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成书述论

《易》之成书述论

李洪岩 http://www.jzqyc.com/bbs/dispbbs.asp?boardid=61&id=7754&page=&star=3

《周易》是部筮书，也是哲学著作。研读《周易》，应先知其成书年代。欲知《易》之成书，需先知前人之见解。

一

《周易》全书是逐渐成型的，既不出自一手，也不成于一时，其最初萌芽，古人常追溯到原始的伏羲氏时代。《系辞》下载："古者包（通伏、宓）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代出现的谶纬著作《易纬·乾凿度》（见《汉学堂丛书》三函廿四册，光绪十九年黄氏刊本）附会说："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质者无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变，象感在人。"又《礼纬·含文嘉》载："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伪《孔序》认为："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一代结绳之政。"（参看雷敢《中国历史要籍序论文选注》，岳麓书社，1982年。第5页）古时学者如前汉孔子后人孔安国、后汉马融、三国魏王肃、吴姚信，均认为伏羲时创制八卦。

按伏羲，难以考定，可能是某一氏族部落的名称，如神农、黄帝者然，其年代应处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拾遗记》卷一载："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土员），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为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同样的记载也见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记述基本相合，分明是文明初开时的情景。因此可以说，八卦是伏羲氏部落的成员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的考察，从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的。随着血缘纽带关系向地域关系的转变，各个部落的文化成果相互渗透融合，因此，《周易》在制作上应该也吸收了其他同类性质的作品，这大概就是《周礼·春官宗伯·太卜》中提到的《连山》和《归藏》。神农氏又名连山氏，黄帝又名归藏氏，故孔颍达认为《连山》起于神农，《归藏》起于黄帝，即它们分别发生于神农氏部落和黄帝氏部落。又东汉杜子春认为"《连山》，伏羲；《归藏》，黄帝。"这种歧异的意见也透露出三《易》发生过渗透交叉的情况。此外，《周礼》列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不应是凭空捏造。由于《连山》、《归藏》早亡，后人又给以许多荒诞解释，遂使顾炎武以为它根本就不是《易》书，只是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而更加可能的情况，恐怕《连山》《归藏》不仅是《易》书，而且曾被《周易》所参考。《周易》的体例排列相当精巧，有人甚至矜夸其所阐明的辩证法有过黑格尔处。这些除有后人的加工修订外，也应当吸收其他同类性质作品的精华，然现今唯一的线索只有《连山》《归藏》。至于谈到"－－"阴"－"阳两种符号，显然以人类两性生殖器说最圆通可信（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77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6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儒家思想本来和对人生殖器的崇拜有很大关系（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古史辨》第2册第232－253页）。但"生殖器说"与"有节与无节的竹棍"说（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81年。第4页），也不矛盾。生殖器乃象征之根，竹棍乃借以象征之器，二者相辅相成。

关于八卦的出现，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古老传说。伏羲时黄河出现龙马，背负《河图》；洛水出现神龟，背负《洛书》。伏羲氏按照这种图书制成八卦，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因此，"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马融也认为，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引自孙渊如《易经集解》），《书·顾命》伪孔《传》、《尚书中候握河纪》也都记载了这种说法，显然不经。既然有了天赐的神奇图书，何必再画八卦呢？因此，自汉以来这种讲法便信之者半、不信者半，后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就曾予以否定（见袁钧辑《郑氏遗书》）。《论语·子罕》虽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但也没有对《河图》《洛书》予以论断。今所见图书始载于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他的见解本于五代末的隐士陈抟。抟字图南，据说言图书最精深玄奥，"好读《易》手不释卷。"（《宋史·隐逸传》上）清代的国学大师们对宋代"图书派"作过有力批驳，如浙江德清胡渭著《易图明辨》十卷（《皇清经解续编》），就是一部著名著作，辨诬最力最明。所以陈汉章（象山）《经学通论·论经学之原始》谓："若后儒所说《河图》《洛书》，皆旁门观念也。"图书论虽不可信，但也反映出，所谓"远取诸物"云云确非无根之谈。

二

八卦的制作，奠定了《周易》一书的基础，接着而来的是将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关于重卦之人，据孔颖达《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共有四家观点。

一，文王重卦。《史记·周本纪》："西伯（文王）盖即位五十年，其囚 里（今河南汤阴北），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但司马迁是否主张文王重卦，甚可怀疑，其词游移不定，而且《日者列传》非太史公书，乃褚少孙文，但司马迁又最终没有提到文王以外的他人，因此，他应是倾向于文王重卦的。西汉扬雄《法言·向神篇》："或曰：经可损益欤？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向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又："宓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汉书·扬雄传》下）《汉志》载："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载："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对作篇》载："《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认为："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杨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经学通论·易经》）实则皇甫谧也主张"文王在 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近人则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也认为文王重卦。

文王重卦是古代学者的主流见解。西汉研究《周易》的学者以杨何为最早，因此，杨何的见解应更接近元典，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受《易》于杨何"（《太史公自序》），故司马迁的观点应与杨何一脉相承。其次，《系辞》下明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恰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合。中古是指文王时代，而且明写着是"殷之末、周之盛德"。所谓"忧患"，即指文王被囚。再其次，主张文王重卦的学者多处于两汉，去古近，而且都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大家，非一般喜于附会的陋儒可比。因此，文王重卦说应该是最可信的。

二，夏禹重卦。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思想家孙盛。他认为：按《周礼·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且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而郑玄《易赞》及《易论》认为"夏曰《连山》"，所以《连山》当为禹所作，禹作之《连山》已重卦为六十四，而《周易》又本于《连山》，则重卦之人自然为禹。禹之所以能作出《连山》，乃是由于天赐《洛书》给予了启示，即《尚书·洪范》所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洪范九畴》，刘歆认为就是《洛书》，夏禹不仅根据它作出《连山》，而且还划定天下为九州。但是，此派观点的主观臆测性太明显，所以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影响，亦可见其不足信。

三，神农重卦。郑玄之徒主张此说。《三国志·高贵乡公髦传》载淳于俊之言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他们认为，《系辞》下所谓包羲氏没、神农氏作、取诸什么卦等记载，指的是神农，而不是别人。但是，他们主观性同样很明显。

四，伏羲重卦。王弼著《周易注》主此说。《淮南子·要略训》曰："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伏羲为之六十四变。"《隋志》载："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认为伏羲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孔颖达《正义》宗王弼之注，所以说："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矣。然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孔颖达还批驳前三种观点，认为《系辞》下明载："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益》和《噬嗑》都是重卦，《周易》中共有十三处取诸某卦的记载，在神农时已按照这些重卦进行活动，那么，重卦之人自然不会是夏禹或文王了，因为他们都处于神农之后，但是，重卦之人也不会是神农，因为《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耆。"凡言作者，创造之谓，神农之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则幽赞用耆，谓伏羲。""伏羲用耆，即伏羲已重卦矣。"

三

卦辞与爻辞的作者及年代，同样是古来学者们激烈争论的问题。孔颖达《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举出两家观点。

一，卦辞爻辞皆是文王所作。东汉郑玄等人主张此说，其理由依然是《系辞》下所载："《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准此诸文，认为《易》为文王所作。因此，《乾凿度》才说："苍牙（伏羲）通灵；昌（文王）成运；孔（孔子）演命明道经；文王因性情之宜为之节文（郑注：九六之辞是也）。""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便谓此也。近人蒋伯潜认为："重卦之人为文王，作卦辞爻辞亦文王，则文王时《易》经已具矣，但尚只为卜筮之书耳。"

顾颉刚先生否认文王作二辞，但认为二辞出现于文王稍后的西周初年。他说："作卦爻辞的时代，当在西周初叶，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地点当在西周的都邑中。"（参看李镜池《周易探源》所引，中华书局，1978年。第37页）杨伯俊先生持相同的见解，认为："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故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经书浅谈·周易》，《文史知识》1982年第4期）这种见解是合理的。而且，不只是卦爻辞的著作人无考，而且《周易》各部分的著作人恐怕永无确定之日，但我们可以透过那些虚拟出来的、以"圣人"面目出现的著作人所处的年代，推定《周易》各部分的成书年代。

二，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马融、陆绩等持此说。这种观点，从今天的眼光看，实与主卦爻辞并为文王所作的观点可并为一种，因为它们在时间上都归于周初建国前后，出入不大。孔颖达《释文叙录》："文王拘于 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淮南子·要略训》："周室增以六爻。"这派的理由，是说在爻辞中有许多文王以后的史事记载。如《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文王的儿子武王克殷之后才追号文王为王，那时文王早死了，因此，如果爻辞为文王所制，就不该讲"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是商纣时人，明夷的卦象是上坤下离，离为日，坤为地；明为日，夷为没；日没于地，表示箕子劝谏商纣王反被囚奴，仿佛太阳的沦入地下。但是，箕子被囚是在武王兴兵讨商以后，文王同样已经早死，他不宜预言箕子之明夷。因此，爻辞不出文王。 又《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的韩宣子来到鲁国，观书鲁太史，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吾乃知周公之德。"他不说文王，偏偏说周公，显然是以爻辞为周公作。而且，周公代他的侄子成王摄政，大权独揽，曾被流言污毁，这正合于《系辞》所说"作《易》者其有忧患"，史书只载《易》历三圣，并未提及周公，那是因为周公乃是文王的儿子，提了父亲也就无须再提儿子，所谓"父统子业"是也。

对此，反对派予以辩驳。他们先是证明岐山是冀州的名山，因而代指冀州，而所谓"王"，是指夏王（见惠栋《周易述》卷六）。接着又说，爻辞的作用为卜筮，它应是空灵普泛的，不可能实指某一具体事物，爻辞中讲文王用亨于岐山，这里的岐山，相当于孔孟常讲的泰山，只是借代而已。实际上，据王国维考证，文王生前已经称王，第一条论据不攻自破。 再看"箕子之明夷"的记载。《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上草头，下核右）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认），以此不见信。"颜师古注曰："宾妄为说耳。"凌廷堪《江氏周易述补叙》："刘向云，今《易》箕子，作（上草头，下核右）滋。"惠栋《周易述》卷五云："刘向《别录》犹循孟学，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宾古义，读箕子为（上草头，下核右）兹，而晋人邹湛以为漫衍无经，致讥荀氏。""邹湛讥荀说而《周易》之学晦。"所谓马融俗说，就是"以《彖传》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当五寻。"惠栋力图恢复赵宾旧说，极力为赵宾张目，他说："宾据古义以难诸儒，诸儒皆屈于是，施雠、梁丘贺咸共嫉之。雠、贺与喜同事田王孙，而贺先贵，又传子临，从雠问荐。雠为博士。喜未贵而学独高，施、梁丘皆不及。喜所传卦气及《易》家侯阴阳灾异书，皆传自王孙，以授梁人焦延寿者，而梁丘恶之，谓无此事，引雠为证，且以此语闻于上，于是宣帝以喜为改师法，不用为博士。中梁丘之谗也。雠、贺嫉喜而并及宾。班固不通《易》，其作喜《传》亦用雠、贺之单词，皆非实录。"这么一来，孟喜、赵宾坏了一千多年的形象，反而十分完美了，当然这条原本非常坚硬的证据也就化为乌有了。

实际上，后世对所谓"箕子之明夷"，还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很难有确切的定论。例如，清甘泉（扬州）焦循训为其子，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训为孩子。在肯定箕子为殷末贤人的前提下，对于"箕子之明夷"这一整句的解释，顾颉刚认为是"箕子的晦气。"李镜池认为是"箕子到某处。"高亨认为是"箕子猎得野雉。"张大芝认为是"箕子的明智。"（《箕子之明夷新解》，《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以上数种训释，各有其据，因而以"箕子之明夷"来证明爻辞不出文王而出自周公，显然还是很困难的。

至于韩宣子的话，不过是赞扬鲁国文化的繁荣而已，鲁国乃周公之封国，他不提周公的名字更提谁？况且，假设《易传》如古人所说为孔子作，那么，孔子为什么没有在《易传》中提到半句他所倾心向往的周公呢？

三，清人皮锡瑞的观点："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作。"理由是"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礼记·王制》乐正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接着，他提出孔子作两辞的理由："史迁、杨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临、西临（指既济九五）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预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适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古书附会，前已言之。"（《经学通论》）这种观点是出于今文学派尊崇孔子的门户之见，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是感情用事，当然不能使人信服。战国时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的孟子不言孔子作二辞，所谓御纂钦定之书也不一定便颁学官教士。皮锡瑞是先自在头脑中形成孔子作而辞的概念，然后便想方设法使这一概念变得合理，这是经今文学家的一个通病。

通观《易经》全部，现在有人认为是产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以前。因而，与传统的殷末周初说（可以李镜池为代表）以及战国说（可以郭沫若为代表。李致郭函以《论周易的著作年代》为题，发表于《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对立（王世舜、韩慕君《试论周易产生的年代》，《齐鲁学刊》1981年第2期）。他们从否定周初存在筮占入手，从而否定与筮占有密切关系的《周易》的存在，认为殷周的占卜方法不同，《周易》所用是经过改革的占卜法。这种不同表现在工具方面：殷以龟甲、兽骨，周以耆草。表现在名称方面：殷称龟卜，周称筮占。认为筮占在周初并未产生，故《易经》也未产生。这种论断所采用的方法，显然是科学的，但似嫌机械，有割断占卜方法上殷、周两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不当之处。

四

十翼的作者，古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是孔子，但当代人大都不予认同。《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与《论语·述而》的记载稍异，或为改动《论语》而成。没有讲到《序卦》与《杂卦》。《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讲到《序卦》，显然也包括了《杂卦》。《乾凿度》直接认为孔子作十翼："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郑玄之徒并同此说。伪孔《序》认为："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先君孔子……，赞《易》道以黜八索。"《隋志》载："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又河内女子得之。"《释文叙录》："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孔颖达《正义·论十翼》也主张孔子作十翼，其《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年疏："《易》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及孔子又作《易传》十篇以翼成之，后世谓孔子所作为《传》，谓夺文为《经》。"可见，越是后代人，观点越完备，正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所阐述。

孔子钻研过《周易》是真，作过十翼与否尚是疑案。大概他曾经打算训释《周易》，但最终没有实现，所谓"假我数年"者正是。但那"数年"却始终没假于孔子，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先秦时代，无人讲孔子作《易传》，孟子也未讲过。郑玄、贾逵即认为，昭公二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如果就是《象辞》而并非他书的话，则孔子起码不会作《象辞》，因为这时的孔子还是个小孩子（昭公二年为前五四0年，孔子生于前五五一年）。欧阳修《易童子问》对孔子作十翼表示怀疑，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今文《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弟子传《易》于夫子之言。"朱熹认为《彖辞》文王作。今人杨伯峻更认为孔子作十翼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

考十翼本身，不似一家之言，所反映的思想也有与《论语》相抵触者。大体说来，《彖传》、《象传》最早，或以为孔子作，时代为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参看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易传的时代和作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文言》、《系辞》为战国中晚期的作品，或以为乃孔门弟子所记，因为《系辞》中有许多"子曰"的字眼，正与《论语》体例相合。《说卦》、《序卦》、《杂卦》最晚，从战国一直拖到汉初，《隋志》所载"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正指此三篇。十翼各篇的时间，实际上一定比我们所认为的还要早一些。如《杂卦》，它有秦汉的影子，但这并不说明它一定出现在秦汉，它的萌芽要更早一些。先秦古籍如《左传》、《周礼》、《礼记》、《论语》、《管子》、《庄子》、《荀子》等书皆引《易》，说明《周易》一书在它们之前已相当完备，并不全如皮锡瑞所说为附会所致。 《周易》以其深奥玄妙被列为五经之首，各代《易》说达三千余种，著述汗牛充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4141卷，仅《贩书偶记》的著录，笔者统计一下，就达223部。在成书的问题上，两千年来，各家之争论纷繁扰攘，莫衷一是。但是，了解这些见解，对我们深入认知《周易》一书，无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