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治国－－中国政治风景线

伍俊飞（伦敦）
××十六大是2002年重大国际事件之一。会后，中国产生了新一代领导集体，
九位相对年轻的官员登上权力的顶峰。令许多西方观察家倍感惊讶的是，××政
治局常委竟清一色理工科专业背景出身。
中国人可能于此早已见怪不怪，因为大陆长期笼罩在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氛
围中，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工程师主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实有力促进了经济的
增长，大多数民众的收入也因此有了大幅提升。
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仍然不能不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许多海外学者
以“工程师治国”来描述这一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现象。它不仅是指工程师背景
出身的政治人物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指的是该体制现象背后重理轻文的社会
价值观。
历史的进步
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治国，它的确更具现代性。历史上的士大夫或为儒
生，或为法家，或集儒法于一身。儒生强调仁义道德，法家强调权威与秩序，二
者共同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共同的特征是鄙视技术进步。自百家争鸣时代结束，
墨家淡出中国社会舞台以来，中国的古代科技主要为道家人物所控。其消极无为
的人生观无法使科技演变为一种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于缺乏科技发展这样一
种变异性的力量，中国才长期囿于“家国同构”基础上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士大夫治国在隋、唐以后孕育出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
为众多农家书生的梦想。中国历史上许多彪炳千秋的政治家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进
入权力核心层。科举制相对于封建分肥制确有太多优越之处，它使得平民子弟得
以晋身仕途，使得人才的配置相对优化。不过，科举制完全把技术人才排斥在社
会精英阶层之外。科举选拔的标准，往往看重诗词文章，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身为官僚的士大夫自以为风花雪月，玩弄辞藻就可以包打天下，以致文人误
国的例子举不胜举。一方面，自命不凡，惯于哗众取宠的所谓“才子”们无力治
理国家；另一方面，科技人才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
推动了欧洲的科技发展，可其发明人却是处在中国社会的边缘。
与毛时代有关
“工程师治国”比毛澤×时代的工农兵治国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时，
权力高层起初多为从事工农革命的军人，后来有陈永贵、王洪文等农工代表加入。
由他们主导的领导层醉心于乌托邦，沉迷于階級斗争，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
社会动乱此起彼伏。
迄今为止，除开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期里，社会都被分成精英
与大众两个阶层。在精英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帕雷托看来，人类社会各领域最优
秀的人物都属于精英，而他们又可被分为统治与非统治精英。前者总与权力相联。
列寧领导的俄国革命及后来毛澤×领导的中国革命挑战了这一理论，一批属于大
众阶层的工农兵分子成为掌权者。这似乎是人类追求平等理想的重大进展，可问
题在于现代性的主题不单单是平等，还有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工农兵治国于此差
强人意。俄国和中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试验以巨大的代价证明，工农兵的
利益只能被代表而不能由其自身去追求。这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具有浓重宗教色彩
的悲剧命运。
在毛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地位极为低下，但相对于人文社科类而言，
理工科从业人员待遇稍为优厚。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社科地位一落千丈。作为
该领域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更是一度被迫关闭。人文社科被泛馬克思主义化，严
重教条化。人文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讨论性的，可由于原教旨主义盛行，正常的学
术探索往往被视为异端。许多人为避祸，在选择职业时，对人文社科避之如虎狼。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不合常识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校园的
流行口号。工程师治国的局面直接源于此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
合理的治国猛药
应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拒绝科技的古老东方国家而言，“工程师治
国”的确是一剂猛药，有它相当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对中国传统的改
造力度之大还胜于“五四”时期的口号。它是符合生产力扩张这一现代社会的价
值取向的。古代中国的经济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拒
绝扩张生产力这一价值选择而把安定天下作为治国的根本目标。近代败于西方之
后，当时中国的精英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惟有走中体西
用和富国强兵的道路才能确保中华的重新崛起。“工程师治国”可以说与这一思
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支流，在大陆成
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民经济的管理被严重黨务化，简单化。
对社会本身的研究被认定由馬克思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而社会对政治、经
济、法律、管理等与社会结构精细化相关的人才需求不大。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青
年人投身科技，去构筑一个人间天堂。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到普遍认同。社会主
义也声称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澤×治下的中国，虽然说在经济
上没有太多建树，但其重理工轻人文社科的价值取向，培养了一支数目相对庞大
的科技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对世界科学的开创性研究并没有做出什么令人瞩目的
贡献，但他们成功地复制了西方的技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有制造业，更重
要的是为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廉价熟练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崛
起为“世界工厂”。这是毛澤×时代对大陆经济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其结果也
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驱们在天之灵所乐于见到的。
“工程师治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它是古老的中国以强者姿态走向世
界的开始。以工程师为主体的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为中国之崛起做出
的决定性贡献将为后世所铭记。
过渡性体制
然而，这一特殊体制现象又只能是过渡性的。关键的原因在于它不与市场经
济模式相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单单由科技而是由科技－市场二者互动而共
同推进的。市场的本质是一种动态化的规则，其创新紧密依赖于社会科学的成长。
“工程师治国”在中国是一种进步，可又不能不被新的社会现实所超越。中国的
前途在于国家与市场共同主导的混合经济，在于司法主导的制衡机制的建立。基
于这一方向，将来的政治领导集体应该是由理工科与人文社科人才组成的混合体。
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来看，“工程师治国”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对服务
业的繁荣助益有限。服务业在西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支柱，几乎占GDP 总
值的80％。2000年中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GDP 的33.2％，远远达不到美国社会
学家英克尔斯制定的现代化标准(45 ％以上) 。
2000年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为1 亿9566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7.5％，而1998
年美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73.5％，日本为62.7％，韩国为60％。
中国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地位也较低。1999年中国服务业出口在对外出
口商品和服务贸易中仅占10.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4％）。服务业当
中的金融、保险、贸易、会计、法律、广告、旅游、媒介等主要行业规则性极强，
而其制定都与有关的社会科学相联。在这些行业的国际规范制定过程中，中国几
乎没有发言权。
惟有振兴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振兴中国的服务业。“工程师治国”的价值
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本来会更多的全面发展
国民经济的机会。
有些学者将中国在1989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称为“精英
治国”，并将其与西方所谓的“民×治国”相对立。说实在的，这并没有太多学
术和实际意义。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都是精英型而非真正民×的。大众的参与对
国家的政治运作至关重要，但其意义并不在于大众能决定国家的政策，而在于大
众能制衡或选择精英来统治自身。这是中国人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的多
元民×理论中读出的宝贵启示。
发布日期：二○○三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