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金融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30 20:47:09
“后金融危机”一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即已见诸报刊,但其边界在哪儿却无人论及。目前,从种种迹象观察,并不能判定金融危机已经结束,而是仍在不断地演进变化中。今天,长期跟踪与观察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博士接受《理论前沿》周刊专访,他认为金融危机现在及今后仍会延续一段时间,在这个不安定的时段里均可视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于学军并以“后金融危机”为背景,为我们重点分析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复杂形势、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相关发展战略选择和应采取的重要措施。
外部环境变化致使中国经济内在结构的被动调整
记者:当前,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是否仍应将“后金融危机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来看待?
于学军:是的。去年上半年我曾着文提出“本次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测,甚至是长期的、深远的,或许5年都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增长水平”。现在回头来看这一论断,我感到当时的一己之见确有某些可取之处,特别是对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及经济恢复的描绘和预测,与当时莫衷一是的混乱看法相比,大体上是准确的。
目前,从金融海啸发生算起,虽然已过去20多个月了,全球经济在今年一季度亦开始明显复苏,但整体增长却仍显乏力,处处反映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而是仍在不断地演进变化中,因此相信现在及今后仍会延续一段时间。
记者: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去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并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全年“保8”的增长目标。但这些措施是否也为今年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于学军:2009年确实有些特别,中国经济所实现的GDP及其增长率,是在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由固定资产巨额投资形成的。事实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9年中国所实现的GDP构成中,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占92.3%,国内消费拉动的贡献率上升到52.5%,净出口不仅未能延续前几年的主要原动力角色,反而出现44.8%的副作用,从而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虽然在数字及增幅表象上与往年相比并无二致,但在不知不觉中其构成和含义却发生了显着变化。
由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所拉动,因此必定会对中国的投资率带来重要影响,结果即是在前几年已然过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攀升至惊人的67%以上。而在“钢筋+水泥”的背后一定伴随着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因为若无资金的大量投入和供应,巨额投资便是无源之水,不可能持续。这也就是2009年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劲增30.1%的同时,为何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贷款、货币供应量同样巨额增长的原因(并且增幅更高,新增贷款和M1接近33%,M2增长近28%)。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几个数据正是2009年所有经济指标中增长最高、最为突出的几项;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实际上相互联系。除此之外其他鲜有超过30%以上增长的单项指标,这也同样具有内在的联系及必然性。并且,必将导致一个结果: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重新达到180%以上的历史高位。再从增量方面做个比较,2009年统计的GDP总额只比上年增多2.13万亿元(国家统计局调整后多增2.65万亿元),而同期本外币贷款却新增10.6万亿元,两者相比大约为1∶4(以调整后数据计算),而2002~2008年正常情况下两者之比大约只有1∶1。2009年末中国不到43万亿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中,有近四分之一是在当年新增。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尽管政府出台了诸多救助措施,中央银行实行最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国内信贷市场却始终未能激活,处于信贷紧缩状态。
正是由于2009年中国所实现的GDP中,其构成及含义悄然改变,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增长模式也在无形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一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突出表现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持续大幅度增加,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特别是在2002~2007年持续保持近11%的高增长时期,迅速由49%上升为66%,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动力。而2008、2009年却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开始出现逆转,分别下降为58%和45%。这必然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某种不适应,所以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现象:虽然去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重要经济体,但现在却常常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长期形成的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很难在短期内进行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尤其若再无主观上做出调整的意愿和努力,那就更显得手足无措,难以适应。因此2009年迫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致使我国经济内在结构的被动调整,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影响实际上相当复杂和广泛(当然,这种改变和影响通常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也难以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并且,这种经济内在结构的大幅度改变,必然会呈现一些独特而奇怪的经济现象。
记者:比如,“豆你玩”、“蒜你狠”、“玉米疯”……还有涨了又涨的房价?
于学军:是的。最近,经常有人给我提一个问题:中国房价为何疯涨?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出台控制政策,房地产市场仍难以驯服,甚至压下葫芦浮起瓢?下一步走势又将如何呢?我认为尚待观察:看中央的调控政策与市场的货币力量在相互博弈中到底哪方更为强大;如果政策力度更大,那么,房价就可能下降;如果货币力量更大,那么也有可能仍然压而不降。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背后,实质上是个货币问题。讲得更直白一点:从2009年5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依旧严峻的情况下即凸现过热或泡沫现象,就是因为当时巨额放贷的结果或效应所致(上半年仅人民币贷款就新增7.37万亿元,占全年最后总投放的77%)。试想:一个经济体在正常增长条件下,如果一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就足以满足其生产消费等合理的资金需求,而现在却猛然多增了2倍以上,那么,这个经济体将会做出什么反应或何种调整呢?其结果必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产,货币在无形之中像水银泻地一样到处乱窜,以上所列举的各类奇怪现象就是在货币过多投放下所做出的应有反应。因为社会上钱太多了,终究要找到一个着落及归宿。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大迁徙等因素,自然首选购房——实质上是人们在那样一种宏观背景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总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及巨额放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是目前社会上经常议论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投资消费比例更加失衡、产能过剩更为突出、单位能耗不降反升、节能减排任务加重、经济结构调整进展迟缓,并且出现“国进民退”、收入分配不合理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呈现后劲不足等现象。但最大的“后遗症”仍属由此引起的资产泡沫及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已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及其调控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全局性问题。
冷静应对经济运行的“两难”局面
记者: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一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一马平川、高歌猛进,但真实的运行状况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顺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学军: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不仅面临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问题,而且需要应对如何治理资产泡沫、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等难题,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局面。具体分析,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所谓的“两难”问题,主要由如下因素构成:
第一,国际外围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这会使外需的拉动作用大为减弱。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大量举债刺激消费,并带动本国经济增长。而这种负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后还促使全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因为发达国家积累的财富雄厚,举债消费弥补了贸易逆差的缺口,这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
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全球这种危险的平衡关系,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进一步扩大债务用以刺激消费,致使消费市场持续不振,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困难。2009年中国首超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国。并且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消费品为主,需要直接面对欧美等终极消费市场。因此,如果全球消费市场根本无法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规模和水平,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形成明显的制约。所以,我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以至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接近40%的高速增长,但那多半是由于上年同期出现负增长并致使基数较低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段时间需要重建库存的缘故。全年来看却未必乐观,下半年可能呈现明显的下滑之势。此外,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已升值18%多,这会使我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带来明显压力。
并且,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原来形成的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所以纷纷提出来开始重建实体经济。这种局面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展的市场竞争,遂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这也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为何欧美等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主要原因。
第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必将面临严重考验。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因素,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分工中,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才保证和促成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出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另一端美欧等进口商品的消费大国,必然反映出同等数额的贸易逆差。而逆差必需弥补,否则将难以为继。但美欧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良方妙法,只能通过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支付(发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负债),从而求得贸易的平衡,这就是美欧等国主权债务为何连年大幅上升的原因。伴随美欧巨额负债的不断增加,另外出现一个现象,就是21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已由2002年约2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1万多亿美元。短短不到8年中,全球外汇储备竟然增加了4倍左右。
月有盈缺,物极必反。当以上这种平衡关系处于不断扩大和可持续的范围内时,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许都有好处,并共同达至一个“双赢”的格局:发达国家分享和消费了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大量廉价消费品,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消费市场实现了经济起飞及高速增长。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超出极限,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由于货币投放过多易于引发经济泡沫,另一方面还会造成全球经济的过度失衡。而当失衡状况日益严重并最终失控时,其“裂变”效应随之发生,类似地震或海啸。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的一种情景模拟。而其后,发达国家紧急出台的救助措施,等于政府大把撒钱,更使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在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为未来发生下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祸根。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再加之另外两个挑战——“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和“土地红利”面临尴尬,这三大挑战均会促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将使中国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第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致使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央行基准利率均降到0~1%的历史最低水平,至今已持续超过20个月,这就为全球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现在,经济学家普遍担心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若长此以往,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从而为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埋下隐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看到这种刺激性政策的危害性,也不是他们不想早点退出,而是经济迟迟难以启动,所以处于无计可施并难以自拔的状态之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低利率、低通胀、经济低增长却流动性过剩等局面,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共性特点,则是低利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高增长、高通胀预期并存。在这种“两极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热线开始涌动,大量流入中国,这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中国何以出现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审慎放贷行为,就造成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产生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情况的发生,给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出了一道难题,即一方面需面对走势并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严控不断上涨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所以常感左右为难,不好把握,地方、部门等各方面的矛盾、意见也随之产生。这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最为突出:一般性控制政策难以有效抑制房价高涨之势,而严厉打压又担心影响经济企稳回升。事实上,自4月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确与当时国家出台的严控房价过快上涨的“新国十条”有关。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原因,还有两个原因也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009年中国“4+10”万亿元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力度过大,由此引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预计西方发达国家将面临“滞胀”局面,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记者: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这些难题,您有些什么政策建议?
于学军:2009年上半年,针对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我曾提出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等政策建议。这也是我至今坚持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我还需补充几点,即: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出必要的空间;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重和搞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建立一个专业化、具有权威性的经济决策机构,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流动性。
外部环境变化致使中国经济内在结构的被动调整
记者:当前,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是否仍应将“后金融危机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来看待?
于学军:是的。去年上半年我曾着文提出“本次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测,甚至是长期的、深远的,或许5年都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增长水平”。现在回头来看这一论断,我感到当时的一己之见确有某些可取之处,特别是对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及经济恢复的描绘和预测,与当时莫衷一是的混乱看法相比,大体上是准确的。
目前,从金融海啸发生算起,虽然已过去20多个月了,全球经济在今年一季度亦开始明显复苏,但整体增长却仍显乏力,处处反映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而是仍在不断地演进变化中,因此相信现在及今后仍会延续一段时间。
记者: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去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拉动经济增长,并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全年“保8”的增长目标。但这些措施是否也为今年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于学军:2009年确实有些特别,中国经济所实现的GDP及其增长率,是在外贸进出口及其顺差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由固定资产巨额投资形成的。事实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9年中国所实现的GDP构成中,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占92.3%,国内消费拉动的贡献率上升到52.5%,净出口不仅未能延续前几年的主要原动力角色,反而出现44.8%的副作用,从而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虽然在数字及增幅表象上与往年相比并无二致,但在不知不觉中其构成和含义却发生了显着变化。
由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所拉动,因此必定会对中国的投资率带来重要影响,结果即是在前几年已然过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攀升至惊人的67%以上。而在“钢筋+水泥”的背后一定伴随着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因为若无资金的大量投入和供应,巨额投资便是无源之水,不可能持续。这也就是2009年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劲增30.1%的同时,为何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贷款、货币供应量同样巨额增长的原因(并且增幅更高,新增贷款和M1接近33%,M2增长近28%)。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几个数据正是2009年所有经济指标中增长最高、最为突出的几项;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实际上相互联系。除此之外其他鲜有超过30%以上增长的单项指标,这也同样具有内在的联系及必然性。并且,必将导致一个结果: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重新达到180%以上的历史高位。再从增量方面做个比较,2009年统计的GDP总额只比上年增多2.13万亿元(国家统计局调整后多增2.65万亿元),而同期本外币贷款却新增10.6万亿元,两者相比大约为1∶4(以调整后数据计算),而2002~2008年正常情况下两者之比大约只有1∶1。2009年末中国不到43万亿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中,有近四分之一是在当年新增。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尽管政府出台了诸多救助措施,中央银行实行最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国内信贷市场却始终未能激活,处于信贷紧缩状态。
正是由于2009年中国所实现的GDP中,其构成及含义悄然改变,使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增长模式也在无形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形成一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突出表现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持续大幅度增加,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特别是在2002~2007年持续保持近11%的高增长时期,迅速由49%上升为66%,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动力。而2008、2009年却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开始出现逆转,分别下降为58%和45%。这必然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某种不适应,所以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现象:虽然去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重要经济体,但现在却常常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长期形成的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很难在短期内进行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尤其若再无主观上做出调整的意愿和努力,那就更显得手足无措,难以适应。因此2009年迫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致使我国经济内在结构的被动调整,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影响实际上相当复杂和广泛(当然,这种改变和影响通常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也难以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并且,这种经济内在结构的大幅度改变,必然会呈现一些独特而奇怪的经济现象。
记者:比如,“豆你玩”、“蒜你狠”、“玉米疯”……还有涨了又涨的房价?
于学军:是的。最近,经常有人给我提一个问题:中国房价为何疯涨?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出台控制政策,房地产市场仍难以驯服,甚至压下葫芦浮起瓢?下一步走势又将如何呢?我认为尚待观察:看中央的调控政策与市场的货币力量在相互博弈中到底哪方更为强大;如果政策力度更大,那么,房价就可能下降;如果货币力量更大,那么也有可能仍然压而不降。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背后,实质上是个货币问题。讲得更直白一点:从2009年5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依旧严峻的情况下即凸现过热或泡沫现象,就是因为当时巨额放贷的结果或效应所致(上半年仅人民币贷款就新增7.37万亿元,占全年最后总投放的77%)。试想:一个经济体在正常增长条件下,如果一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就足以满足其生产消费等合理的资金需求,而现在却猛然多增了2倍以上,那么,这个经济体将会做出什么反应或何种调整呢?其结果必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产,货币在无形之中像水银泻地一样到处乱窜,以上所列举的各类奇怪现象就是在货币过多投放下所做出的应有反应。因为社会上钱太多了,终究要找到一个着落及归宿。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大迁徙等因素,自然首选购房——实质上是人们在那样一种宏观背景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总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及巨额放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是目前社会上经常议论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投资消费比例更加失衡、产能过剩更为突出、单位能耗不降反升、节能减排任务加重、经济结构调整进展迟缓,并且出现“国进民退”、收入分配不合理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呈现后劲不足等现象。但最大的“后遗症”仍属由此引起的资产泡沫及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这已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及其调控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全局性问题。
冷静应对经济运行的“两难”局面
记者: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并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一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一马平川、高歌猛进,但真实的运行状况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顺畅。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于学军: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不仅面临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问题,而且需要应对如何治理资产泡沫、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等难题,因而就出现了所谓的“两难”局面。具体分析,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所谓的“两难”问题,主要由如下因素构成:
第一,国际外围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这会使外需的拉动作用大为减弱。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大量举债刺激消费,并带动本国经济增长。而这种负债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最后还促使全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因为发达国家积累的财富雄厚,举债消费弥补了贸易逆差的缺口,这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其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
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全球这种危险的平衡关系,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进一步扩大债务用以刺激消费,致使消费市场持续不振,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造成困难。2009年中国首超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大国。并且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消费品为主,需要直接面对欧美等终极消费市场。因此,如果全球消费市场根本无法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规模和水平,那么,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形成明显的制约。所以,我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以至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接近40%的高速增长,但那多半是由于上年同期出现负增长并致使基数较低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段时间需要重建库存的缘故。全年来看却未必乐观,下半年可能呈现明显的下滑之势。此外,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已升值18%多,这会使我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带来明显压力。
并且,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原来形成的依靠发展虚拟经济来支撑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所以纷纷提出来开始重建实体经济。这种局面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展的市场竞争,遂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明显的抵制压力。这也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为何欧美等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的主要原因。
第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必将面临严重考验。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因素,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分工中,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才保证和促成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出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另一端美欧等进口商品的消费大国,必然反映出同等数额的贸易逆差。而逆差必需弥补,否则将难以为继。但美欧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无良方妙法,只能通过举债甚至以发行货币的方式予以支付(发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负债),从而求得贸易的平衡,这就是美欧等国主权债务为何连年大幅上升的原因。伴随美欧巨额负债的不断增加,另外出现一个现象,就是21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已由2002年约2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1万多亿美元。短短不到8年中,全球外汇储备竟然增加了4倍左右。
月有盈缺,物极必反。当以上这种平衡关系处于不断扩大和可持续的范围内时,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许都有好处,并共同达至一个“双赢”的格局:发达国家分享和消费了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大量廉价消费品,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巨大消费市场实现了经济起飞及高速增长。然而,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超出极限,就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由于货币投放过多易于引发经济泡沫,另一方面还会造成全球经济的过度失衡。而当失衡状况日益严重并最终失控时,其“裂变”效应随之发生,类似地震或海啸。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的一种情景模拟。而其后,发达国家紧急出台的救助措施,等于政府大把撒钱,更使主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在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为未来发生下一轮经济危机埋下祸根。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再加之另外两个挑战——“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和“土地红利”面临尴尬,这三大挑战均会促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提高,必然造成“中国价格”的持续攀升,最终将使中国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受压。
第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致使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央行基准利率均降到0~1%的历史最低水平,至今已持续超过20个月,这就为全球市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现在,经济学家普遍担心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若长此以往,必定会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从而为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埋下隐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看到这种刺激性政策的危害性,也不是他们不想早点退出,而是经济迟迟难以启动,所以处于无计可施并难以自拔的状态之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两极化现象: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低利率、低通胀、经济低增长却流动性过剩等局面,而中国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共性特点,则是低利率、流动性过剩和经济高增长、高通胀预期并存。在这种“两极化”的大环境下,国际热线开始涌动,大量流入中国,这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中国何以出现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不审慎放贷行为,就造成中国的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从而产生明显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情况的发生,给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出了一道难题,即一方面需面对走势并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严控不断上涨的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所以常感左右为难,不好把握,地方、部门等各方面的矛盾、意见也随之产生。这在房地产市场政策上最为突出:一般性控制政策难以有效抑制房价高涨之势,而严厉打压又担心影响经济企稳回升。事实上,自4月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确与当时国家出台的严控房价过快上涨的“新国十条”有关。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原因,还有两个原因也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2009年中国“4+10”万亿元财政信贷刺激性政策力度过大,由此引发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预计西方发达国家将面临“滞胀”局面,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记者: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这些难题,您有些什么政策建议?
于学军:2009年上半年,针对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我曾提出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等政策建议。这也是我至今坚持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我还需补充几点,即: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留出必要的空间;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重和搞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建立一个专业化、具有权威性的经济决策机构,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