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瓶颈。在急需“提速”、却久“推”不“动”的当下，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文/盈 盈

201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对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而言，“深圳经济特区”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在那里，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才开始不再一味跟“政治”较劲，而是一心一意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而努力。

三十年光阴荏苒，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GDP连年冲高，至2009年，我国GDP总量已达49100亿美元，人均3711美元。保守估计，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且年内就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三十年来，当人民如孺子牛般默默耕耘的时候，他们心里牢记的是“国富民强”。而当国家真正强盛起来的时候，人民却突然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相反地，就业、就医、就学、住房、养老，以及环境、资源，诸如此类，却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好在，国家也意识到了人民面临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对国家长治久安构成的威胁。于是，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人民听到了来自党内高层的声音：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推”而不“动”缘于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小平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温家宝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经济增长方式上的严重失衡。多年来，我们始终高喊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GDP仍然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要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以至于，事到如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已演化为一场“持久战”。

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问题，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意义，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为什么解决起来，阻力却如此之大呢？

这里固然有经济运行的惯性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非经济的。于是，有人从干部考核标准上寻找答案，认为干部的选用和考核要看GDP，而最能凸显GDP的当然在第二产业领域；也有人认为，这与上下权限划分不合理，权力与责任不一致有关；还有人说，这与民主监督不够有关，等等。

有专家指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最直接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最能触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神经”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持久战，就必须加快推进党内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年之后，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瓶颈，在急需“提速”，却久“推”不“动”的当下，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事实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是本届党中央一开始就提出过的目标。只不过，实际生活中，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尤其是有权有势的人们所忽略。

公平与正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止点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邓小平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温家宝

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正义包括分配的公平正义和校正的公平正义。分配的公平正义涉及到财产、荣誉、权力等有价值的东西。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就是公平正义。校正的公平正义涉及到被侵害者的财产、荣誉和权力的多少。使受害者从伤害者那里得到补偿，就是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GDP从2680多亿美元上升到了49100亿美元；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尼系数也从0.28上升到了0.47(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为警戒状态)。

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33倍；最富裕地区和最穷地区的收入差距是2.68倍，行业之间的收入相差是11倍；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相差23倍。

而一份关于经济社会状况的权威调查报告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约孕育了2～3万名亿万富豪，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他们中的3000人，共拥有资产2万亿元，并且掌控着国家的金融、外贸、国土、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

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内需求的萎缩，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是人人受益的话，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而利益受损的那一部分人，又恰恰是有权有势，足以对改革施加恶劣影响的人。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这股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等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比如，没有房产的阶层可能支持房产税的开征，而房子特别多的，可能会反对开征房产税等。

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是腐败 消除腐败只能靠政治体制改革

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邓小平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胡锦涛

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源和改革发展的最主要阻力。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年赌博资金流出量达6000亿元左右；公车消费达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官员公款出国旅游花费4000亿元。

1978～2005年的二十八年间，我国人均GDP增长约10倍，政府行政费用则增加了140多倍。2007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而日本的行政公务开支则只占全部预算比例的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我国政府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行政体制一直沿用前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们的政府机构也进行了几次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多年来，我们的政府、机构越减越庞杂，官员越改越多，政权成本越改越高，效率却越改越低，人民和企业的负担越改越重，纳税人的钱也越改越不够用。在某些官员眼里，政府已不再是人民的服务机关，而成了管人民的权威机关。许多机构更是凭借手中权力，疯狂谋取部门利益，导致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和环节复杂化。

效率低下、臃肿落后的行政体制已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以权谋私、官僚腐败更是让百姓深恶痛绝。中国的政府行政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对此，周天勇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财政的民主化。这是关键。简单来说，就是管住政府收钱和花钱。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政府的各种收入，包括卖地收入、社会保障收入、收费罚款等，必须完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不再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

第二，建立一个完全的公共服务型财政，加大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公共需要方面的支出。

除此而外，中国的许多行政执法部门，实际上都成了收费养自己的事业单位，比如质监、环保、银监、保监、海事、空管等。他们虽在名义上是行政公务机构，但也是靠收费养自己。政府、事业单位无限度地恣意对企业乱收费，无疑会打击创业、投资、经营和就业。这些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

社会发展很重要 社会健康发展更重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温家宝

“站在又一个三十年的当口，走错了，就可能跌入社会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的陷阱；走对了，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谈到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改革，周天勇如是说。

持相同看法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总理的话，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以及中国整个社会对于政治改革的一种迫切的愿望。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三十年间，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的一些问题又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决定改革和发展成败的致命问题。这不能不倒逼我们重新审视曾经走过的路。

惊回首，我们蓦然警觉：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健全，我们真的不能只看其经济社会有没有实现发展，而且还要看经济社会有没有健康地发展。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否则，一切都可能归零。

这并非危言耸听。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规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之间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且，三十年间，由于我们事实上实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政策，因此，我们社会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也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尖锐、更复杂。而实现公平正义，实践从“国富”向“贵民”的重要转身，必然会触及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他们也必然会变本加厉地阻挠改革，讨价还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令世界惊奇的经济成就，他们也同样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