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革命”与“大革命”

单世联 　

　　百年中国长期为革命所搅动，今天，当我们惊讶于革命的巨大威力和深创后果时，也许难以想象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先驱者们曾经是那样地审慎、犹豫地对待革命，甚至是过于敏感地抵抗“革命”的诱惑。

　　一、梁启超：两种革命

　　中国有自己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易经》说的“汤武革命”，即以暴力方式实施改朝换代并以其“顺乎天而应乎人”为其合法性。这种意义上的革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文化的一个要素，无论是造反还是政变，只有推翻了旧王朝，才能为革命所加冕。如果说逼上梁山式的造反含有自身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尚未成功即自称革命却是不可思议的。孙中山早有“造反”思想，但长期有意识地不用“革命”来指称自己的志愿和行为，即是此一传统的反映。而此时传入中土的法国革命也无法为革命正名。１８９０年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把法国革命的描述为“暴民”“惨酷的”“暴乱”；戊戌新政期间，章太炎和康有为虽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都对法国的暴力革命深怀恐惧而极力贬斥，希望中国能“革政以挽革命”。可见革命要在中国盛行，就必须另有资源。本来，西方意义上的革命主要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塑造的，既包括以暴力方式完成的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也包括科技力量和社会改革的渐进过程。“革命”话语的现代化不但要走出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的局限，引入英国式的社会改革意义上的“革命”，也要解释法国革命的暴力恐怖何以是值得仿效的？这就是梁启超、孙中山透过日本翻译而发现的革命新义。

　　“汤武革命”传入日本之后没有保持它的原义，经过江户时代“尊王攘夷”运动的融化，日文中的“革命”已不再是改朝换代的暴力行为，而与“改革”或“维新”相近。所以当“revolution”风糜全球时，日本人可以比较贴切地用“革命”一词来翻译它，意指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淘汰”或“变革”，包括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由于近代革命分子大多流亡日本，不但使日本成中国革命思想的流通的中枢，也是中国革命话语突破传统语境进入世界革命洪流的转折点。

　　１８９８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受此影响，开始脱离“汤武革命”中国传统语境，接受了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其标志就是１８９９年提出的“诗界革命”（后来又有“文界革命”等）。此一革命的意义即是寓于一切领域中的“变化”，相当于进化论史观。但话语流通有它的吊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义的加入，是转化人们从恐惧到拥护‘革命’的关键。然而，从当时的接受情况来看，由于'革命'自身的漫长历史和现实政治的激烈变革要求，这个新义却只能起到加强或促进政治革命的实际效果。”（1）由于广义革命的引入和接受，世界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标尺和资源，中国也就不可逆转地进入世界革命的洪流，而传统的“汤武革命”也获得“狭义”上的认可。重要的不是梁赋予革命以改革、变化等新义，而是“革命”这个词因其获得新义则被理直气壮地宣传和论说，这就解放了仍在“汤武革命”意义理解革命的多数国人的思想禁区。意识到和平演变的“软革命”实际上支持了激进的排满革命和暴力行为后，梁先是在《释革》中认为汉语“革命”不能表达“revolution”的复杂意义；然后又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区分革命类型：“革命之义有广狭。文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闪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是以和平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2）我们也可以用熟悉的语言把三种革命称为大革命（社会变化）、中革命（政治改革）、小革命（暴力夺权）。

　　梁反对“小革命”而倾心于“大革命”，但“革命”不是梁个人的事，他反对“小革命”的后果是“革命”的话语权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掌握。孙也是在日本接受“革命”的，在转译日语“革命”时，他与取其英国模式、重在思想转变的梁启超不同，而是取其法国模式，保持了政权转移的“革命”内核。不同于“汤武革命”的是，孙中山赋予革命以法国式的“共和”、“民权”的未来理想和历史的目的性，“从根本上将‘革命’从一家一朝的私人领域解放出来，使‘革命’变成了公器，纳入‘法国革命’式的现代轨道。”（3）这就改变了章太炎、康有力等人塑造的法国革命形象，完成了革命话语的世界性与地方性的结合。经过１９０３年革命与改良之争，“革命”在理论上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变革且与暴力密切相关，在实践上革命成为不可抵挡的洪流。

　　所以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梁启超反对革命，相对“小革命”的暴力夺权，他期待的是一种改良意义上的“大革命”。理由不但是语义学的误译，也是历史教训的启示。“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过去多次革命的结果是一家一姓的替代，而没有造成政治上的改良和进步，原因就在于：“吾中国数千年，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4）梁启超此语可以说是提前总结了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传统社会文化秩序之象征的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政治虽花样新翻而结构依然，在鲁迅的笔下，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阿Q 还得被杀头，九斤老太甚至发现“一代不如一代”。孙中山还得进行“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临终也以“革命尚未成功”为遗言，期待一次真正的大革命。

　　革命完成了权力转移却没有使政治现代化，原因何在？不但梁启超认为“小革命”的暴力夺权只能产生如此后果，后来的革命家毛泽东也认为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还不够“大”、不够彻底。从“好得很”农民运动到史无前例的“文革”，实际成功的革命是以历史目的论所推导的乌托邦前景为动员的、使用了一切能量一切手段的“大革命”，政权的取得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还必须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无疑的，“大革命”确实使中国“换了人间”，但如此空前的“大革命”是否就真的改变了中国的“群治”？对此可以也应当有多种分析模式和评论标准。一方面，无休无止的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一切，不但是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思想意识，甚至是文化符号日常行为模式也要发生整体性变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秩序似乎又与传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始终没有突破性的增长，它的后果至少在某些方面却与梁所说的暴力夺权的“小革命”相似。

　　也许，可以用梁启超来解释后来的“大革命”。梁的“大革命”是社会政治的整体性渐进改革，它能够回避或融解暴力夺权的“小革命”。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进步、改良和演化的历程，社会政治才会有一个全面的变革。“大”“小”之别不是规模上的而是性质上的。但在晚清以降的中国语境中，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已全面崩溃，包括民初的现状也不值得维持，中国社会已不再拥有支持渐进改革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和资源，政治文化只能越来越激进化，如果说“９３年”恐怖曾唤醒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血腥和杀戳在中国却只能召唤越来越狂热的继续革命的冲动。现实政治要求选择暴力革命，而它的成功，更使暴力被神圣化，被当作解决一切领域种种问题的惟一有效的手段：不但可以夺权，也可以改造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后来成为实践的“大革命”是以“小革命”即暴力革命为基本手段改变一切现状。易言之，即是以“小革命”的方式达到“大革命”的目的，“大革命”的衣装下还是“小革命”，革命没有实现现代化。因为没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改良，革命者仍然没有脱离“汤武革命”的政治文化，没有接受现代政治教育和民主训练，除了对现实的不满，革命者的思想状况与革命对象并无本质差别，加上在没有任何传统与现实的支持下，革命只能诉诸于领袖的权威、纪律的约束和暴力的震慑。李锐发现：“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应当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

　　2、毛泽东：革命是“变计”

　　关于自己的思想历程，毛泽东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是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读物：“1920年冬天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 这个记忆是不准确的。1920年夏，三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据李锐介绍：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是1921年出版的；李季译的《社会主义》是1920年10月出版的。（7）

　　 二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的大杂烩。“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8）直到1919年7月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还是反对革命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民众联合起来后怎么办？一种选择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选择是温和的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的主张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却不急于见效，而是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提倡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最终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毛认为后一种主张意思更广、更深远，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他“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不希望用暴力使动乱中的中国雪上加霜。所以在1919年12月的《学生之工作》中，毛还详细构拟了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但毛的思想变动确实在1920年发生。这一年，他本着“湖南自治”的理想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奔走呼号，却终以失败结局，这给他很大刺激：“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9）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活动，陈独秀等人宣传列宁主义，毛的好友蔡和森从法国写信向他介绍俄国革命。

　　 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信》标志毛的转向：“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0）事实上已有国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同年12月1日，毛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1）革命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直到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中国出现的1920年，毛才逐步形成暴力革命的思想，接受他不久前还反对的“恐怖的办法”。

　　既然革命是其他道路走不通后无可奈何的“变计”，那么这个“变计”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毛一旦认准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的现实，就与青春期彻底告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坚忍不拔、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的办法”，把“变计”视作“必然”和“正道”。改良主义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之前的毛泽东，中国政治史上的毛泽东，只是革命领袖而不是改良主义者。

　　 进一步的问题是，暴力革命如何进行？直到1924年上半年，毛在党内都是站在陈独秀一边，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也不同意反对大地主的口号，因为农村的阶级分化还没有到这一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阶级革命，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但这一年的下半年，毛回到湖南，组织发动了当地的农民斗争，并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与时俱进，毛的思想也发生急剧变化，从此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1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判断；大革命失败后，毛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只有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秋收起义后带着队伍“上山”。──到1927年，毛泽东思想才趋向定型：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游击战略。

　　改良不成就转向革命，农民成功就彻底认同，革命者始终追求现实的成功。既然实践已成功地证明了它，它就是真理。毛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经验的教条主义”，即把现实的成功抽象为绝对的理念，以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终生迷信斗争、革命、恐怖和群众运动。用胡乔木的话说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12）

　　3、老师：大革命的启蒙者

　　革命需要“无法无天”的革命者，需要满怀仇恨、矢志推翻现存权力秩序的破坏者。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有的组织系统和文化规范的塑造品，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反骨”或先知先觉者，他们大多不能充当革命的生力军。所以革命首先需要生产革命者。用办学传播革命思想，国共两党都是如此。蒋介石最喜欢部下叫他“校长”，共产党第一代核心多是教师出生（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谭秋、瞿秋白等）。直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想给个人崇拜降温时，虽然讨嫌“四个伟大”，却愿意保留“导师”的称号。

　　 老师之于大革命的意义，可以从伍修权将军的亲历中认识。修权出生于武汉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度过了饥寒困苦的童年，度过了对人间不平很不理解的少年阶段，又度过了一段几分兴奋、几分希望还有几分神秘的青年时期。”底层青年的青春心理大抵如此。他的新生，从1920年进入武昌高师附设的“单级学校”开始，在受到毛的同学熊器叔先生的左翼思想影响，特别是1922年升入武昌高师附小后，得到陈谭秋的引导之后，他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参与革命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老师而不是任何其他人，影响了他的一生。陈谭秋：“利用老师的身分，进行了有效的革命工作，随时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年。为此，他作为级任老师，亲自担任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不断地利用讲课的机会，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使学生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高师附小因为有了陈谭秋而成为小小的革命摇篮：“当年武汉地区的党的工作，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许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活动，也常是在这里计议策划出来的。……附小成为武昌的革命中心之一。也正因此，1927年4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13）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起源于黄（安）麻（城）起义，而发动起义的主要是黄安人，因为黄安有学田，专门供人读书，即使讨饭人家的子弟也能上完小学，他们后来大多在武汉接受过董必武、陈谭秋的教育。（14）《李先念传》就特别强调：“旧时的黄安，虽然交通闭塞，但不乏常识渊博之士，尤其是董必武、陈谭秋的学生很多，都有一定的革命理论水平。”（15）

　　 “老师”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之一。尽管现代中国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革命的主力开始也主要是农村的游民，但革命的实际发生，却首先是由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启动的。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不能从现存秩序中获得功名和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权，很多人只好当乡村老师，他们怀抱的不满与观察到的社会危机都使他们萌生革命的冲动。苏俄提供了理念与与典范，“老师”们通过教学传播这些理念。2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受到一、两个老师的影响后走向革命的，刘志丹、方志敏、粟裕、王树声、萧克、刘英、黄克诚、叶飞、杨成武、张宗逊、王首道、宋任穷等莫不如此。穷富不均、阶级斗争、强邻欺侮等中国现状，又与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相印证，革命行动因此成为必然。在苏俄理念与中国现实之间，老师充当了必要的中介。

　　 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的老师成为革命的主角，另一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有大、小之别，“小革命”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以达到转变现有政治秩序的目的，如辛亥革命；“大革命”除小革命的目的外，还要以政治力量迅速改变现存的社会 / 文化秩序，如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属此类。这就是毛屡屡对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不满的原因，1965年他批评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毛的革命理想是“再造中国”：“必须肃清把中国引向现在这种地步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让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产生出来。”（16）也正因此，老师之于革命，不仅是传播火种，而且要使社会/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使革命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革命并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的最终目的是重新建立一套可称之为“党文化”或“革命文化”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思想革命本为政治革命的准备，而意识形态革命的特色却在于，思想革命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从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可以顺利地推断：即使政治革命完成了思想革命也还需要继续——这就是“君师合一”的新义：马克思加秦始皇。

　　20世纪天翻地覆，剧烈的变革释放了无数暴力和血腥，也动员并滋养了人性中的怨恨和敌意；实际上是在病态发展的经济中心以进一步把人降低为弱肉强食的动物。文明水平既没有因政治变动而改善，也没有因经济增长而提高。从而少数人凭借权力和金钱可以无所不能，大多数人却不断经验着对世界和自身的无力感，如此荒芜的心理结构是不可能导向良好的公共体制的。当前的主要危机不只是各种已经公开化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重要的还有内在心理的无序和紧张，这些潜在的破坏因素现在被外部强力控制着，既不能释放也不能始终压着，何消解转化，实属第一难事。自由需要尊重他人，民主需要宽容异说，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诉诸一些基本的人道规范和人性教化，使人成其为人。

　　注释：

　　（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引自上书第52页。
　　（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5页。
　　（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引自上书第52页。
　　（5）李锐：《毛泽东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6─337页。
　　（6）《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7）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2─453页。
　　（8）《毛泽东自述》，第41、44页。
　　（9）《毛泽东自述》，第44页。
　　（10）李锐：《毛泽东晚年悲剧》，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6─337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12）《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13）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14）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3页。
　　（15）朱玉主编：《李先念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16）马尔罗：《与毛泽东会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