意来决定政府的更迭、公共政策的走向，这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多数人的理性的确比某个人的理性更可靠一些，但民意本身并无绝对的神性，即便它是多数人的“共识”。甚至，民意也常常会犯错误，只不过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只能如此。2000年台湾大选之前，民进党和陈水扁秉持着长期被国民党迫害的政治光环，得到许多台湾民众的支持。有媒体分析说，那个时侯的民进党，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8年之后，当谢长廷遇到“道德先生”马英九，民进党和谢长廷，又面临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错的窘境。现如今，当年民众的宠儿马英九，也正在逐渐地“犯错误”。民进党还是当年的民进党，马英九也还是那个马英九，只是民意无常如流水。多数大陆人都愿意从正面意义去看待台湾社会过去十年发生的两次政党轮替，这中间有临渊羡鱼的心态，如果跨越这个表层问题，我们发现，当年把台湾搞得一团烂污的陈水扁，选择他的恰恰是台湾的民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民意不但会犯错误，而且还会经常犯错误。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但需要从体制上尽量防范多数人集体犯错误造成的恶果，也需要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言论的钳制以及道德审判。只有这样，言论自由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制保障言论自由，才会有更多人在自己看清是非的同时，愿意选择站在民意的对立面。即便如此，他们在现实当中的下场也往往很糟。
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赞叹道：“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单枪匹马，敢与民意为敌，这是评论的高境界，我尊重并愿意做这样的评论。
批评政府不易，拂逆民意更难！
兢兢业业工作不易 干干净净为官更难
爱情不易,婚姻更难2
爱情不易,婚姻更难122
杨耕身：创造公民批评政府的条件更重要
政府不理批评怎么办
批评政府理应成为常态
社论：兢兢业业工作不易 干干净净为官更难(南方都市报 2008-3-20)
社论：兢兢业业工作不易 干干净净为官更难(南方都市报 2008-3-20)
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民意为何与政府敌意化
一个聪明的政府不会绑架民意！
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行使公民权利 选出民意代表(更新版)
墨子刻 知识分子一定要批评政府？
批评政府：能以“诽谤”治罪？
法律必须容忍对政府的批评
人民日报终于发声 批评石首政府
刘洪波：《人民日报》批评石首政府之后
中国需要敢于批评政府的学者
中国需要敢于批评政府的学者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
墨子刻：知识分子一定要批评政府？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