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斗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所获得的伟大理论成果。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实现党的理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他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贡献，对于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仍有重要意义。

　　一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于20年代初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载体的马列著作里，毕竟主要讲的是外国如何革命的道理，对中国的事情论及的并不多。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观察中国命运的理论工具，成为开展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登上革命舞台叱咤风云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在经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挫折之后，才逐渐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结合”问题，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政策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对于刘少奇来说，明确这样几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但它同时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经验和认识。刘少奇在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之后，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从20年代后期开始，就对他所从事的工人运动、白区斗争、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不断提出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理论观点，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内容。刘少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成果不是毛泽东思想之外的东西，而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在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岁月里，刘少奇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领导工作时遭受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和打击。正是在这时，探索到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则在他亲手开辟的苏区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排挤和打击。刘少奇从白区来到苏区时，正值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之后，并在开展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两人的这一共同经历，不仅使他们对于王明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比别的领导人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使刘少奇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比别人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感受。

　　三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征程上的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就毛泽东思想后来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言，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因为只有首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才有可能确立以他为主要创立者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刘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四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既使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充分认识，也使刘少奇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这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由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毛泽东在事关党的抗战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的认识的高度一致，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因而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了巨大努力。

　　二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灿烂的发展时期。毛泽东不仅通过对中国革命曲折历程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通过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特别是应付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政治风云的经验的总结，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中国化，又使中国革命经验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建构起了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刘少奇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曾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派去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由此而开始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这以后，他们两人从事的革命活动虽然不同，但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却有许多共同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重要历史转变关头。面对国内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既相一致，又存在重要分歧。当时有 “左”的倾向，但主要是右的倾向。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认识，可谓是心有灵犀，一脉相通。两人都认为，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蒋介石虽也举起抗日旗帜，但骨子里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党既要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住这一壮大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形势向有利于我党方面转化。因此，两人在坚持全面抗战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坚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刘少奇虽然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十分孤立，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在延安的党中央与武汉长江局的对峙局面中，刘少奇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去华中组建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坚决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开辟中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和华中、江北的根据地，与项英的东南局在皖南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不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而且使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淮河两岸有了很大发展。刘少奇的这些突出表现，博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也使他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

　　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早就想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为发动整风运动，先是在1941年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动员报告；接着在9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央领导层进行整风；从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从延安到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整风。历时三年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确立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整风运动伟大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党进一步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使毛泽东思想能够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

　　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刘少奇就对毛泽东予以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毛泽东于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7月，刘少奇先是发表《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实际上对王明路线所进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作了理论上的深刻批判；10天后，又通过《答宋亮同志》的信，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他写道： “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三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这段话也是批评王明教条主义的。那时跟着王明犯错误的有的领导人，不承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刘少奇讲的是 “指导上的失败”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正是针对此而言的。刘少奇没有参加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对于刘少奇关系极大。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明确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毛泽东在革命的各个时期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思想理论上代表了唯物辩证法，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二是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过去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根据一些同志要提高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的建议，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后，刘少奇大力宣传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1942年6月底，他由华中回延安，在中共山东分局纪念七一的干部大会上作党的奋斗史报告，突出地宣传毛泽东的领袖作用。他指出：二十一年来，我党为民族为阶级而英勇奋斗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日斗争中更起了伟大的作用。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1943年7月，为了纪念党诞生22周年，党的领导人纷纷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这时已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并实际上处于第二把手地位的刘少奇，撰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该文仿效斯大林捍卫列宁、批判俄国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思路，分析了中国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文章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颂扬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1页）文章指出，在我们党内同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一样，也存在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真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实质上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这实质上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文章认为，党二十二年来的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现在到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粉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派别的时候。这就需要“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同上，第300页）文章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这就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同上，第300、293页）王明教条主义是以言必称马列，动辄联共党史怎么说而炫耀自己的。刘少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拿斯大林和联共党史对他们的思想理论加以剖析，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论述。今天看来，刘少奇这样的“仿制”不一定那么合适。但历史地看，这篇文章所选择的角度，分析的力度，认识的高度，把当时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宣传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提法，在文章中已呼之欲出。

　　三

　　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所作的最大努力，是在党的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5月1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报告。这个报告既是报告准备委员会14个月讨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凝聚了刘少奇一年零两个月的心血。刘少奇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个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同上，第334页）作了高度评价，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述。 首先，刘少奇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充分地阐明了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

　　就革命实践方面而言，刘少奇指出，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同上，第319、336页）

　　就革命理论而言，刘少奇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把中国革命积蓄的极端丰富的经验加以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将“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同上，第319、323、336页）

　　第二，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提出的定义系列，多侧面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

　　定义之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上，第333页）这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界定的。刘少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成果。这个定义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与人类最高思想理论的关系，明确毛泽东思想姓“马”而不是非“马”，这也就确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理论系统中的位置。

　　定义之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是从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民族性格的角度界定的，强调它“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从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同上，第333、315、335、336页）如果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前一个定义，强调它姓“马”，把它同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区别开来，那么，这个定义强调它姓“中”，则是把它同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王义理论区别开来。

　　定义之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同上，第333页）这是从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的角度来界定的，强调它的实践功能。刘少奇在阐述这个定义时，着意突出了两点：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革命和建国的统一性。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形成的，概括的主要是如何革命和夺取胜利的理论与政策，但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毛泽东思想包括了如何建国的理论与政策。因而，它是“革命建国”的完整理论。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确性。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因而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同上，第334页）这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据。

　　第三，刘少奇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贡献作了进一步概括，论列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作为政治上成熟的党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已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且有着丰富的内容。1941年以来，不断有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负责人在论述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1942年7月，陈毅为纪念党诞生21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创立的正确思想体系。就在七大会议上刘少奇作报告的前12天，张闻天发言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略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九个方面的思想。刘少奇的报告吸收了延安整风以来、特别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过程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包括上述领导人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他指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这是我们党在那时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的完整概括，也是 “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些理论与政策，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刘少奇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时，还特别强调它的两个特点：（一）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王义”，（同上）强调这个思想体系尽管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但它仍然在“发展着与完善着”，因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同上）因而达到了中华民族理论智慧的最高水平。这就是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但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的创造力，“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同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打掉自卑感，充满自豪和自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史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达到了那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那么，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也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他那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议宏论，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理论财富。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罹难的时候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30年后，神州日月已换新天。人民深切怀念少奇同志，并将铭记他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过程中的伟大贡献。（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