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闻:“身边热热闹闹,自己却怆然涕下”-2010年11月04日

身边热热闹闹,自己却怆然涕下”
——游走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官员们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0年11月04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沈亮


2009年4月,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诗人吉狄马加在西安朗诵诗歌。CFP/图
■“我的诗集,不知道我身份的人可能要认真看一看,但知道我身份的人拿到手就会想,官员的诗都是附庸风雅,随手就丢了。这样,我就与许多读者擦肩而过。”车延高说。
■诗歌与政治有时也能相得益彰。除了做官能扩大诗名之外,写诗亦能塑造一个官员的政治形象,或是便于其推行某项公共政策。
□本报记者沈亮发自北京
11月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将在浙江绍兴颁奖。这一届最受关注的获奖者无疑是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他因诗集《向往温暖》榜上有名。
因为官员身份,车延高获奖的消息引起许多争议,一些网友将其归纳为“羊羔体”,另一些网友给予消极肯定:总比腐败强。文艺批评者草暖认为,理性地说,相比《徐帆》、《刘亦菲》等诗,车延高别的一些诗还不赖。
在当今中国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中,车延高这样的作家、诗人官员群体,人数并不算多。不过,从陕西神木前县委书记郭宝成,到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每一级别的官员中,又都不乏知名人物。
这些官员身上,或许承接着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古代官员多为文人出身,而文人惟一出路就是仕途,很多官员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诗人,留下文名者亦不少见。
但从车延高获奖引起的争议看,公众往往更关注他们的官员身份而忽视他们的作品。“附庸风雅”,是他们被公众贴得最多的标签。那些论断或许过于简单,对于这些游走在文学与官场的官员而言,政治与诗歌,真的只是在逢场作戏吗?
“干着毫无诗意工作的诗人”
湖南常宁市委书记胡丘陵,亦是车延高的同道。他为自己的诗歌和小说专门设立了网站,命名为“第三代政治抒情诗”工作室。在自我介绍中,胡丘陵如此描述自己:一个身边热热闹闹自己却怆然涕下的人,一个干着毫无诗意工作的诗人。
胡丘陵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于政治抒情诗。他在作品《1998,长江大洪水》中,这样写道:“……好在总书记手里的那只半导体/磁力很大/将全国的勇士、钢铁和沙土都吸引过来/以天安门城墙的坚固/迫使攀越树尖与屋顶的气势/低下头来……”胡丘陵还写下过《2008,汶川大地震》、《长征》等。他常以“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为题做诗。他的文字已经跳脱出官方的话语体系,但在立场上则与官方主流价值保持了一致。“我有一些个人爱好,应该说不影响自己的工作。相反,我认为每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有自己正当的爱好。”他说,“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
一些时候,诗人书记车延高也将官方的重大事件入诗。“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他说。
他还曾好几次到街头去看挑夫,看他们坐在自己的扁担上等待活计。他从中获得了灵感,浪漫地写道: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
而广东中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丘树宏则直接将诗的标题拟作《珠海,珠海》、《30年:变革大交响》、《共和国之恋》等。在《共和国之恋》里,包括了“强国梦”、“小球与大外交”、“春天的故事”、“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神州,神舟”等多个段落,被评价为“成功塑造了‘共和国的诗歌形象’”。
“古老而年轻的共和国啊/正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高高屹立/气宇轩昂!”他1300多行的长诗《共和国之恋》,以此收尾。“官员平时看的是文件,写的是报告,能摆脱公文的语态就已经相当不错。思想的独立是件难事儿。”重庆市宣传系统一位官员说。他回忆,自己曾是校园的“三支笔”之一,后来常常为领导写稿,诗情也逐渐贫乏,“最终就剩一些对当初校园生活的怀念。”“文学是有批判性的,这与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兼容,难免就会犯忌。”湖北药监系统官员陈石中(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写的散文和偶尔为之的诗歌,从没投过稿。因为被发表,就很可能要有妥协。”事实上,喜爱文学的官员群体比见诸报端的更大,一些人选择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在众多官员诗人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批判性是罕见的。
尽管批评性不是对诗歌的惟一要求,诗歌的姿态亦是多元的。但在陈石中看来,对痛苦的感受才是诗歌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公务员群体是相对安逸的。“我没太关注过官员的诗作。”他说,虽然他自己就是一位官员。
大多数人将诗歌彻底遗忘了
在部分官员诗歌作者的简历中,有着一段相似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文系。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安徽天长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叶世斌、广东中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丘树宏等人均是如此。
而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正逢一场全国性诗歌运动,主体大多是高校学生。最终,诗人海子之死标志了那一时代的完结。“这场运动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一批批诗人成长起来,成为影响1990年代及以后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势力；二是为‘官员诗人’传统的复苏,铺垫下人力资源基础。”文化评论人曾念长认为。
叶世斌的诗歌习作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很快,不可避免地迷恋上朦胧诗。”他在安徽大学演讲时回忆说,之后,“大量的西方诗歌的阅读基础和一定的文化准备”,帮他矫正了朦胧诗的缺陷。
1994年后,他被调到乡镇,担任乡镇长和书记,领导着几万人,处理抗旱防汛、计划生育、党政财文等事务。诗歌被整整放弃了十年。2004年,叶世斌看到儿子房间里的一幅钢笔画:盘根错节的老树,在冬天凋敝殆尽,枝头挂着唯一的一片叶子。虽然是钢笔画,但这片叶子却被涂成了绿色。那天夜里,他写下了《冬天的心跳》,10年前埋藏的诗歌冲动复活了。
当然,大多数人将诗歌彻底遗忘了。“1980年代周围喜爱文学的人很多,1990年代中后期就逐渐稀少。现在同事里,连爱读书的都几乎没有了,更不用说写诗了。”陈石中说,“公务员的工作重复、琐碎,很消磨生命。”对于车延高来说,若不是他坚持用清晨5时10分到7时40分的时间写诗,他的创作冲动也会如众多曾经的爱好者那样,只有沉没的结局。
浮出水面的官员诗人中,青海省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和离开校园就进入文化部工作的李军以及2005年才开始写诗的车延高不同,山西省副省长张平和吉狄马加都先是从事文学,文坛成名后才进入官场。因此,他们的诗和小说更为公众所熟悉。
吉狄马加也是与诗人、作家官员们联系较多的人。他关注了他们的作品。
他如此评价丘树宏的诗作———“虽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个别作品显得雕琢不足,或意向挖掘偏浅,或叙说失于直白,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同时鼓励说,“作为孙中山故里的一名官员,丘树宏能这样一如既往地亲近缪斯、体验缪斯、歌唱缪斯……殊为不易。”
“诗歌抒情多论理少,不太容易惹麻烦”
诗歌和官员每天处理的公文,属于两种话语。诗人、作家官员们,需要在两者之间随时切换。
“坚持理论武装头脑……坚持正面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这是作为官员的车延高,在武汉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2006年的《武汉学刊》上。
那一年是他开始写诗的第二年。隔年,他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荣获第八届“《十月》文学奖”诗歌奖。在这首诗里,诗人车延高用如此语言来写美丽的“二姐”:二姐能把三月剪成一瓣瓣桃花/二姐把桃花戴上头,别的花就谢了。
车延高把对美的感受留给了自己的诗,而把坚硬的政治话语掷向了公共空间。
事实上,可以这样用两种风格讲话的,不只是车延高一个人。
在“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上,诗人吉狄马加曾发言说:“因为有诗歌,我们才获得了探寻一切神秘事物和神圣事物的权力,我们才拥有了同祖先对话和讲述伟大历史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准确地表达爱与愤怒、欢乐与痛苦,我们才创造了一种充满魅力的话语系统”。
而在接受《文化月刊》采访时,官员吉狄马加展现了他运用另一套话语系统的能力。他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不断做出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论断……”不过,虽然有着身份切换的经验,他还是为自己的诗歌圈定下一块不容侵犯的领土。“我不可能去写什么‘命题诗’,诗人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否则他的诗歌无法感动他人。”吉狄马加说。
胡丘陵则更加干脆。他把自己的诗分成几类,其中一类直接标明是“应景之作”。比如,《衡阳名片》———应国庆60周年文艺晚会而作、《理念的集合》———应“六个组工”文艺晚会而作、《一个城市的日记》———应衡阳日报60周年文艺晚会而作,等等。
官员与诗人的身份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他们大多这样回答:诗人和政治家都在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另一种回答是:写诗需要取材于生活,也让我多了一个观察社会的视角。
不过,还有另一些关于矛盾的实话。车延高曾对记者说,他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人座,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别人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诗歌抒情多论理少,不太容易惹麻烦。”“我的诗集,不知道我身份的人可能要认真看一看,但知道我身份的人拿到手就会想,官员的诗都是附庸风雅,随手就丢了。这样,我就与许多读者擦肩而过。”他说。
评论家叶匡正向媒体表示,“如果车延高还写了一些不错的诗,那他肯定是很分裂的。我同情所有的官员诗人的处境。官员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情背道而驰。”
诗歌与政治亦能相得益彰
“一个优秀的诗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县官很难,但一个优秀的县官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也许并不特别难。”说这句话的是原济南市商河县县委书记李风臣。
作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的李风臣,在2005年至2006年一年间,就出版了7本诗集。不过后来,他因贪腐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
原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亦是一位诗人。他还在位时,郴州一家报社曾发文评论他的诗:“我收到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亲笔题赠的新作《岁月如诗》。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精美的、散发着浓浓书香的诗文集,心中顿时有了一种要写点什么的冲动……”
五年日月换新天,巨变缩影地图间。过去一版挂三年,如今一年改三版。———这是《岁月如诗》中的一首,现在已被称为“旧体诗中的梨花体”。2006年5月23日晚,郴州昆剧院上演李大伦作词的昆曲清唱《郴州感怀》,观众是部分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和一些作家。同一时间,李大伦被湖南省纪委秘密带走,他还没来得及听到这些文人们对他的赞誉。
李风臣与李大伦的例子并不罕见。在各级机关报的副刊版上,时常出现对“某某同志”诗歌与人性的赞美,或直接将其封为“诗人”。那位“某某同志”,大多就是当地的一位官员。
赞扬之作,也有类型之分。诗好,诗人好,是最简单的形式。复杂些的,则会在好诗———好人———好官———好政策之间,建立起并不存在的逻辑联系。
事实上,诗歌与政治有时也能相得益彰。除了做官能扩大诗名之外,写诗亦能塑造一个官员的政治形象,或是便于其推行某项公共政策。2008年10月,贵阳市加大了对“贵阳避暑旅游”的宣传力度。市委书记李军提笔写就的一首《爽爽的贵阳》,并被谱上曲调,作为城市形象宣传的主题歌。2006年,吉狄马加就任青海省副省长后,选定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作为推广青海省的文化品牌之一。“诗人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他说,“他们之间交流完成的,是民间的、也是许多高层政治家不可能完成的。”2009年,吉狄马加担任总策划、编剧的六幕大型音画史诗《秘境青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创作这个剧本只花了一个星期,很快,那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能这就是文人从政的(好)吧。”他说。
而对于一些官员来说,诗歌还可以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用来表达他的政治感怀。2008年9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孟学农,因山西省临汾市的溃坝事故而引咎辞职。沉寂一年后,北京的一份报纸上,出现了孟学农的一篇诗作《心在哪里安放?》: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诗中充满浓郁的感情,也传达出微妙的信息。《人民日报》记者吕绍刚,曾在《人民网》撰文写道,孟学农“以直率的方式,扭转了他的政坛负面形象,也充分体现了在特定背景下,文学的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