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眼中的“仇和现象”

中新云南新闻网　编辑：张敏　发布时间：2008-02-26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昆明市乃至云南省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仇和旋风”，引起了市民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熊思远。     
　　当年，仇和在任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和宿迁市长、市委书记时，就是一位颇受争议的政坛人物。(王轶庶/摄) 　　记者：仇和算不算政治明星？        熊思远：仇和算不算政治明星，仇和升迁合不合理？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仇和一路升迁的工作业绩：事实上，围绕着仇和的一切争议都是从江苏省最穷的市——宿迁开始的。如果说宿迁在江苏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突出”地穷。1996年宿迁建市初期，人均ＧＤＰ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个排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被称为江苏经济“第四极”的既穷且大的宿迁，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仇和登场了。 尽管仇和当初的职务是宿迁市副市长，但他却主动要求担任宿迁市最大、也是最乱、最穷的县——沭阳县县委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烂到了根子”、“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成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沭阳人因之出行有路，创业有心，就业有门，民生有节，为官有道。用宿迁老百姓的话说：“经济起了化学反应，变大、变多、变强了；人心起了物理反应，思危、思进、思变。百姓创业挣钱的多了，干部创新冒汗的多了。”2001年，宿迁地区财政收入破天荒地达到25亿元。 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绩，2001年8月仇和出任宿迁市市委书记。所以，仇和算得上当代中国官场上的政治明星。 　　记者：仇和的出现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熊思远：仇和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2006年，也就是仇和到宿迁任职到离开宿迁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的十年官阶“三级跳”，其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由代表官方意识的《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5期（2006年2月10日）的一篇封面文章《仇和升迁具突破意义走出改革者无好下场怪圈》得到诠释。该文指出，仇和的升迁，其标本意义在于：一是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而仇和的改革最终使所有人共享到了改革成果，最终促进社会形成“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的社会氛围，给了仇和这样的干部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二是折射出了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而这，本身就是吏治的一种创新。文章称：“宿迁带来了鲶鱼效应。仇和升迁与其说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仇和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 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12月24日仇和从江苏省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开始算起。这个阶段刚刚拉开序幕，但仇和书记的一些言谈举动，已经在昆明市乃至云南省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仇和旋风”。这是仇和现象的“昆明版”：与仇和前十年在宿迁的表现自始至终充满争议不同，昆明的民众一开始就欢迎仇和的到来，“抱怨”的只是仇和为什么现在才来！ 　　记者：仇和任昆明市市委书记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对现代新昆明建设有何作用？
　　熊思远：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到昆明履职，当然要“点火”。不过，在谈及仇和要点的“昆明火”之前，先来看一看仇和在宿迁的沭阳点的5把“火”。正是这5把火，仇和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也正是这5把火，实现了仇和在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三级跳”。 仇和到沭阳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治环境。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沭阳县委书记。12月16日，也就是仇和刚刚上任一个星期，沭阳县委、县政府就召开了城区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动员全县机关干部每人当一周清洁工，这一规定整整持续了两年，为全面整治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开了个好头。 仇和的第二把火是锻造沭阳的交通。1997年以前沭阳县黑色路面只有56公里，其中的34公里严重破损，人均拥有量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到2001年仇和离开沭阳任宿迁市委书记时，沭阳县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初步实现了市县公路等级化、县乡公路灰黑化、乡村公路砂石化、全县公路网络化。 仇和将第三把火对准了社会治安。经统计，当时沭阳县共有250多名在逃人员，仅是审判未执行的案件就有5932件，平均到每个村有5件。1997年1月16日，沭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三禁一打”工作会议，开始全面部署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工作。但是在连续部署了几次严打之后，仇和发现上午开会部署工作，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于是仇和免去了该县公安局局长姜正成的职务，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然后开始大面积抓捕在逃人员行动，结果当晚就抓了100多个在逃人员，当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有效地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安全和文明程度。  仇和的第四把火烧到了沭阳官场上的腐败。沭阳的反腐工作是从机构改革开始的。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仇和到沭阳后坚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1997年4月，沭阳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反腐倡廉工作会议，全面实施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的“四风工程”。随后，他从外县调来一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用5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那一年，沭阳一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个副书记、3个副县长和一个政协主席。这一强有力的反腐举措不但为以后仇和的改革施政奠定了现实基础，也为他在当地的绝对权威增加了砝码。 仇和的第五把火烧向了经济。仇和的经济改革是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的。1997年11月30日，沭阳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彻底改”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到2001年，在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三四年之中，沭阳县已经没有一家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在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 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仇和创造了“仇和速度”。以下的一组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城镇楼房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 不过，与宿迁相比，昆明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地方：昆明是省会城市，是云南省惟一、我国西部地区位居第四的人口超过600万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上的国际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石林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所以，仇和履新昆明，并非照搬宿迁模式，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仅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考察昆明的五区八县和所有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经过仔细调研和实地观摩，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有了初步、但整体的考量。仇和指出：“由于历史和多种因素的影响，昆明经济社会进一步加快发展，逐步凸显诸多矛盾和问题：城市规划设计滞后于城市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的进步滞后于生产方式的进步、城市管理经营体制滞后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不相称，物的空间与人的空间不相称，动态空间与静态空间不相称；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协调，创业率与就业率不协调，制度创新与改革开放不协调；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地位不相称……”仇和强调：“难题再难，必须破题，而且要快破题；顽症再顽，必须施治，而且要标本兼治。”（《昆明日报》2008年1月18日）
　　针对这些“滞后”和“不对称”、“不协调”、“不相称”，仇和及其所率领的团队——昆明市委、市政府开始出手了：一是于2008年1月17日正式成立了昆明市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滇池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工作指挥部和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亲自担任这三个指挥部和一个领导小组的“政委”，指挥长和组长则由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担任，主攻昆明市发展中的“两大难点”：滇池治理和城市交通拥堵，着力提升昆明的城市形象；主抓昆明市建设的“两大重点”：工业强市和城乡建设，着力提高昆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二是于2008年2月1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召开昆明软环境建设的干部会议，提出实施5项工程（包括：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以上、一个窗口办审批往返不超两次、检查提前3天通知企业、重大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开展做“诚信市民”活动），着力打造“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三最四低”投资发展软环境。三是从2008年2月15日开始，承诺建立阳光政务机制，昆明市五区一市八县的政府首脑和昆明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长官，一一到电视台亮相承诺，街头巷尾热议；统统在报纸上将工作电话公之于众，一时昆明纸贵！还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100名30岁以下的公务员，等等。所有这些，昆明人称之为“仇和旋风”。

　　记者：仇和入滇会给昆明乃至云南政坛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熊思远：仇和到昆明，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然而，“仇和旋风”不仅刮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也吹醒了云南州县的官员。几天前我到省内的州县讲学，州县上的官员向我打听最多的就是“仇和”。“仇和旋风”还引发了全国、乃至国外媒体的关注，例如在2008年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两天后在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呈贡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庆昆宣读了干部处理决定：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一时引发全国各大小媒体以及香港报界对此的高度关注。昆明因“仇和”而成为媒体焦点和舆论中心。 我想，这就是仇和入滇带来的政坛影响之一。这算不算“人治”？或者仅此一例就说“仇和现象”是一种“人治现象”？对此，还要从现在昆明市的官场、乃至中国的官场通盘加以考量：一方面，毋庸讳言，在会场上打瞌睡在今日社会、中国官场并非新问题。近年来，不少与会者在重要会议上打瞌睡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种种睡姿成为网民的嘲笑对象。然而，多数场合下，会场上打瞌睡的官员都未因此而受到批评和处治，更不用说会招致“丢官”的后果。另一方面，昆明市委、政府已经明令通告“招商引资是各级政府、行政首长的第一政绩”，而由市委书记亲自主持的一次全市重要的招商引资会议上的“打瞌睡”自然会引发官场上的这次“风波”！ 我想，“瞌睡风波”还会引发很多争论。但“仇和现象”的一大亮点就是“不争论，干就是了”。要知道，“仇和现象”是多次上过《焦点访谈》的：1997年、1998年和200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针对仇和在宿迁的做法进行了三次曝光，第一次是沭阳开设电视栏目《沉重的忏悔》，专门让犯过错误的人在电视上现身说法，警示社会；第二次是沭阳大力进行交通建设，从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钱修路；第三次是宿迁对国营幼儿园进行制度改造，一些老师不得不下海经商。在外界看来，这些措施似乎不是侵犯了人权，也与现行法规相抵触，但正是这些被有些人认为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成了今天宿迁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也正是“仇和现象”一次又一次地被曝光，才引出了“仇和现象”的《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 不过，昆明的老百姓却说，昆明的官不好当了。一是不读书、不学习、不看报的“混混官”就很难在“仇和现象”下混得走，要知道，仇和是非常爱读书、勤读书得人，据说，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从第12版一直买到第17版，《世界通史》则看了3个版本，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政府的革命》，受书中“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这一理念的启发，他将宿迁看成一个大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之下，仇和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在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和民主政治改革领域被一些人认为“激进”的改革。二是买来的官、跑来的官的“乌纱帽”可能会保不住了，仇和当年在沭阳主政期间，不仅坚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先后逮捕、处分了200多名官员，而且在沭阳确立了“把权力交给人民、把监督交给公众、把管理交给社会”的长效社会治理机制，换来了沭阳的清廉政治风气。三是懒散、懈怠的官员必须打起精神做事了，因为仇和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他的思维敏捷，步伐很快，行动迅雷不及掩耳…… (逢正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