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怀念南都.南都史二:生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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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97
傅剑锋
1997年1月1日零点零分，这一年度广州的第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母亲何凤暖看着孩子那张粉嫩的小脸，目光柔和，爱怜交织。
就在这个时刻，〈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晨安下了快门。这，就是〈南方都市报〉涅磐新生为日报后的宣言与发刊词。这张照片被以半个版的篇幅登在了同一天诞生的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
这是一个并不怎么漂亮的婴儿。“但是，有几个婴儿在一出生就漂亮呢？谁能否定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它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当年编辑了这张图片的庄慎之笑着反问。
这一问是八年以后，是南方都市报长成一棵扎根在整个珠三角的大榕树之后。而八年以前的那一幕幕，依然像模板一样刻在南方都市报创业者们的记忆里。
一出生就“离经背道”
这张照片不但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刊宣言，还是它对一个基本理念的宣言。
在出刊前的几天，编委会已经定下来，不写发刊词，就用一幅第一时间生在1997年的新生婴儿的照片来寓意行了。但是怎么拍照片呢？一定能拍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吗？如果这个婴儿不是出生在零点零分怎么办？有人就提出：“这很简单啊，随便拍个婴儿充第一时间行了。”，也有人提出：“也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婴儿出生在零点零分，就写成零点零分行了，反正不可能有人来追问。”结果这种论调一出，引起大多数人群情激昂的反对：“怎么能够讲假话，一张报纸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假话。讲假话还有希望吗？” 最后大家决定，仅可能找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这个孩子出生在什么就写什么时候。1996年12月31日深夜，五路摄影记者猫在了广州五个医院的产房，而刘晨居然如愿以偿地拍到了那张照片。
早在这张报纸诞生前就已经拟定的〈南方都市管理大纲〉的“核心价值观”也因此落到了地上——“承认有不可以讲的真话，但不可以讲假话；承认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承认媒体的独立性需要时间，但公正性刻不容缓”。
这一天出街的报纸一改南方都市报做周报时的大开版本，而是24版的小开报纸（此后一年的日报为16版），这在广州没有过，甚至在全国也很少见，一时广州报界讥之为“小报”。“时间会证明我们是对的。”程益中对这种讥讽不屑一顾。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份针对市民的报纸，首先要做到就是阅读方便，尤其是在公交车上，小开的报纸就不会对旁边的乘客造在不便，当时广州的地铁已经开始建造，小开也更能适应地铁时代的到来。“当时这样的形式是有些离经背道的，因为那时广州人读惯了大开的报纸，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形式并不一定是应该如此的，实用才是审美最重要的出发点，这就古人说的‘羊大为美’。更为重要的是，这说明不只是内容、在形式上我们也和同城报纸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不想和他们同质竞争，一开始我们就想做新规则的制订者。”程益中解释。
循着这一思想，都市报开始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创新。此前“全国都是一张《新民晚报》”，版面犬牙交错，读起与来并不很方便。于是南方都市报喊出了“绝不学习《新民晚报》的小鼻子小眼，绝不做第401家《新民晚报》”的口号，开始了独树一枝地大标题、大图片，甚至出现了1997年小平逝世时的用一个封面版块刊登小平遗照这种此前在国内极其罕见的处理方式。还创造了版面的模块化处理方式，文章不再是犬牙交错，而像砌砖似的一块块，读起来很方便。标题也逐步走向所谓的“浓眉大目”，即使在报亭的几米开外读者也能看清头条标题说了什么。为了遵循国内市民的日常阅读习惯，到1997年下半年已基本杜绝了还在其它同城报纸经常出现的竖排报道。
这种“离经叛道”还表现在发行上，这一年南方都市报继广州日报之后开始脱离邮发，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副主编谭军波组建了王钧这一等干将。王钧记得，那时她还在采访部，记者梦被一纸内部调动中断了，她哭着来到了那个还不到十平方米的发行部。但她和这支队伍很快壮进入状况，他们在广州和珠三角开始所谓的“扫楼行动”，一家一户的敲门推销订报纸。
这张报纸甚至报纸上颜色都显得有点“离经背道”，基调是红与黄，看起来很醒目，但被一些同城媒体讥讽为“俗气”。在出刊前都市报内部也有人提出这个意见，但程益中还是力排众议确定了这一颜色基调，并延用至今。程益中的解释是，都市报一开始就想醒目点，冲击力大点，并且给人红红火火，热热烈烈的感觉。“这种外形，多少与它这种崛起于阡陌的时势有关，与立志要做一个报业革新者的气质有关，它当然要作派得张扬一些、激烈一些、职业感一些。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不和他们同质竞争的市场技巧。”程益中回顾。
至于这一年终于可以让同城媒体说一声“这个坏小子有点不简单”的“离经背道”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报道。这种消息其它报纸一般发个消息，最多也是发个通讯了事。但南方都市报偏要大动干戈，精通外语的连清川等人，靠着一台动不动就掉线“抗议”的电脑，大量地翻译有关戴安娜的外电，（？）个编辑连夜作业，第二天一出街，三个图文并茂的整版，成了报摊里最抢眼最叫好的报纸，也开创了国内报纸全方位报道国际大事的资讯方式，程益中的看法认为“这是对传统新闻观的挑战”。
这张报纸还敢于把传统意义上认为是负面的一些突发新闻与社会新闻也放到头版。当时程益中面对各种诘难的回答是：“新闻没有正负之分，只有真假之分。新闻的根本性，乃是真实性。新闻的尺度，乃是新闻价值”，“说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在贩卖消息。这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替买方想一想”。几年以后，程益中在回顾这一过程时后，这一切努力其实在解决都市报“有与无”的问题，当时如果不做出不一样的新闻产品，那么都市报就会没人看，就会“无”，所以说，“另类是为了更主流”。一旦走入“主流”后，就”不要再喊打喊杀”了，就要“做一个智慧的建设者”，“以强烈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南方都市报提升到一个暂新的高度”。
在总结这一系的“离经背道”时，程益中说：“他们所谓的离经背道，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遵循常规，而遵守了常识而已。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恢复常识，恢复（市场化）办报的常识与新闻操作的常识。”
小米加步枪上战场
这一年，广州报业市场竞争达到白热化之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开始扩版扩版再扩版，改版改版再改版，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竞争浪潮。“广州，‘三国演义’开始上演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惊呼。但在时任主编的关健看来，“这种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旧格局下的座次之争，它不代表全新的市场经济理念”。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关健与程益中指挥着一干热血新闻青年，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上战场了。他们要趁竞争对手还没注意的时候悄悄长大。
说那是“小米加步枪”一点也不夸张。
那时分管该报的南方日报编委分别是范以锦、王春芙、李民英，李与南方都市报的主编、副主编关键、程益中、张建平、张志光、谭军波、朱德付和一干主编、副主编及七八十名编辑记者都窝在16楼。刚开始时，这些主编、编辑和记者的办公室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记者都是手写稿件，遇到一些急稿，编辑就在旁边等，记者写好一张，编辑就拿一张往15楼的电脑室跑，如果记者写了十页纸，编辑就得来来回回跑十趟。这就导致编辑效率奇低，庄慎之回忆，像他当头版编辑时，再一等一些忽发稿，编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然后，他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他温暖的杨箕村出租屋。但有一天出了点意外，那天他又编版到凌晨三点，背着包走在路灯错黄的街道上。这时庄慎之忽然听到背后猛一声：“站住！”庄慎之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后面的人越追越紧，庄慎之终于撑不住了，被那人追上。原来那人是个巡街查夜的保安。这一场虚惊一时成为编辑们自我解嘲辛苦工作的笑谈。
但这些还不算什么，他们虽然辛苦而勒奋地工作着，但出报开始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因为这张新生的报纸没有多少储备资金，也拉不到多少广告，实在拿不出钱发工资。许多流浪记者差不多开始连房租金也付不起了，大家只好向主编关健借钱。关健因此觉得对不起下属，非常伤心。分管南方都市报、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现为南方日报社长）看到这一困难，就说动了顺德农行订阅南方都市报。顺德农行三千份的订报款才终于缓解了南方都市报的柴米之苦。
更为不堪的是，关健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南方日报的电梯里碰到这样的外报熟人：”但开始的时候，由于很难拉到广告，整体资金运转太慢，员工的稿费常常被迟发，南方日报和其它子报给南方都市报写的外稿稿费也经常被迟发，只要碰到都市报员工，那些作者就会说：“老关，你们都市报发稿费也真够慢的，什么时候发啊。”关健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灰头土脸。有一次则让关健更为尴尬，那次他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广告客户，一位熟人路过关健的办公室口无遮拦地问：“老关，你们欠我稿费的时间也太长了。”关健一下子在客户面前一下子觉得丢尽面子。当时的记者刘庆（现任南方都市报？）回忆，不只是关健，当时的编辑记者也经常遇到这种类似的尴尬。
但这类尴尬相对一张新纸员工在外面所遇到的不理解甚至歧视，又只能算小菜一碟。有一次记者孙雪东（现任新京报副总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方赠送了其它每个记者一个绣球，孙雪东看到篮子里还有很多个，觉得好玩，也拿了一个。结果会议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就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怎么有资格来拿绣球？”并从他手里去抠这个绣球。孙雪东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死也不肯松开手，最后他一把将绣球扔出窗外，冲出了会议室。回到报社后，他忍不住哭了，大家就安慰他：“都市报人是好样的，要哭也不能在外面哭。”
“我们当初就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发奋自强的。”刘庆八年后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不胜感慨。
刘庆记得，都市报刚开始创办日报时，如果政府部门开什么会议，都市报记者不可能接到邀请函。如果到了会场，管门的人也会说“我没听到这张报纸”有的甚至还会说“你是不是假记者”来拒绝。刘庆就会恳求他们：“我只要进会场听听行了，我不要你们的车旅费（那时记者去开会会议方一般会给记者五十至一百元不等的红包）”。但这样仍然常常进不去了会场，她只能在外面等发善心的其它记者给她复印一下材料。连中央媒体的不少驻站记者都被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他们就会悄悄帮助刘庆那样的记者。现在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那时就是其中之一，他因此和南方都市报结下了最初的交情与缘份，并为若干年后的南方日报集团与光明日报集团共同创办新京报的报业佳话埋下了这一缘分的伏笔。
有一次她偶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广州推广无铅汽油推广的资料。其它记者只要了资料内容，而刘庆却采访了司机对使用无铅汽油的感受，稿子生动又贴近读者，和当时的常规写法也不一样。结果这篇稿子被发在了头版头条，而其它报纸有的只发了条简讯，有的甚至没有发。这让其它所有跑环保线的记者都很羡慕。
这种羡慕是有理由的。那时只有南方都市报的关健尽量为年轻人提供舞台，以“无为而治”自许，尽量让年轻人施展才能。创业者们事后回忆，那些即使看来惊世骇俗的想法，只要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他就会放手让你去做，他只把握大的方向。那次“戴安娜之死”的报道就是关健接受了庄慎之等部下的建设后放开让他们一搏的。
他平常看起来还是比较严肃的，但和他喝酒时很豪爽，和他对话也可以很平等。据传有一次刘晨和关健争辩一个业务问题，激烈到拍着桌子的程度，但事后刘晨一点也没事。“这种事除了在都市报，放在广州其它任何一个报社都是这不可能的。”庄慎之也深以为然：“南方都市报这个孩子刚出生时，老关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而是给它一个足够的成长空间，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给了都市报本身以及它的员工无限可能性的创造性成长。”
关健营造的这种氛围，让这些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战士们甘心投入所有的力气去左冲右突，“充满了梦想，大家形成了一个信念，觉得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一定会超过其它报纸。”像庄慎之那样的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那时的都市报就象一个家，关健动不动就请大家一起喝酒，外面受了委屈在这里得到了完全化解。当时，有数家同城媒体欲挖像新星一样升起的刘庆，但刘庆没有走：“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一切，受到了都市报的左右，我已经无法离开这么一个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团队，无法离开这个给我创造空间的平台，如果让我离开，我会泪流满面。”
当时的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认为，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之所以能自强不息，是在外部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营造了一个同甘共苦的小环境，这使他们能杀出一条血路。
也是在这一年，张蜀梅，这个长头发、大胆子、精力充沛、善于磨人善于沟通又急性子的女流浪记者，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为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上杀将出一条血路。和她一同杀将出去还有后来成为国内第一批暗访记者的石野、曾华锋等都市报记者。她称后来会玩命地干，就是因为“太喜爱这个像一家人一样的团队了，太喜欢那种平等、宽容、可以不断地发挥创造力的工作氛围。都市报的人大都是性情中人，我也不例外。”
时任采访部副主任的任天阳交给张蜀梅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挖掘某政府部门的新闻富矿，那时其它媒体还没注意上这个渠道，而事实上相当部分社会新闻都会集中于这一部门。张蜀梅好一番软磨硬泡，终于使其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成了她的朋友。
张蜀梅清楚地记得南方都市报第一个震动全城的社会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1997年5月份的一天，天气闷热。傍晚时分，一声惊雷炸响，站在窗户口看着天空的任天阳说：“这天气，好像要出什么事啊。”任天阳说完这话不久，张蜀梅的传呼机响了，传呼机上显示：盘福路上被炸雷劈断的古树砸伤了人。提供这条信息的人是那个部门的一位朋友。第二天，这个图文并茂的突发新闻大型报道占去了头版的大部分版画，同城媒体极为震惊，因为他们很少以这种方式处理过这类“负面新闻”，但南方都市报的人性化写法和对抢救人员的描述消解了“负面新闻”的成见。
自此以后，张蜀梅一发不可收入：“我是个急性子，有时半夜传呼机接到报料电话，我就会穿着睡衣从19楼的宿舍冲到16楼的办公室回电话，凌晨三四点钟和摄影记者李向新去赶现场也是家常便饭。”不少条件好点的同城媒体记者已经配备了手机与采访专车，但张蜀梅一般只能乘摄影记者李向新的自行车，急的时候就自已掏钱打的，但居然还获得了“比120跑得还快的是张蜀梅”的业界称誉。张蜀梅还通过她的勤奋一举打破了一家同城媒体的医疗新闻垄断。
而更富传奇的是流浪记者谭志良，在连什么是新闻还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下，居然斗胆问副主编朱德：他可不可以写点新闻连载。朱德付听后作了些原则性的指导就鼓励他去尝试。谭志良就白天采访，晚上窝在杨箕村出租屋，用小木板垫在膝盖上开出了那数万字的《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结果吸引了大量读者。此后他乐此不疲地发表了27部新闻连载，超过了50万字。“这些作品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与反思的地方，但当时真得给了我创造的无限的热情、创造力与信心。”谭志良难忘那样的时光。
这一年，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一面带着他的士兵冲锋陷阵，一面开始那时全方位地培养职业报料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包括如民航这样一些行业部门，还包括对摩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社会接触面广的人员。
都市报的新闻人就这样开始从社会新闻这个阵地杀出重围、顾盼自雄。
成长的秘密与管理的真相
都市报不只是早期出现了这样能片善战的团队，这八年来还哺育了被称为“南都系”的一大批啧咤中国报坛风云的报人与记者，如现在的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新京报总编杨斌就出自这一团队。
在外人看来这像个奇迹，但在南方都市报企业制度的设计者程益中看来，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我们所有管理的真相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这正是全部制度设计的灵魂与依据，也是奇迹产生的原因。”程益中说。他早在1997年就在写下：“这使我们与其它各大报相比，有许多的优势：我们生猛，我们轻便，我们没有包袱，我们没有框框，天地那么大，而我们那么有知识，有见解。我们是广州唯一没有大报病的大报。”
程益中说的这些并不是虚言，都市报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已的责任田里最大可能地发挥。当时的编辑夏毅陶（现任副总编）对都市报一开始就实行的责任编辑制就记忆深刻。有一次她创造性地编辑了一个版面，程益中就极富个性色彩地在评报上作评：“夏毅陶，票房可以保证。”这一度让夏毅陶激情高涨。当时包括程益中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者，都不会去修改编辑文章中的错别字之类的东西，他们只管把握一些方向性问题。“这是分层管理，分权问责。主编不能来做高级编辑，具体的事情应该充许每个员工发挥创造力。”程益中。但他的问责也是极其严厉的。一次一个编辑编的版面别子连篇，程益中评稿得四个字是“丧尽天良！”对此，程益中在这一年写的业务讨论中写道：“为什么本报采取责任编辑‘制作人制’？为什么本报奉行‘向责编倾斜’的政策？这是因为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报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编辑水平的竞争，不好的记者只是一个零，而不好的编辑则是一个负数”，“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光荣，当然现在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将获得更高的报酬，当然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程益中承认，这种管理一开始就深受关健“无为而治”的影响，他因此清晰地意识到，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他更应该知道什么不该管。“管得太严的父亲都会有很散漫的儿子，一个管得很松的父亲却会有一个很负责任的儿子。而都市报的管理，是相信他的能力与责任心，让每个人都能够都发挥他的激情与人生价值。”程益中阐述。
但有时程益中实在不满意一些版面时，也会说：“我做个版给你们看看。”然后他直接参与编辑。夏毅陶记得特别清楚地的是，有一段时间她和杨斌对什么样才是好版面而困惑，就去找程益中讨论，程益中想了想画了个“浓眉大目”的版，杨斌把它复印了贴在墙上，这就是现在都市报基本版面风格的由来。
不过他更多地是通过评级制来控制整份报纸的质量。他给文字、图片、编辑、版式这四项每个细分了十个度量标准进行度量，根据都市报的市场化特点，独家、创新、冲击力、信息量、贴近性、服务性成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并且，他所设计的这种评级必须是掌握在直接主管者手中，而不是像其它一报社那样管理者与评介者是分离的。“只有管理权与评介权的合一才能有利于公正的评介，把新闻产品的责量控制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程益中分析。
程益中很快看到这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发现杨斌编辑的比较有创意，比较善于前期介入记者的新闻调查与策划，就给杨斌作出了比较好的评价，结果整个编辑部出现了向好版面看齐的风气。
当然这种评介不是单向的，而是公开的，互动的。编辑蔡秀娟不服程益中3月1日的版面评价，就以红笔书写“莫名其妙”反驳，类似这种交流在翻阅当年的评级表里屡见不鲜。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如果对评介有什么不满，大家甚至可以贴在评报栏里贴大字报反驳。庄慎之有一次也不满程益中的评级，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程益中回了一封公开信。八年过去了，庄慎之还珍藏着这封信：“......每个人都在为掌声而葆有激情。我们有这种需要，也要理解别人这种需要。我们现在这么年轻，有朝气，来得及塑造自己。所以遭遇挫折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付挫折的办法是，把挫折理解成淬火工序--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我有时难免会对大家说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但说过了就感到后悔，觉得很对不住大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真的要大家原谅。不骂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可爱的人。我骂过的人，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整封信真诚且激情扬溢，并且还在信未鼓励大家要“保持可贵的个性”。
这种评介显然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良性沟通的方式，而这利评介的结果就是——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要求是公开、机会公平，“坚持质量优先，效率为重，多劳多得，优劳优劳优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价值分配原则”，上不封顶的政策甚至使一些勤奋而优秀的编辑记者的奖金高于他的直接上司，这在大多数报社几乎至今都是不可能的，但在南方都市报至今屡见不鲜，正是这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我指挥整个团队离不开这个秘密武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程益中说。
程益中后来对此的总结是“制度好，虫变龙”，“进行制度创新，确保南方都市报成为制度型企业.....规避人治企业与能人共进退、人亡政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历史周期规律”。 这一年，关健、程益中写下了像占卜者一样预言了未来的“五年规划”，后来的财务人员发现，不只是基本目标，甚至“计划”的一些具体数据都和实际发展相似：
第一年（1997）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完成奠基工作），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拼力进位解决温饱），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第五年“强与弱”的问题（向走强大建成现代企业）。
这一年，南方都市报雄心勃勃，像个早慧的孩子一样上路了，鲜花就在他远方，而命运却在他脚下......
傅剑锋
1997年1月1日零点零分，这一年度广州的第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母亲何凤暖看着孩子那张粉嫩的小脸，目光柔和，爱怜交织。
就在这个时刻，〈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晨安下了快门。这，就是〈南方都市报〉涅磐新生为日报后的宣言与发刊词。这张照片被以半个版的篇幅登在了同一天诞生的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
这是一个并不怎么漂亮的婴儿。“但是，有几个婴儿在一出生就漂亮呢？谁能否定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它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当年编辑了这张图片的庄慎之笑着反问。
这一问是八年以后，是南方都市报长成一棵扎根在整个珠三角的大榕树之后。而八年以前的那一幕幕，依然像模板一样刻在南方都市报创业者们的记忆里。
一出生就“离经背道”
这张照片不但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刊宣言，还是它对一个基本理念的宣言。
在出刊前的几天，编委会已经定下来，不写发刊词，就用一幅第一时间生在1997年的新生婴儿的照片来寓意行了。但是怎么拍照片呢？一定能拍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吗？如果这个婴儿不是出生在零点零分怎么办？有人就提出：“这很简单啊，随便拍个婴儿充第一时间行了。”，也有人提出：“也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婴儿出生在零点零分，就写成零点零分行了，反正不可能有人来追问。”结果这种论调一出，引起大多数人群情激昂的反对：“怎么能够讲假话，一张报纸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假话。讲假话还有希望吗？” 最后大家决定，仅可能找到第一时间出生的婴儿，这个孩子出生在什么就写什么时候。1996年12月31日深夜，五路摄影记者猫在了广州五个医院的产房，而刘晨居然如愿以偿地拍到了那张照片。
早在这张报纸诞生前就已经拟定的〈南方都市管理大纲〉的“核心价值观”也因此落到了地上——“承认有不可以讲的真话，但不可以讲假话；承认有不可以报道的真新闻，但不可以报道假新闻；承认媒体的独立性需要时间，但公正性刻不容缓”。
这一天出街的报纸一改南方都市报做周报时的大开版本，而是24版的小开报纸（此后一年的日报为16版），这在广州没有过，甚至在全国也很少见，一时广州报界讥之为“小报”。“时间会证明我们是对的。”程益中对这种讥讽不屑一顾。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份针对市民的报纸，首先要做到就是阅读方便，尤其是在公交车上，小开的报纸就不会对旁边的乘客造在不便，当时广州的地铁已经开始建造，小开也更能适应地铁时代的到来。“当时这样的形式是有些离经背道的，因为那时广州人读惯了大开的报纸，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形式并不一定是应该如此的，实用才是审美最重要的出发点，这就古人说的‘羊大为美’。更为重要的是，这说明不只是内容、在形式上我们也和同城报纸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不想和他们同质竞争，一开始我们就想做新规则的制订者。”程益中解释。
循着这一思想，都市报开始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创新。此前“全国都是一张《新民晚报》”，版面犬牙交错，读起与来并不很方便。于是南方都市报喊出了“绝不学习《新民晚报》的小鼻子小眼，绝不做第401家《新民晚报》”的口号，开始了独树一枝地大标题、大图片，甚至出现了1997年小平逝世时的用一个封面版块刊登小平遗照这种此前在国内极其罕见的处理方式。还创造了版面的模块化处理方式，文章不再是犬牙交错，而像砌砖似的一块块，读起来很方便。标题也逐步走向所谓的“浓眉大目”，即使在报亭的几米开外读者也能看清头条标题说了什么。为了遵循国内市民的日常阅读习惯，到1997年下半年已基本杜绝了还在其它同城报纸经常出现的竖排报道。
这种“离经叛道”还表现在发行上，这一年南方都市报继广州日报之后开始脱离邮发，走自办发行的道路。副主编谭军波组建了王钧这一等干将。王钧记得，那时她还在采访部，记者梦被一纸内部调动中断了，她哭着来到了那个还不到十平方米的发行部。但她和这支队伍很快壮进入状况，他们在广州和珠三角开始所谓的“扫楼行动”，一家一户的敲门推销订报纸。
这张报纸甚至报纸上颜色都显得有点“离经背道”，基调是红与黄，看起来很醒目，但被一些同城媒体讥讽为“俗气”。在出刊前都市报内部也有人提出这个意见，但程益中还是力排众议确定了这一颜色基调，并延用至今。程益中的解释是，都市报一开始就想醒目点，冲击力大点，并且给人红红火火，热热烈烈的感觉。“这种外形，多少与它这种崛起于阡陌的时势有关，与立志要做一个报业革新者的气质有关，它当然要作派得张扬一些、激烈一些、职业感一些。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不和他们同质竞争的市场技巧。”程益中回顾。
至于这一年终于可以让同城媒体说一声“这个坏小子有点不简单”的“离经背道”是对“戴安娜之死”的报道。这种消息其它报纸一般发个消息，最多也是发个通讯了事。但南方都市报偏要大动干戈，精通外语的连清川等人，靠着一台动不动就掉线“抗议”的电脑，大量地翻译有关戴安娜的外电，（？）个编辑连夜作业，第二天一出街，三个图文并茂的整版，成了报摊里最抢眼最叫好的报纸，也开创了国内报纸全方位报道国际大事的资讯方式，程益中的看法认为“这是对传统新闻观的挑战”。
这张报纸还敢于把传统意义上认为是负面的一些突发新闻与社会新闻也放到头版。当时程益中面对各种诘难的回答是：“新闻没有正负之分，只有真假之分。新闻的根本性，乃是真实性。新闻的尺度，乃是新闻价值”，“说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在贩卖消息。这就是说，我们要经常替买方想一想”。几年以后，程益中在回顾这一过程时后，这一切努力其实在解决都市报“有与无”的问题，当时如果不做出不一样的新闻产品，那么都市报就会没人看，就会“无”，所以说，“另类是为了更主流”。一旦走入“主流”后，就”不要再喊打喊杀”了，就要“做一个智慧的建设者”，“以强烈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南方都市报提升到一个暂新的高度”。
在总结这一系的“离经背道”时，程益中说：“他们所谓的离经背道，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遵循常规，而遵守了常识而已。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恢复常识，恢复（市场化）办报的常识与新闻操作的常识。”
小米加步枪上战场
这一年，广州报业市场竞争达到白热化之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开始扩版扩版再扩版，改版改版再改版，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竞争浪潮。“广州，‘三国演义’开始上演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惊呼。但在时任主编的关健看来，“这种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旧格局下的座次之争，它不代表全新的市场经济理念”。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关健与程益中指挥着一干热血新闻青年，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上战场了。他们要趁竞争对手还没注意的时候悄悄长大。
说那是“小米加步枪”一点也不夸张。
那时分管该报的南方日报编委分别是范以锦、王春芙、李民英，李与南方都市报的主编、副主编关键、程益中、张建平、张志光、谭军波、朱德付和一干主编、副主编及七八十名编辑记者都窝在16楼。刚开始时，这些主编、编辑和记者的办公室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记者都是手写稿件，遇到一些急稿，编辑就在旁边等，记者写好一张，编辑就拿一张往15楼的电脑室跑，如果记者写了十页纸，编辑就得来来回回跑十趟。这就导致编辑效率奇低，庄慎之回忆，像他当头版编辑时，再一等一些忽发稿，编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然后，他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他温暖的杨箕村出租屋。但有一天出了点意外，那天他又编版到凌晨三点，背着包走在路灯错黄的街道上。这时庄慎之忽然听到背后猛一声：“站住！”庄慎之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后面的人越追越紧，庄慎之终于撑不住了，被那人追上。原来那人是个巡街查夜的保安。这一场虚惊一时成为编辑们自我解嘲辛苦工作的笑谈。
但这些还不算什么，他们虽然辛苦而勒奋地工作着，但出报开始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因为这张新生的报纸没有多少储备资金，也拉不到多少广告，实在拿不出钱发工资。许多流浪记者差不多开始连房租金也付不起了，大家只好向主编关健借钱。关健因此觉得对不起下属，非常伤心。分管南方都市报、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的范以锦（现为南方日报社长）看到这一困难，就说动了顺德农行订阅南方都市报。顺德农行三千份的订报款才终于缓解了南方都市报的柴米之苦。
更为不堪的是，关健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南方日报的电梯里碰到这样的外报熟人：”但开始的时候，由于很难拉到广告，整体资金运转太慢，员工的稿费常常被迟发，南方日报和其它子报给南方都市报写的外稿稿费也经常被迟发，只要碰到都市报员工，那些作者就会说：“老关，你们都市报发稿费也真够慢的，什么时候发啊。”关健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灰头土脸。有一次则让关健更为尴尬，那次他正在办公室接待一位广告客户，一位熟人路过关健的办公室口无遮拦地问：“老关，你们欠我稿费的时间也太长了。”关健一下子在客户面前一下子觉得丢尽面子。当时的记者刘庆（现任南方都市报？）回忆，不只是关健，当时的编辑记者也经常遇到这种类似的尴尬。
但这类尴尬相对一张新纸员工在外面所遇到的不理解甚至歧视，又只能算小菜一碟。有一次记者孙雪东（现任新京报副总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方赠送了其它每个记者一个绣球，孙雪东看到篮子里还有很多个，觉得好玩，也拿了一个。结果会议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就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怎么有资格来拿绣球？”并从他手里去抠这个绣球。孙雪东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死也不肯松开手，最后他一把将绣球扔出窗外，冲出了会议室。回到报社后，他忍不住哭了，大家就安慰他：“都市报人是好样的，要哭也不能在外面哭。”
“我们当初就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发奋自强的。”刘庆八年后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不胜感慨。
刘庆记得，都市报刚开始创办日报时，如果政府部门开什么会议，都市报记者不可能接到邀请函。如果到了会场，管门的人也会说“我没听到这张报纸”有的甚至还会说“你是不是假记者”来拒绝。刘庆就会恳求他们：“我只要进会场听听行了，我不要你们的车旅费（那时记者去开会会议方一般会给记者五十至一百元不等的红包）”。但这样仍然常常进不去了会场，她只能在外面等发善心的其它记者给她复印一下材料。连中央媒体的不少驻站记者都被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他们就会悄悄帮助刘庆那样的记者。现在新京报的社长戴自更那时就是其中之一，他因此和南方都市报结下了最初的交情与缘份，并为若干年后的南方日报集团与光明日报集团共同创办新京报的报业佳话埋下了这一缘分的伏笔。
有一次她偶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广州推广无铅汽油推广的资料。其它记者只要了资料内容，而刘庆却采访了司机对使用无铅汽油的感受，稿子生动又贴近读者，和当时的常规写法也不一样。结果这篇稿子被发在了头版头条，而其它报纸有的只发了条简讯，有的甚至没有发。这让其它所有跑环保线的记者都很羡慕。
这种羡慕是有理由的。那时只有南方都市报的关健尽量为年轻人提供舞台，以“无为而治”自许，尽量让年轻人施展才能。创业者们事后回忆，那些即使看来惊世骇俗的想法，只要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他就会放手让你去做，他只把握大的方向。那次“戴安娜之死”的报道就是关健接受了庄慎之等部下的建设后放开让他们一搏的。
他平常看起来还是比较严肃的，但和他喝酒时很豪爽，和他对话也可以很平等。据传有一次刘晨和关健争辩一个业务问题，激烈到拍着桌子的程度，但事后刘晨一点也没事。“这种事除了在都市报，放在广州其它任何一个报社都是这不可能的。”庄慎之也深以为然：“南方都市报这个孩子刚出生时，老关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而是给它一个足够的成长空间，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给了都市报本身以及它的员工无限可能性的创造性成长。”
关健营造的这种氛围，让这些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战士们甘心投入所有的力气去左冲右突，“充满了梦想，大家形成了一个信念，觉得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一定会超过其它报纸。”像庄慎之那样的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那时的都市报就象一个家，关健动不动就请大家一起喝酒，外面受了委屈在这里得到了完全化解。当时，有数家同城媒体欲挖像新星一样升起的刘庆，但刘庆没有走：“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一切，受到了都市报的左右，我已经无法离开这么一个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团队，无法离开这个给我创造空间的平台，如果让我离开，我会泪流满面。”
当时的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认为，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之所以能自强不息，是在外部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营造了一个同甘共苦的小环境，这使他们能杀出一条血路。
也是在这一年，张蜀梅，这个长头发、大胆子、精力充沛、善于磨人善于沟通又急性子的女流浪记者，带着“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为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上杀将出一条血路。和她一同杀将出去还有后来成为国内第一批暗访记者的石野、曾华锋等都市报记者。她称后来会玩命地干，就是因为“太喜爱这个像一家人一样的团队了，太喜欢那种平等、宽容、可以不断地发挥创造力的工作氛围。都市报的人大都是性情中人，我也不例外。”
时任采访部副主任的任天阳交给张蜀梅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挖掘某政府部门的新闻富矿，那时其它媒体还没注意上这个渠道，而事实上相当部分社会新闻都会集中于这一部门。张蜀梅好一番软磨硬泡，终于使其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成了她的朋友。
张蜀梅清楚地记得南方都市报第一个震动全城的社会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1997年5月份的一天，天气闷热。傍晚时分，一声惊雷炸响，站在窗户口看着天空的任天阳说：“这天气，好像要出什么事啊。”任天阳说完这话不久，张蜀梅的传呼机响了，传呼机上显示：盘福路上被炸雷劈断的古树砸伤了人。提供这条信息的人是那个部门的一位朋友。第二天，这个图文并茂的突发新闻大型报道占去了头版的大部分版画，同城媒体极为震惊，因为他们很少以这种方式处理过这类“负面新闻”，但南方都市报的人性化写法和对抢救人员的描述消解了“负面新闻”的成见。
自此以后，张蜀梅一发不可收入：“我是个急性子，有时半夜传呼机接到报料电话，我就会穿着睡衣从19楼的宿舍冲到16楼的办公室回电话，凌晨三四点钟和摄影记者李向新去赶现场也是家常便饭。”不少条件好点的同城媒体记者已经配备了手机与采访专车，但张蜀梅一般只能乘摄影记者李向新的自行车，急的时候就自已掏钱打的，但居然还获得了“比120跑得还快的是张蜀梅”的业界称誉。张蜀梅还通过她的勤奋一举打破了一家同城媒体的医疗新闻垄断。
而更富传奇的是流浪记者谭志良，在连什么是新闻还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下，居然斗胆问副主编朱德：他可不可以写点新闻连载。朱德付听后作了些原则性的指导就鼓励他去尝试。谭志良就白天采访，晚上窝在杨箕村出租屋，用小木板垫在膝盖上开出了那数万字的《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结果吸引了大量读者。此后他乐此不疲地发表了27部新闻连载，超过了50万字。“这些作品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可能有一些值得商榷与反思的地方，但当时真得给了我创造的无限的热情、创造力与信心。”谭志良难忘那样的时光。
这一年，采访部副主任任天阳一面带着他的士兵冲锋陷阵，一面开始那时全方位地培养职业报料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包括如民航这样一些行业部门，还包括对摩的司机、出租车司机等社会接触面广的人员。
都市报的新闻人就这样开始从社会新闻这个阵地杀出重围、顾盼自雄。
成长的秘密与管理的真相
都市报不只是早期出现了这样能片善战的团队，这八年来还哺育了被称为“南都系”的一大批啧咤中国报坛风云的报人与记者，如现在的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新京报总编杨斌就出自这一团队。
在外人看来这像个奇迹，但在南方都市报企业制度的设计者程益中看来，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我们所有管理的真相不是压制人，而是解放人。这正是全部制度设计的灵魂与依据，也是奇迹产生的原因。”程益中说。他早在1997年就在写下：“这使我们与其它各大报相比，有许多的优势：我们生猛，我们轻便，我们没有包袱，我们没有框框，天地那么大，而我们那么有知识，有见解。我们是广州唯一没有大报病的大报。”
程益中说的这些并不是虚言，都市报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已的责任田里最大可能地发挥。当时的编辑夏毅陶（现任副总编）对都市报一开始就实行的责任编辑制就记忆深刻。有一次她创造性地编辑了一个版面，程益中就极富个性色彩地在评报上作评：“夏毅陶，票房可以保证。”这一度让夏毅陶激情高涨。当时包括程益中在内的所有高层管理者，都不会去修改编辑文章中的错别字之类的东西，他们只管把握一些方向性问题。“这是分层管理，分权问责。主编不能来做高级编辑，具体的事情应该充许每个员工发挥创造力。”程益中。但他的问责也是极其严厉的。一次一个编辑编的版面别子连篇，程益中评稿得四个字是“丧尽天良！”对此，程益中在这一年写的业务讨论中写道：“为什么本报采取责任编辑‘制作人制’？为什么本报奉行‘向责编倾斜’的政策？这是因为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报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编辑水平的竞争，不好的记者只是一个零，而不好的编辑则是一个负数”，“我们将获得巨大的光荣，当然现在必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将获得更高的报酬，当然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程益中承认，这种管理一开始就深受关健“无为而治”的影响，他因此清晰地意识到，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他更应该知道什么不该管。“管得太严的父亲都会有很散漫的儿子，一个管得很松的父亲却会有一个很负责任的儿子。而都市报的管理，是相信他的能力与责任心，让每个人都能够都发挥他的激情与人生价值。”程益中阐述。
但有时程益中实在不满意一些版面时，也会说：“我做个版给你们看看。”然后他直接参与编辑。夏毅陶记得特别清楚地的是，有一段时间她和杨斌对什么样才是好版面而困惑，就去找程益中讨论，程益中想了想画了个“浓眉大目”的版，杨斌把它复印了贴在墙上，这就是现在都市报基本版面风格的由来。
不过他更多地是通过评级制来控制整份报纸的质量。他给文字、图片、编辑、版式这四项每个细分了十个度量标准进行度量，根据都市报的市场化特点，独家、创新、冲击力、信息量、贴近性、服务性成了重要的评价标准。并且，他所设计的这种评级必须是掌握在直接主管者手中，而不是像其它一报社那样管理者与评介者是分离的。“只有管理权与评介权的合一才能有利于公正的评介，把新闻产品的责量控制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程益中分析。
程益中很快看到这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发现杨斌编辑的比较有创意，比较善于前期介入记者的新闻调查与策划，就给杨斌作出了比较好的评价，结果整个编辑部出现了向好版面看齐的风气。
当然这种评介不是单向的，而是公开的，互动的。编辑蔡秀娟不服程益中3月1日的版面评价，就以红笔书写“莫名其妙”反驳，类似这种交流在翻阅当年的评级表里屡见不鲜。早期的创业者们回忆，如果对评介有什么不满，大家甚至可以贴在评报栏里贴大字报反驳。庄慎之有一次也不满程益中的评级，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程益中回了一封公开信。八年过去了，庄慎之还珍藏着这封信：“......每个人都在为掌声而葆有激情。我们有这种需要，也要理解别人这种需要。我们现在这么年轻，有朝气，来得及塑造自己。所以遭遇挫折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付挫折的办法是，把挫折理解成淬火工序--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我有时难免会对大家说一些比较严厉的话，但说过了就感到后悔，觉得很对不住大家.....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真的要大家原谅。不骂人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可爱的人。我骂过的人，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整封信真诚且激情扬溢，并且还在信未鼓励大家要“保持可贵的个性”。
这种评介显然成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良性沟通的方式，而这利评介的结果就是——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要求是公开、机会公平，“坚持质量优先，效率为重，多劳多得，优劳优劳优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价值分配原则”，上不封顶的政策甚至使一些勤奋而优秀的编辑记者的奖金高于他的直接上司，这在大多数报社几乎至今都是不可能的，但在南方都市报至今屡见不鲜，正是这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我指挥整个团队离不开这个秘密武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这就是那根杠杆。”程益中说。
程益中后来对此的总结是“制度好，虫变龙”，“进行制度创新，确保南方都市报成为制度型企业.....规避人治企业与能人共进退、人亡政息、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历史周期规律”。 这一年，关健、程益中写下了像占卜者一样预言了未来的“五年规划”，后来的财务人员发现，不只是基本目标，甚至“计划”的一些具体数据都和实际发展相似：
第一年（1997）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完成奠基工作），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拼力进位解决温饱），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第五年“强与弱”的问题（向走强大建成现代企业）。
这一年，南方都市报雄心勃勃，像个早慧的孩子一样上路了，鲜花就在他远方，而命运却在他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