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摘录)(美)凡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摘录)
(美)凡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面面观
分析起来，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按照这种方式来划分社会是有益的，因为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作用。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通过一个具有共同特性的结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而且，由于我在“结语”中谈的原因，这种分裂还要扩大。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就是经济改造和职业体制改组的方式，而且也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些变化可以用图表来表示，我在本书中要这样做。但我并不认为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决定着政治或文化的相应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三个方面向社会的其余部分提出了问题。首先，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一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这些职能确定适应于某一具体职位的、有限的活动方式，从而把人进行划分，但人们并不总愿意接受某项职能所规定的要求。例如，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然而，进入科学领域的人们是否会象150年前进入工厂体系的人们那样接受这种划分，这还是不清楚的。
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制度提出了“管理”问题。在一个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并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里，政治秩序必然是最重要的。由于后工业社会增加了知识中技术部分的重要性，所以迫使新社会的大师们——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官员们——要么与政治家进行竞争，要么就成为他们的盟友。因此，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后工业社会中主要的权力问题之一。第三，强烈依靠认识能力至上和理论知识至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冲突，这种文化力求加强自我，并且越来越反对受道德规范束缚和反对制度化。在这本书里，我主要致力于社会结构与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影响的研究。以后我还将写书探讨后工业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但中心任务是首先探索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变化。
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写道：“概括太广，只能导致无用的结论。只有以特殊性作限制的广泛概括，才是有用的概念”。［①］提出一种华而不实的理论，吹嘘它是历史上的一个惊人创见，这特别在今天是很容易做到的。但等到最后用事实来检验的时候，这种理论就变成了笑柄——诸如：30年前詹姆斯·伯纳姆关于管理革命的理论，或者是.C赖特·米尔斯关于权势集团的概念，或者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就是这种情况。我曾经力求避免采取那种冲动的做法。相反，我在这里研究的是趋势问题，并力求探索这些趋势的意义和后果，如果我所描绘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能够在它们的逻辑范围以内发挥作用的话。但并不能保证它们一定会起作用。社会压力和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一个社会发生极大变化；战争和相互责难也可能使社会毁灭，这些趋势也可能挑起一系列制止变化的反应。所以，我所阐述的正是汉斯·瓦欣格所谓的“好象”，或是某种假定，或者是对可能出现的事物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们可以以此为背景来对比未来社会的现实，以便了解什么东西插进来改变社会按照其选择的方向发展。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
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服务性经济的创立。大约30年前，科林·克拉克在他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一文里进行分析时，把经济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农业，第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任何经济都是各个门类占不同比例的混合体。但是克拉克认为，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由于部门间生产率的差别，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是劳动力的较大部分将进入制造业，而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对服务行业的需求会增大，并将沿着这个方向出现相应的变化。
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见表一和表二)仍然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农业、矿业、渔业、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在非洲和亚洲，农业经济占用劳动力的70%以上。在西欧、北欧、日本和苏联，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美国是第一个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今天，约有6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到198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70%。



“服务业”一词，如果用于属类的划分，会引起对社会的实际发展趋势产生误解。许多农业社会，如印度，有较大比例的人口从事服务业，但那是属于为个人服务(例如家庭仆役)，这是因为劳动力便宜，而且经常就业不足。在工业社会中，各服务性行业不断增长，是因为必须对生产提供辅助性劳动，例如运输和销售。但是在后工业社会里，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如果我们把服务业分类为个人性质的(另售商店、洗衣店、汽车修理、美容店)；企业性质的(银行业和金融业、房地产、保险业)；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理，最后这个类别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这是表示一个新的知识界——在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以及管理部门—一不断扩张的类别。

专业和技术阶级的优越地位。确定后工业社会定义的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职业分布的变化，即不仅要看人们在什么地方工作，而且还要看他们做什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产生一种新的现象，就是产生了半熟练工人，他们可以只经过若干星期的训练，便能按照机器工作的要求进行简单的常规操作。在工业化社会中，半熟练工人是劳动力中最大的一个部分。着重办公室工作、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服务性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候起，比率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
然而最惊人的变化是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增加——这通常是要求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1940年，社会上这类人员有390万人，到1964年，就上升到860万人。据估计，到1975年将有1，320万个专业与技术人员仅次于半熟练工人，而成为美国八类职业中的第二大类职业(见表三)。更进一步的一个统计分析将勾划出这样一幅图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用，他们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整个专业和技术阶级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却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到1975年，美国可能拥有大约55万名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1960年则只有27万5千名；1975年可能拥有150万名工程师，而1960年则只有80万。表四［①］说明专业与技术专业的分类情况，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心脏部分。
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在识别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时，人们不仅要根据推断的社会趋向(如服务性经济的兴起或专业与技术阶级的扩大)来设法了解基本的社会变化，而且要根据成为社会制度中轴原理的某些明确特点，才能确立一种概念性图式。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这些都是必须从政治上加以管理的。
当然，知识现在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篡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



第一个现代社会的存在，都依靠革新以及社会对变革进行管理，并力求预测未来，以便预作计划。承担管理社会的这种任务，使得社会有了制定计划和进行预测的需要。正是由于对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理论知识变得如此重要。
首先，人们可以从科学与技术之间业已变更的关系中看到这种情况。几乎现在所有仍然存在的主要工业——炼钢、电力、电报、电话、汽车、航空——都是十九世界的工业(虽然炼钢开始于十八世纪，航空开始于二十世界)，它们基本上都是发明家的创造，或者是那些聪明而有才干的工匠的发明，他们对于科学和研究工作所依据的基本规律都不大注意。凯利和贝西默(独立地)发明了氧化炼钢法，这使得炼钢转炉和钢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同时代的亨利·克利夫顿·索拜在冶金研究工作方面已经揭示出钢的起初的微观结构。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克拉克·马克斯韦尔看来，不过是一个“为了牟取私利(钱)而成为电学家”的发声学家。爱迪生有关“以太火花”的研究导致了电灯的产生，在技术领域引起了场巨大的新革命，但他的工作是在电磁学理论研究范围之外，甚至是在与之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电动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取代蒸气机方面，则只能出自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受过正式训练的工程师之手。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爱迪生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①］
由于同科学、技术具有错综复杂联系而堪称第一个“现代”工业的是化学工业，因为要进行化学合成——化合物的再组合和转化——就必须具备高分子理论方面的知识。［①］1909年，沃尔特·纳斯特和弗里茨·哈伯使氮和氢化合而制成了合成氨。这两位德国化学家根据1888年法国人亨利·勒·沙特利埃首先提出的理论原则进行研究，惊人地证明了康德的一句格言：最适用者莫过于好理论。［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这个结果的应用。
战争是技术发展的温床。但是，现代战争已经按照一种崭新的途径把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个国家总参谋部都曾这样估计过：或者德国将赢得迅速的、压倒的胜利，或者，如果法国能够坚持下去的话，那么战争会以德国的失败而迅速告终(在战场上，或者在谈判桌上)。它们的理由都是根据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智利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生产化肥与炸药所需的天然硝酸盐的主要供应国，而战争期间，德国和智利之间的航道会被巩固海军所切断。1913年德国人使用了大约22万5千吨氮，其中有一半是进口的。接着，氮的库存开始减少。然而，生产合成氨的哈伯－博施合成法发展如此之快，到了1917年，合成氨已占德国氮化物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五。到停战时、德国对氮的需求差不多已能够自给。［①］由于德国能够顶得住，就使这场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和大屠杀。
在后一种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后一场“旧式”战争。但是，从科学所起的新作用来看，它又是第一场“新式”战争。科学和战争融为一体的最终标志，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子弹。正如杰拉尔德·霍尔顿所说的，它表明了“从科学实验室里开始的一系列活动，能够引起神话般的巨大和突然事件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异乎寻常发展的结果，出现了氢弹，配合计算机系统的远距离早发警报网，洲际弹道导弹，在越南，还开始出现了通过使用大规模电子测向装置与计算机控制进行报复性打击的“自动化”战场。现在，战争也已经处在科学的“恐怖”统治之下，战争的形式象其它的人类活动一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一个不太直接，但又同样重要的方面来年，理论与经验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已经反映在政府政策的形成，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决定着政府政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萧条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意思是说，按照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引起萧条的“生产过剩”将比比皆是。在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绝望情绪，斯坦利·鲍德温的密友，失业救济局成员汤姆·琼斯在1934年3月1日给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一封信件中写道，“在国内方面，我们的贸易有改善的可喜迹象(尽管不太大)，但是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失业人数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慢慢地、然而肯定地正在意识到：这些失业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永远找不到工作。象巴里奥尔学院院长林赛和我这样一类的人，恐怕都在面临把职业与培训中心长期办下去的巨大任务。”［①］
在美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修补经济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他通过全国复兴总署，制定了一套类似阶级合作国家的详尽的规格和管理调节的法令。他根据乔治·沃伦的建议，操纵美元的含金量.以便提高价格水平。为了解决闲散无业者的问题，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兴办公共工程的运动。但这些政策中很少有哪一条是根据关于复兴经济的任何全面理论来制订的。他手头没有任何这样的理论。正如罗斯福的一名经济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后来所说的，罗斯福只是在一个一个地试验各种“仙丹妙药”，希望能找到某种形式的配方来推动经济的发展。［②］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理论和政策的结合，才使人们对经济管理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凯恩斯为政府以干预经济作为弥合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的手段提供了理论根据。［①］库兹涅茨，希克斯等人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创立一个国民经济项目体系——即各种经济数据的综合，并把诸如投资和消费这类内容纳入生产项目与收入项目之中——为政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结构，从而使人们能够估量经济活动的水平，并决定哪些部门需要政府干预。
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革命，是一直有人试图运用一种日益严格的、数学化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来源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最近三十年来又被里昂惕夫、迁伯根、弗里希和萨廖尔森［①］所发展，并且用于政策目的。在过去，这些概念和手段，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利息时限选择和贴现等，虽然作为抽象概念是很有用的，但它远远脱离经济内容，因为没有相应的数字资料来检验和应用这种理论体系。［②］
现代经济学在这一方面的发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了计算机。计算机为正规的理论体系与近年来巨大的数据基础之间提供了联系、因此出现了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研究政策方向的经济学。［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各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的模式，如沃西里·里昂惕夫所创造的投入产出模式，简化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体系，并且用实际经验说明了各工业之间、或部门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模型是由八十一种工业构成的一个系统，从第一类的鞋类和其他皮革制品到第81类的废品与旧货，分别列为经济中的生产部分、分配部分和服务部分。一项美元流程表，就能说明任何一种工业的产出分布到其他八十种工业中每一个(或任何一个)行业部分的情况。投入产出模式所表示的是投到某一具体产出单位(按美元价值或实物产量计算)的投入量(来自每一种或若干种工业)的混合数量及其比例。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则表示某种产品所产生的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找到最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好比说汽车对于铁矿石的总量(或价值)的影响(即使汽车工业并不直接购买铁矿石，但也可以追溯出来)。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有多大比例的铁矿石作为原料用到了诸如汽车、造船、建筑等最后产品之中。按照这个途径，人们可以根据对每一个经济部门的不同影响画出最后需求的性质变化图。［①］投入产出表在目前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工具，并被运用到地区性计划工作，通过计算机化的模式来测定人口分布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
经济方面的大型经济计量模式，如前面提到过的布鲁金斯模式，可以使人们进行经济预测，同时由于存在这类计算模式，现在就能使经济学家进行政策“试验”，例如弗罗姆和陶布曼的研究工作。他们编制了1960—1962年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八种不同组合形式，以便观察究竟哪一种政策可能最为有效。［②］人们可以用这些手段来鉴定不同的理论，看它现在有没有可能使经济“好转”。
认为经济管理只不过是某种理论模式派生出来的技术分枝，那是科技治国论者的想法。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并由此作出决策。然而经济模式给人们指出了活动范围，并能具体说明各种不同政治选择的结果。［①］关键问题是，虽然经济政策的公式并不是一种绝对精确的公式，但它是根据理论制订的，而且通常必须有理论根据。尼克松政府1972年之所以恰巧接受了“保证充分就业的预算”的想法，并由此确定了政府支出的标准，就好象资源在当时已得到充分利用似的(从而自动地接受了赤字财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以衡量过去30 年来政府经济的复杂程度。
“研究与发展”这个词，体现了近年来科学、技术与经济学的互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计算机、电子学、光学、聚合物)，它们在社会上制造业部门中日益居统治地位，并且在先进工业社会产品循环中充当先导，然而这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十九世界兴起的工业不同，它们在投产之前主要靠理论研究。没有费利克斯·布洛克40年前创始的固态物理学研究，就不会有什么计算机。激光直接产生于I.I.拉比30年前对于分子光束的研究。(我们可以说，美国钢铁公司是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一时期的样板，通用汽车公司是本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时期的样板，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则是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样板。这样说并不是信口雌黄。这些公司对于研究与发展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些变化的尺度。)
凡是适用于技术与经济学的，对于一切类型的知识都是适用的，虽然程度有所区别；这就是说，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
技术的规划。随着新的技术性预测模式的出现，我的第四个标准是，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社会变化的一个新方面，那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
只有当社会能够建立起新的组织机构来积累储蓄(通过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取得的股金，以及政府征收的款项，即贷款与税收)，并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时候，现代工业经济才有可能建立。每年能持续进行国民生产总值10%以上的再投资，已成为W.W.罗斯托称为经济增长“起飞”点的基础。但是，一个现代社会为了避免停滞或者“成熟”(不管这个词的含义多么含糊)，就必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以便维持生产能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如果社会变得更多地依赖技术和新发明、这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能扩张，就会死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扩张必须是地域的扩张，因此出现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衡量扩张的更重要的尺度总是资本的集约化和技术的发展)。没有新的技术，怎么能保持经济增长呢？新的预测方法和“探测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在经济史上开辟一个崭新的阶段——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是一个酝酿中的问题，本书第三章将讨论这个问题。)
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技术进展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以及时常被人们忽视、而确非故意忽视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后果。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使农业生产能力发生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流入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最严重来源之一。用滴滴涕作为杀虫剂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也毁灭了野生生物和鸟类。汽车的汽油发动机较之蒸气机效率更高，但它使空气充满烟雾。问题在于对技术发展没有加以控制，而技术倡导者却只对单方面的效果感兴趣。
然而事情并非必须如此。控制手段是存在的。正如全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要是技术在使用之前加以“鉴定”，那么本来是可以考虑其他技术或另作安排的。正如研究小组的报告所指出的：
“小组委员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我们这里所主张的广泛标准，可以导致、或者也许在未来可以导致选择或鼓励不同的技术，或者至少是修改过的技术——选择‘社会代价’较低(虽然总成本不一定较低)的有效方法。例如可以用生物环境保护的方法，而不是主要用化学方法来控制农业虫害，或者可以设计出其他替代办法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而不单纯使用化学手段，或者使用大规模的运输系统来代替更多依靠私人汽车。［①］
技术鉴定是可能的。所需要的是政治结构能允许进行这样的研究并制定管理新技术的标准。［①］(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4章阐述。)
一种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写道，“十九世界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诞生了。为了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可以不管变化的所有细节，例如铁路、电报、收音机、纺纱机、合成染料。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注意方法本身，那是打破了旧文明基础的真正新事物”。［②］
按照同样的精神，人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下半期方法论的发展前途在于：对有组织复合体管理(庞大组织和体系的复合体，包含大量变数的理论复合体)；识别和运用合理选择的战略来指导与自然界的竞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发展一种新的智能技术，它到本世纪结束时有可能象机械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科学家学会了如何处理一对变数的问题：物体的力与距离的关系，气体的压力与容积的关系，电力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除了在某些次要方面扩大到三个或四个变数之外，这些则是最现代化技术的基石。正象沃伦·韦弗所说的，例如电话、收音机、汽车、飞机和涡轮机这类事物，是“复杂的简单”问题。［③］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科学的大多数模式把这些简单的、相互依存在变数并列起来：资本与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新古典派经济学中作为生产函数)，供给与需求，力量对比，贸易收支。用艾伯特·沃尔斯泰德所阐明的理论来说，作为封闭的、对立的系统，它们在分析方面是最具吸引力的，它们把一个复杂的世界简化了。
随着科学的进步，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相互有关的变数问题，而是大量变数的程序排列问题，例如：统计力学中的分子运动，保险统计表中的寿命率，人口遗传学中的遗传分布。这些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成了“常人”的问题——智力分布，社会升迁率等。用沃伦·韦弗的话来说，这些问题是“无条理的复杂性”问题，但随着概率论和统计学的显著发展，它们能够用机遇术语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可能的。
后工业社会在智能和社会学方面的主要问题，还用韦弗的比喻，是“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一即管理具有大量相互作用的变数的大型系统，必须使它们进行协调，才能达到特定的目的。现代系统论的理论家们之所以自鸣得意，正是由于已经有一套管理这种系统的技术。
1940年以来，一批新的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全盛时期，其结果都适用于那些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和随机过程。由此又产生了一些特殊技术，例如线性规划，统计决策论，马科夫链式应用法，蒙特·卡洛随机化过程，极小极大解，等。这些技术都被用来在战略形势的不同抉择中预测可供选择的、理想的结果。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数学中发展出贾吉特·辛格所谓的“综合计算”。［①］平均数性质，线性关系和无反馈，都是较早被用来使数学为人们所易于掌握的简化形式。微积分是非常适应于解决少量变数和变化率这类问题的。但是，条理化的复杂性问题必须用概率来说明——推论可供选择的结果，采用约束冲突或约束合作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必须越出传统的数学领域去寻找方法。从1940年以来，概率论(一度是直观的，而现在则是严格的和公理化的)、精密的集合论、博弈论和决策论的进展，已经有可能在理论上进一步促进应用。
我之所以把这些新发展称之为“智能技术”，其原因有二。正如哈维·布鲁克斯所下的定义，技术“就是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一所医院或者组织一个国际贸易体制，都是一种社会技术，就象汽车或数控机是一种机械技术一样。智能技术就是用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则)来代替直观判断。这些规则系统可以体现在自动化装置里，或者在计算机程序里，或者在基于某些统计资料或数学公式的一套指令里；用于处理“条理化复杂性”问题的统计技术和逻辑技术，都是形成一套决策规则的手段。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没有计算机，新的数学工具主要就只具有学术价值，或者用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的说法，它只具有“很低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很快形成的乘法链式，跟踪许多变数之间详细相互作用的多变量分析，以及几百个方程式的同时分解——这些都是综合性计算基础的成就——只是因为有了智能技术的工具：计算机，它们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