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4 23:34:56
《功到雄奇即罪名》——方舟子（转）
不管你喜不喜欢历史，你都要读一读这篇，虽然不是什么新文章，但绝对是好文章，新语丝的编辑方舟子的历史小品可是网文中的一道风景。
方舟子·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
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
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
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
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
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
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
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
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
，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
，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
，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
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
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
，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
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
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
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
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
，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
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
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
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
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
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
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
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
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
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
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
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
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
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
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
，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
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
，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
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
，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
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
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
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
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
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
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
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
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
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
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
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
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
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
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
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
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
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
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
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
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
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
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
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
。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
，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
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
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
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
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
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
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
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
。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
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
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
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
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
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
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
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
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
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
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
，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
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
（“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
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
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
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
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
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
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
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
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
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
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
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
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
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
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
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
、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
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
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
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
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
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
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
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
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
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
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
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
，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
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
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
，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
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
，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
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
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
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
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
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
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
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
，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
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
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
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
“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
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
。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
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
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
，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
，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
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
，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
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
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
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
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
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
。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
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
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
。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
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
）。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
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
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
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
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
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
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
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
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
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
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
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
，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
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
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
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
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
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
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
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
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
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
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
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
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
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
，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
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
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
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
焕那场著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
，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
“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
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
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
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
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
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
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
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
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
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
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
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
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
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
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
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
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
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
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
，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
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
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
，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
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
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
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
子还是小人，是博学鸿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
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
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
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
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
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
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
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
》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
，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
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
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
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
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
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
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
、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
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
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
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
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
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
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
，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
：“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
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
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
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
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
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
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
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
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
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
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
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
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
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
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
“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气，何来尊严？国格、人格又安在哉？”（马悲鸣《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枫华园》９９０４ａ）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率师千里驰救京师，以九千精兵打败十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多疑的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血肉被愚民抢食一空，其帐下谋士佘义士（名字无考）冒灭门之灾盗出袁的首级，葬在自家院中，址在今北京崇文区第５９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佘义士临终前遗命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督师守墓。从此佘家开始了三百多年为袁督师起先是秘密的后来公开的守墓史。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乾隆帝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一百年，反清复明也早已成了历史。但《明史》只不过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算不上给袁崇焕平反，对袁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的。到了乾隆帝晚年，颇有点仰慕汉家衣冠的意思，又想起了袁崇焕，给袁崇焕和佘义士修了坟，这才算是平反了。但这时距袁之死已有１５０年，距清之亡也只剩一百多年，什么“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最多算是对了一半。
至于“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则是完全的不实了。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并亲自写了庙记及撰门联云：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一九五二年，由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等人发起，重修了袁崇焕祠墓碑。之后据说在清明时，政军要员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去祭扫袁墓。
文革时神州文物遭劫，袁墓亦不能幸免，墓、祠均被红卫兵砸烂，墓园成了中学的操场。佘家第十七代长子也在这时候搬走，不再守墓了，但他的妹妹佘幼芝却坚持守了下去。文革一结束，佘幼芝即四处呼吁、集资，请重修袁墓。但那时候国内学界连岳飞、袁崇焕这些抵抗少数民族的名将是否该算民族英雄都弄不清楚了，海内外闻名的岳坟是重修了，袁墓则一直拖着，一直到了１９９２年清明节，袁墓才修葺一新。只是袁祠已住进了十几户人家，搬迁不易，现在还未恢复。１９９４年，海内外轰轰烈烈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我也曾经写了篇《功到神奇即罪名》的长文凑热闹，为此通读了有关文献，对袁督师越发敬佩。去年回国，因未到北京，也就无法亲睹袁墓修得如何。但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故居我是去了。其实袁遇害时，老家也被抄，兄弟妻子被流放，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原址围了一大块地，立了个碑，正拟建袁崇焕博物馆。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马悲鸣之流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象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只要这个民族不成为马悲鸣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1999.4.3.） 何必讳言“屡修”——答马悲鸣
马文说：“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是不是清政府对被自己用计杀害的抗清英雄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一掌权就马上给予平反、妥善保护和尊重其墓？我纠正马悲鸣的，就是还要等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年，迟至乾隆年间，明朝早已成为历史，清政府才消除了对袁的仇恨，给予平反，草草修了下墓。马悲鸣现在辩解说“从顺至元年到宣统三年都可算做‘入清之后’”，我们姑且承认这种不合常理的词汇用法，那“近三百年间”又如何推脱？从乾隆到清亡也不过一百多年。我说他这句话最多只对了一半，不对吗？
马文说：“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我纠正马悲鸣的，是辛亥光复后，袁墓其实是日渐隆盛，马上就修了清政府不愿修的祠，民国、共和国历届政府也都善加保护。辛亥后的近九十年间，袁墓都受到了比清时更妥善的保护和尊重，只有文革期间和稍后的十几年内才象其他文物一样遭到破坏和“凋零”。如果要画一条曲线，就是从辛亥后逐渐上升了五十几年，在文革十年间突然下降，随后又恢复上升。而马悲鸣却只看到了十年间的下降，就一口咬定从辛亥之后就是一直在下降，到现在还没降完。我说这是诬蔑，不对吗？
马文说：“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我纠正说，这是把文革期间的事载到了“现在”。实际情形是，现在周围的学校已逐步归还，而袁墓也已在１９９２年清明节修葺一新。马悲鸣却对这个纠正愤愤不平，莫非以为“现在”还是文革？
马悲鸣辩解说：“在下不愿意浪费读者时间，故仅点到为止。”我看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为了误导读者，而仅点出符合自己意图的部分。所以，为了让读者觉得外族比汉族更重情义，就隐瞒了一百多年间袁崇焕未获平反的历史，把此后的一百多年说成近三百年。为了让读者觉得中国人至今无情无义，就只点出了文革时的凋零，并把它载到了现在，而隐瞒了此前此后的备受保护和推崇。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其实这正是马悲鸣与人论战的一大窍门。比如，我明明说的是“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重点在“屡修，前赴后继”，马悲鸣却独独点出了“屡毁”，并把它当成中国的国格。只要历史足够长，英雄墓总是免不了要被毁的，或因天灾，或遭人祸，所以“屡毁”并不稀奇，也绝非中国特色，不信你去找找，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们的坟墓安在？“屡修”才是中国特色，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有如此多的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英雄墓？诸葛亮的墓被妥善保护了一千七百多年，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例子？
这也是马悲鸣向中国文化开刀的武器。他仅点出了宋朝岳飞、明朝于谦、袁崇焕的例子，就大骂中原汉族文化是残害忠良的文化。我们要是用类似的方法，举出宋朝的韩世忠、明朝的马文升、戚继光得善终的例子，是不是也可以表扬中原汉族文化是善待忠良的文化？中华忠良究竟是被残杀的多，还是得善终的多？我看是得善终的多，所以被残杀的几位才让我们无比愤慨、同情。如果中华文化真是残杀忠良的文化，有忠良就杀，杀多了，杀得大家司空见惯了，岳飞、于谦、袁崇焕等人又怎能得享哀荣，被世代纪念？专制的时代，生杀予夺全凭帝王的喜怒，别的国家、民族，在其专制时代，难道就不曾出过暴君，就不曾残杀过忠良？何必把专制的通病，当成民族文化的罪过？ （1999.6.12.) 为袁崇焕守墓 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
冯武勇 １６３０年，一代抗清儒将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其帐下谋士佘氏舍家忘死偷葬袁帅首级。从此，３００多年来，佘家世代为袁大将军守墓。一名美联社记者采访后感慨无比：“我们美国立国也就二百多年，你们佘家却为一个人守墓三百多年，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佘家第１７代守墓人佘幼芝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
而“忠义”二字却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佘义士冒死葬忠魂在北京崇文区第５９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便是青砖矮墙围起来的明代抗清将领袁崇焕墓园。墓园内有一大一小两墓，大的墓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楷书，小的只有一块无字墓碑，则是佘家先祖的墓。
佘家先祖的称谓已无从查考，连佘幼芝也说不上来，但后人一般以佘义士名之。袁崇焕系广东籍明朝一代名将。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在宁远一役中大挫金军，努尔哈赤本人亦为袁军大炮重创身亡。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败金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但崇祯帝轻信谗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逮捕下狱。次年８月袁被凌迟处死，行刑当日，沿途一些误信他通敌的人一人一口咬他身上的肉，死得极其惨烈。
佘义士是跟随袁将军多年的一位谋士，在袁被害后，他含悲衔愤冒灭门之祸偷偷取回悬于旗杆上的袁氏人头，埋在自家院中，从此隐姓埋名。佘义士临终前嘱咐家人死后把他埋在袁大将军身旁，并要求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
袁崇焕身后１５０年，清朝乾隆帝为他平了反。同时为他及佘氏修坟以旌气节。民国初年由康有为出面，各界人士在袁墓旁建立袁祠。建国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当时每年清明，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都前来祭拜袁墓。
问世间“义”为何物？ 文革开始后，“红小将”的大锤便毫不留情地砸烂了袁墓、袁祠。佘幼芝欲哭无泪，那可是佘家人战战兢兢守了３００多年的袁将军英灵啊。
当时，佘家所有与袁崇焕，与守墓有关的照片、书等都付之一炬，佘幼芝当时抢救出来的唯一一件东西是她父母与外婆的合影。
文革后，袁墓已面目全非，墓园被中学辟为操场，原先的文物有的散落学校各处，面对这一切，１９７８年起，她到处奔走呼吁，以期修复袁崇焕之墓。
很多人对佘幼芝的举动不理解。
１９９０年，佘幼芝因膝关节病入院，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勉，内中有这么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在她的床头，恭录着袁将军的一句话“心苦后人知”。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袁崇焕墓终于重建起来。１９９２年４月５日清明节，修葺一新的袁崇焕墓迎来了文革以来第一批祭奠的人们。那天，佘幼芝剪去留了十几年的发辫。
当初她曾发誓：一天未修复袁墓，一天不剪头发。
在佘家，有一个专用帐本，上面记载了每一笔海内外捐款的来源和支出，除了用于袁墓的维护与祭祀，这些钱款谁也不能动，而在他们家中，我看到除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当地文物局曾一度要雇专人清扫袁墓，佘幼芝婉言谢绝了：“为修墓国家已经花了不少钱，请人扫墓又得花钱，还是我来扫吧。”
谁来继续守墓？ 如今，佘幼芝老人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袁祠的恢复。但如今的袁祠大院里住有十六、七户人家，光搬迁、安置就是个大难题。另一个叫佘幼芝大伤脑筋的是佘家第十八代计从何出。佘家后人到如今只剩佘幼芝一家六口在此坚守着，佘幼芝的哥哥，即佘家第十七代中的“掌门长子”在文革中便搬走了。
不过，佘幼芝感到欣慰的是，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守下去。爱人焦老师竭力支持，但他表示，得继续“考验”儿女：“因为光守墓仅仅是表面的东西，要把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接下去，教育后人”，“要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把墓交给政府，佘家守墓就在我们手里终止。” 《明史·袁崇焕传》
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清〕张廷玉等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天启二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无何，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讶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还朝，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时关外地悉为哈剌慎诸部所据，崇焕乃驻守关内。未几，诸部受款，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已，承宗镇关门，益倚崇焕，崇焕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
三年九月，承宗决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力阻，不听，命满桂偕崇焕往。初，承宗令祖大寿筑宁远城，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遭父忧，夺情视事。四年九月，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万二千，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寻以五防叙劳，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
崇焕之东巡也，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
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崇焕闻，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维楧诘*，通判启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而启倧亦以然炮死。
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
初，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经略第、总兵麒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玺书奖励，桂等进秩有差。
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镇关门，大反承宗政务，折辱诸将，诸将咸解体，遇麒若偏裨，麒至，见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并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赵率教代麒。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三月，复设辽东巡抚，以崇焕为之。魏忠贤遣其*刘应坤、纪用等出镇。崇焕抗疏谏，不纳。叙功，加兵部右侍郎，赉银币，世廕锦衣千户。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中朝虑偾事，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崇焕虞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帝优旨褒答。
其冬，崇焕偕应坤、用、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第所弃旧土。忠贤与应坤等并因是廕锦衣，崇焕进所廕为指挥佥事。崇焕遂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帝报从之。
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我大清兵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朝议以崇焕、之臣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与镇守中官应坤、用并便宜从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四月，崇焕上言：“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帝优旨报闻。
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率教偕中官用婴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三返不决，围益急。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又发昌平、天津、保定兵驰赴上关；檄山西、河南、山东守臣整兵听调。世禄等将行，大清已于二十八日分兵趋宁远。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亦引还，因毁大、小凌河二城。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崇焕遂乞休。中外方争颂忠贤，崇焕不得已，亦请建祠，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而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及叙功，文武增秩赐廕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廕，忠贤亦不许。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削诸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崇焕又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请收还之臣、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帝悉从之，赐崇焕酒馔而出。崇焕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疏辞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椿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焕以八月初抵关，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知关外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哈剌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皆听命。二年闰四月，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报巡抚王化贞，而不及经略熊廷弼，两人隙始开。用事者方主化贞，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
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
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
至是，遂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与相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以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崇焕问从官姓名，多毛姓。文龙曰：“此皆予孙。”崇焕笑，因曰：“尔等积劳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为国家尽力。”众皆顿首谢。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数毕，文龙丧魂魄不能言，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部将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廕，足酬劳，何悖逆如是！”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当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于是命棺敛文龙。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时崇祯二年五月也。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崇焕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继盛摄之，于计便。”帝报可。
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闻，即督大寿、可刚等入卫。以十一月十日抵蓟州，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城，皆留兵守。帝闻其至，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俄闻率教战殁，遵化、三屯营皆破，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国彦自尽，大请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帝立召见，深加*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
袁崇焕诗词文章
望鹿门山
鹿门多隐士，我爱孟浩然。柴门月夜还，多病无人怜
虽无官可仕，已有诗堪传。当时李杜辈，众口推其贤
杜门却不出，高卧弄云烟。富贵是何物，安居全其天
嗟我不才者，劳劳三十年。徒索长安米，忧来心自煎
躬耕吾亦肯，负郭家无田。入林适我愿，买山囊无钱
茫茫大地内，何处堪息肩。誓寻佳山水，茅屋筑数椽
咏歌毕吾事，偕隐将终焉。
最喜欢他这首诗，嗟叹他原本是和陶潜一样是个天载悠游之人，何愿为功名所累！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临刑前给发妻的诗：
《寄内》
离多会少为功名，患难思量悔恨生。
室有莱妻呼负负，家无担石累卿卿。
当时自矢风云志，今日方深儿女情。
作妇更加供子职，死难塞责莫轻生。
袁崇焕的刑场是在西四牌楼，明英宗时一代文臣于谦也是被处死在这里，悲剧就这样一幕幕地上演着。在临刑前的晚上，袁崇焕的部下辗转送到狱中一包鸦片，以图他减轻受刑的痛苦，磊落坦荡的他拒绝了，他怎么承受的这3600刀，“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刀刀是汉民族永不愈合、永远作痛的伤口……
袁崇焕是顶着通敌谋反的罪名被无罪枉杀，替他收殓是灭门九族的大罪。袁崇焕的余姓谋士，冒死把袁崇焕的头颅带回了家，埋在了自家的后院里。自此后的他以及他的后人隐姓埋名，默默地守着这座坟茔近四百年。
咏独秀峰
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
边中送别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侵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任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落第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出谷莺偏媚，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
秋闱赏月
战罢文场笋阵收，客徒不觉是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歌醉金秋十二楼.
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
山海关送季弟南还
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生平!
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
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
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
黄河
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
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
过诃林口占
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抵树满红尘。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从前学杀人。
归庚岭步前韵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道说还山是，惟言出塞非。
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度庚岭
客路过庚岭，乡关渐已违。江山原不改，世事近来非!
瑟岂齐门惯? 人宁狗盗稀! 驱车从此去，莫作旧时归。
南还别陈翼所总戎
慨慷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名主眷，心苦后人知。
糜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
话别秦六郎
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判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
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偕诸将游海岛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哭熊经略之一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
春中潮涨
缠绵苦雨声，留滞孤舟夕。卧听渔人语，又添水数尺。
推篷试一望，不见春草碧。急当乘长风，高帆破浪白。
舟过平乐登筹边楼
何人边城借箸筹，功成乃以名其楼。此地至今烽火静，想非肉食所能谋。
我来凭栏试一望，江山指顾心悠悠。闻道三边兵未息，谁解朝廷君相忧。
哭熊经略之二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
啸台
奇声与人殊，龙吟复虎啸。云飞波浪高，水落鸟鹊噪。
孙登效甚声，激发混沌窍。如同百舌鸣，众音会其妙。
人物不相同，物声乃人貌。偶然登兹台，掩口发一笑。
韩淮阴侯庙
一饭君知报，高风振俗耳。如何解报恩，祸为受恩始。丈夫亦何为，功成身可死。陵谷有变易，遑问赤松子。所贵请白心，背面早熟揣。若听蒯通言，身名已为累。一死成君名，不必怨吕雉。
海山楼
层楼高百尺，形势控西东。人物兴亡外，川原指顾中。万家江杵月，一片锦帆风。薄醉吹空笛，登临兴无穷。
封丘黄河边作
神禹疏九河，千秋一大智。众流翕受多，力大不可制。怒涛日奔驰，所贵杀其势。九河既疏通，流注去积滞。浊流自滔滔，其利可万世。如何任壅塞，故道不可记。遂使圣人功，一望作平地。泥淤水必争，地狭浪必肆。补筑日增高，决溃更滋弊。微禹吾其鱼，隐忧道易济。早能为经营，事半功倍易。凭谁讲上策，复造万世利。
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
少小辞乡国，飘零三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
舟泊君山步月上点翠亭纳凉
舟泊君山下，旁有钓鱼矶。秋暑酷未退，坐来白羽挥。林前逗且影，鸟鹊绕枝飞。我时兴不浅，拾级登翠微。啸歌将夜半，凉露湿衣襟。舟师起解缆，引手招我归。我游方适意，徘徊不能违。始信古人乐，秉烛游未非。
偕弟煜夜坐等有作
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
斑竹岩
二女事圣人，观型室家好。修短理难齐，此理识已早。况当陟方岁，年华计已老。如何苦相思，衰痛作烦恼。同心表精诚，酒泪染丛筱。斑斑或有之，万古不枯槁。吾粤有此竹，根蒂谁肇造。流俗喜神奇，谬托恐无考。
寻禹碑
衡岳镇南方，无气自滃郁。支分走别麓，峋嵝乃独出
山尖神禹碑，兀然千古立。奇字蝌蚪形，后人不能识
昔吾读韩诗，奇语动魂魄。所愧生南方，恨不长两翼
奋飞到山顶，亲手为拂拭。今日扁舟过，系缆应努力
晓起裹糇粮，殷勤带纸笔。攀援曷云疲，汗喘不敢息
但见白云起，林深万感寂。归路志东西，自朝至日晨
高下通幽寻，此碑沓无迹。岂果有神物，呵护作秘惜
或缘我痴蒙，当前末由觌。因思朱晦翁，考异得其实
禹碑徒传闻，山上无此石。始知昌黎叟，好奇误著述
我乃为所愚，枉折游山屐。振策出山中，山花露欲滴
入狱
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
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狱中对月
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
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
浣衣里
忠臣血入地，地厚为之裂。今溅帝王衣，浣痕亦不灭。灵质偏成磷，光焰九天彻。
精诚叩帝阍，愿化一寸铁。良土铸作剑，剑锷百不折。斩尽*人头，依旧化为血。
血污常如新，抚摩触手热。什袭在笥中，留作裳衣设。后来谁可同，惟有南八舌。
记母
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
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
忆弟
竞爽曾殇弱一人，何图家祸备艰辛。莫怜缧绁非其罪，自信累囚不辱身。
上将由来无善死，合家从此好安贫。音书欲穿言难尽，嘱汝高堂有老亲。
题壁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心悸易招声伯梦，才层次集社陵诗。
身中清白人菜信，世上功名鬼不知。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临刑口占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白冤疏（程本直）
为督师蒙不白之冤，微臣甘同诛之罪。伏祈皇上骈斩臣头以励忠臣，以成义士。事窃惟「忠无不信，诚不见疑」；过听斯言，实为祸本。宁独昔邹阳寒心于梁狱哉！
即如今日皇上特鉴袁崇焕锦宁战守两次殊功，起之田间，付以辽事。皇上任崇焕者千古无两；崇焕仰感信任之恩，特达之遇，矢心誓日，有死无生，以期报皇上者，亦千古无两。当兹兵氛孔棘，危急万分；群疑沸起，曾毋投杼？此臣蒿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
夫以千里赴援，餐霜宿露；万兵百将，苦死无言，而且忍馁茹疲，背城血战，则崇焕之心迹，与诸将之用命，亦概可知矣！上一旦执崇焕而付之理将，将之微权，固有神武不测；而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臣不必为崇焕辩。惟是有谓其坐守辽东，任敌越蓟者；有谓其往刮蓟州，纵敌入京者；有谓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谓其逗遛城下，不肯尽力者。此皆末以崇焕之入卫，与诸将之血战一详而按之耳！
臣从崇焕展转行间，情形悉备，请得冒万死为皇上陈之，以待斧钺之可也。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发部着议，疏固犹在御前也。乃敌今日困自遵化突入，不出崇焕所料。脱令蓟镇豫为戒严，堡堡锦州，城城宁远，敌安得深入若尔！而大城小堡，望风投降，遵抚不能一日守城，遂至于斯。则何得谓崇焕之坐守辽东，任其入蓟也！
至若崇焕自十月二十八日，一闻蓟警，即檄调诸辽将兵赴急西援。躬统马步二万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一日驰至蓟州，计图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札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则安得谓崇焕驻剖蓟州，纵其入京乎！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末必可以作敌忾也。况夫回龙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一可保无虞。此崇焕于回喁转之吱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令堵截，冤哉！
至谓其逗遛城下，不肯尽力者，尤为可痛！痛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末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疲敝，请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环甲冑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拏禁之旨矣！
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遛乎非逗遛乎？可不问而明矣！总之崇焕恃因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闻听。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
夫此关宁数万之众，实皇上竭天下之物力，养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因疑而执崇焕，执崇焕而轻弃数万习战敢死屡效之精锐，遂使敌骑纵横。今日陷良乡，明日陷固安，虽援兵云集，谁复抗之？此非群疑之误中，实敌间之密成。亦非崇焕之蒙冤，实天之不悔祸也。
臣故不避斧钺，洒血泣陈，万恳皇上天恩一垂，群疑自解。俾崇焕出而收诸辽兵将如侯世禄、张鸿功之例，戴罪立功，诸辽将之于崇焕，恩信相结，骨肉弗踰，当必抱崇焕之冤，发崇焕之愤，感荷圣恩，踊跃同袍，事平然后执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焕虽死，目瞑心甘。
不然终疑莫释，天威难霁，则崇焕一出辽东，此身首不拟付之沙场，即拟付之法市，争早晚不争死生，崇焕筹之稔矣。惟是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况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焕之门者，窜匿殆尽。臣独束身就戮，哀吁呼天，实为事至今日，非辽兵莫能遏其势，非崇焕无能用辽兵。万万从国家生灵起见，非从崇焕见也。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白冤疏（钱家修）
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终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之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
……宗文少养于乡，长举于学，壮饩于官，何致费中人数千金之产？一旦骤登显秩，即此成风，结交奸士，谋陷忠良。鸡鸣平旦之良心，宗文泯灭殆尽矣！臣与宗文谊同桑梓，情切邻居，臣虽木石为心，岂不知爱惜体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即令臣父如此，臣必诤之；臣子如此，臣必斩之，况宗文乎？宗文学尚刑名，见臣此疏，祸臣必深；抱奇挖运营官，见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万万无可容矣！虽折槛碎衣，固臣素志。伏乞皇上大奋干纲，超释袁崇焕，照资拔用；将臣寸斩谢宗文；将宗文寸斩以谢天下，则臣幸甚，社稷幸甚！
批答：
奉旨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已先有旨了。 剖肝录（余大成）
今上崇祯二年已巳冬十月，敌由大安被遵化。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焕自辽趋蓟入援。朝议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诏入城，下之狱。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僭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然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时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与栋，未敢救。
石衲时任职方，独发愤对众日：“奈何使功高劳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因往见廷栋日：“兵临城下，而自坏万里长城，岂计乎？”
栋曰：“此上意也。”
石衲曰：“焕非为无罪，实有大功。今日为城中，舍此难堪御敌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争之。”
栋曰：“人皆言焕畜逆。”
衲曰：“兵由蓟入，焕自辽来。闻报入援，誓死力战。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谋也？”
栋曰：“焕杀文龙与王遵抚，非逆耶？”
衲曰：“焕斩文龙是已；王遵抚死于敌者，而谓焕杀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栋时声色俱厉曰：“久知有书与焕，令杀御史中丞。焕常铭之座右。遵抚之死，焕特假手于敌耳。”
石衲曰：“书信有之，然在斩文龙之后。中引李临淮斩崔众事所云：‘今斩御史，若拜中丞，即斩中丞；拜宰相，即斩宰相。’盖《唐书》中语，特借以称焕耳。若遵抚为焕所假手，则宰相一言又何所指？且此言何可为焕罪？叛逆当坐于某。”
栋不怿而退。次日初二。石衲又往见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嫌隙起见也。”
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
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
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
石衲曰：“然。”
儒曰：“迟速？”
石衲曰：“不出三日。”
儒曰：“何也？”
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
儒点头曰：“奈何？”
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杀敌，反将安之。”
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
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
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
栋去，客曰：“大司马心折公矣。”
石衲曰：“是欲贻构我耳。”
初四日早，栋以寿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诏问之”。
蒙上诏对，因奏曰：“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
上因让栋曰：“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缓。”
栋就出焕，石衲曰：“不可，旨意未明。狱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
延儒日：“若何？”
石衲：“须再请明旨，方可。”乃复入奏。
上遣中官出谕曰：“事急矣。当行即行，尚待什么旨？”
石衲曰：“此即明旨矣。公等见督师，善言之。”
时阁部九卿皆往狱所道意，焕曰：“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众人开譬百端，终不可，且言：“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
石衲因大言，谓崇焕曰：“公孤忠请组，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杀惟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
焕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蜡书，语极诚恳。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
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河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上初甚疑焕，及闻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颇闻外庭。仁与栋大惧，遂借杀毛文龙、市米二事，为焕资效私通反迹。复援辽将谢尚政．饵以节钺，令揭证焕。栋即疏之，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凡诸为焕者，皆罪斥。创御史罗万爵官，以其为焕申辩，不征叛逆也。下辅臣钱龙锡、布衣程更生于狱，论死。龙锡曾与焕议杀毛文龙；更生则疏救焕者。御史毛羽健，曾有疏难焕五年方略，谓与款敌谋，亦谪戍。去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人权宦囊中。自焕斩文龙，尽失其赂，佥与体仁、栋合谋倾焕，交致其罪，坐以大逆，夷三族。辅臣周延儒、成基命，冢宰王永光各疏救，不报。总兵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亦不允。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闻者莫不伤之。栋等复造为飞语，流布内外，传入禁中，达之天听，以甚其罪。在廷多心知其冤，然见龙锡等相继罪谴，无敢言者。
石衲往见廷栋，曰：“公作此已甚。独不为身后计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尚书矣。前此者，非戍则斥，无有能免，公善为之。且今之所执为崇焕罪者，叛道也，擅主和议也。而所执以名叛者，曰杀文龙以去敌之所忌也。夫文龙有应得之罪，明旨业已言之，是焕杀文龙未尝不是。使焕当日能斩〔文）龙，又能使蓟门无警，岂尚有题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斩焕，而不能禁疆场之无事，吾恐异日将又将以焕为题目也。”
栋色动，言诸体仁，得未减。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弃市。家口在辽者，徒流浙，复改黔；在籍者流闽。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余俱免。
自焕下狱，关外将吏士民，曰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孙知内旨已定，不敢上请。后栋以贪败，上震怒，下所司勘议，辞连辽将谢尚政。仁一力调护，止夺职回籍。中有“罪督一事，能破情面”等语，但所票拟也。先是，督师部下辽将乡人谢尚政，诬揭主将督师，又馈银二千于廷栋，谋升闽镇，后为水道长参论事败。仁盖知公议难掩，而卸之于栋。
石衲后任山东巡抚，会饷乏兵变，不过罚俸。仁憾其为焕不平，恐后雪焕事，遂谪戍电白。乙亥春，至戍所，晤焕弟崇煜，将所汇焕前后章疏十本，付煜藏之。盖自为督师至下狱时，所上职方副本也，中俱有督师铃印关防。石衲既还其疏，并为识其指罪本末于疏后。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异日者，使余言而有征也，其在煜之于也夫。
石头布衲记。 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明史
谈谈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仇袁人士为污蔑袁崇焕而曲解、利用《明史》的问题
-南乡子-
“仇袁人士”认为《明史》是满清编纂的伪史，断定袁崇焕被怨杀是满清编造出来的谎言；断定袁崇焕杀害了“民族英雄”毛文龙，解除了对後金的威胁，让後金能全力进攻北京；声称袁崇焕就是该杀，杀得好。更有甚者，则说袁崇焕不是抗清民族英雄而是通敌谋反、残害忠良的秦桧似的民族叛徒。这些“仇袁人士”断定《明史》是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目的是让汉人痛恨崇祯帝滥杀无辜忠良，继而痛恨明朝，拥护满清。然而，只要阅读过《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明史》并非如这些“仇袁人士”所言的那样，“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反而还捧毛文龙贬袁崇焕之意。
一、《明史》的捧毛贬袁
《明史/袁崇焕（附毛文龙）传》把毛文龙描绘成了积极攻杀後金，骚扰、牵制後金，还有“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的智慧，让“滿清”深恶痛疾，急欲除之的大明英雄：“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滿清镇江守将，……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滿清国东偏，……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七年正月，滿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时滿清恶文龙蹑後。”这就为《明史》诱导人们相信「正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才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因此袁崇焕是妄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是含冤而死，所以大明才会将“专戮大帅”作为处死袁崇焕的罪名之一」而铺下了道路。《明史》的描述，与诋毁袁崇焕吹捧毛文龙的“仇袁人士”的很相似。当然，《明史》同时也不忘记吹嘘一番後金的“神勇”。
《明史》对袁崇焕却是贬低的。且这种贬低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从人格、智慧到才能的贬低。《明史》编纂者或用形容词、用个人主观认识等方式把不相干的事实变成有因果关系；或用含糊其辞的方式编造事实；或巧妙地让人们将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误以为是事实。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相信了这种贬低。这说明这种贬低方法是很有杀伤力的。“仇袁人士”一方面说《明史》是伪书因此不可信，一方面却相信了这种贬低，并以此作为袁崇焕如何如何的根据。
《明史/袁崇焕传》云：“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这就把袁崇焕与满桂的不和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志渐骄”。姑且不论《明史》编纂者说袁“志渐骄”的根据何在，可“志渐骄”怎麽就一定会导致“与桂不协”，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为恶劣的是，《明史》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而且这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这就是在暗示人们：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将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私心大於公德，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妄杀”，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原来不过是《明史》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
《明史》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
《明史/袁崇焕传》曰：“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不去收复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这与“仇袁人士”的说法颇为一致。
可事实正好相反。袁崇焕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的复辽之计为证。袁崇焕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整顿关宁兵马；就是整饬军纪，安抚将士，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依法治边，统一建制军令，结束各自为阵、互相牵制内斗，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就是加强防御、以守为攻。
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说明袁崇焕并未“欲诛毛文龙”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听从统一指挥，不但不杀，反而还继续重用。且若用毛文龙，还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事实也是如此。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树志的《崇祯传》），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连祖宗姓都改成“毛”的亲信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父亲”被杀，反而不会愤怒，反而不会激起事变，反而不会负隅顽抗呢？何况袁崇焕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当着他们的面杀他们的“父”呢。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采取过诸如严格实行海禁的手段，试图从物质上控制毛文龙而引起了毛文龙的极大不满。毛文龙还向崇祯帝指责袁崇焕“实在是文臣误国”。从毛文龙给崇祯帝的上疏中的“诸臣都筹划除掉臣，却不筹划消灭满奴，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为报私忿不惜操戈矛于同室”可知毛文龙甚至已经有了可能被杀的预感。因此毛文龙当然不会不警惕袁崇焕。因此，袁崇焕深入毛文龙的地盘去杀毛文龙，不但很难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保证，弄不好被杀的不是毛文龙而是自己。再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後，既没有解散毛文龙的私人军队，也没有派自己的军队进驻。那麽毛的亲信同样也可以在袁崇焕离开後“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另外，袁崇焕即使到了毛文龙的驻地，也没有非杀毛文龙不可之心。袁崇焕是在与毛文龙谈了三天，还让其亲信部下劝他，但都被毛文龙拒绝之後，才杀他的。因此，若毛文龙不拒绝袁崇焕的劝告，那袁崇焕就不会杀他。所以，“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即“袁崇焕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说法违背事实。
《明史/袁崇焕转》又云：“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这就很主观地认为正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後金兵数十万才得以分道进攻大明。并以此指责是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至是自己又被崇祯帝误杀。
《明史》编纂者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与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将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赠与了後金，袁崇焕是挑起内斗、让满清渔翁得利、火中取栗的极为恶劣的祸首，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袁崇焕不但该杀，就是杀几次都不算冤枉，袁崇焕死有余辜”之类的观点很相似。可惜这些不但都是马後炮，不但都是没有具体证据佐证的主观推测，而且还与事实不符。
二、“袁杀毛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实乃谎言
袁崇焕杀毛文龙，与所谓的“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首先，袁崇焕斩毛文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东江牵制满虏的战略作用，不等於他就放弃了东江以便为满虏解除这一牵制。袁崇焕不但没有像一些大臣那样认为牵制无效而撤销东江建制，反而很重视东江在牵制满虏上所起的战略作用。袁崇焕杀毛文龙後，就与其他将领一道，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统一军令建制，加强行军纪律，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试图结束从前那种“经抚不和”互相牵制，导致军心民心涣散，最终惨败於後金，指挥官自身也因此身首异处的局面。
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一人，认为其他人无罪而不予追究。连毛文龙之子、副总兵毛承祚都没杀，还继续委毛承祚以重任。袁崇焕也没有解散毛文龙的部队，更没有撤销东江建制。袁崇焕将东江兵分成四协，分别由毛承祚、副将陈继盛、旗鼓徐敷奏、降将游击刘兴祚领导。“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由陈继盛暂管东江事务，“俟各协中有立功的，即将毛帅所掌印题授。”袁崇焕还极力安抚毛文龙部下：对东江的1800名兵士，各赏银三两，还将所带来的十万两，给赏其余在岛兵。对毛姓兵丁，悉听复其旧姓任祖归宗，有才可用的，依旧委用。并分差各官，前往安抚各岛军民。又分付毛帅尸首，着他亲人自备上好棺木收敛。“尽管毛文龙部属”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但还是向皇上建言不宜撤换将帅，而是让毛文龙部下陈继盛统领。袁崇焕仍不放心，唯恐毛文龙部下不满生变，而增饷银至十八万给东江兵，尽管东江”兵不能二万“。後来考虑到”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又请求崇祯帝将”岁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後东江兵员减少，可袁崇焕不但不减少饷银，反而还请求崇祯帝将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以上事实还说明，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崇祯帝，还是其他臣将，并不认为没有毛文龙的东江兵起不到牵制後金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投入那麽多钱粮了。既然包括最前线的指挥官以及皇上都这样认为，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不这样认为，除非有一种後金比汉人聪明、更有先见之明的偏见。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就有不少与毛文龙同时代的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且拥有毛家军，又悬师海上、等於是处於独立状态，朝廷鞭长莫及，并还手握皇帝的尚方宝剑的时候，甚至在毛文龙投附如日中天的阉党，有阉党作强力後盾的时候（——>袁崇焕之死，正与阉党余孽以及得到其支持的毛文龙同乡温可仁的的试图翻案、疯狂报复有关），就有不少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登莱巡抚陶朗先为贯彻袁崇焕的前任，同样被皇上下令杀害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的灭後金战略，从後面牵制後金，并伺机反攻、收复辽阳，“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可陶朗先就说毛文龙“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倘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章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
兵科右给事中薛国观也指出：“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兵科给事中李迂知也说：“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杨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早，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甚至指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
山东总兵杨国栋在其疏劾毛文龙时所列的十大罪状中的第一、第二条就是“一、专阃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二、设毛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觅，牵制安在？”
紧邻毛文龙、且掩护过毛文龙免於後金捕杀的，效忠大明、起过牵制後金作用的朝鲜，也有类似证言。朝鲜备边司议证实：“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能发一支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亲自去过毛文龙营地的柳公亮向朝鲜国王李倧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李景稷亦云“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李朝实录》记载毛文龙“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即使是後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以上转引自《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一文所引用之史料）
[B]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文龙酿成了奇祸[/B]：“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倒是投靠阉党的王化贞极力捧毛文龙，把毛文龙通过不服从统一调令，打乱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以恢复失地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取得的偶然胜利——镇江之捷，说成是“发踪奇功”。
不仅有关於毛文龙实力能力不足以牵制敌人，且只想割据一方，安享富贵，以及畏敌如虎、东躲西藏的指责。还有对毛文龙拥兵自重，骄横跋扈，滥杀无辜，谎报战果、欺骗朝廷等的指责。
当时的朝论也因此表现了对毛文龙的厌恶：“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後，从岛中收招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夏允彝著：《幸存录》）
连崇祯帝也指责“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这些指责虽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但这些与诸如“通虏谋反”之类的、秘密的、没几人知道的罪名不同，都是公开的、因而大家能看得到的事情。比方说，倘若毛文龙真有过牵制满虏之事实，真没有“剿降献捷，欺诳朝廷”等逆行，那麽在毛文龙还活着的时候，朝野肯定都知道。别说崇祯帝不是弱智，就算是弱智，恐怕也不可能编造这种低级的谎言而让天下人笑话“父君”。明朝是一个极力推崇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教，且皇帝拥有很大独裁权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的朝代。若皇帝欲致人於死，找个罪名并非难事。崇祯帝要真想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开脱责任的话，完全可以捏造其他罪名。
有些大臣因此还提出了撤销东江一镇（按某些“仇袁人士”的说法，这才是卖国贼）。例如兵部尚书阎鸣泰就以牵制後金“终属虚着”为由提出移镇的动议；如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
既然大明一方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把毛文龙统领的部队看作是有能力妨碍其大举进攻的威慑。
因此，袁崇焕杀毛文龙，就不是因为东江兵不能牵制後金，更不是为後金解除“後顾之忧”，而是因为东江兵为不受节制、形同军阀割据的毛文龙所统领，难起到牵制後金的应有作用；而是认为只有整饬军纪（宁远、锦州刚发生了兵变。倘若不处理毛文龙，实难服众，也难免其他将士效仿），统一军令建制，消除从前那种军令建制不统一、各指挥官之间相互牵制、内讧的情况，才能提高作战能力，才能使东江真正起到牵制後金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样，後金一方未尝没有这样的认识，未尝不认为军令建制统一、上意下达才能更好的作战，“牵制”才能发挥出其应有作用。
三、袁杀毛不但没有导致毛部将叛变，反而凝聚了人心
由上亦知，後金不是把毛文龙时期的东江，而是把袁崇焕杀毛文龙，实现军令建制的统一，军纪整饬後的东江视为更大的威胁。
以下事实可为其证：第一，後金趁袁崇焕刚杀毛文龙，需要时间精力去消除朝野人士的误解，未有余力去真正实现其目标之时就突袭北京。
第二，不先利用《明史》说的“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即东江内部尚未从混乱中摆脱出来的大好时机，彻底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以免其死灰复燃，重振士气而尾大不掉，甚至也不去诱降东江将士，以让他们一道攻击大明，或让他们配合後金军作战，牵制明军。
第三，後金试图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不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而是在袁崇焕被杀之後。
第四，即便是毛文龙部下，特别是其中高级部将，绝大多数都没有在毛文龙被杀之後逃跑、反乱或投敌。即使有叛乱、投降的，也都是在袁崇焕被捕或被杀之後。
《明史》以及贬袁的“仇袁人士”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袁崇焕也因此被捕下狱的说法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事实上，毛被杀後，暂管东江事务和军队的毛部下、副将陈继盛，还有旗鼓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参将沈世魁都没有叛变。刘兴祚还不顾母亲及其他骨肉亲人被後金扣作人质而与後金作战，不幸於崇祯三年春节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参将沈世魁後还率军镇压了叛变，并击败了前来接应叛徒的後金军，几年後，当东江沦陷时不幸被俘殉国。陈继盛则是後来被叛徒设计害死的。就是毛文龙之子毛承祚，起初也没有叛变。毛承祚是到了崇祯五年，耿仲明、孔有德叛变後才跟从的——这事，距离後金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已三年，袁督师也早就含冤而死了。其他叛徒，如参将刘兴治、游击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都是後来才叛变的。
这些人的叛变原因各异，但都不是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其中有些将领的驻地还不在东江而在内地。如孔有德和耿仲明是在登州巡抚孙元化手下任职，也没有几个原毛部下随之前往。其叛乱时间是在崇祯四年。其叛乱原因是孔有德受孙元化之令支援辽明军，途中遭飓风，几乎丧命，但仍被命令改道前往而生不满，途中又遇饥寒，士兵怒气爆发终至反叛；耿仲明则是因其弟参与东江兵变受牵连而不满，故孔有德攻其所在的登州时反叛。因此他们的叛乱也与东江“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没有关系，更与“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没有关系。
例如刘兴治。其一家早在奴儿哈赤的时候就投降了後金。後随其兄刘兴祚反正，投奔毛文龙。可其母亲、骨肉亲戚却留在後金，成了满酋蝗太极向其招降的人质。崇祯三年3月，蝗太极密信致刘兴治，又是引诱又是恐吓。信中说，刘如果信蝗太极之言，投奔後金，“若是轻身，即依尔南朝官爵，母子妻小团圆，任从尔便。若能带岛中人来，所带金、汉人不拘多少，都封与尔等，择地住种，长享其福。”如果拒绝，那就将刘之“母弟侄妻子全杀不留”。而其兄刘兴祚刚刚在与後金的作战中不幸牺牲。暂时统领陈继盛误听谍报，以为未死而没有奏报朝廷，结果朝廷未与抚恤。刘兴治气愤不已，便决定杀陈反叛。刘的性格，连《明史》都记载是“凶狡好乱”，平常就与暂管东江的陈继盛相处不好。刘设伏兵，将前来为兄刘兴祚吊丧的陈继盛等将官诱捕杀害，并捏造“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明史》）之罪名欺骗众人。还“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明史》）刘兴冶与其诸弟兄“放舟长山岛，大肆杀掠”（《明史》）。对此，朝廷并未镇压而只是安抚。刘兴冶这才稍稍安稳了点。可不久就与後金勾搭上。在得到後金酋的支持後，再次叛乱，还杀害不愿随之叛乱的将领及家人。连其弟刘兴基也被其棒打。幸亏沈世魁只身幸免遇难，才得以率兵平息此次叛乱。
由此亦知，蝗太极是在其率後金军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後的第二年，他认为其反间计已成功，其杀父仇人袁崇焕已被捕、必死无疑後，才劝降刘兴治的。其劝降内容不是许诺升官发财，亲人团圆，就是威胁杀害其全部亲人。当劝降刘兴治的阴谋失败後，还真的就把刘家一家老少杀了。也就是说，蝗太极认为能促使刘投降的，不是毛文龙被杀一事。且还不敢肯定刘兴治一定会投降。否则就不会开出这样的劝降条件。更不会以杀光其全家的方式对待他认为早就有心投降的人。再说，刘兴治之兄还坚持与後金作战，并刚刚牺牲。明代极重视儒家传统，长幼秩序分明，其兄如此，其弟操守即便不如其兄，也不至於会叛其兄，去投与其兄作战的敌人。这点，蝗太极肯定明白，否则就该在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前，在其兄还活着的时候劝降，以保证确实已无後顾之忧。
以上事实不但说明毛文龙的死，没有动摇军心，没有激发兵变，更说明毛文龙是死是活都与蝗太极长途奔袭北京没有关系。且毛文龙那些部将的叛变，都是发生在主帅袁督师被怨杀之後。因此，若非要说毛文龙部下是因为主帅被怨杀而心灰意冷，不愿再为朝廷战，转而叛乱投敌，那这主帅应该是袁崇焕而不是毛文龙。
有一件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蝗太极是在取得长途奔袭北京的成功，袁崇焕被残酷冤杀之後，才开始解决“东江问题”的。若袁督师杀毛文龙真激起了其部将的不满，使其部将叛乱，那蝗太极就会抓住这一时机，迅速行动，“解决”东江，消除後顾之忧，而绝不会愚蠢到迟至长途奔袭北京，甚至迟至袁崇焕被冤杀之後。要知道，时机难得，时不再来。往後拖，就等於让明朝有时间从容计策、安抚毛部将。谁也不可能预料到明朝的做法不但不能安抚毛部将，反而会激起毛部将的更大不满，反而更想反叛，更想投敌。
还有一点，若毛部将真痛恨袁崇焕杀毛的话，那麽他们应该为朝廷抓杀袁崇焕，为其毛主人伸了冤报了仇而感到高兴才是。他们的愤恨之情、生变叛逃之意，即使没有完全消失，至少会比袁崇焕活着的时候要少，军心也会因此变得较为稳定，士气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蝗太极再愚蠢也不至於选这个时候去诱降他们。
袁崇焕被杀，军中将士因此寒心，竟有“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不愿再为大明效命之言之後。那麽，蝗太极认为东江将士也会动摇，也有不愿再为大明效命，甚至生叛乱之心，或至少士气不高，因而是其解决东江问题，消除其後顾之忧的大好时机，也就顺理成章，没什麽奇怪的了。
蝗太极先是用各种手段诱降东江的将士。失败後，便趁东江内乱刚息，防务空虚之际而直接发兵攻打，满以为稳操胜券，可结果却是遭明军痛击，死伤甚重，惨败而归。
顺便提一下，东江的陷落，是在六年後的崇祯十年，是在距崇祯帝自杀、满清入关只有七年的时候了，且还是因满虏施诡计偷袭。原毛文龙部下，时任大明东江主帅的沈世魁因此壮烈殉国，万余将士英勇战死。
由上可知，东江的将士们不但没有如《明史》和那些诬袁的人士所言，军心涣散，作战能力低下，还因此出现了投敌叛变者，反而士气高昂，作战勇敢，重创满虏，坚守东江长达八年。最後虽不幸中计失败，但万余将士仍视死如归，壮烈殉国。
为免误会，在此说明一下。我不认为毛文龙该死。无论毛文龙如何跋扈，如何欺诳朝廷，如何没起到犄角的牵制作用，但他还是进攻过後金，还因此遭後金捕杀，亡命朝鲜，他也没有公然反叛；无论毛文龙贡献多少，他还是为民族为国家作了贡献的。且袁崇焕杀毛文龙，激起了阉党余孽的更大仇恨，从而想方设法置其於死地。
四、《明史》的故意诱导
《明史》还云：“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确指责袁崇焕妄杀欺君，崇祯帝内心非常恼怒，但考虑到毛已死，自己又要依靠袁，才赞许袁崇焕的行为。而之所以传谕暴文龙罪，并非其本意，而是为了安袁崇焕的心。一些“仇袁人士”也以此指责袁崇焕，也跟着说“崇祯帝并未赋予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权力，所以才如此震惊，袁崇焕是擅杀，触犯了大明律，本就是死罪，崇祯帝是因为毛文龙已经死了，为了安抚袁崇焕才不得已认可了袁崇焕之举。”
其实，只要稍稍阅读一下《明史》的这段记述，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明史》作者故意诱导读者而已。因为除了“优旨褒答。传谕暴文龙罪”是事实陈述外，“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以安崇焕心”都不是事实陈述而是心理状况的描绘，是编纂者的主观推测。《明史》也未给出相关的具体证据佐证。崇祯帝的这种心理状况，若非神仙，恐怕难以正确了解，满清御用文人又是如何确知的呢？因此，只能说这又是满清御用文人为贬低击虏民族英雄袁崇焕、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而有意编出的谎言。事实是，崇祯帝是赋予了袁崇焕杀人权力的，也认为毛文龙是死有余辜，并赞许袁崇焕杀毛是“躬亲正法，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崇祯帝所下的“圣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毛文龙悬距海上，跋扈有迹，犄角无资卿能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问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布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崇祯长篇》卷23，崇祯2年6月戊午）
二，“朕以东事付督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岛帅毛文龙悬师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案验全无事实，剿降献捷，欺诳朝廷，器甲刍粮蠹耗军国。近乃部署夷汉多兵，泛舟进登声言索饷，雄行跋扈，显著逆行。崇焕目击危机，躬亲正法，据奏责数十二罪状，死当厥辜。大将重辟先闻，自是行军纪律，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纶，仍著安心任事。”此不仅“《崇祯长篇》卷23，崇祯2年6月壬申”有记载，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有记载。
养私军，割据一方，是很难为皇帝所容的。明朝立国，就强调中央集权，很忌讳军阀割据，为此不封异性王，还以种种罪名剥夺了建国功臣的权力、甚至将之杀害。大将在外，须受文臣监之为大明祖制。李自成即将攻进北京时，崇祯帝想南迁，却无军队护行，而李自成已逼近北京，连招募义兵都不可能，於是，想让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率家丁护从南行，两人却回答：“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家素谨，不敢私蓄家丁。”由此可见大明对私人养军的忌讳。毛文龙用朝廷的钱，把政府军队变成毛姓私人军队，不受代表朝廷的经略、巡抚管核，犹如国中之国，这当然是崇祯帝不愿意看到而必欲除治的。因此赋予袁崇焕“固圉恢疆，控御犄角，一切阃外军机听以便宜从事”的大权，其中当然就包括了若毛文龙不肯接受“控御”，就杀之的权力。袁崇焕杀毛文龙时所列的十二条当斩之罪的第一条便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可见此罪之重。袁崇焕又是忠臣，不可能会在明知皇帝偏爱毛文龙，不同意他杀毛文龙，没有赋予他杀毛文龙权力的情况下，宁可犯欺君之罪导致自己也被杀，名誉被毁，也要擅杀皇帝之爱将。他与毛文龙的关系，也还没有到哪怕自己被皇上杀，也要杀掉毛文龙的程度。这也说明崇祯帝的上述“圣旨”不是违心之言。我想，毛文龙拥兵自重，不受政府节制，形同割据，才是袁崇焕、也是崇祯帝杀他的原因。
《明史》又云：“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这当然也不是事实陈述，只是编纂者的评论。之所以如此评论，无非是想让汉人以为就是击毙了满清之祖，首次击败了自其反叛起，二十多年来一直“所向无不摧破”的“我滿清”，振奋了汉人，大长了汉人志气的民族英雄，原来也只是个“智虽疏，差有胆略”的平庸之辈，而且还是个内斗优先，妄杀抗清英雄，自毁长城，欺侮父君的家伙。满清御用文人的这样做，其目的无非是想蒙蔽汉人，欲使汉人觉得自己很窝囊，很自卑，永不觉得在汉人里出现过真正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所以，《明史》编纂者以及某些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种种说法，既经不起推敲，也缺乏具体证据，更违背了历史真相，是不过是为丑化袁崇焕这位击毙满酋、与满清有杀祖之不共戴天大仇的民族英雄而编造的谎言。
最後，想说说对《明史》的看法。《明史》是推行残酷的文字狱的满清乾隆时期，由满清政权组织其御用文人编纂，得到满清政权认可的“正统史书”。那麽，其出发点当然就是为满清政权服务的。因此，就会尽量隐瞒和篡改对不利於其政权的历史事实，就会把其主观猜测当作事实来记述，就会通过评论等来有意误导人们。但并非该书的所有历史记载都是篡改过的或是编造的。例如，对大明政府健在时期的一些影响较大、众所周知，因此无法隐瞒和篡改的事件的记述和对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和人的评价，应该是可信的。但也会将其主观猜测、评论等巧妙地混入其中，误导人们。例如，其祖奴儿哈赤在宁远一战首次被打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明史》的这一记述，是事实而不是编造。其祖奴儿哈赤之死不是在战败前而是在战败後，这也是赖不掉的事实。但其死因，其死亡时间，却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因此《明史》就可能会隐瞒真相，就可能会编造事实。再比方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崇祯帝谕旨称赞袁崇焕、谴责毛文龙，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後金不久就大举奔袭北京也是事实。因此《明史》的记述，是事实而不是编造。但袁崇焕内心到底什麽时候决定杀，毛文龙被杀与後金的行动，到底有什麽关系，当时崇祯帝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却是难以知晓和确证的。这就有让人发挥的余地。为满清政权服务的《明史》，就更不会不利用这个余地，或把猜测当事实，或编造事实、或歪曲事实、或把两件没有关系的事实巧妙地连在一起，或及时地加入评论等以诱导人们。再比方说《明史》对崇祯帝的评论，也是如此（限于篇幅以及与此文主旨关系不大，就不作说明了。各位若有兴趣，不妨去看看）
所以，我们在阅读《明史》以及经过满清检阅、得到满清许可的史料时，就应该注意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编纂者的主观猜测和评论，并通过其他记述和其他史料、通过仔细分析，弄清楚哪些事实间确实有联系，有什麽样的联系，又有哪些事实相互间本来没有联系，是《明史》编纂者故意诱导人们去认为它们有联系。
乾隆为袁崇焕平反的启示 李金强 谈古论今
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9月22日，崇祯帝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纵敌长驱等罪名“磔崇焕于市”。当时深信袁崇焕通敌叛国的京城百姓，更是“争食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唾骂不已。”这位满腹忠诚，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就这样以极其悲惨的方式死去了。崇祯帝刚愎自用，听信谗言，导致自毁长城的后果，袁崇焕枉死14年后，明朝灭亡。历史往往兼具讽刺性和戏剧性，为袁崇焕平反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死对头的后代：满清乾隆皇帝。公元1784（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以“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遂下诏为袁崇焕平反。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一个有英雄却不被尊敬的民族是可悲的。历史又是一面最好的镜子，王朝的兴衰有种种原因，或许袁崇焕的死既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不是直接原因，但是一个不珍惜英雄的政权，其垮台是必然的。不知道崇祯帝自缢煤山，以身殉社稷的时候是否醒悟；但可以肯定的是，乾隆皇帝当初在为自己祖先的死对头平反的时候，除了“悯恻”的原因之外，其中也一定有笼络和凝聚民心的考量。
侵华日军士兵今天还享有补贴
近代中国人民历时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各自领导的军队分别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与日军作战，并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共内战以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告终，导致大陆的国民党老兵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虽然是抗战的胜利者，却又是内战的失败者。战后他们经历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很多人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世界，甚至直到今日，他们的抗日功勋仍得不到认可。
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了，当那些曾经侵华的日军老兵，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以天皇的名义发放的补贴时，许多中国抗战老兵却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在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充裕的国家，如果其昔日功臣得不到善终，是一件令整个国家蒙羞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内部派别的分歧是那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那些国军的抗战将士，在内战中失去了他们所为之战斗的政权，但是他们从未曾失去为之流血的祖国。只要祖国没有灭亡，他们就应该得到与之功勋相称的荣誉和福利。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相关部门还是民间团体，已经越来越重视中国大陆的国军抗战老兵问题了。很多人得到了救助，但是在没有国家大政策的支持下，仅凭个别部门和民间的努力，其效果往往是有限的。对于那些曾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站出来为国家和民族流血牺牲的中国抗战老兵，国家除了应该以实际行动来告慰已逝的先烈外，更应该在物质上安抚那些尚且健在的先驱。为此，中国政府应做以下工作。
首先，收集和整理抗战期间的参战军人名单并编辑成抗日英雄名录。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原因，除了军官以外，不仅当年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军人们很多都没能留下姓名，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生活在大陆的国军老兵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这一名单的收集不仅需要大陆方面的努力，更需要台湾方面，特别是的国民党方面的合作。也许这一英雄名录永远也不能完整，但是尽当代人最大努力去告慰和尊重每一位英雄，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历史的态度，体现的是人民对国家荣誉的认同。 其次，建立一个不分民族和党派的统一的优抚标准，为健在的老兵颁发勋章。当年抗日战场上英勇善战的战士，除了故去的以外，能活到今天的也都已是蓄须老者，这进一步从时间上说明了对抗日英雄进行抚恤的紧迫性。如今国共两党都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就不要再让那些能活到今天这个大时代的老兵留下人生的遗憾；让他们在以后极其有限的岁月里，能够有一种归属感，能够颐养天年。 最后，给予那些国民党抗日将士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仅是那些只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国军将士的功绩值得歌颂，甚至包括如张灵甫等抗战后又参加内战的国民党爱国将士，都有许多可歌可泣之处，他们的抗日功勋不容抹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评价国民党抗日将士的功绩，不仅能够体现今天中国政府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也是团结和凝聚民心之举。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明清那两段历史以及其中的两位皇帝都是今天的镜子。从满清入关定都北京算起，乾隆是清王朝的第四位皇帝，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也历经四代领导人了。乾隆帝尚能为前朝官员平反，今天的中国政府何不适时为旧民国的爱国将士正名。更何况乾隆平反的对象是自己祖先的死敌，而今天中国政府需要正名的对象，则是先辈曾经还并肩过的战友。
林彪坠机周恩来是痛饮还是痛哭？金汕博客
(2010-09-13 10:01:25) 
39年前的今天，一个当时被中国人崇拜的战神，一个被称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最好最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最高最高”的副统帅，乘着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个极具震撼力的新闻举世震惊，尤其国人更瞠目结舌，林副统帅可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啊！而这一天也正式宣告，不得人心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寿终正寝。后来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把这个事件作为文革失败的分水岭――尽管实际上是这个事件的5年后文革才真正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当今不少回忆录和书籍都记载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几个最重要的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当然处在最核心的位置。国内出版物无一例外地都对林彪的死亡拍手称快，好像他是这场浩劫的首号元凶。
最近顾保孜的新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畅销，书中描绘了林彪坠机，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的周恩来召集在场的同志喝酒，显得高兴而如释重负。我相信作者写的这个细节是真实的，但局部的真实未必是整体的真实。从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纪登奎的访谈纪录乃至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记载，周恩来在得知这个事件后曾嚎啕大哭。而无论是纪登奎还是周秉德都比顾保孜更接近周恩来（顾保孜似乎没有见过周恩来）。纪登奎这样回忆周恩来那个时刻，他和李先念一起到周恩来办公室汇报情况，见周恩来在临时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好言劝慰。纪登奎说：“林彪一伙已经摔死，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周恩来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纪登奎两人见周恩来哭得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周恩来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失声痛哭，内中情感是相当复杂的。应该说，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主要的对手是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敢挑战毛泽东。但林彪已经显然失去了几年前毛泽东对他的极度信任，而周恩来出于弥合党内的分裂，多次暗示林彪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而性格刚烈的林彪始终不向他曾经说尽好话的毛泽东低头，最终成为一个以卵击石的角色。
而周恩来的痛哭也不能说没有悲伤，他为国家担忧，为中国的乱相忧虑，也有对事件后还要继续折腾的伤感。早在20年代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林彪就结识了他的老师、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多年来周恩来、林彪的关系并没有差到学生死了老师兴高采烈的地步，而如日中天时候的林彪身体很差，他嘱咐他的秘书对来人来电基本挡驾，只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来电一定要叫醒他，说明林彪还是懂得师道尊严的。
这一段相当复杂、盘根错节的历史终有一天会解密。而我想，在这之前的回忆录哪怕某些细节是真实的，也难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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