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财富蛋糕：中国经济唯有向“上”一条路

　　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扩大,看似无关联的种种现象,最终出路,都取决于经济结构向“上”发展,做大财富蛋糕

　　快速发展了近30年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内部资源、环境约束,外部条件恶化压力,长期以来依赖的“低端扩张”模式门槛高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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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长期处于产业低端造成高端就业不足、缺少国际知名品牌、企业赢利能力弱、产业发展空间不足、收入分配失衡、完善公共服务面临巨大资金压力……

　　是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还是如拉美诸国一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中国经济唯有向“上”一条路:向产业高端要财富,向产业高端要就业,向产业高端要区域均衡,向产业高端要竞争力,向产业高端迈进,减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

　　如果说在过去,产业结构调整还是中国的良好期望,在资源能源约束和财富增长迫切需求的今天,产业结构调整,则是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成长的唯一途径。

　　“最大成功故事”:从封闭到对外依赖

　　在很多人眼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演绎了“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的缘起。改革开放前30年,为了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在国际上赢得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资格,中国加大了对非农产业的投入。然而,由于非农产业增长跟不上教育普及和医疗社会保障推广,很多非农产业的有文化的劳动力增长比非农产业本身增长更快,造成了就业压力沉重。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正源于此。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形势严峻,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偏低,无法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市场,且工业结构偏重,而这种偏重的工业结构又降低了工业吸收新中国建国后高速增长的新增劳动力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1972年,随着对华全面贸易禁运的取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以平等互利身份进入到主流国际市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大幅度提高。

　　到今天,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宋泓看来,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解决了工业生产上的“能不能”,产品“有没有”的问题,紧接其后的上世纪90年代末解决了产品“够不够”,即能否满足需要的问题;那么本世纪以来,解决的则是“好不好”的问题。

　　从量上看,中国大量产品的生产规模已在世界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所作的统计,在约占一半的工业产品生产规模上,中国处于第一位。中国不仅克服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短缺问题,还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然而,对照改革开放前后30年,在看到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绩的同时,问题也不容忽视,梅新育指出,其中最明显的,即对外需的过度依赖。

　　外贸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国际市场上一有风吹草动,外贸就会作出相应反应。受访专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对外贸易量的普遍萎缩,即是明证。以中国为例,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即负向拉动作用。

　　以当前个别国家力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为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向本刊记者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20%～40%,就会出现大批的出口加工贸易倒闭或者外迁。由此造成的是,大量产业工人失业。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说,可能会使中国的快速增长期、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

　　尤为重要的是,郑新立分析,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这意味着,如果作为世界经济最大发动机的中国经济熄火,其引发的将是世界性的经济灾难。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的基础正在被削弱。梅新育分析认为,当前其他的一些后发发展中国家因此具备了更大的潜力,中国“被赶超”的压力显著放大。

　　而且,梅新育认为,由于中国已是第一大出口国,加之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实绩不如中国,继续走如同以前那样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老路,已不太现实。

　　他指出,中国亟需适度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居民收入即是内需市场

　　在建议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同时,梅新育表达了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看好预期,“中国国内市场已非常庞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市场。”

　　事实上,关于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早已有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此种声音更大幅放大。关于此,相关决策部门亦频繁祭旗,比如通过消费金融公司为消费贷款,对节能产品进行消费补贴等。但是,内需提升依然难彰。

　　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李兴山教授向本刊记者表示,所谓市场需求,不仅包括购买需要,更包括购买力。当前,中国并不缺乏购买需要,真正缺乏的是购买力。而要提升购买力,则需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

　　郑新立对此观点颇为认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甚至将其列为中国当前数个需调整的经济结构中的第一个。他认为,通过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消费,是比较好的思路。它不仅将提高内需,而且有助于实现外贸收支的平衡,并弱化中国因外贸顺差较大而带来的通胀风险。

　　“根据经济学公式,外贸顺差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因此,随着消费的增加,消费和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就小了。同时,增强中国经济对进口的容量,可使中国更好地诠释“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郑新立表示。

　　事实上,随着2008年12月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国内有关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迟福林在这个计划中建议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对比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指标是60%～70%,个别发达国家甚至达到70%以上,如美国就达到了74%左右。

　　梅新育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让全体居民合理分享发展果实的任务比以前更加迫切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趋势是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份额下降,资本过度强势,这需要大力扭转。在他看来,毕竟普通居民收入增量中较大的份额会投向国内消费,这对本国产业发展拉动作用更大。

　　但是,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李兴山并不乐观。“首先在于认识上不统一,有关‘国富’‘民富’孰先孰后一直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各个经济主体均站在既得利益上看问题。”

　　事实上,“民穷”不仅影响到内需的提振,它同时加剧了中国诸多结构性问题。2009年,因4万亿投资带动,中国投资率上升至46%,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而消费率则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郑新立担心,“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意味着大量投资实现的生产能力会出现过剩,投资的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投资也难以回收,会形成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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