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不信东风唤不回——《超越自由主义》后记

华炳啸：不信东风唤不回——《超越自由主义》后记时间:2010-08-16 14:19 作者:华炳啸点击:448次
　　修订完成了这部书稿，我既满怀感激于前辈和友人的无私帮助，也忐忑不安于书稿的稚嫩粗糙。这本书稿虽然已经历经十五年的增删修改，但仍然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达我的思想观点，同时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十五年的时间跨度和其间的一再增删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系统性与时效性，所以仅仅只能把它作为一块“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之敲门砖，并期待它能以其前沿性、启发性的学术探讨引出真正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之玉石。而这本书——这块稚嫩粗糙的“砖石”，虽然充满着“问题”，但毕竟体现着笔者长期以来试图破解“中国问题”的一种艰苦努力。这种努力本身从不同的学术立场去解读难免会“问题缠身”，而这或许正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这本书稿的真正起点在1987至1988年间，它本身就是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兴的年代，是一个对历史充满反思、对现实充满批判、对未来充满诗意的新启蒙时代。我有幸在那个时代的后半期收获了一段“传奇经历”得以“精神成人”，颇为意外地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宪政社会主义者，并由此确定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在1988年11月我生日的这一天，我和李磊等八名好友自发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兴趣小组，决心要“理论报国”。后来又有十余名好友先后参加，其中就有“工厂诗人”杨晓军（笔名秦舟）和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庞鸿飞以及在高校工作的梁学成等人。兴趣小组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考验，也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考验，内部编印资料以交流社会主义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资助我先后印刷了两本小册子供内部交流，即《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1995年）和《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1996年）。这个兴趣小组直到1997年才由我提议解散。记得那些年我们常说：这是一个考验信仰的年代。在志同道合的讨论中，当年纯真的我们更加坚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信念。如果没有这些好友的鼎力支持和帮助，我就很难收获思想的火花，并形成坚定的理论信仰。所以，这本书首先要归功于我的这些可爱而又执着的好友们。22年来无论风雨沉浮，他们坚毅的眼神始终都是我精神的动力，使我耻于做思想征旅中的逃兵。
　　其次，这本书更要归功于始终支持、指导和无私帮助我的恩师和前辈们。自进入西北大学以后，我就扎根在了这所飘满木香和书香的美丽校园（“木香园”是西大人的精神象征）。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本科阶段的授业恩师周树智教授、张富昌教授、申仲英教授、任宗哲教授、张再林教授、席恒教授、梁忠民教授、刘文瑞教授、薛冰教授、张希教授和曹蓉教授，以及研究生阶段我的导师傅明教授、李映方教授和授业恩师陈国庆教授、梁星亮教授、许门友教授、杨洪教授、王勇智教授、李建森教授、杨德生研究员、令狐培选研究员等人对于我的专业训练、学术指导和关心爱护，他们的深厚学识与名师风范给予我无穷的滋养和影响。而武德运教授、陈宗兴教授、余华清教授、张炜教授、黄建民研究员等等老领导们都曾在我人生关键时期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我留校之时，苏东剧变之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正方兴未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开始变得模糊，信仰危机日趋严重。在这种紧迫的责任感驱动下，我在1995年6月首先完成了小册子《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并附录了致胡绳等学界前辈的一封信，呼吁正确应对“信仰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问题。书中还收录了我致学界前辈的一首词《满江红·校稿抒怀》：“案牍临晓，昏眠处、桃源柳明。风乍起、沉雷惊梦，雨打人静。蓝光一划破玄雾，白笺千页翻忧心。慨而慷、弹指竟八年，谁与信？英雄血，何能慰？金权梦，几时尽？纵横泣笔墨、夜夜扪心。最恨庙堂敲钟磬，誓学夸父逐愁鬓。振党风、改革顺民情，辟新径。”1996年5月，我进一步完成了小册子《关于中国十五年后新改革的思想提纲》，更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两本小册子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先后赠送给学界知名专家学者请求斧正，也算是投石问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摇篮”的缔造者、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在正式出具的评审意见中写道：“我认为，本文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且作了一定论述，能言之成理， 因此不失为一篇专论。”何老书面建议在内部刊物发表，并热情邀我到家里和办公室多次深谈，给我赠书，甚至百忙之中特地到我婚礼上热情致辞，在我最幸福的时候给予了我最宝贵的祝福和勉励。科学社会主义学者、西北大学原社会科学系主任李振民教授在长信中写道：“可以看得出，您的理论功底、文字功底都相当深厚，并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上表现了超凡的创新精神，特别今日当人们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极大的淡漠的时候，您却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苦苦跋涉，对您的探索精神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表示“我支持您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张春山教授读完小册子就直接一路打听找到了我的蜗居，一见如故地和我交心深谈。历史学者李云峰教授在小册子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经常邀我到他家里长谈，教给我许多历史研究方法。他们只服膺于真理、奖掖后学的精神，坚定了我求学治学的信念。我的恩师、哲学与政治学者周树志教授通过小册子和我成为了忘年之交，并和我经常促膝争论学术问题直到半夜，毫无倦色。他对于我的小册子和历次修改的书稿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还邀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反腐建廉课题研究，参与了他主编的两本书，知遇点拨之恩永难忘怀。
　　让我尤为感动的是，很多素昧平生的专家学者也曾给予了我很多勉励。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徐小苗应余文烈研究员的委托来信认为小册子“确实触及到当前的重大和热点问题，观点也颇为深刻，可见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对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执着的精神，我也是深表敬佩。从上述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很有发表价值的”。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来信中写道：“我刚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见到您的赠书，我十分高兴，非常感谢您的信任，也很敬佩您的艰苦的努力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探讨。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能相互理解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即拜读了大作的全文，也做了自认为是认真的思考。我的年纪也不算老，也一直在探讨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能相互理解的。大作最突出的优点是，选择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文章立论是正确的，思路是合理的，立场是坚定的，不乏有闪光的思想点，文章的材料充实，文字流畅，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并最后提出：“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共同研究把祖国引向繁荣、文明、民主的方法和途径吧！”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教授委托弟子代笔在信中写道：“读了你的信与诗文等，深为你的热情所感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有血气的人都应关心国家大事。何老师与我均很佩服你在艰苦生活之中不忘学问、不忘笔耕。”华中师大科社所聂运麟教授在来信中写道：“大作收到，已拜读完毕．很为你的精神所感。从文中不难看出，你的文笔比较流畅，在理论上也有一些功底，特别对你勤于思考和钻研的精神很赞赏。”复旦大学胡伟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职）在来信中写道：“因年龄相差不多，志向也较为接近，所以我十分理解你，也为你忠心报国的精神所动。”“你在清贫之中致力于学术探讨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你的著作也反映出了你具有—定的发展潜力。”并曾邀我春节到他郑州的老家相聚深谈，可惜因我的原因而未能成行，至今未曾谋面。时任中国科社学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科社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包心鉴研究员（现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等职）在来信中写道：“从信中及大作中看到，您是一位满怀忧思意识的热血青年，在时时子规啼血般地呼唤着真理和正义，我想这种精神、毅力以及付出的心血不会白白浪费的。在目前，这种精神和努力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我会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予你支持与帮助，也许是很微薄的。”并认为“文中提出了若干耐人寻味的观点”。后来，包老师通过电话指导过我几次，每有新著就寄给我一本。直到2009年7月，包老师来西大开会，我们才有幸第一次相见。
　　我的两本小册子使我有幸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导师高放教授的谆谆教诲，多次受邀到高老家里畅谈，甚至成为忘年之交。我自认为是恩师高老的“门外弟子”，以弘扬高老的学术思想为己任。高老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与高风亮节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尽微薄的心力。我也有幸受到了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著名文章的主要撰写人吴江教授和孙长江教授的重视，他们都曾邀请我到家里畅谈，详细了解我的想法。吴老还经常给我寄书、寄刊物，并在纪念真理大讨论二十周年重要文章《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中，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话：
　　因为理论上的不彻底，一度导致人们对于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未加重视，甚至不理解何以要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定位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应执行的政策和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中重要的是必须补上新民主革命这一课。如何补，要认真研究。但有根据可以说，迄今为止迟迟难以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恰好应当从这里寻找它的启动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二十年所证明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确有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能力。历史已经不可能再逆转。现在的问题是要为已开辟的道路提供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尤其在理论上。
　　最近读到一位青年朋友寄来的文章，其中引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位青年作者援此直言道：巅覆东欧六国者，六国也，非自由化势力也，瓦解苏联者，苏联也，非“自由世界”也。苏联人不暇自哀，而中国人哀之；中国人若哀之而不鉴之，则势必使后人而复哀中国人也！”
　　这位青年人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的挫折乃至失败，须从自身找原因，从我们的挫折和苏联的失败，最足以引为殷鉴的，就是危害深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今天要克服社会主义这两大害，必须以真正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过去、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过去、包括以往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曾出现过的各学派，以实践标准明辨是非，决定取舍，而不为任何偏见（哪怕以正统面貌出现）所囿。力求在坚持与发展辩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总结现代科学、文明新成果，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以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同的学派存在。（见《同舟共进》1998年第10期，P9）
　　“这位青年人”指的就是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吴老就告诉我，他特地引用了我在《关于中国十五年后新改革的思想提纲》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并呼吁应当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允许不同的学术见解、不同的学派存在，实际上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支持。吴老认为我的两本小册子思想超前，观点独到，立论有据，针砭时弊，建言深刻，无论何时都能自成一家之言。吴老还对我的一首诗极为赞赏，这首诗是：“沉浮激浊清，天道无私情。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殷鉴实不远，千秋旧事新。”这首诗本是感怀清末新政改革与国民党战后宪政改革失败之教训，自然引起吴老的感慨，曾专门和我讨论这首诗。他曾引用马克思的话对我讲，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必须善于抓住本质问题，在理论上去除功利目的，才能有望达到理论的彻底性。这使我深受教益。
　　孙长江教授在和我的交流中一直很强调“实事求是”，认为只要真正有勇气做到“实事求是”，就可以推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他在真理大讨论二十周年纪念文章中仍然大声疾呼：“实践检验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实事求是，首先得是实事啊。”（见《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的确，只要我们真正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自欺欺人，不固步自封，大胆鼓励和支持政治改革研究和政治改革试点，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就能化险为夷、迎风破浪、平安远航！和两位曾“为真理而战”的前辈学者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并激励着我为了真理而默默坚持。
　　1999年，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私下请我就一些公共政策问题阐述个人见解。于是，我在1999年7月1日完成了4万余字的《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一文，以作为我对党的建言。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并集中就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前瞻性政策性建议。鉴于这是一份内部报告，所以我个人从未向外界刊物投寄或传播过此文。不过后来，这篇文章还是被辗转推荐登载在著名的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网站“中国改革论坛”上，并开始在几家网站转载。武汉大学戴激涛在其公开发表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的硕士论文中，首次公开引用了《战略思考》一文的观点（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Web信息博物馆”。在此论文基础上，戴激涛与其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宪政中国”的倡导者周叶中教授合著了《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后，《战略思考》一文中有关人大和政协改革及其具体制度设计的全部内容又被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编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书中公开引用（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公共管理网”，此书建议报告版本在2005年荣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与我讨论此文，并给予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出我意料的反响，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
　　在学界前辈的鼓励下，正如高老序言中所介绍的，我在业余时间继续埋头苦干，在2000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又名《新社会主义》）的书稿（三卷本），不过出书的过程很是艰难，终因不肯割爱删改而作罢。所幸儿子得以在2000年9月30日晚7点出生，也算是对于世纪之交的国庆节的献礼。我喜极而泣，为儿子起名为奕超，“奕”有“盛大”和“精神饱满”的意思，“超”就是指超越。我是寄望于在我儿子的这一代，中国能够实现对于自由主义的“盛大”超越，走出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这就需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精神饱满”地加紧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后人开路、铺路，为社会主义宪政改革默默积累和创造有利条件。2001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新改革”学术网站，发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前沿文章（一年后因技术问题而停办）。2002年6月，高老经我牵线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我曾送给高老修订后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一书（三卷本）的打印稿，请他多提意见并为之作序，高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但出书的事情还是搁浅了。2001—2002年，我又先后完成了《主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边界》（后修改为《新现代主义》）和《超越自由主义》两部书稿。至此，我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坚持“主体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上主张“新现代主义”，在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上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2002年秋，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老师见到了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书稿，曾鼓励我修改出版。只是我已深知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于是又搁置下来。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发表了《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此后直到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召开前后，“宪政社会主义”以及“新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界开始被公开提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研究员出版专著论述“新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讲师等人则通过撰文、演讲等方式探讨了“宪政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则撰文公开提出了“一党立宪”主张，还有不少学者借着谈清末立宪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发出了当代立宪改革的呼吁，而法律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周叶中教授等人则力倡“宪政中国”，秦前红教授、叶海波博士等人开始专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每个人对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左派思潮逐渐变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碰壁的情况下，研究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值得期许的一个新动向。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与自由主义宪政改革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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