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浦熙修

   
    那个风姿绰约而才华横溢的女记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卷入惊涛骇浪而迷惘失措的“大右派”——停留在黑白影像世界里的浦熙修依然端庄娴静，一生的荣辱沉浮、美丽哀愁，仿佛最终都化成嘴边那淡淡的一笑……
    在今年记者节到来前夕，我们收到了女儿回忆母亲浦熙修的故事。浦熙修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记者，编发她的故事一方面是想真实记录那个年代女知识分子的事业和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则借以向上一代女记者们致敬。

    重男轻女的家庭
    外公总觉得女孩子多读书无用，外婆经常为要女儿们的学费跟他吵一架，母亲读完高一就辍学了
   
    母亲原来叫浦媐修，浦家家谱上，母亲这一辈的女孩子取名都要带“女”字部——像三姨叫“安修”，母亲的叔伯姐妹有叫“姿修”、“婵修”等等。大姨的“洁修”和母亲的“熙修”都是后改的名字。
    大姨和母亲出生在江苏嘉定（现归上海），浦家是一个大家，但并非那种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1912年到北京，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母亲7岁时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到北京投奔外公，在北京又添了三姨安修和舅舅通修。
    有些重男轻女的外公总觉得外婆多养了女儿，又说女孩子多读书也无用；外婆经常为要女儿们的学费跟他吵一架，倔强的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完高一就辍学了。为了谋生，她进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并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9年夏，她看到高中同学都投考了大学，十分羡慕，于是拿着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文系，居然考上了。
    母亲天姿聪颖，她教过数学、美术、音乐，会弹琴、画画，毛笔字也写得好，外公的履历表也经常由母亲代写，一向重男轻女的外公也认为母亲最聪慧。人们后来都知道母亲是一位著名的女记者，却很少知道她其他方面的才能。解放初期，外公有一次在王府井附近逛地摊时，偶然发现了母亲18岁时画的一幅扇面，于是买回来送给母亲。这张画现在我一直保存着。
    母亲姐妹三人都很争气。50年代一次两会期间，大姨、三姨是那一届的人大代表，母亲是政协委员。大姨浦洁修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三姨浦安修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赴延安。其实从家庭背景看，她们没什么显赫的出身，靠的都是勤奋。姐妹三个都念了师范，也说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外婆早逝，外公早去德国工作，大姨赴德国留学后，抚养11岁的三姨和9岁舅舅的责任便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比三姨大8岁，她们姐妹俩感情非常深，在一张床上睡了14年，三姨晚年告诉我：“你娘结婚时，我还大哭了一场！”三姨是那个年代众多投奔延安的大学生之一，1938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家人是后来才知道的。

    不甘心当家庭妇女
    父亲与母亲是两种性格的人，父亲希望母亲是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亲追求独立，不愿依附男人生活

    母亲在上大学时认识了父亲袁子英，1932年两人结了婚。父亲原是中学教员，后来到“神州国光出版社”北平分社做经理。“神州国光社”的背景是陈铭枢的19路军，后因反蒋被查封，也在受通缉之列的父亲匆忙出走，后辗转到了南京。在一所私立学校做国文教员的母亲1936年底带着我们姐弟和舅舅去了南京。
    早年艰难的生活造就了母亲倔强而自立的性格，她并不甘心当家庭妇女，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父亲。1936年，母亲到某地产公司应试女职员一位，虽公司不招已婚妇
    女，却觉得母亲应试时的文章写得极好，将她推荐到了《新民报》。母亲在那里先是做发行，后又转到广告科。偶然一次机会，报馆人手不够，派她临时去救场，母亲写的文章一下子被报社社长看中，于是被调到采访部当记者，也是《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记者”这一职业让母亲一下子找到了她一生的方向。她的文章敢于切中时弊，文笔犀利流畅，很多作品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后来有人评价，浦熙修、彭子冈、戈扬和杨刚是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四个女记者。
    1946年6月的一天清晨，浑身是伤的母亲被抬回家——头天，请愿代表从上海去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结果到了南京遭到特务五个多小时的毒打，前去采访的母亲也未能幸免，数次突围被殴，受伤后还趴在雷洁琼身上保护她，结果再次被殴打。我看见她的旗袍被撕破，上面血迹斑斑，后背一侧从上到下淤血青紫，头发也被扯得稀疏。她只能侧卧在床，行动困难。那时来慰问的人士络绎不绝，因为妈妈随身携带的包物都被特务抢走了。
    1947年秋冬，我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她和爸爸离婚的登报启事，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
    父亲袁子英祖籍在湖北，毕业于北京的中法大学。他当年和石评梅他们一起办过杂志，和她很熟，父亲的文笔很好，以前还经常给母亲改文章。不过我小时候觉得他写的东西都是风花雪月，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
    其实父亲也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但他与母亲终究是两种性格的人，父亲可能更希望母亲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亲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追求独立，瞧不起那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的人。她一生最骄傲的事情便是17岁就经济独立，即使和父亲结婚后，我们的学费往往由她出，实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跟父亲张口。他们的生活圈子也完全不一样，父亲不愿参与政治，更愿意平平安安地过生活。相比之下，母亲更激进一些。
    母亲在1955年写的自传里回忆，她在重庆期间就与爸爸有了分歧，这分歧起自何时何事，我并不知道。我只记得1944年夏，有一个中外记者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母亲是受邀的唯一女记者，但爸爸知道后去报社阻止，因为多种原因母亲最终也没去成。我记得他俩为这事也争执过。

    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说，她与罗隆基在解放前是准备结婚的，但那时形势比较紧张，罗也有肺炎，后来就拖了下来

    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里这样说：“罗隆基与史良关系被大家默认……可谁也没想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史大姐觉察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史良和罗隆基之前是什么样的关系暂且不论。我们在1939年到重庆后，我家和史良阿姨住得很近。史良住在二层小楼，我家住在一侧底层，出入不同的门。那时史良已经结婚了。我后来还专门委托民盟中央的一个老先生查档案，他告诉我，史良是在1937年前后结的婚。母亲的档案里写着，她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史良和罗隆基，我推测是史良介绍她认识的罗。所以，我以为，史良和罗隆基是因为母亲而分开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母亲和罗隆基真正接近是到了南京以后。1946年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梅园新村撤走，母亲很伤心，1947年3月，董必武离开时她眼睛都哭肿了。对她来说，一个值得信赖的倾诉对象不在了，她心里很苦闷，于是经常跑到已搬至梅园新村且接管中共财产的民盟那里跑新闻。另外，母亲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没学好英语是遗憾的事，于是找罗隆基学英语。罗隆基是一个有才华和独特见解的人。
    记得我刚到北京时见到三姨，她劝母亲不要和罗隆基好，觉得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周围亲友也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辞。连罗隆基身边的人也反映，罗自己说身边少不了女人。可能因为这些言论的影响吧，我对罗隆基也没有什么好感。刚到北京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每周末都有舞会，有一次罗隆基穿着一身白西装过来请我跳舞，我头一扭走开了，那时我还不满16岁。
    我后来才知道罗隆基有两次婚姻。我相信，他和母亲是真心相爱过的。母亲以前从来不在我和弟弟面前提她和罗隆基的事，直到我参了军，1952年她在给我的信中第一次谈及此事。母亲说，他们在解放前是准备结婚的，但那时形势也比较紧张，罗也有肺炎，后来就拖了下来。出于多年的感情，她觉得现在仍以朋友交往为好。
    1949年以后，母亲一直住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罗隆基住在西边，我和弟弟周末均回家住，与母亲共事多年的谢蔚明曾写文章驳斥：罗、浦之间“同居十年”的说法并不成立。
    1949年解放以后，妈妈非常高兴，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她好像天天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真的是满心欢喜地迎接这个新社会。但妈妈很快感觉到一种政治上的失落感。原来和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慢慢疏远了；工作上，以前她是写独家新闻见长的，但因为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用新华社通稿，她也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了。
    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那时还在北航上四年级，一个同学突然找我，把《中国青年报》往桌上一摊给我看，上面写着“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和母亲挨斗的照片，我脑袋“轰”地一下大了，但第一感觉就是肯定搞错了：母亲在解放前被特务毒打、还坐过监狱，差点牺牲了，怎么会反党呢？！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当年《人民日报》曾发起声讨“大右派”浦熙修。我现在也没搞清楚究竟为什么点了母亲的名，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还接见过母亲，赞扬她“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几个月前，毛泽东刚刚在一次宣传会议上表扬了母亲所在的《文汇报》；周恩来也称母亲是“我们的亲戚”，怎么在1957年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了？
    那段时间，身为政协委员的母亲去东北视察，不在北京，也很少看报纸，回北京后也一直闷头写调查报告，对形势一点也不了解。1957年6月初罗隆基已开始被批，但那时他好像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6月3日，他给母亲打电话问形势如何，母亲告诉他只要检讨一下就可以，在政治上她太幼稚了。很快，母亲便要迎接每天几场的批斗会，要她交代她与罗隆基与所谓“民盟右派系统”的关系。

    孤独地离世
    母亲与罗隆基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那时在家庭内部，母亲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印象很深的是，大姨在我家几乎是训斥的口吻，逼母亲找过去的信件、日记；我对母亲的态度也不对，大姨让我找什么我就找什么，所以后来所谓她“交出”罗隆基的情书之类的材料，不是母亲自己要拿出来，是周围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共同施压下的结果。但那时候，我们都相信，自己是代表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帮母亲改正“错误”。
    母亲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一度甚至有自杀的念头。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母亲出意外，要我回家看着她。母亲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希望她能尽快跟罗隆基划清界限，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别吃多了安眠药。
    母亲的很多朋友都评价她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女人，不了解真正的政治。母亲只是一个生活在白区、普通的记者，像那个时代很多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她被党宣传的民主、进步思想所吸引，所以当罗隆基被她所信任的党置于对立面、她要在两者作出选择时，她只能，也是“必须”选择后者。
    于是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母亲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了证明自己，她不惜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最隐秘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她是受了委屈。而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一次比一次升级，更深地坠到政治深渊里。
    1965年底的一天，我在北航的教研室接到母亲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得了直肠癌。那时我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1969年不许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里看望母亲，母亲的身体在经历了几次手术之后几乎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点香才能冲淡。随之我被告知要去干校学习。我当时很矛盾：母亲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学校的同事跟我说：还是去吧，不然将来你怎么说得清楚？终于，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干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轻轻地跟母亲说：娘，我要去干校了。她泪流满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后来平静之后，知道我胃不好的母亲，在家里翻出她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穿过的皮袄以及褥子，叮嘱我不要冻着。
    没多久，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医院观察室人满进不去，只好在走廊里输氧抢救，那时我在干校，弟弟出差。母亲就这样带着满怀的委屈和不解，在嘈杂喧闹的医院走廊里，走完了她最后一程。而罗隆基于1965年孤独地死在家中。其实，母亲与罗隆基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袁冬林/口述  李菁/采写）
   
[人物背景]

    袁冬林
    浦熙修之女，生于1933年。曾编著有《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等书。

    浦熙修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四个女记者之一。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报道。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平反。1970年因病卒于北京。

    罗隆基
    江西人，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外交学会副会长。1965年病逝。

   
我与母亲。

年轻时的母亲。

父亲与母亲。

（照片由《三联生活周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