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5)

五、学习毛泽东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失败、正确对待失误的精神

　　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基本上都已经涉及到了。但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把这种精神作为一条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容易被人忽略。现在写回忆录，写历史，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都热衷于写“过五关、斩六将”，却不愿意写“走麦城”。其实，“走麦城”在一个人的成熟过程中，往往比“过五关、斩六将”更加刻骨铭心，更加重要。

　　毛泽东常说，什么叫完整的经验？完整的经验，要包括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两个方面。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算不上完整的经验。经过“大跃进”的严重失误以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0]299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挫折、失败和教训？除了理论上的自觉之外，这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从普通人中的佼佼者，成长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是历尽了无数坎坷，经历了许多磨炼的。所以，他从切身体会中悟出一个道理：“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1]455这种磨炼，这种历练，自然是包括遭受挫折、失败、教训。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曾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过的一段话，来说明挫折、逆境对于人生事业和人生境界的砥砺作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还很喜欢《孟子·告子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始终认为，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经受些挫折，经历些磨难，忍受些委屈，是其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寻常事。

　　毛泽东自己的经历，可以说在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之前，也是很坎坷的。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是逢双有利，逢单不利。”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党的一大，他参加了党的创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二大他没有参加上。到了党的三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到了党的四大又落选了。中共三大以后，因为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成绩出众，陈独秀发现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留在中央。当时陈独秀是中央局的委员长，毛泽东是中央局秘书。但后来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毛泽东和陈独秀闹翻了，便离开中央回韶山养病，从此对农民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这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坎坷，毛泽东一直留在中央工作，很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毛泽东。

　　前面讲到，毛泽东到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但也因此受到了处分。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老前辈，他们回忆当时从上海等地到中央苏区之前，都知道江西有个毛泽东，而且都知道毛泽东受过好多次处分。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大凡创业者都要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受不了挫折，受不了委屈，就干不成大事。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怎么来的呢？从一个方面讲，也是从挫折中来的。在进军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围绕党和军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从道理上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确存在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样一来，即使是正确的意见，大家也感觉难以接受，逐渐产生了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6月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就把他的前委书记职务给选下来了。后来，这件事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说毛泽东的前委书记是中央指定的，你们没有权利把他选下来。随后，红四军前委做出决定，速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这样才有红四军九大和“古田会议”决议。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坚持和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注意改正自身的缺点。可以说，这样的历练，对于毛泽东从执掌一个区域的地方领袖迅速成长为全党的领袖，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善于总结，基本上能够“不贰过”。他自己就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自己就犯过不少错误：“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6]106

　　我们还可以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大跃进”的挫折的。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思想里一直做好了遭受大的挫折和失败的准备的。例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提出要做好应付十七种困难的准备[12]387-392。然而，正因为做好了失利的准备，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革命反倒发展得更顺利些。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渐渐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再加上下面的急躁情绪推波助澜，最终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其结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被破坏，许多地方闹粮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这些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多次检讨自己。例如他在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一文里，检讨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两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因此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10197]。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还不可能彻底认识清楚，但是他的检讨是真诚的，他对盲目冒进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当有人在经济好转后再搞高指标时，毛泽东委婉地批评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13]1362

　　当然，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误，还是“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出现的失误相比，毛泽东没有能够像以前那样奇迹般地带领我们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走出来。实现这个伟大历史性转折的任务，落在了邓小平等人的肩上。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这同林彪、江青等党内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毛泽东也在部分地纠正一些觉察到的错误，特别是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14]815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带领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正是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邓小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学习毛泽东，正是为了继承毛泽东、超越毛泽东。只有这样，我们党才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我们在学习毛泽东的优秀品质的同时，还要从毛泽东身上吸取值得吸取的教训。这也是学习毛泽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总结起来也有很多内容。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点：

　　(一)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别人。毛泽东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自信。与此同时，他在民主革命时期，非常谨慎，也特别注重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吸取别人的意见，把自信和相信别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建国之初，毛泽东也格外的谨慎，从谏如流、如履薄冰。但是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辩证的。理论辩证法不外是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在主观上的升华和反应。自从毛泽东过分地相信自己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过分自信以后，就发生另外的问题，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把握全局、影响全局的领导者，不能没有自信。但是，兼听则明。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发扬民主、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要把相信自己和相信别人、民主讨论同果断决策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不自信不行。耳根子太软，听什么都觉得有道理不行，没有判断能力不行。当断不断是要吃大亏的。但如果说自信发展到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程度，发展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那也要跌大跤子。这就是辩证法。

　　(二)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人的作用是第一的，还是制度的作用是第一的，这实际上也需要辩证的思维。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更强调人的中观能动性。他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人不要被制度束缚住了，不要忘了制度也是靠人来制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早在三湾改编以后，他就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两大基本制度。第一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和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是士兵委员会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体罚打骂制度。邓小平说，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这些就管了根本，管了长远。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初，毛泽东专门向中央请了长假，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石，也把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初步确定下来。然而，后来的实践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亲手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我们是在经历了严重曲折之后才走上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轨道。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管根本的，任何时候都决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制的特权存在。当然，是不是会有某些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人的手脚的问题呢？肯定会有。但是，制度的改革、制度的修改，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三)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应该说，毛泽东一生是比较尊重科学的，也十分注重学习科学。同时，他也很重视经验。他认为，科学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经验证明前人的知识不对的时候，就应该纠正前人，加以发展和补充。他的这些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复杂的，如果自己的经验同前人的经验发生了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能否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着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时候，他是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经验同他人经验、经验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就能够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但到后来他过分自信的时候，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时候，他往往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从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经验同科学实际上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他讲的话，道理上是对的，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却每每导致错误的结果，其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特别是在党内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往往以毛泽东的判断和经验为是非，久而久之，就会误以为党内真的出了问题，于是就把正常的意见分歧误以为是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因此可以说，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的问题，既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能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问题。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既要尊重科学，又要勇于创新。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后人必然要突破前人，后人必然要超过前人。但是，创新要有科学精神，要有民主精神。因为，创新既离不开个人，更离不开集体。

　　处理好以上这三个方面关系，离不开辩证法，都不能搞绝对化。绝对化了，就必然走向反面，就会从真理变成谬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同时也犯了常人想象不到的错误。他的错误和他的成功一样，都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正如高尔基所说，鹰有的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鹰终究是鹰。我们有幸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学习毛泽东，既学习他过人的能力和精神，也记取他留下的教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厚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含意。

　　（作者：李捷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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