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业和家庭中纠结

在事业和家庭中纠结

                                  故事：李彦 点评：宫学萍

故事一 主动放弃升职：其实我很不甘心

何梅梅当初也算是单位的精英分子，可在前年的述职会中，她硬是没把自己精心准备了一个月的报告交上去，由此错过了第一次升职机会。

按照何梅梅的逻辑，万一晋升成功，那自己的职位岂不是要比丈夫高出一级？那他肯定不会跟自己好了。尤其是婆婆，平时总跟自己念叨着：女人太强会兼顾不了家庭、家庭肯定会失败，一定要做男人成功背后的女人之类的话。那意思明摆着就是：你绝对不能比我儿子强。

于是，何梅梅在单位低调做人、埋头做事，回到家高调为妻、操持家务。尽管对于没有参加述职大会仍有些隐隐作痛，可看到老公，她就安慰自己：要是升职了，老公就没法每天吃热饭热菜了。

何梅梅并没能平衡多久。去年的述职会，何梅梅内心纠结了一下，还是参加了。工作能力突出的她，当之无愧被选为主管。可就在任职前几天，何梅梅生生把机会让给了同事项雪儿。领导问她怎么回事，她一再说自己能力不够，还需锻炼。真正的原因，是老公告诉她，是否该生孩子了？何梅梅一想，要是升了主管，哪儿有时间怀孕生子？到时候，老公一定会怪罪自己，婆婆也会不满。

大好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何梅梅想到就心疼。但她安慰自己，女人嘛，家庭最重要。何梅梅还真有阿Q精神，她还真就调理身子准备怀孕。可也奇了怪了，都半年了，肚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上医院检查，大夫也说没事。夫妻俩倒没太在意，反正还年轻。何梅梅转而把心思都放在老公身上。老公的爷爷过世，她请了7天假料理后事；老公要写招标书，她每天在单位给他查资料、修改标书；老公的衣食起居，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老公的亲戚来旅游，她鞍前马后地陪……有时候，看着项雪儿在公司忙得要死，她会暗自庆幸：幸好自己没升职，要不然家里这摊事肯定做不好。

何梅梅的庆幸还没咽下肚，其他滋味就涌上来了。年底，项雪儿的成绩突出，不仅奖金领得多，还成为领导面前的红人，前途光明啊。看着项雪儿笑得嘴都歪了，何梅梅顿时又嫉妒又沮丧：这份荣耀原本应该属于她的。

接连几天，何梅梅都神情落寞。她不是不想成功，她也不是没能力成功，她就是不敢。婆婆的话还在耳旁留有余音呢！何梅梅曾经试探过老公，说如果自己把更多时间放在事业上，他会不会觉得不舒服？老公想了想说：“我无所谓啊，只要你能应付得来，不太冷落家里，我就没什么不高兴的。”何梅梅琢磨了半天老公的话，得出的结论是：老公不是很赞同，因为他觉得自己肯定应付不来，要不然，他干吗不直接说答案，而要说“无所谓”？

失落的何梅梅继续扮演着传统家庭主妇的贤良样子，可每次看到升职的同事，她眼里就有一团小火。她多希望自己也能豁出去，好好干一把！可每次，她都在机会来临时打退堂鼓。

同学会上，何梅梅看到小娜开了公司，一副女强人的模样。羡慕之余又和密友嘀咕道：“瞧她人前风光，她老公肯定不放心她，迟早要闹离婚的。”

说完，何梅梅自己都想扇自己两个嘴巴：这是多么无聊又阴暗的心态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狄更斯先生的这句名言，仍然可以贴切地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今的女人，的确不需要为了教育或工作的权利而上街游行，但她们的幸福度呢？还真不一定比她们的母辈、或者祖母辈有所提升。

经常听到有女人抱怨：“办公室里没人把你当女人，回到家却又要时刻保持警惕，维持善良纯朴小鸟依人的传统形象，简直累死人了！”这些话当然都没错，但公平一点看，我们也别忘了今天男人们也同样纠结——遥想20年前的大老爷们，可不必担心自己够不够幽默，够不够帅，有没有性功能障碍。

何梅梅的痛苦，表面上看是一种选择的痛苦，因为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一系列相关的放弃，而放弃自然会带给人们丧失之痛。但问题是，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有些人（具体说是有些女人）的选择就看起来没那么多痛苦?

实际上，受困于类似窘境的女人们，她们的实质问题是缺乏清晰的自我意识，习惯了生活在一种“如果我这样，别人就会那样”的假设之中——她们的每一次选择，都不是因为“我想这样”，而更多地是想借此达到“让别人那样”。她们在职场上掩饰锋芒，不是因为自己希望如此，而是希望借此来交换来一场“家庭幸福”。

如此以来，她们的心中怎能不积满怨气？就好像那些拼命工作只为升职加薪的人们永远也体会不到工作的快乐，同样的道理，作为交换条件的“不成功”，也很难让任何人体会到心甘情愿。还是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想要什么吧！谁说成功女人就一定不幸福了？很多人找到幸福的契机，就发生在质疑自己人生理念的那一刻。要知道，不管是在职场奋力拼杀还是回家当全职老妈，都同样有很多女人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故事二

成为“平庸女”不是我的本意

    孙超刚进家门，邓瑶就急切地问他：“怎么样？”她的声音里带着期待的欣喜。

    孙超摇了摇头，把外套挂起来，往屋里走去。邓瑶把锅铲随手扔在茶几上，追了进去：“怎么不行了呢？你这个项目没接下来，这次升职不就没什么希望了吗？”

孙超窝在沙发里，不说话。邓瑶激动地说：“你看，你就是不听我的！你要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方案，这项目肯定接下来了。”孙超歪着头，从衣柜的镜子里看到了邓瑶的眼睛，那里面有失望、愤怒和一丝轻视。

邓瑶是会失望，因为她太渴望孙超成功了。偏偏孙超资质平平，做什么都不出色。事实上，所有认识邓瑶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会看上孙超。

邓瑶毕业于名牌大学，还在上学时，她的光芒就已经绽放。她思维敏捷，性格开朗，才气纵横。保送上研究生后，她在专业领域的天赋更是表露无疑，所有人都认为，她一定会在金融界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就在毕业前一年，邓瑶忽然变了。她刻意掩饰自己的优秀，拒绝别人叫她“才女”。大家都很奇怪，邓瑶自己也不明白。她就是隐隐觉得，她比这么多男同学都强，不是好事。更重要的是，男生见到她都表现出一种崇拜，在那种眼神里，邓瑶分明看见了敬而远之的距离感。她似乎明白了，自己之所以一直找不到稳定的男友，就是因为太优秀，能力比男人强。

为了顺利嫁出去，邓瑶极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毕业时，她放弃了发展前景好的外企，而到一家小公司就职。她工作只出五分力，让自己业绩平平；个子高高的她，学会了弯着腰走路。当邓瑶放低姿态后，她果然嫁了出去。丈夫孙超是同行，他们是在某次联谊会上认识的。邓瑶会选择孙超，是因为他们是校友。邓瑶隐隐觉得，虽然孙超现在是小职员，但以后一定能成功。

婚后，邓瑶更像个家庭妇女了。她身上所有的锐气、才气全然消失，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做家务、处理家庭的琐碎事情上。她像大多数女人一样，谈点儿家长里短，说点儿娱乐八卦。她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她有的是时间钻研业务、读书学习，但她不。她不允许自己回到“才女”的状态，这会让她不安。“我不想当女强人，这会把男人吓跑的。女人事业做得太成功，不像个小女人，男人就不愿意爱你，不愿意保护你。”邓瑶常常这样对闺密感叹。

邓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把成功的渴望全放在了丈夫身上。她经常会看孙超做的项目文案，然后叹口气：这方案要她来做，绝对不会这么平庸。她经常问孙超在单位的表现如何，领导喜不喜欢他，同事欢不欢迎他，业绩能不能排在前面。要是孙超点头，她就特别高兴；要是孙超摇头，她就唉声叹气。问题是，孙超摇头的几率远远大于点头——他原本就能力平平。

随着孙超摇头的时间越来越多，邓瑶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她甚至觉得，像孙超这种连简单的方案都做不好的人，怎么能配得上自己！她开始对孙超挑剔起来，虽然她不说刻薄的话，但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孙超的“失败”。比如方案做得差，比如衣服搭配得太土，比如说话不大气等等。那次，孙超竞聘经理失败，回到家垂头丧气的。邓瑶气得都要哭了：这已经是孙超第二次竞聘失败！她唉声叹气道：“你啊，怎么这么没用？要是换成我，早就竞聘成功了！”孙超就默默地听着，不反驳，也不接腔。

看见他这么没出息的样子，邓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她内心的不满越发强烈，怎么看孙超都不顺眼，到最后，连见不都想见他。前几天，孙超告诉邓瑶，自己有机会升职，只要把一个大项目拿下。邓瑶兴奋极了，给孙超出了许多主意——但孙超依然失败了！邓瑶真的愤怒了，而且出离的愤怒！她大吼道：“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怎么可以放任自己如此失败？你知不知道，我放弃事业成为家庭主妇，就是为了让你成功！你太让我失望了！”

三个月后，邓瑶和孙超离婚了。邓瑶知道，这段婚姻让她痛苦，而孙超也过得不轻松。



如果说何梅梅的主题是“压抑”，那么邓姚的主题就是“贪婪”，甚至有可以说得上是“残忍”。在何梅梅的世界里，身边的“别人”是用来谈条件、做交易的，但至少还是个人,是个生命；而在邓姚那里，所有的“别人”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她生活事业双丰收的美丽蓝图。

哲学家马丁·布伯曾经在著作《我和你》中指出：这世界上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区分为“我和你”与“我和它”两大类。在前一种关系中，我们与一个鲜活的生灵发生互动，我们清楚对方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有悲，因为可以在自我尊重的同时尊重对方。而在后一种的关系中，一切人、事、物都可以简化成一个硬邦邦、冷冰冰的“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化的“它”，去实现我们自己的大小心愿和人生梦想。

这样一种“我和它”的关系，在生活中最容易在父母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中上演。父母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到孩子身上，为孩子规定好发型、外套、学校、工作、生活地和结婚伴侣，是希望可以通过操控孩子的意志，活出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而在婚姻关系中，如此的操控行为通常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甚至反抗，继而导致婚姻的解体。毕竟成年人的自我意识，相比于孩子来说还是要强大很多。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和第一主角，凭什么单单要长期为你友情客串？



故事三

女强人的“被离婚”之路

沈小青39岁，离异。以前每次谈到她时，大家会羡慕地说：“看人家沈小青，又有钱，老公又好。”现在大家谈到她时，会略带同情地说：“女人有钱有啥用？到头来还不是离婚了！女强人都这下场，没一个好。”

十几年前，沈小青有老公，而且老公比她强，是国家税务系统的公务员，福利待遇好。沈小青就是个小职员，还不是在编的。几年后，沈小青的老公上升了一小步——办公室主任，除了有点儿发福、脱发和爱唠叨，基本没什么变化。而沈小青早就下海了，拥有一家小有规模的汽车内饰公司，自任总裁。她妆容精致，腰杆挺得倍儿直。谁见了她，都是毕恭毕敬地称呼“沈总”。

坐在奥迪车里的沈小青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公司运转好，如何让每个决策最有利于公司发展。习惯了做决定的沈小青，对老公、孩子的状态也改不过来。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两人去饭馆吃西餐。老公说要吃猪排，沈小青马上说：“你本来就胖，别吃这个，还是吃牛排吧！”老公很郁闷，敢情儿自个儿连吃什么都不能做主了？可沈小青说了，这是为他好。老公只能闭嘴。

其实沈小青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但她的确关心家里的事情，儿子的教育、婆婆的生日、老公的升迁、保姆的请辞，她都要过问。而且，她一定要第一个发表意见，等到别人发表意见时，她会听，但从不采纳不同的意见。要是老公反对，她会一直说一直说，直到说到老公同意为止。沈小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听我的，错不了，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你们懂得多。”渐渐地，老公不跟她争执了，可也不怎么跟她说话了。

沈小青明显感觉到老公对自己冷淡了，可她心里很委屈。沈小青觉得自己够对得起老公了。请了保姆，老公不用做家务；她挣钱多，老公经济也没压力；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公也不用操心。你说，上哪儿找她这样的老婆去！真不知道老公还有啥不满意的。

但，沈小青的老公的确不满意了，而且不满意得想离婚。说起来，都是那台咖啡机惹的祸。那次，沈小青去了一趟意大利，带回家一个手磨咖啡机。老公摆弄不明白，饶有兴趣地尝试组装。沈小青不满地推开他，来了一句：“你不懂你可以问我，但别乱动！”那语气就像教训一个鲁莽的下属。当时，保姆就在旁边，沈小青的老公很尴尬，也很愤怒。

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沈小青在家“当老师”已经当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第二天，老公就给她发短信要离婚。沈小青还觉得老公开玩笑呢，人家已经把离婚协议书都给拟好了。沈小青问老公为什么，老公只说了一句话：“我配不上你。”沈小青简直崩溃了：就因为我事业做得好，我比你强，你就要和我离婚？那我挣这么多钱干吗！

三个故事里，沈小青的问题最常见，似乎也最容易获得突破。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女强人悲剧里总有一个保留曲目，就是她们习惯了在外边的“老板”角色，回到家里也摘不下去，有事没事就在老公面前过过“领导”的瘾，活该招来一身骂名——可是，这一切也并非出自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与其说这些可怜的女强人们“不肯”放下身段，还不如说她们是根本就“不会”，甚至“不敢”。

让我们先把分析的眼光放宽一层，联想到更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女人喜欢居家度日，而另一些则更愿意勒紧腰带去职场拼杀？这里又回到选择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在面临选择之时，常常都会无意识地选择一个自己“感到”相对容易的选项。注意，这里的相对容易并不是必然真实的（准确地说这世界就没有什么绝对真实）。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选择的是自己更加“熟悉”的道路。

独立或依赖，其实本来就没有高低上下、是非对错的区别意义，不过都是我们从童年的记忆残片中拷贝出的一种生存模式。那些一定要在婚姻之外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通常会相信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幸福，要比陪在一个男人身边分享对方的成就更加靠谱。她们很有可能从小就习惯了替一个家庭扛起了应对外界风雨的重任，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却失去了其他一些有助于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的珍宝。比如信任他人的能力，比如暂时放下责任，不操心、不管事、享享清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