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俗论”学习心得： “媚俗”还是“媚雅”？ (上海学者朱大可）

1、最近媒体上在热谈郭德纲事件，您怎么看待此事？
   你说的是“打人门”吧？在事实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我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不过我看了他的“道歉书”，窃以为他语文水平很高。不知道他当年的语文老师是谁。要是自学的，我就要赞他一声“奇才”。
2、因为郭德纲事件，某协会负责人呼吁“反三俗”（低俗、庸俗、媚俗），传统媒体和网络上也在热议“反三俗”，您看过郭德纲的表演吗？您觉得他的表演够得上所谓的“三俗”吗？
   看过少量视频，不觉得他有多么“三俗”，顶多就一俗——通俗而已，倒是比那些官方相声演员，多了社会批判的精神。如今主流相声界某些人的马屁俗，口红俗、无趣俗，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起码的幽默感都丧尽了。那才是真正的三俗，比郭德纲还多了两俗。
3、您觉得影视及其他门类演出中“三俗”的标准应该如何界定？
   我不知道，这是文化行政官员最擅长的。跟他们相比，我很外行。
4、雅俗关系似乎一直是各种艺术门类中未有统一定论的一对关系，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在艺术演出及作品中的雅俗关系？
    所谓“庸俗、低俗、媚俗”，都是美学词语，内核和边际都很模糊，具有极大主观性，请问庸俗和低俗有什么不同？而媚俗指的又是什么？迎合世俗到底有什么不对？难道世俗的主体不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吗？创造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不是很符合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讲话》精神吗？你反对世俗，不是在跟广大人民群众作对吗？一方面讲要发扬“讲话”精神，一方面又跟它作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革命的两手”吗？我觉得我太愚钝了，跟不上他们矫健的管理步伐。
5、雅一定比俗好吗？俗真的很可怕吗？雅的艺术或俗的艺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何影响）？
   媚俗（kitsch）一词，是“臭大粪”（Shit）的反义词，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它当初就是粪便的意思，来自德国，后来在欧洲流传开去之后，意思慢慢变颠倒了，成了对粪便的绝对否定，用来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暗含着追求高雅的意思。所以，“媚俗”应该译成“媚雅”，目前使用的这个汉词，其实是一次错译的结果。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六章里，昆德拉描述女主人公萨宾娜的内心感受说，“她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换句话来说，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五一节”的庆典。”这是目前关于媚俗的最权威的解释。按昆德拉的解释，最媚俗的恰恰是那些劣质的“主旋律”作品，因为“媚雅”的意思就是装优雅，也就是“装逼”，形容那些本来很低劣、却硬要戴上“真善美”面具的人和作品。这个语词现在被彻底用反了。在中国，文化这件外衣总是被人倒着拿的，好在我们对此早就习惯了。
6、雅或俗在判断艺术演出及作品的成败、优劣中占有怎样的比重？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三俗”真的是当下影视演出界的大敌吗？当下的影视演出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什么“三俗”？
   说的好像有点复杂了，我看还是概括成一俗——恶俗的好。当下影视演出界，的确非常恶俗，但恶俗之风，根源就在它的管理标准，像电视台的收视率、电影的票房率之类，都在大肆鼓励节目越恶俗越好，是制造“三俗”的体制性根源。首先应该封杀的，就是这万恶的评估体系。
8、有报道称此次抵制“三俗”的号召是一次“新道德运动”前奏，您认为呢？它的必要性（或它的危害性）？
    不能光打老百姓的屁屁吧？连古人都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新道德运动”应该至上而下展开，从党内抓起，从党风抓起，从官员生活方式抓起，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9、最近有官员提出，要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按照既往经验，主流往往就是大众的，大众往往是“俗”的，而非主流往往是小众的，小众才是雅的，可以这样判断吗？这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主旋律”旋出过什么优秀的货色。行政命令下生产出来的文艺作品，一般都比较 “媚雅”、僵硬和难看。这类主旋律作品跟大小众没有什么关系。“主旋律”的状态往往是“无众”和“零众”的，它基本上没有观众，只是一种耗费巨资打造的政治卡拉OK，供文化官员自娱自乐而已。
10、目前谁是艺术雅俗分界的主要“裁判”？这些“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无值得质疑之处？
    首先，艺术的雅俗之分，应该由专业人士判定。其次，雅和俗是不同风格，就像青菜和萝卜，熊掌和鱼，公众往往各有所爱。一种健康的文这种模糊性语词，可以拿来当作文化批评的术语，但不能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行政管理标准，更不能作为围剿和封杀艺人的理由。究竟谁来界定“三俗”？谁来制定文艺作品的公共标准？公权力必须有自己的文化管制边界，否则就会弄得很像“文革”。化生态必定是多元的，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趣味和风格。
11、对比国外经验，谁是艺术雅俗优劣的判定者和管理者？政府在艺术管理中应该如何自我定位？
   这种模糊性语词，可以拿来当作文化批评的术语，但不能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行政管理标准，更不能作为围剿和封杀艺人的理由。究竟谁来界定“三俗”？谁来制定文艺作品的公共标准？公权力必须有自己的文化管制边界，否则就会弄得很像“文革”。在当今中国，对所谓“三俗”，应该在公共平台上展开自由批评和争议，我们都是恶俗的近邻，我们每天跟恶俗共眠，同床异梦，对恶俗讨厌至极。但用公权实施全面封杀，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做行政公示，那就一定比恶俗更恶。 在威权社会，你要封杀谁，你就是在塑造文化英雄，因为除了引起社会同情和反弹，没有别的什么意义。我觉得政府要真讨厌谁，最好就去捧他，你一狠捧，他立马就死，这叫捧杀，赞杀，抬杀，比封杀、批杀、棒杀，强一万倍。比如那个余含泪，被封了个“大师”称号，结果立马就死翘翘了。上海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干很出色，应该被载入文化史册。（本采访因所论主题和观点而未能刊发，遂将原文略作修改，在此公示，谨供各位“屁民”一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