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有的地方发行了“孔子彩票”，赚孔子的钱，发国学的财，国学热变了味，变得太功利。 CFP供图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民族性的形式和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
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儒学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儒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链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如何认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孔子，如何看待当下的儒学热、国学热，是理论界颇为关注的前沿话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认真研究儒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些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
再比如军事。1945年3月在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们应采取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恩、列”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在毛泽东那里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
据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或者叫文化基础和文化条件，而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内容和思想资源就是儒学。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现代化实践需要具体分析儒学
正确认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一个焦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契合性，比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念，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二是冲突性，比如传统的等级观念与现代平等理念、人治习惯与法治社会、群体至上与个性发展、中庸之道与社会竞争、伦理中心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三是潜现代性或准现代性，比如儒家文化中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现代民主的“本土”思想资源。四是后现代性，在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和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现代新儒学体现了某种后现代性，这是人类思想螺旋式发展的反映。
儒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就拿“三纲五常”来说，“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完全是单向的、专制的、封建的。但是“五常”特别是“五伦”，则是强调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恭、长惠幼顺。这里讲的“五伦”关系就是双向的、互动的，其中一些内容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关系的思想资源。因此，必须具体分析和仔细剥离，切忌“一锅煮”和“一刀切”。
正确认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还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文化建设贵在积累，重在创新。传承是基础、前提，创新是方向、生命，两者不可偏废。中国儒家文化百年来经历的历程大体是：五四时期是“看不起”，知识精英大都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极左和“文革”时期是“看不到”，儒学等同于封建主义而被划入“封资修”之列；现在的情况则是“看不懂”，近来出版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但青年人以及许多中年人读起来都很困难，远不如西学熟悉。这不能不使一些有识之士担忧。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如果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能在我们的手中一代一代地传承，那真是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世人。如果繁体字、文言文、线装书都看不懂，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只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中国，就不是文化中国，而只是地理中国。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井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理性对待儒学
2009年12月21日，媒体发表几位著名高校校长的访谈，提出要为国学上“户口”，即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位名录上有“户口”，使其成为像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那样的一级学科。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使国学也成为一级学科。
2010年1月22日，电影《孔子》在全国上映，票房已过亿。据报道，电影《孔子前传》和电视剧《孔子》也在筹拍中。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在播动画片《孔子》和《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国学热、孔子热，已成为2010年初颇为令人关注的人文景观，其势头之猛，超出了想象。对此，笔者的看法是：
第一，应当充分重视儒学、国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在遏制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唯科学主义泛滥，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盛行方面，在缓解人类面临的三大困境，即人与自然的紧张、人际关系的紧张、人自身心灵的焦虑与紧张方面，将起到其他学说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重要角色。
第二，儒学、国学、《孔子》的大众化有许多启示值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儒学、国学已经大体上实现了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化，从少儿读经到董事长班，从孔子学校到电影《孔子》，从于丹说《论语》到王蒙讲《老子》，从傅佩荣讲国学到杜维明、范曾“天与人”对话，“五四”90多年来、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孔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红火过。这两个大众化，谁更有吸引力，或者说如何结合，关涉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第三，对国学热要冷静思考。当前突出文化传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国学热有可能变味，变得太功利，染上铜臭味。所谓“国学也是生产力”，说到底是国学变成了摇钱树，引起人们的质疑与不满。“普及还是圈钱，做学问还是作秀”？有的人从骂祖宗到吃祖宗，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发行了所谓“孔子彩票”，赚孔子的钱，发国学的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第四，对儒学、国学要有科学态度。儒学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过去试图在多元文化中消灭掉儒学这一元是不足取的，今天如果试图以儒学这一元取代其他的多元文化也是非科学的。当然，更不能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儒学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21世纪文化建设最重大的课题、最艰巨的任务。现在高校里有两种学院增加的比较快，一是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是国学院，这个“两院”现象耐人寻味，令人思考。两者如何交流、如何对话、如何结合、怎样结合，尤为令人关注。其实质说到底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孔子”，如何看待当前的儒学热和国学热，如何看待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等。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分歧还很大。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要重视和儒学的对话，这个大的目标和方向已经形成了共识，现在需要的就是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