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的“五人小组”故事

史海钩沉：“文革”年代的“五人小组”故事
2005-03-10 10:31:50 　 华声报
在多如牛毛的“老三届”回忆中，“五人小组”就像史海遗珠，在默默无闻30年之后依然熠熠生辉，耐人寻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流传至今的所谓“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病态文化，是他们当年的一面镜子，为不陷入同样的泥沼，他们在逆境中坚持着超越时代的追求。
“五人小组”的成员现均定居海外。
作者表示，本文作者有兴趣从事关于中国数理科学与人物报道。本文所介绍的“五人小组”乃中国科学沧海一粟。散布于海内外各地从事数理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思想与工作是作者关心的课题。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仍坚持乐观奋斗的人们！
30年前的回应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全球各地的人民怀着兴奋与期待的心情坐在电视前，热切地注视着人类在月球上漫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演说：“全世界都为之欢呼，只有10亿中国人民保持沉默。”其实在总理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等多个研究机构已受命追踪美国这一空前的试验计划。作为这一研究班子的成员、台长程茂兰手下的青年数学家韩念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已完成了对美国阿波罗飞船的轨道计算，成为几套不同的计算方案中的最佳者而超过电脑，使中国有关科学家能有效地进行即时观测，拍照。
当时，这一重要事件没有在中国公开发表。但是，5个从北京到农村安家落户当农民的“老三届”中学生，通过他们的朋友韩念国得到了这一消息，并于1969年7月20日正式成立了中学生现代数学研究小组，以回应尼克松的演说；他们还决定出版一份刊物——“中学生”，作为联系大家的思想、学习、研究的媒介。这5个中学生是：程汉生，王明，钱涛，张葆环，王世林。青年数学家韩念国先生被他们特邀为自己的指导教授。
从1969年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卅年。这个鲜为人知而刻意保持沉默的民间科学团体，曾在70年代末偶为少数北京数学界的老前辈所知而戏称为“五人小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也对这个小组的活动采取了极为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30年后，这5位未经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中学生”全部取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们出国留学时，都是仅凭个人的科学素养而申请到助教、助研、讲学等奖学金。如今，定居海外的“五人小组”又在现代数学研究、教学及高科技电脑领域开始寻找新的挑战。
在炮声中开始的“地下学习”
1967年的9月到10月是北京中学文革的重要转折点。在全国各地两派武斗的隆隆炮声中，大批有头脑的中学生开始转入地下理论学习。他们不仅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还学习诸如德国黑格尔和法国启蒙大师的经典、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这个“地下秘密读书运动”持续了近10年之后，产生了中国崭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同时，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转向现代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攻读。
1968年春夏之季，北京西北角的八大学院还弥漫着派性武斗的火药味，处于东南角的北京工业大学里，几位大学生却异想天开地出面组织了民间“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倡导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会上，居然有六、七位中学生参加并提交论文，参加讨论。其中，后来的“五人小组”成员、北京四中的钱涛与北京十三中的张葆环合写的“数学中转化的例及其它”，博得了组织讨论会的大学生高度赞赏。它是关于解决科学问题的普遍方法。另一位中学生对核物理结构的反传统理论观点，也使大学生们非常惊异。
在这期间，北京四中的程汉生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极大兴趣，他在试图探讨虚数在相对论和理论物理中的物理意义。
还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程汉生就显示了对于数学的极大兴趣及那不安于现状的研究者禀性。他找了一本流行很广、樊映川写的《工科微积分》，认真读了起来，还做了不少习题。这个意外收获，打开了他走向现代物理的大门。他刚上高中不久，就开始了独立研究工作，他钻研过德布罗依著的《非线性波动力学》这本书是为研究理论物理的专家写的，中文本仅印了1600册，作者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高二时，他曾经把他认为讲复变函数最好的书－－北大数学系编《复变函数论》推荐给同班同学王世林。
王世林和程汉生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老同学、老搭档。他们很早就对于中学那种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培养解题机器的缓慢教学方式感到无聊，而开始阅读大学及研究生水平的数学、物理著作。下课后马上去附近的北京图书馆自修是他们每日固定的活动路线。在那时，没有个人秘密，处处受到人们“关心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引起人们的“关注”。
社会动乱造成的失学打击，使王世林和程汉生抛弃了上大学的任何幻想，而自认为是社会大学中的一员，自由选修数学与物理课程，自得其乐。而真正使他们不理解的乃是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论、武斗、人身攻击等等。1967年春天时，北京中学有一个短命的“复课闹革命”，各班要选一个由各派系组成的班级领导小组。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同学仅有程汉生和王世林。他们被大家公认为是最可接收者，被推选为选举执行两主席，以保证选举公正。此事，不失为四中文革史的小小插曲，及他们的重要“从政”经验。
“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王明被文革前的四中校长树立为全校学习的榜样，是因为他的颇为正统的形象和决不离经叛道的天性。他和程汉生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同学。文革前的四中校长杨滨，曾把他的8大本数学演绎作业集用红绸子包好，带回家教育她的女儿好好学习。被校方认可免修数学的高二仅有王明与程汉生两人。
另一“五人小组”成员钱涛原名钱诗，由于在中学时代所表现的对数学的特殊的敏锐；而被同班同学称为“数学王”。这是数学史上人们给予著名的德国数学物理天才高斯的桂冠。在那个优秀学生云集的明星学校，高一时，他是班上三角数学的科代表，高二时被大家选为学习委员。但是，他在高三时则什么头衔也没了。因为，针对学生的“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外科医生，母亲是牙医，这在当时是属于出身有缺陷，需要认真自我“改造”。为了争取加入共青团，他单独并主动与北京西城区清洁队联系，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沿街串户地跟随清洁队手工掏大粪。然而，他还是与共青团无缘，始终未能加入。
在那动荡不安的中学时代，钱涛已经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几本大学数学系专科教材的自修。作为对于自己学习的检验，他还解答了书中所附的习题。随之而来的几年动乱把他和他的家族搞得乱七八糟。但是他心灵内的物理学牛顿惯性定律，最后仍然把他推向了他所热爱的数学天地。那些曾经责备他一心要成名的人，在1967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再也无法解释钱涛的所作所为了。因为成名成家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地毁灭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完全消失了，钱涛为什么仍然陶醉于数学乐园中呢？
危机与高压下的数学支撑
1967年底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经历过的最为凶恶、最为广泛的私刑摧残：人格上，精神上，以至肉体上。整个政治空气充满了血腥味。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的“五人小组”成员的父母很多进了“牛棚”，至少半年或一年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没有人计算过，有多少人在“牛棚”中精神失常以至自杀。有谁可以想象这对于这些中学生们的学习进程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呢？
有意义的是，我们不妨做一个在重大精神压力下的个人反应比较：当1966年底打倒了大批“走资派”高干时，某些高干子弟的反应是成立“联动”反抗，聚众冲击公安部。而“五人小组”在家庭重重危机下的压力反应是进一步深入研习数学和物理的大学高年级课程。因为，他们在征服这一人类的最艰深的知识领域中获得胜利的快乐足以弥补现世的忧伤。如果有人把这称为海明威所赞赏的危机与高压下的高雅，我们则只能说，炼狱般的生活使十几岁的孩子过早地成熟了。
1968年5月，五人小组成员张葆环在北京西单旧书店发现了维纳的经典著作《控制论》1962年第二版的中文译本。维纳是20世纪世界著名数学家，控制论主要创立人。《控制论》1948年的第一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维纳优美质朴的文笔和深邃的思想强烈地吸引了张葆环的全部注意力，一连几个星期爱不释手。他马上推荐此书给钱涛和程汉生，同样强烈地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然而，使他们思想升华为豁然开朗境界的，不是本书中讨论的具体的控制论课题与复杂的数学论证，却是维纳在此书中生动地描述西方科学家们的学术活动方式、方法，特别是他们无拘无束的自由探讨精神。维纳的《控制论》的第一章详细地解答了困扰着中国的中学生们多年的一连串问题：西方现代科学是怎样成长、发展的？为什么西方现代科学家能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领导整个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溶入现代科学的主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科学研究力量？为什么有很多50年代留学生回国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研究贡献了？怎样才能使科学与技术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地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