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栗智：八成上访者是有道理的(中国青年报 2008-2-15)

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栗智：
八成上访者是有道理的
本报记者 刘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5
官员不能把百姓视为刁民
“斯拉木又来了。”看到这位维吾尔族老人每天不间断地来反映问题，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互相使眼色躲着老人。
斯拉木老人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踏进这个门了。
政府的三次改道让他最终无家可归。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已80多岁的斯拉木光到北京就上访了6次，他要么身挂布标、拿着大喇叭喊叫，要么头上挂着个牌子，带着孩子们到乌鲁木齐的广场静坐、下跪，然而批件到下面事情还是迟迟没有解决。
1981年，斯拉木在南门附近盖了4间住房、1间皮鞋作坊，次年南门道路改造时经相关部门批准，在和平渠旁边盖了土木结构两间馕房、两间食堂、5间住房和1间80平方米的铁皮房。
1997年修钱塘江路时，斯拉木的房屋被强制拆迁，考虑他的实际困难，经政府部门协调，在和平渠珠江路附近为他建了一个条件极差的临时住房。房子在和平渠泄洪口上，按政策严禁人在旁边居住。
2005年又面临和平渠改造，斯拉木非常苦闷，多年前他在乌鲁木齐所建房屋都是经过市政府批准的，而拆迁后的安置补偿房屋都是违章建筑，他却从未得到过任何补偿，如今又面临河道改造，政府无论如何都应该给个说法。
然而，他的情况由于没有相关政策依据，执著的斯拉木次次来访都被各个单位看成是负担，拆迁补偿的事只能拖着。
像斯拉木这样一肚子冤屈的上访者每天在信访办都可以遇到。
对很多上访者的遭遇，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都抱以同情的态度，每次来访，信访人员也都热情接待好言相劝，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一个综合协调部门，很多牵扯到一些职能部门的问题，他们也只能如实反映。
由于对上访者的认识偏差，很多单位和办事人员始终用另一种目光看待上访者。
“刁民”、闹事者、添乱者、不安定因素，这些称谓被加在了上访者的头上。他们也因此常常被小心地“关照”起来，一见他们来到政府办公场所，围、堵、压，吓就成了最常用的办法，生怕影响了政府的面子和形象。而有些部门的另一手对策则是：拖和推。
“刁民”这种对上访者错误的认识，使乌鲁木齐市遗留的重大疑难性重复上访案件越积越多。
“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各级干部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依法律、按政策办事，坚持教育、疏导、协商、调处，防止搞强迫命令，颐指气使，滥用权力。如果没有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作风，没有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轻率地视百姓为‘刁民’，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栗智这样告诫这个城市的官员。    20％和80％的颠覆
二八定律，这个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的比例，在2007年以前同样被用在上访群众身上，80％是无理取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向政府没完没了提不合理要求的人，他们是给政府工作的添乱者，麻烦的制造者，不安全的因素，而只有20％是确有冤屈的。
而这个“二八定律”在2006年年末被栗智颠覆了。
“在当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无理取闹的只占一小部分。”栗智的声音有些另类。
刚开始，很多干部对栗智的这番话有很多看法，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如果80％是有道理的，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工作有这么多的不正确，这些冤案错事不是在否认我们的工作吗？
刚上任商务局局长的何卫刚一开始也持怀疑态度。
“以前一提到上访者，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就是难缠、无理取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采取极端的方式，不断地给政府找麻烦、添乱，是对政府职能部门构成冲击的不安定因素！”何卫刚说。
“当然，自己以前只做宏观经济研究，对上访者的印象仅仅是从媒体报道这样的间接渠道感知的。”
真正接触信访之后，何卫刚才发现并非如此，而且几乎颠覆了原有想法。
栗智曾说：“领导干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带头者，而不是矛盾的制造者和加剧者。没有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作风，没有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就不可能化解矛盾，赢得民心，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去年10月，何志刚走马上任第一天，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办公室时，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20多位上访者。
“我们一定要见局长，见不到就不走了！”
还没熟悉工作的何志刚先做起了信访接待。看到都是和自己父亲一样岁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怎么也没办法把他们和原先印象中的“刁民”联系在一起。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激昂地诉说冤屈：所在国有单位被企业兼并后，企业不能按时交纳采暖费，而且拒付上涨的6元／每平方米的采暖费，老人们认为他们都是为原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工，应该享受与在职职工同等的采暖补助。
在日后的接待工作中，他发现因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企业职工集体上访的案件占大多数，其中大部分都是拖欠采暖费和医保补助，老百姓含着冤屈不断地找商务局解决生存难题，大部分属于合理的诉求。
通过信访接待，他逐渐对栗智书记所言“80％以上的上访者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的”感同身受，上访者都是“刁民”的想法从何卫刚的脑中彻底消失了。    打造民生政府的代价
市委书记次次带头快速妥善处理信访问题成为许多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是一封退休老两口的上访信。信中说，两口子支边到新疆，儿子的户口早些年转回了温州，现在老两口退休了，生活很困难，儿子在这边打工，户口在温州，很不方便，所以要求把户口转过来。就是这样一件事，被拖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老两口这次把信亲自写给了市委书记，栗智书记看到信后，批给政法委，3天的时间，事情就解决了。
这是一个被拖了40年农民上访积压难题，栗智书记请市长责成天山区、达坂城区5天内解决，实际仅用了半天。
而斯拉木的拆迁安置问题最终在市领导的关注下有了眉目，确定从“两拆”经费中列支20万元解决其问题。
……
栗智书记说：“各部门在接到信访电话后，要第一时间赶到了解问题；要加强领导、换位思考，提出可行性意见；个别问题个别解决，采取一案一策的办法，不能千篇一律。”
这种工作态度对乌鲁木齐市各个单位来说，无疑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往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所在部门和群众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群众，重新认识上访者。
栗智说，乌市群众信访活动目前仍处在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撤村建居、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仍是当前乌市的热点问题。
对重大疑难性上访案件，栗智没有继续回避，他将长期以来的影响面较大的80个重点案件包案给市级领导，由他们进行督办落实。
“老百姓大部分都有冤屈才来找信访部门的！”去年9月，作为8位不同行业新提任的副县级领导干部之一，在信访局将履行半年工作职责的督察专员马朝苍深有感触。
刚接到通知时，这些信访专员还百思不得其解，“要把原单位的所有工作暂时停下，全力解决信访问题，牺牲大量的工作时间来听百姓倾诉，真的有必要吗？”
一接手案子，他们才知道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栗智说，因为信访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是民主的象征。而且，信访的问题并不是信访部门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问题。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不断调整，拆迁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企业破产问题，这些问题牵涉方方面面，需要协调。中央的意思是就地解决，分期解决，属地解决。
“我们的干部到信访部门去，一是了解民情，二是培养统筹能力，协调能力。原来是提拔以前去，我现在主张提拔以后去。”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马朝苍发现由于接手的都是“疑难杂症”，大都拖了几年至十几年不等，很多涉及单位的领导都换了好几届，时过境迁，想要翻底很困难，加之不少基层单位互相推诿、扯皮，原本不大的事硬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大了。
督办案子的过程也是他们对工作重新认识的过程：领导层决策的失误、矛盾聚集前期对初访群众的不重视都可能造成群众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如果能将矛盾化解在本单位、基层部门，能避免多少重大的上访问题啊！
现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六七罐茶叶，“来访者如果没有冤屈谁愿意大冬天一趟趟往信访局跑？要先给他们泡杯热茶。一杯热茶暖人心，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督察专员石国湖说。
“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次考验，如何真正地当好百姓的公仆，俯下身去，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对很多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领导者是一次冲击。”信访部门负责人说，“他必定要否定自己的过去，重新调整工作思路面对百姓，但这个过程无疑是异常痛苦的，要想打造和谐社会、构建民生政府，是要付一定代价的，但这个代价是必需的！”
从去年5月起，乌鲁木齐市作出规定：无论是区、县提拔正科、副科级干部，还是市委提拔正处、副处级干部，被提拔的干部都应先到信访部门接受锻炼。
这个意图是明显的，让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先接触一下最基层的百姓，了解一下他们生活的苦衷和艰辛，这样既可以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又可以锻炼干部的沟通、协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时时提醒这些掌握权力的官员，慎用手中的权力，用好手中的权力，真正把“为人民服务”时时装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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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莲七年上访悲喜路
本报记者 刘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5
67岁的李桂莲这个月出入信访局的次数明显少了很多，她知道自己拖了7年的冤案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老太太个头不足一米五，由于回族妇女特有的风俗，她每天都扎着头巾，鬓角处花白的头发依稀可见。每当她拄着双拐、喘着粗气出现在信访大门口，所有人都要为这老太太帮带着点儿。如果没见着领导，中午她为省两趟车钱不回家了，信访部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寻思着给她买些什么吃。    对她，信访部门的人太熟悉了。    她已经连续上访了7年，她的案子也成为2007年由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领导包办的80个重点重复性疑难信访案件之一。    老太太想不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以拖了7年，在几任主要领导之间转来转去就是得不到解决？    她的上访之路得从7年前说起。    李桂莲在二道桥附近有个四层楼的小旅社，6个房间29个床位。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在当地游玩却囊中羞涩的旅游者、南疆到此拉货的商人都是旅社的常客，每晚只需几块钱，很实惠。    原本生意挺红火，自从2000年6月凯达公司在李桂莲旅馆所在的天河小区前挖地建楼后，小区的铁门就再也没打开过，想住旅馆的客人只能绕过大半个小区，从侧门进入，没来过的还以为这里只立了个空牌子呢！从那时起，她的旅馆就鲜有人问津了。    刚建楼时，市规划局给凯达公司批的红线距离李桂莲所在天河小区有18米，这18米的巷道属于天河小区的公共用地，而楼建好后凯达公司拿到的二次红线图却变成“马路和李桂莲阳台下都是他买下的。”    16层的高楼和小区四层小楼仅隔9米，严重影响了采光，凯达公司还私自将铁栅栏围了满满一圈，一直到李桂莲旅社阳台下方的墙根，原本是方便天河小区居民行走的公共用地，成了宾馆的后院和停车场。    不仅是李桂莲，小区所有的业主都很愤怒，凯达公司强占了原本可以顺利通行的大门和自由活动的巷道。    从2001年开始，小区百余位业主和李桂莲夫妇就踏上了上访的征途。每到市领导接待日，李桂莲一行就会早早到达信访局门口等候排号。    7年间不断更换领导的批件数都数不清，然而批件到了规划局却始终没有回音。    “好像我们是没事找事的，一些部门的干部把我们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像防贼躲贼一样，说话的语气让人实在受不了！”李桂莲一提起上访遇到的遭遇就心寒。    由于对相关部门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风不满，浩大的上访队伍仅剩下李桂莲，丈夫海生仁为此精神变得不太正常，一提起这事，他就指着别人破口大骂，儿女们也由支持变成不理解：“没用，你还天天去干吗？”    然而李桂莲始终相信她一定会赢。    “难道政府部门工作出了错，就不能改吗？不合理的事就没地方说吗？”李桂莲不信这个理。    2004年2月5日早上9点，又是每周四固定的领导接见日，李桂莲早早地乘上公交车，路上没注意竟多坐了一站，她迅速跑到对面站台换乘公交车，身着厚重棉服的李桂莲，吃力地爬上车，把一元纸币放进投币箱，右手紧紧抓着扶手，环视了周围，只有五六个人，“正月十五，大家都过年呢，自然人少了”，李桂莲心想。她正准备抬脚找座位，司机连续两次猛地发动引擎，李桂莲紧抓着扶手的手臂顿时有些痉挛，整个身体被甩到车右侧一块突起的台阶上，李桂莲当时就没了知觉。    等她清醒时，已经到了医学院急救科，她挣扎着，嘴里不停地喊着，“这是哪儿？我还要去信访局上访呢！”    医生护士都觉得她不可理喻：“腰部的脊椎已经粉碎性骨折了，竟还嚷嚷着上访，命还要不要了？”    从胯股上抽出一块骨头，安装在脊椎上，这样她总算没有瘫痪。    一个月后，正在手术愈合期的李桂莲等不及了，她自己不能走动，也顾不上疼痛，就让大儿子背着上访去了。    时任市长非常重视她的信访案件，他看到所有事实清晰明了：凯达公司2002年1月确定的二次红线，属于规划局的违规操作，违反了红线法。他立即批示处理凯达公司违规红线问题。一封、两封……据知情人透露，“批件多得跟牛毛一样。”    在此期间，市建委被授权调出规划局文件证实该局擅自将天河小区的公共用地划入凯达公司二次红线属违规操作。    时任市长曾亲自过问规划局相关领导：“一个丫头能分给两家吗？”对方无言以对。    李桂莲清楚地看到市规划局负责人在市领导面前再三表示要开通马路，撤销红线，把红线图交到她手里。    原本有希望解决的事不知什么原因又被压下来了，一等又是几个月，李桂莲的心情跌到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栗智书记看到了李桂莲的上访材料，马上作了批示，并将材料交给信访局局长宋振博。    “妈，快来看，栗智书记说，八成上访者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的，你就是这80％吧！”一天，女儿拿着当天的报纸大声对李挂莲说。    李桂莲从女儿手中夺过报纸，迅速看着女儿指着的文章，突然眼里噙满了泪水，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我不是无理取闹，我不是没事找事的刁民……    7年上访，两次手术，不仅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连大儿子的房子都卖了。李桂莲的感慨一波波往上涌，7年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们的政府在变。”这是李桂莲最大的感触。    在栗智书记的关心下，信访局局长宋振博多次到现场查看，在调查了解情况后，很同情李桂莲的境遇，在最近一次协调会上最终确定将李桂莲的1米左右宽的阳台顺延下来，搭建一个过道让行人顺利通行，保证旅社的正常营业。    李桂莲长久以来埋藏在心里的郁结终于解开了，时隔7年，她的小旅社又能红火开张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2/15/content_2065961.htm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实习生 王雪迎 本报记者 刘冰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5
“有70个农民工聚集在东方王朝酒店，你们快派人来协调呀！”电话里传来派出所民警急促的呼叫声。
挂上电话，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毕军、阿不来提，匆匆赶往百米开外的东方王朝酒店。
2007年1月23日中午12点，乌鲁木齐市商业繁华区大西门附近人头攒动，几十个农民工围堵在东方王朝酒店大门口，不让任何人出入。
这些来自南、北疆的农民工们穿着旧军大衣，双手插在袖筒里，衣服上满是污垢，摄氏零下20多度的寒冷天气里，他们在门口不停地跺着脚，双耳冻得通红。
一位60多岁的老汉不知从哪抱出一床破旧被褥，铺在门口平地上，就势蜷缩着躺在地上，嘴里还大声喊着：“不给钱就住这儿了！”
周围群众越围越多，质疑声不断传出，“这酒店怎么回事，把这些可怜的农民工逼成这样，为什么不给他们工钱？”
毕军等人到现场后立即疏散围观群众，将70名农民工们带到酒店后面的停车场进行现场协调。
“怎么回事？”毕军问这些民工。
“我们用20天拆除了酒店7到9层的装修，一共两万元的工钱现在还没拿到，都被工头私吞了！”说话的农民工狠狠抓着一旁默不作声的工头的胳臂气愤地说。
“酒店应该把工钱还给我们！不给我们钱，我们就去政府要！”农民工们大声叫喊着。
带着选出的4名农民工代表，毕军和酒店负责人在办公室商讨解决方案。
酒店负责人拿出劳动合同书以及付款票据，一脸委屈，“两万元已经付给包工头了！”
“钱是给我了，但现在没了！”工头承认钱是给过了，但就是不肯说钱跑到哪去了，为什么不发给工人。
工头的无赖态度让3个农民工代表怒不可遏，几次要挥拳打他，都被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拦住了。
“钱是你拿的，你就是借钱也得给农民工还上！”毕军让工头赶紧向周围朋友借钱。然而，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
而此时，要钱的农民工们在停车场里焦急地等待着答复，他们脸冻得通红，眉毛、睫毛上结了一层白霜，实在受不了，只得在车场里燃起了一堆火，几十个人围拢在火旁取暖，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回工钱绝对不走！”
一边是在城市艰难谋生的农民工，一边是无力还钱的工头，一边是认为自己没有责任的酒店负责人，无奈之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只得做起了酒店的工作。
“企业是追求效益的，要让我们重复发工钱，绝对不可能！”酒店负责人摆摆手，态度十分明确。
“你们也有一定责任，为什么不找正规的、有资质的装修公司签合同，这样操作并不规范！”
“周围那么多群众围观，他们只认为是你们没有付工钱，不要因为两万元影响企业的声誉！”毕军不断地给企业负责人做工作。
……
僵持、协调，再僵持、再协调，10个小时之后，酒店负责人终于同意付给工人1万元。
为了避免纠纷再次发生，酒店工作人员把1万元全部换成了零钱，在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派出所的监督下，一个一个发放给农民工。
晚上10点多，70多名农民工拿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走了。
毕军、阿不来提终于舒了一口气，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类似这种农民工讨薪事件、涉及企业和劳工经济纠纷等群体性突发事件，2007年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共出面协调了39例，协调解决老百姓的信访问题每年要耗费办事处工作人员三分之一的精力。
“防患于未然，把老百姓的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是我们这些基层单位的重要职责。”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吴涛说。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2/15/content_20659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