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欲为谁而来？

                          人欲为谁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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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有欲望的高等动物，人所组成的社会使人欲的实现方式更为复杂。因而，如何面对人欲的问题是一切学说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人欲对于权贵来说是获得幸福的的工具，而对于衣食不保的人来说则是痛苦的根源。同为人，为什么要经受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儒者为了摆脱其不幸的命运，自甘堕落地依附于权贵，并为等级制度唱起了赞歌；墨者深刻洞悉人民不幸与社会动乱的原因，但由于其文化上的不自觉，只是幻想着权贵们能够做到“节用”，试图把他们的贪欲降低到最低限度。

然而，墨子的幻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实现的可能吗？

墨子揭露了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了当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同情平民生活之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平民哲学家”，他的言论不可能为日后的皇权专制主义者所能容忍，这一点也许正是墨学湮灭的历史根源。

 在墨子看来，人欲是无止境的，人的欲望永远也不会有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墨子·亲士》）。我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安定的居处，而是自己没有一颗安定的心；并不是没有足够的钱财，而是自己没有一颗满足的心。

既然人欲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人们只有节用、节欲才是正确的选择。“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所以，古代圣王所规定的制作器物的节用方法是：“所有天下百工，造车轮的，造车子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让他们各尽所能，各种器物足够人民使用就行了”。至于各种费用增加而人民得不到实惠的事，圣王是绝不会做的。

墨子认为，只要坚持节用的原则治理国家，社会财富自然会增长一倍。“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圣人治理一个国家，可以使国家财富成倍增加；再扩大来说，如果让圣人治理天下，那么整个天下的财富也可成倍增加。其财富加倍的原因，不是靠向外扩张、掠夺土地，而是由于他减掉了那些不必要的开支，相应就使财力足足增加了一倍。

儒家文化主张以等级制度的方式，即人们以不平等方式占有社会财富，实现各自的欲望；而墨子从全社会的角度，主张所有的人都要坚持节用的原则，人们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较低的限度内，不必去占有多余的财富，也不必去创造多余的没有用处的财富。这种思想是以墨子兼爱论为基础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影子，与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经济政策颇为相似。这种思想在人类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合理的，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节欲行为的更为具体化的选择。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节用与节欲呢？

  以实用主义为原则

 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为标准。“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制造衣服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防暑的。缝制衣服的原则是：冬天能增加温度，夏天能感到凉爽，这就够了。如果是超过了这种原则的其他功用，就不需要了。建筑宫室是为什么呢？冬天可以抵御风寒，夏天可防御炎热和雨水，有盗贼时，再加固一点，这就足够了。如果超过了这种原则，就不需要了。

衣服、宫室如此，如果其他如“甲盾五兵”、舟车均是如此，财富就不会被浪费，人民得到的好处自然就会多起来。

墨子对如何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去推行社会化的“节用”行为，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述。这样就可以通过“节用”来增加社会财富，从而满足更多人的生活需求。

这种行为只有上升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文明，才能从实质上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说，少数人的自发“节用”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全社会的人都能坚持“节用”的原则，形成一个人人讲“节用”的社会，墨子的“节用”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无所谓如何“节用”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可以用来浪费的财产。而对于极少数权贵来说，他们的财富多到了无法用尽的程度，如何让他们去“节用”呢？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放弃浪费而走“节用”之路呢？在这个方面，墨子并没有告诉人们具体的办法。

 反对贵族的特殊利益

 在《辞过》一篇中，墨子反对贵族无休止的贪欲，提出了君主要从五个方面实行节制。一是不要建造豪华宫室；二是不要穿着华丽衣服；三是不要享用奢侈饮食；四是不要乘坐高档车船；五是不要过多地蓄养姬妾。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当今的君主，修建宫室却与以往不同：他们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连百姓穿衣吃饭的钱财也被剥夺用来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台榭，而且还要讲究亭台楼阁重叠，雕梁画栋。国君像这样建造宫室，身边的大臣也都效法这种做法，所以国家财力不足以应付凶年饥馑，救济贫穷的人。国家穷困，人民就会难以治理。如果君主确实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至于出现社会动乱，那么建造宫室时，就不能没有节制。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墨子·辞过》）。现在的君主私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上千，小国拘禁女子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很多人都没有妻子，女子很多被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错失婚嫁的时机，因而百姓人口减少。君主如果想让人民增多而不愿减少，那么，蓄养姬妄就不可以没有节制。

此外，墨子还反对贵族的“高消费”。“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墨子·节用上》）。如果去掉王公大人们用来集聚珠玉、鸟兽、犬马的费用，用它来增加衣服、宫室、甲盾、舟车的数量，使社会财富增加一倍，这件事不难做到。

 以改善民生为目标

 墨子认为，超过限度的享乐，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就是“亏夺民衣食之财”。如果组成社会的人们不能平均地享受财富，就必然存在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墨子将贵族的奢华享乐与人民的贫困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对贵族的贪欲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辞过》）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君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以享受牛羊猪肉之美味，蒸烤鱼鳖以为佳肴。大国之君摆了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摆了十多样的菜，美味食品摆在前面有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看到，筷子不能全夹到，嘴不能全尝到，（吃不完的食物）到了冬天就上冻，夏天就会腐败，君主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也都效伤他，因而富贵的人家更加奢侈，孤苦穷困的人家就会挨冻受饿，如此想让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等原因，人口大量减少，墨子提出以节用为原则来增加人口。“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亻爰）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现在天下为政的人，他们用来减少人民数量的办法倒是多的是。他们使用人民过于劳累，搜刮聚敛过重，以致人民财用不足而挨冻受饿而死的，数不胜数。而且王公大人兴兵攻打邻国，久的经年累月，短的也有好几个月，男女夫妇久不见面，这就是减少人口的一大原因。再加上生活不安定，饮食不定时，生病而死的，以及遭敌入侵，遇上伏击，以及攻城野战而死的，也是不计其数。这些不都是不善于当权的人所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吗？圣人为政，绝对没有这些情况。圣人为政者，用以使人口增加的办法也很多呀？所以墨子说：“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开支推行圣王的大道，是大大有利于天下的事情啊。”

此外还有节葬等措施用以减少支出，增加相应的民生开支，以保障人民得到实利。

墨子揭露了王权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体现了当时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同情平民生活之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平民哲学家”，他的言论不可能为日后的皇权专制主义者所能容忍，这一点也许正是墨学湮灭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