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奥运前有篇文章惹怒体委

                 1988奥运前有篇文章惹怒体委                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咄咄逼人，毫不留情：
            　　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
            　　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
            　　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
            　　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
            　　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1988年奥运期间，一家媒体开设“奥运金牌猜猜猜”栏目，但几乎没有人猜中。最后，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记者采访他，问：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他说，因为看了《强国梦》以后，觉得是这样。                 一            　　1988年元旦前，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揣着一部报告文学手稿来到北京。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但这一次，33岁的赵瑜带来的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即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与《河殇》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这是一部讨论中国体育的作品，与此前盛行的“冠军文学”大唱反调，它的主要内容，与《河殇》那个著名的开头颇有渊源：“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赵瑜找到了《当代》杂志社。《当代》杂志主编、副主编与其主办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集体拍板，决定尽早刊登。对《当代》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易的决定。当时，他们异常兴奋却又如履薄冰，整个稿子的审议、编辑、印刷，都处在一种保密状态中，以致到1988年4月《当代》（季刊）在当年的第二期推出《强国梦》之前，国家体委一直被蒙在鼓中。
            　　《强国梦》一出，天下大哗，体育界首当其冲。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强国梦》摘要，校内大量复印《强国梦》原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30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中国作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而且把《当代》杂志删去的2万余字补回，一次就出了15万册。
            　　《强国梦》横空出世，体育主管部门极为紧张。事实上，《强国梦》不仅仅是向国家体委的工作挑刺，更要命的是，它“泄露”了中国体育史上的诸多疑案与秘密，如乒乓名将韩玉珍在日本比赛期间的自伤问题、中国现役国手服用兴奋剂问题、职业运动队的性质问题等等。赵瑜是谁？何以如此知根知底？                 二            　　有关方面很快弄清了赵瑜的底细：1955年出生；70年代入山西省少年篮球队，稍后转入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多次代表晋东南地区或山西省参加比赛，后出任晋东南地区男篮教练。喜爱文学，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两年后分配到地区文联，是“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那个时候，中国竞技体育与电视机行业几乎是同步发展着。在“重大体育比赛”前夕，电视机往往成为商店里的抢手货。女排比赛期间，万人空巷，夺冠之后，北京城彻夜狂欢。
            　　1984年，中国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拿到15枚金牌，一时间，全国所有的舆论工具共同演奏出了轰轰烈烈的欢乐颂。也就是在此前后，中国体育界决策人提出了一个极为浪漫的口号：在本世纪末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中国一时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但可以率先成为世界体育强国。在如此导向之下，中国的媒介把体育新闻变成了“金牌新闻”，把体育报道变成了连篇累牍的宣传。体育文学也几乎变成了“金牌文学”。
            　　什么才是“体育强国”？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界语焉不详，或许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其中的具体涵义。他们沉迷于与自己的纵向比较和内部竞争中，固守堡垒，不能自拔。
            　　那时的中国体育界，不肯面对社会对体育体制提出的变革要求，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认为“现有体育体制基本上是好的”。                三            　　当赵瑜住进一家招待所修改稿件，准备送给《当代》杂志时。恰巧，电视片《河殇》剧组也住在这里。赵瑜熟识苏晓康，把《强国梦》底稿给苏晓康看。当时苏正为电视片的开场白劳神，几经易稿不能满意，看到《强国梦》，突然一拍大腿：开场白有了！这就是《河殇》那个著名开头的由来。
            　　与《河殇》一样，《强国梦》也被认为是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产物。它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运动员文化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等。它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强国梦》兜头一盆凉水，大胆否定“上边”的既定方针，尖锐批评那些“为国争光”者的价值理念，实为大逆不道。但在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海《文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                四            　　体育界开始了反击。有关部门认定赵瑜“否定改革”，“动机不良”，“泄露国家机密”（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修书山西省委，要求对赵瑜作出处置。天津体育学院部分师生则致函并约见《当代》杂志社编辑，要求就《强国梦》中有损天津体院的章节进行书面道歉和更正。《当代》未予理睬。
            　　《强国梦》写到，考入天津体院大专班的国家队27名教练、运动员的成绩根本不及格，“最高者三门加一块58分”。为了证明《强国梦》之失实，来人带来了考生的成绩单，双方对质，才发现这些成绩单比《强国梦》所写更差。来人悻悻而退。
            　　国家体委属下的报刊杂志做出了强烈反应，《中国体育报》发表《强国非梦，锐意改革》、《中国体育成就不容否定》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强国梦》。有文章认为，《强国梦》实在是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大毒草。
            　　不过，体育界也不乏内应者。事实上，赵瑜不仅得到了文艺界和新闻界的鼎力相助，也得到了体育界内部的一些积极配合。
            　　另据有关记载，在体育部门提供给各大新闻单位的一份说明材料中，曾明确指出：“赵瑜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不写强国颂，只写强国梦？”还引用了某位人士的一句话：“等奥运会拿了金牌再说！”                五            　　“这件事吵吵嚷嚷到了秋天，热乎劲就过去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9月份，我们的奥运军团真的出事了。”赵瑜回忆说。
            　　中国只得到了5枚金牌，与赵瑜的估计相差无几。一连串失败的消息，使人们再次想起了《强国梦》。赵瑜一下子好像成了先知。先是上海《解放日报》在“解放论坛”上呼吁：那种几乎要把一篇心忧天下的《强国梦》扔到废纸篓里的事，在这次奥运健儿归来之时，再也不要重演了！
            　　《强国梦》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体育界一片寂静。
            　　这时，上海的《文汇月刊》找到赵瑜，他们希望赵瑜沿着《强国梦》的思路挖掘中国体育代表团汉城失蹄的深层原因。赵瑜并没有思想准备，他正和郑义闷在山西的宾馆里写作电视片《我们、我们》———这是一部为了弥补《河殇》之不足，从一味倡导走向“蓝色文明”转为向内挖掘“黄色文明”现代价值的电视片，后因时局变迁而“流产”。他来到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那里距离国家体委很近———边采访边写作，写了3万多字，发表在《文汇月刊》1988年第12期上，题为：《兵败汉城》。
            　　《兵败汉城》可以说是《强国梦》的续篇，开篇便以大量数据将中国与日本儿童的身体素质进行对比，结论是，“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比起1979年那次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赵瑜追问，“体委的职能，到底是领导全民族扎扎实实地开展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呢，还是单搞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们在《兵败汉城》中看到，女排教练李耀先手中既无权，也无威，在政治与体育紧密勾连的关系网中左支右绌，寸步难行；李宁本可以在上届奥运会之后光荣退役，而一时失手便被讥为“体操亡子”，以成败论英雄的实用主义思维，严重异化着中国人的体育观念。而美国游泳名将埃文斯才16岁，她是带着家庭作业去汉城的，回国第二天便收拾好奖牌，带着课本去学校上课。那些从汉城归来的中国运动员呢？
            　　“金牌本是个好东西，谁不愿意夺取第一呢？我也喜欢看运动员争金牌，这是人类勇于进取的象征。但是，如果金牌反过来成为一种压力，成为了人的主宰，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赵瑜说。这是2007年7月，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400天。（据《经济观察报》仲伟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