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靠锻炼 心灵靠读书

单霁翔
读书不一定写作。但是，我喜欢“读书加写作”的学习方式。
由于我的专业背景是建筑师，长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工作对象包罗万象，如果依然终日忙碌于会议、活动、应酬，必然难以胜任工作。于是我开始调整读书、学习的方法，其措施之一，就是“读书加写作”，即带着工作中亟需研讨的问题，深入阅读相关理论书籍，再把学习收获系统地撰写下来。例如：
——2005年年底，在编制《中国文物事业“十五”规划》的过程中，认识到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这一时期必然伴随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是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时期。我集中精力研读了关于新时期经济发展规律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撰写了《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2006年6月）一书，在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态势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性城市保护的协调发展观、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观、历史街区保护的“有机更新”观等观点，归纳出城市建设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思考。
——2006年秋，建设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决定，于2007年6月在北京联合召开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国家建设部门和国家文化部门首次携手研究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为此，我集中精力研读了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撰写了《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2007年6月）一书，在分析城市文化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对城市文化的影响，归纳当前城市文化建设出现的8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发展路径。
——2007年4月，《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印发，为了对新时期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正确定位，特别是对近年来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积极倡导的乡土建筑、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等新型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合理界定，及时将这些文化遗产列入全国文物普查范围，为此，我集中精力研读了国际新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撰写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11月）一书，在分析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与演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与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关注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具体意见。
——2008年6月，“世界遗产保护·杭州论坛”召开，在我国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问题，这一新型文化遗产的开拓性实践亟需理论支撑，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深化研究。为此，我集中精力研读了“景观”“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撰写了《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2009年11月）一书，在归纳国际社会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特点对文化景观遗产进行分类，阐释不同类别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提出了保护文化景观遗产的若干途径。
——2010年10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在我国上海召开，这是全世界博物馆领域的一次盛会，也是向世界各国同行学习，提升我国博物馆理论与管理水平的一次好机会。为此，我开始集中精力研读国内外关于博物馆学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着手撰写《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一书。
以上的实践和收获使我认识到，“读书加写作”，可以提升学习自觉，可以增强学习效果。“读书”与“写作”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读书是写作的基础，只有通过阅读，获得新的知识、了解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才能提高写作的准确性、逻辑性、深刻性、敏捷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写作是读书的深化，写作有利于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成相互联系的、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实现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因此，“读书加写作”不失为一种学习的方法。通过几年的实践，我得到以下四点体会。
一是要增加学习的针对性，着重研究现实工作中最紧迫的理论问题。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日常工作中必然不断遇到复杂的理论问题。读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使知识不老化、思想不僵化，能力不退化。特别是要带着问题确定学习方向，力求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通过潜心“读书加写作”，攻克影响实践与发展的最紧迫的问题，往往随着主要问题被梳理清楚，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同时，通过“读书加写作”，使自己的观点不断为人所知，接受赞同或质疑，有利于不断有理论建树，形成自己经过研究获得的独到观点，增强学术发言权和工作主动性。
二是增加学习的计划性和系统性，“读书加写作”要突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然后才能去联系实际。当前国内外相关理论著作甚多，一得之见、一家之言，自有可供学习参考者，但也常失之过分繁琐；新理论新概念层出不穷，研究者自应随时关心，但也往往使初学者与社会无所适从。我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吴良镛教授就曾提倡“建立在复杂体系中的整体观念”，系统明确，把握方向，突出重点，创造性地处理问题。多年来遵循这一教诲，我受益匪浅。因此，要注重阅读权威理论著作，要关注当前最新理论动态，同时，结合工作调研，加以整合归纳，形成系统观点。
三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学习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毛泽东同志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读书不是目的，写作也不是目的，掌握真理、指导实践是最终的目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书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离不开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因此，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同时，要体现自己学习的收获体会，要用自己的语言，这样“读书加写作”才能取得实效，学习成果才能成为指导实际工作的“灯塔”。
四是要处理好“工”“学”关系，掌握好“读书加写作”的节奏。作为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机关工作人员，首先必须完成日常的繁重工作，不可能每天拿出大量时间用于读书与写作。但是，又要把读书与写作作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细水长流、持之以恒，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这些年，我每天晚上大约用2至3小时的时间读书与写作，渐渐成为习惯，晚饭后、书桌前、台灯下，放松心情，全神贯注，既有利于平衡一天紧张的工作节奏，又可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样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每年自然就能阅读几十本书，撰写形成一部大约20至30万字的专著，几年下来也就先后出版了5部专著，上百篇论文。
我有幸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参加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实践，体味其中的甜酸苦辣。20多年来，我曾数次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之间调动工作，在工作中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一方面，城市规划领域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问题始终关注不够，特别是在不少城市并未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长期自我封闭，很少主动争取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够运用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两方面的工作实践体会，通过“读书加写作”，探讨沟通两者之间的方法，使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相互集成，带来倍增的研究与实践效果。
几年来，“读书加写作”使我得以带着问题研究，带着答案实践，不少学习成果获得及时转化，甚至一些曾在书中提出的建议，如今也变成了现实，或成为正在努力推进的目标。同时，通过读书与写作，先后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若干新的课题，即对遗产大国与遗产强国、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政府保护与全民保护、有效保护与积极保护、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文化定位与文化复兴、经济时代与文化时代等8个方面的关系给予新的思考，提倡采取更加积极的方针，更加科学的方式，更加有效的方法保护文化遗产和建设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