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的是是非非 -

                   桥本隆则/原创

   今年的新学期开学之际，国内舆论的焦点突然集中到语文教科书内容的删减上来，因为一些原因有些著名文章被撤了下来，又因为另一些原因有些文章却被选上，这样很多人有意见了，网上论的评论家都发出一篇篇的大论，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其实这些评论家如果在日本可能就没有市场，在日本教科书的选择编辑权力都在各个出版人手上，根据国家教育大纲的范围可以自由选定文章内容，但是最后还要受到主管部门的审查鉴定，撤换文章是家常便饭的事。   

  日本与中国的教科书的选用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是国家指定编写，指定使用的国家编订形式。这样要求国家的在选定教科书内容时一般很少有重大修改，如果国家教育发针变化以后，才会有教科书内容的变化，否则一般不会对教科书内容进行重大修订，并且这种修订的最终权力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的教科书编写委员会方面，编写方虽有听取编写意见，但是最终决定权在编写方，这样有时会产生编写方与民间意见的不合的问题，同时中国的教科书都是每个行政区都统一使用，有时增减文章就会给人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

  而日本的教科书的选用与中国不同，在日本小学与中学的教科书是有很多家出版社或者出版团体编写（约有30个以上），这些出版社与团体根据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教育基准编写出来的教科书，再经过文部省相关机构审查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好处是文部省给的是大方向，而各个具体辩解出版的地方根据自己理解进行编纂，所以同样是国语教科书内容与选取的文章很不一样，侧重点也不一样。除去一些文豪：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等文章，还会不断选用日本各个时期的有名作家的文章。补充一点在日本的大学就没有教科书的审定，大学的一些教材都是由大学自己选定，我记得基本上是担任的教授指定，我上英语阅读课时，所用教材就是我们教授自己出的书籍，我们还在下面嘀咕，不是书卖不掉吧。总而言之，日本大学的教材没有设限的。我在与国内搞教育的朋友谈起这种教科书选用制度时，很多教育界的朋友觉得有点意思，有的向我继续询问，看看是否能拿到中国国内借鉴。以我个人的观点，除去历史教科书以外，如《国语》都可以借鉴。

 

  为何日本历史教科书选用方式不能用？这有其历史性育复杂性。日本教科书的选定制度有两个很大的弊端都体现在历史教科书的使用上。第一个是选用基准的教科图书检定基准比较暧昧，虽然有学习指导作为补充但是还是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多次冲击日本政府的底线。因为政府给与的基准只是一个方向性，所以很多教科书编写者就会根据自己政治立场的不同，在局部作些润色改动。但是这种改动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是致命的，比如80年代末的日本社会科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时，有一个出版社就把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入华北。为何会有这么改动呢？在1937年的时代背景，当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在天津至北京的交通线，以及外国使馆区可以有驻军保护使馆，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利用这个条约，在北京城外驻扎了一部分所谓保护交通的日军。所以这位编书的就根据这个认为当时日本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根据条约规定，行使自己自由进出的权力。我们暂且不讲《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性，日本所谓的自由进出的权力依据首先站不住脚，按规定在交通线周围驻军只能是每500米一个人，天津至北京的公里数一查就知道应该允许驻军多少人了。所以当时日本驻军人数已经是条约规定的10多倍不止，并且条约规定驻军进入时要照会中国政府获得同意，以及照会其他条约参加方获得认可方为有效。看到这里看大家明白了吧，当时篡改日本社会科的历史教科书的人是钻了空子的。硬要把非法闯入侵略，改成正当的进入，并且无视当时历史事实（发生战斗，中国政府强硬拒绝），但是在日本鉴定基准却对这种用词没有很严格的规定，这样就造成篡改者既成事实的不良后果。

第二个是基准在事实认定等方面要求不严，还是有争议的，有些右翼学者会利用移花接木方法对一些已经认定事实进行篡改。如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上从原先东京审判时的30-50万的审判证据认定后，日本右翼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考据，就是对南京人口进行论证，要的就是南京人口自身只有30万加军队10万才40万怎么会有50万人死亡的所谓推断论据，来篡改最终东京审判的结果。虽然在中国有很多反驳证据，但是在日本却是这些右翼学者的天下，于是一场所谓新编历史书运动开始，这就是要求在编写历史书时要在鉴定基准基础上加进新的资料与数据，如：所谓考古新发现（证明日本历史上），确定天皇的年表（证明日本天皇万世一统），再就是改变媚外历史观（不承认日韩合并的违法，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等等。虽然书是编出来了，右翼也知道这本书肯定会受到质疑，但是日本有出版自由，即书是可以印出来，但是用不用权力在文部省，最后在历史审定中没有被通过。但是这里还可以有捷径可以走，因为日本规定日本的残疾学校的教科书可以不使用文部省鉴定教科书，因为这些学校有特殊性，可以自由选择教科书。这样那些有争议的教科书都到日本残疾学校去了。

 

   总体上日本在一般的文科与理科的教科书出版是比较严谨，如《国语》等教材都尽量选用代表时代的文章，甚至有一年歌手宇多田光的歌曲风靡全日本时，第二年在日本小学教科书中就有她的歌曲歌词，这也会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所以在教科书的选用制度有区别，有时候我想在语文等科目，是否可以参考日本的教科书鉴定的制度，使得我们的语文教育可以百花齐放，这样对培养人才的多样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