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上升》：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

http://www.shulu.net/wg/rzss.htm  序言
《人之上升》的大纲写成于1969年 7月，而电视片到1972年12月才拍摄完毕。承担这样
大规模的工作，令人非常激动，但要着手进行，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项工作要求作者
始终不懈地保持旺盛的精力，投入全部身心。因此，我必须保证自己能够心甘情愿地做到这
一点。比如说，我不得不毅然推迟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我应当在这里说明一下，究竟是什
么原因使得我去这样做的。
在过去的20年里，科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已从物理科学
转移到生命科学上。于是，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对个体的研究。但是，即使对于那些有心的旁
观者来说，他们还未曾意识到，这在改变科学所塑造的人的形象方面，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
影响。我作为一个在物理学专业受过训练的数学家，要不是因为一连串偶然的机会，使我在
步入中年之时有幸涉猎生命科学的话，我对此也会是茫然无知的。我有幸在我的一生中投身
于两种富于创造力的科学领域，对此我十分感激。尽管我也不知道该感谢谁，但我是怀着一
种感恩图报的心情来构思《人之上升》的。
英国广播公司向我发出邀请，是要我以电视系列节目的形式表现科学的发展历程，与克
拉克爵士创作的有关“文明”的节目相配合。从好几个方面来说，电视都是一种令人赞叹的
表现工具，它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形成强烈的印象，能使观众对所描述的地方和过程有身
临其境之感，它谈吐自然，富于亲切感，使观众意识到自己所目睹的是人的种种行动，而不
是事件。我认为，电视的后一个优点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也是我在同意以“电视随笔”的形
式编写一部人的思想传记时最看重的一点。这里最主要的一点是，一般所说的知识，以及具
体而言的科学，都是由人们提出的具体的思想观点，而不是由抽象的概念构成的。从知识的
初始阶段到近代的和独特的模式与构想，莫不如此。因此，那些揭示了自然奥秘的种种重要
观念都产生于人类处于最原始的文化状态时具备的基本的官能。使这些观念发生越来越复杂
的联系的科学发展，也同样应当看作是人力所为：是人，而不仅仅是人的头脑，作出了种种
科学发现，这些发现因此成为活生生的，并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假如电视不用来使上述思
想具体化，那么它就失去了效用。
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种思想的阐明都是一种个人的精心努力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接触
到了电视节目与这本书的共同基础。与讲座和电影不同，电视不在大庭广众之中播放。它只
面对呆在一个房间里的两三个人，很像是一种面对面的交谈——而且是一种如话家常的、苏
格拉底对话式的交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像这本书一样，是一种单方面的谈话。对于我这
个十分注意研究知识的哲理性质的人来说，这正是电视最有吸引力的一种禀赋，有了这种禀
赋，电视也可以像这本书一样，成为一种富于说服力的精神力量。
这本印行的书还别具一种自由：它不像口头谈话，总是要受到时间流逝的无情的局限。
读者所享有的行动自由是听众和观众享受不到的：他可以中途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可以倒回
去重读，反复推敲书中的论点，还可以把书中谈到的这件事与那件事作一番比较，而且一般
说来，他可以欣赏书中翔实的论据，思路却不会被打乱。当我现在把电视屏幕上最初讲到的
内容形诸文字时，我尽量使思想的进程更加从容不迫。但是，仅仅是电视屏幕上最初讲到的
那些内容，就需要长篇大论，涉及许多事先没有想到的关系和种种奇特之处，如果不把一些
非常丰富的内容收录在这本书中，那将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其实我本来想多收集一些内容，
在正文中间，详细补充一些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和引文。然而，这样做就使这本书成为学者用
书，而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在改编电视节目脚本时，出于两个原因，我力图使本书文字接近口语。其一，我想保持
口头语表达思想时的自发性特点，不管我写到哪里，我总是努力做到这一点。（出于同样原
因，拍电视片时，只要可能，我也总是选择那些在我和观众的眼中显得新奇的地方。）其
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还要维护论证的自发性；它突出问题的核心，尽量使它显得重
要而又新颖，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路子。因此，尽管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论证已被简化。
其逻辑仍然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论证的这种哲理化的形式正是科学的基础，这是不容混淆
的。
本书中这些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比科学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假如我不认为人类文化
的进化还有别的方式，我就不会把这本书取名为《人之上升》。我在本书中的抱负与我在其
它著作——无论是文学著作还是科学著作——中的并无二致：这就是，为20世纪创造一种
哲学，这种哲学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因此，正如我的其它著作一样，这本书与其说是表现
了一部历史，倒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哲学；与其说是关于科学的哲学，不如说是关于自然的
哲学。这种哲学的主题就是过去所说的自然哲学的当代版本。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思维结
构比过去300年来任何时候都更能使我们构想出一种自然哲学。这是因为，在关于人的生物
学研究中最近的发现已经为科学思想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即从一般向个体转变；自从文艺
复兴打开了进人物质世界的大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没有人类，就不会有哲学，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我希望本书明白无误地肯定了这一
点。对我来说，了解自然的目的莫过于了解人类的本质，了解自然之中的人类的境况。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
1973年8月于加利福尼亚
人之上升(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
第一章　人不是天使
人是一种非凡的动物。人具有一整套使自己在所有动物中显得无与伦比的天赋才能：因
此，人并不像其它动物，只是自然景观中的一个景物，而是直然景观的塑造者。在肉体与精
神两方面，人都是大自然的开拓者，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动物，他在每一块陆地上不是发现、
而是用双手创建了自己的家园。
据说，还在1769年西班牙人越过美洲大陆，抵达太平洋海岸时，他们就常听见加利福
尼亚地方的印第安人说，每当月圆时分，鱼就会跃出水面，在沙滩上蹦跳。的确，当地真有
一种叫作格鲁尼昂的银鱼，常在月圆时分从水中游到高于正常潮线的沙滩上来产卵。雌鱼将
尾部埋进沙里，雄鱼则盘桓其侧。雌鱼产下卵后，雄鱼使卵受精。所谓“月圆时分”，这一
点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在两次涨潮之间的那9天到10天内，鱼苗才能够不受惊扰地孵化出
来，在下次涨潮时，海水将孵出的鱼苗冲回海里去。
世界上每一种自然景观都表现出这种精确而美妙的适应性。凭借这种适应能力，每一种
动物都像一个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紧紧啮合那样适应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冬眠的豪猪等到春天
来临，又开始了生气勃勃的新陈代谢。蜂鸟用翅膀急速地拍击空气，把尖细的嘴伸进那悬在
高处的花蕊之中。蝴蝶模拟树叶的形状和颜色，甚至模拟有毒的东西，以欺骗天敌，免遭侵
害。鼹鼠在地下打洞，仿佛是一种天设地造的穿梭机。
于是，千万年的进化，使银鱼完全适应了潮涨潮落的规律，能够准确无误地游到潮汐线
附近。但是，自然——就是说，生物的进化——并未使人类适应任何特定的环境，恰恰相
反，和银鱼相比，人类的适应本领相当笨拙；而正是这一点——人的状况自相矛盾的地方—
—使人类能够适应一切环境。在我们周围许许多多飞翔的、爬行的、打洞的和游水的动物中
间，只有人不受其生存环境的束缚。人的想象、理智、敏感和刚毅，使人有可能改变自已的
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随遇而安。人类作出了一系列的发明，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着自己的生
存环境。这些发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化——不是生物的进化，而是文明的演进。我们将人
类走向文明演进顶峰的光辉历程称之为“人的上升”。
我在这里使用“上升”一词意义十分明确。人类以其富于想象的天赋与其它动物区别开
来。人类综合运用自己的种种才能，制订计划，从事发明与创新。当人类学会以更复杂、更
精巧的方式综合运用这些不同才能时，人类的创造发明也就更加复杂、更加精深了。因此，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形态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种种伟大发现。无一不表明人类才能的
日益丰富和复杂的联系，表明人类智慧的常春藤的攀援上升。
当然，希望人类最富于独创性的智慧成果，同时也是人类最新的成果，这引动着我们的
心；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只要一想到脱氧核糖核酸（DNA）螺旋形遗传密码的
解开，一想到在对人脑特殊功能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一想到建立相对论的自然科学研究
上的洞察力，一想到物质的原子量级的细微运动，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为人类在现代所作
出的某些建树感到骄傲。
然而，如果一味赞美我们自己的成就，仿佛这些成就无须经历一段发展过程，那将是对
人类知识的莫大讽刺。因为人类的成就，特别是人类的科学成就，并不是一座已经建成的博
物馆，而只是漫长的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个进步过程中，炼金术士们的最初试验，以
及中美洲玛雅天文学家们独立发明的精确计算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相去5个世纪后的
今天，安第斯山区的马丘比丘城（Machu Picchu）的石器和西班牙摩尔人的艾勒汉卜拉宫
（Alhambra）的几何图形结构，在我们看来，都是装饰艺术的杰作。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
作品的鉴赏仅止于此，我们就无法领略那创造它们的两种不同文化的独到之处。对当时的人
们来说，这些成就，正像今天脱氧核糖核酸结构对于我们一样，既引人注目，又至关重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转折点，有一种认识和说明世界的一致往的崭新方式。所谓复活
节岛（Easter Island）上的雕像中止了时光的流逝，这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而欧洲中
世纪的时钟似乎也曾一劳永逸地宣告了关于天体运行的定论。每一种文化，当它被一种关于
自然或人的新观念所左右而发生变化时，总是力图使自己的理想成份保持不变。但是，在回
首往事时，同样使我们极为关注的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从一种文明至另一种文明得以传
播或再现的种种思想。在近代化学中，最出人意料的莫过于制成具有新的特性的合金，而在
公元纪年以后的南美洲，甚至在那以前很久的亚洲，就已发现有合金制品了。有关原子分离
和结合的概念也来源于人类在史前时期的一项发现：石头和一切物质都具有一种结构，按照
这种结构，它可以以新的方式分解和重新组合起来。差不多与此同时，人类就在生物学方面
作出了种种发明：农业，例如对野生小麦的栽培，以及关于驯养和驾驭马匹的令人难以置信
的想法。
在追溯人类文化的转折和延续时，我将按照一般的而不是严格的编年顺序进行，因为使
我感兴趣的是人的心智的历史，即人类发挥自己各种不同才能的历史。我打算把人的思想，
特别是人的科学思想，与自然赋予人类的、从而使人变得无与伦比的才能的来源联系起来。
我所描述的，也就是多年来令我心驰神往的，即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本质中最
基本的人性。
因此，本书或称系列文章，实际上反映了人类智慧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到达他迄今所
取得的成就高峰的亲身经历。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因为人在不断地发现和认识自己天赋
（他的种种禀赋与才能）的丰富内涵。人类在上升过程中的一切建树都是人对自然和人对自
身的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纪念碑——恰如叶芝（w.D.Yeats）所说，是“不朽智慧的丰碑”。
那么，应该从哪儿谈起呢？让我们从“创世”说开始——从人自身的创造讲起吧。查尔
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于1859年问世的《物种起源》和于1871年问世的《人
类原始及类择》两书中，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现在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人类最初是在靠近赤
道的非洲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进化开始的典型地区，可能就是延伸到北肯雅河流域
（Northern Kenya）和埃塞俄比亚西南部，靠近卢多尔夫湖（Lake Rudolf)的热带荒原。这
湖泊象一条长长的带子，从南到北，贯穿整个大裂谷（the Great RiftValley），被厚厚
的、有400多万年历史的沉积岩所环绕，而这里原先是一个面积大得多的湖泊洼地。卢多尔
夫湖湖水多半来自曲折蜿蜒、缓缓流动的奥莫河（Omo）。这里很可能正是我们人类的一个
发源地，即位于埃塞俄比亚、靠近卢多尔夫湖的奥莫河谷。
古代的许多传说常常把有关人的创造的故事放在一个黄金时代，在一种神奇的、风光旖
旎的背景下加以描述。如果我想讲述创世纪的故事，此刻我就应当站在伊甸园中。但这里确
实不是什么伊甸园。我是站在世界的肚脐上，在人类的诞生地，在靠近赤道的东非大裂谷。
这奥莫河谷的沉积平面，这重峦叠嶂，这荒芜的三角洲，无处不记录着人类的往昔。如果说
这里曾是一座伊甸园，那么，这座乐园也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衰败消亡了。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的地质构造颇为奇特。在过去400万年中，峡谷里
堆积了一层又一层火山灰，其间夹杂着大片的页岩和泥岩。深厚的沉积物形成于不同时代，
层层相叠，其年代的久远程度可以明显区分开来：400万年前的，300万年前的，200万年
前的，以及不到200万年的。后来，大裂谷的形成使地面变得起伏不平，并使沉积物暴露无
遗。这样，终于构成了一幅地图，从这幅地图上，我们一直可以看到那旷古久远的人类的过
去。地层结构所揭示的时间记录——这种记录就埋藏在我们脚下——就镌刻在奥莫河两侧成
扇状延伸的峭壁之上。
这些峭壁正是那层层相叠的断层：在前景部位，断层的底部已有400万年历史，仅次于
此的断层也有足足300万年的历史。人这类生物以及与他同期生存的其它动物的遗骸就分布
在这一断层之上。
这些动物的遗骸表明，它们至今仍未发生多少变化，这真是一个奇迹。当我们在距今
200万年前的泥土中发现那些将要变成人类的生物的化石时，这些骨骼化石与我们的骨骼之
间的差异如此明显，真令人不胜惊诧——例如，头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很自
然地设想这里埋藏的其它动物骨骼也有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非洲发现的化石记录表明，
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象猎人那样看看今天的托皮羚羊（Topi)吧。200万年前猎取这些羚
羊祖先的人类祖先会一下子认出今天的羚羊。但他却认不出今天的猎人——他自己的白种的
或黑种的后裔。
当然，决不仅仅是狩猎（或任何单一的活动）改变了人本身，因为，我们发现，在动物
中间，猎食者也像被猎食者一样很少变化。狮子在捕食时仍然凶猛有力，而非洲大羚羊在逃
跑时仍然疾奔如飞，二者之间仍然保持着很久以前的那种关系。当非洲出现干旱气候时，人
类的进化就开始了：湖面缩小，森林变得稀疏，成了茫茫荒原。显然，这对于本来并不适应
这种环境的人类祖先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因为这种环境使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幸存者付出
了代价，环境束缚了它们。当格雷维（Grevy）地方的斑马之类的动物适应了干旱荒原的环
境时，这种环境不仅终于成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也成了它们难以逃离的陷井，它们不得不待
在那块地方，所有动物中最为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的自然是格兰特（Grant）地方的瞪羚
（gazelle）;但它那妙不可言的跳跃也没有能够使它跳出这广袤的荒原。
正是在奥莫河谷这样的干旱地带，人第一次直立起来。人类上升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
这一点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却至关重要。200万年前，人类的第一个祖先用与今天人类毫无
区别的脚直立行走。事实上，当他一旦足踏地面，直立行走时，人类就开始了生命的新的构
成关系，从而导致了人的躯体各部份的新的协同关系。
当然，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人类的头部，因为在人的所有器官中，头部经历了影响最为深
远的变化。令人庆幸的是，头颅给我们留下了长久存在的化石（这一点不同于人体软组
织）。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大脑组织本身提供什么信息，至少头骨遗骸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人脑
的尺寸。在过去五十年中，在南非发现的许多头骨化石表明，这些动物已开始具备类似于人
的结构特征。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头骨化石是在赤道以南的一个叫作汤恩（Taung）的地
方，而不是在奥莫河谷，由一位名叫莱蒙德·达特（RaymondDart）的体质人类学家发现
的。这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头骨，面部几乎是完整的，只有头盖骨稍有残缺。在1924年，
这还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发现，而且是同类化石中被发现的第一个，因此，在达特的开创
性研究之后，它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达特很快看出了这块化石的两个异乎寻常的特点：第一，这个头骨的孔容（即头骨上脊
髓通过的孔）是直立着的；因此，这是一个头颅昂然竖立的孩子的头骨。这是一个类似于人
的特征，因为猴子和猩猩的头颅向前倾斜，而不是竖立在脊椎之上。第二个特征是牙齿。牙
齿总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个头骨的牙齿很小，呈方形——它们还是孩子的乳牙，但已不再
是猩猩那种巨大的、用于搏斗撕咬的犬齿。这说明，这个生物用手而不是用嘴去获取食物。
这些牙齿还表明，它可能常吃生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用于的生物可以制造石斧之
类的工具，以切割肉食和进行狩猎。
达特把这个生物叫作“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为它
仅仅意味着“南方的类人猿”。对一个第一次不再是猿的、生长于非洲的生物来说，这是一
个容易引起颠倒混淆的名称。我怀疑因为达特本人生于澳大利亚，他才胡诌瞎编了这么个名
字。
此后，人们又花了十年时间，发现了更多的猿人头骨化石，——现在是成年的头骨化石
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所谓“南方古猿”的故事才拼缀完整。这个故事开始千南
非，向北推移至坦桑尼亚的奥都维峡谷（Olduvai Gorge)。最近，人们在卢多尔夫湖盆地发
现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化石和工具遗存。这段历史是本世纪最令人欢欣鼓舞的科学发现之
一；它就像1940年以前的物理学和1950年以来的生物学的发现一样，令人兴奋不已；它揭
示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同那两门科学一样，这一发现使我们获益非浅。
在我看来，这个小“南方古猿”自有它的来历。1950年，当其人类的属性尚未被人们
确认时，我应邀承担一些与此有关的数学方面的工作。我能否测出这个汤恩孩子的牙齿形状
和尺寸，以便把它与猿猴的牙齿区别开来？我手里从未拿过这样的化石，我也不是研究牙齿
的专家。但我的工作干得很不错，至今我仍记得这件工作使我产生的激动之情。当时我已年
过40，以前一直干着关于物体形状的抽象的数学研究，突然我发现自己的知识已涉及到200
万年以前，在对人类历史的探求中放射光华。这真是了不起呵。
从此，在我从事的科学研究中，在我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及在眼下这本书中，我苦苦
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人究竟是怎样成其为人的呢？猿猴又是怎样变成了令我十分崇敬、灵
巧机敏、善于思考、感情丰富、熟谙语言象征与数学，并具有从事艺术、几何、诗歌和科学
等创造性活动能力、想象力丰富的人类的呢？人类的上升历程又是怎样使人从动物开始，发
展到热心探索自然奥秘、不断追求新的知识，而笔者这些文字正是这种求知热情的一种表现
的呢？我不知道这个汤恩孩子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但对我来说，这个头骨仍然保持着原始
的幼稚状态，而整个人类的经历就是从这种幼稚状态开始的。人类的婴儿，人，是动物与天
使的一种组合。例如，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会因生理反应而乱踢乱动——每一个母亲都知道
这一点——所有的脊椎动物无不如此。这种反应能力虽是生物的一种本能，但却为日后熟练
掌握种种更复杂的动作打下了基础。在出生后十一个月时，这种反应使孩子开始爬行。这就
导致了新的运动，这些运动使人脑布满了蜿蜒曲折的沟纹（特别是在使肌肉的运动和平衡得
到统一的小脑上），并使这些沟纹不断加深，由此形成了人的复杂运动的全部技能，使其成
为人的第二天性。这时小脑活动已得到控制。人的自觉意识所要做的不过是发出一个指令。
到第十四个月时，这个指令就是“站起来！”于是，这个孩子就开始了直立行走的人的生涯。
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我们的动物的本原，假如脱离了生活的热
流，我们不过是一些冷漠而孤独的生物。但是，应当探讨一下这样一个差别，即人与动物有
哪些共同的生理本能，人又有哪些使他与动物相区别的天赋？可以任意设想一个例子，但要
越简单越好，例，瞩运动员在奔跑或跳跃时的简单动作。在听到发令枪响时，运动员起跑的
反应与瞪羚飞奔时的反应是一样的。在奔跑时，他似乎完全是动物性的。他的心跳加速，当
他以最高速度冲刺时，他的心脏输送着相当于平时五倍的血液，其中90％输送给肌肉。他
在一分钟内需要吸入20加仑的空气，给血液输入氧气，再由血液带给肌肉。
血液的急速流动和空气的输入是可以观测到的，可以象热量那样在对热辐射敏感的红外
线照片上显示出来。（蓝色或浅色区是最热部分，红色或深色区则是温度较低部分。）我们
这里所看到的和用红外照相所分析的情形只是一种表明肌肉运动限度的副产物。因为主要的
化学反应是糖份的“燃烧”而使肌肉获得力量；其中3/4的热量在运动中散失了。还有一种
更为严重的局限，对运动员和瞪羚来说都是如此。在以这样快的速度奔跑时，肌肉中的化学
热量会因烧得太快而不能充分燃尽。来充分燃烧的废物，主要是乳酸，充斥在血液中，从而
使人感到疲劳，并阻碍肌肉的活动，直到吸入新鲜氧气，使血液又变得清洁时为止。
至此，运动员与瞪羚之间并无任何区别——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种动物在急速奔跑时
正常的新陈代谢作用。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奔跑着的运动员并不是
在逃窜。发令枪声使他起步飞奔，但认真说来，当时他所体验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意气风
发的感受。运动员好似游戏中的孩子；他的行为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冒险，他身体内部那一连
串令人凝神屏息的化学反应是为了使他突破自身力量的局限。
不言而喻，人与动物之间，甚至人与猩猩之间，还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差异的。例如，在
撑竿跳高时，运动员能够准确无误地握住撑竿的恰当部位，这是猩猩所做不到的。而且，这
个运动员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行为并不受眼前环境的支配，而动物则不然。与这种压倒一切
的差异相比，上述差异就是次要的了。运动员的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一种力量
的发挥。但是，他事先已有明确意图，然后运用技巧，最后，他怀着对未来成功的期望而跃
过横竿。
做好了起跳的准备；这位撑竿跳高运动员俨然成为人类全部能力的一个缩影：手里紧握
撑竿，足背拱起，两肩和骨盆的肌肉收紧——以及撑竿本身等，运动员就这样积蓄起力量，
然后爆发出来，像离弦之箭，一跃而起。在这一连串的复杂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预见意识，也就是预先确定某个行为的目的，并一丝不苟地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完成的能力。
运动员的行为显示了一种连续性的计划，从撑竿的发明，直到运动员在腾跃前一瞬间思想的
集中，这一切都深深打下了人性的烙印。
头颅并不仅仅是人的象征性标志，它是人深谋远虑之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颅也是
人类推进文化发展的力量的源泉。因此，如果我要追溯人类上升历程在动物阶段的开端，我
就必须追溯人脑及其头骨的演化过程。不幸的是，在我们将要涉及的5000多万年的时间
内，只有六七种有明显差异的头骨化石可供我们据以划分这一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在这类
化石的记录中，必然还埋没着许多阶段，其中有些可能会被人们发现；同时我们还必须在已
知的人类头骨化石的序列之间大致地推测一下所发生的种种情形。分析一种头骨化石几何形
状变化的最好办法是运用电子计算机。
开始是5000万年前生活在树上的一种小动物，一只狐猴；这个名字（Lemur)恰好是古
罗马死亡之神的名字。这个头骨化石属于狐猴种类中的阿达皮斯（Adapis），发现于巴黎郊
外的白垩纪地层中。把这个头骨化石倒过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孔容位于头骨的背面。这是
一个头颅悬伸而不是竖立在颈椎上的动物。它可能既吃昆虫又吃水果，它有32颗牙齿，比
人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牙齿还多。
这个狐猴化石也具有一些灵长类的特征，就是说，猴科动物的特征，即猩猩和人的特
征。从狐猴完整的遗骸来看，我们可知它有指甲，而不是爪子。其拇指至少可以与掌心垂
直。而且，这个化石还确实具有两个表明它通向人类起源之路的特征。鼻子短，眼睛大，而
且隔得很开。这意味着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利于视觉而不利于嗅觉。其眼窝仍位于头骨两侧，
但与其它古代食昆虫动物相比，狐猴的眼窝已开始从两侧移到正面，从而开始产生立体视
觉。狐猴已经育了向人类复杂的面部构造演化的微小痕迹；而人类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戍的。
总而言之，这是5000万年前的情形。在以后的2000万年中，在猴类演化的主线上，产
生了一个分支，即向猩猩和人类进化的分支。沿主线发展的3000万年前的第二个化石发现
于埃及的法信（Fayum），被命名为“埃及古猿”（Aegytopithecus）。“埃及古猿”的鼻
吻较狐猴更短，牙齿与类人猿相似，身材高大，但仍在树上生活。不过，类人猿和人类的这
位祖先偶尔也会下到地面活动。
又过了1000万年，我们回到了距今2000万年前。这时，我们所说的类人猿已生活在东
非、欧洲和亚洲。路易斯·利基（LouisLeakey）发现的一个典型化石被夸张地命名为“总
督”（proconsul），另外当时至少还有一种广泛分布着的种类，即“森林古猿”
（Dryopithecus）。（“总督”这个名字是人类学家的游戏之作；它用来暗示这种古猿是
1931年伦敦动物园那只绰号叫“领事”的黑猩猩的祖先。）这种动物的脑容量明显增大，
眼睛完全处于立体视觉的位置。这些动向告诉我们从猿到人的主线是怎样发展的。但是，如
果这条路线再次产生分支（这完全可能），那么，这种动物就属于通向猿猴的那一支。它的
牙齿表明它还是一只猿猴，因为其犬齿与颔部咬合的方式与人不同。
正是牙齿的变化表明了向人类演进的路线产生了分化。我们知道，在肯尼亚和印度发现
的“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第一次宣告了人类的诞生。这种化石已有长达1400万年
之久的历史，但我们只拥有其下颌骨的化石碎片。不过，可以看出，它的牙齿是水平排列
的，更像人的牙齿，类人猿那种巨大的犬齿这时已不复存在，其面部也更加平坦，这时，我
们显然已接近进化树的又一分枝，某些人类学家也许会不无唐突地把“腊玛古猿”算作人科
动物（hominids）。
这时，在从距今500万年到1000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因此，当人
科动物向人发展的线索最终与现代猩猩发展的线索分离时，最令人好奇的那段历史便湮灭无
闻了。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上述历史过程有什么颠倒混乱之处。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在
距今大约500万年前，人类的远亲已经出现。
人类非直系的远亲是一种身体魁梧、喜素食的“南方古猿”。“南方古猿”粗壮种
（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与人相似，但没有向别的方向演化，只是灭绝了而已。它
的牙齿是它以植物为生的证据;在那残存的牙齿化石上，有它吞食草根时泥沙留下的擦痕。
“南方古猿”的表亲在向人类进化的路线上走得顺利一些，而且——从颌骨的构造来看
也是如此——它很可能是肉食者。它最接近我们前面谈到的“缺环”：它被称作“非洲南
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是在非洲德兰士瓦等地发现的大量头骨化石之一。
这是一个成年女性的化石。我在开始时讲到的那个汤恩孩子，长大后就像这个样子，完全直
立，步行，脑重一磅到一磅半。大猩猩的脑容量也不过如此；然而，这只是一个站立起来
的、4英尺高的小动物。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 ）最近的发现表明，在距今200
万年时，这种猿的脑容量要比前一种大些。
正是凭借这样大的脑容量，人类的这些祖先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发明。关于其中一项，我
们已有确切的证据，至于另一项，我们则只有一些推断性的证据。先说第一项发明。200万
年前，“南方古猿”仅能十分简单地把砾石砸出一个锐利的刃角，做成了最初的石制工具。
在以后的几百万年中，人在其进一步的演化中，也没有改变这种工具的样式。人的这一重要
发明，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这就是，准备并储存一块砾石，以便有一天派上用
场。运用这种技艺，发挥预见的作用，是一种对于未来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人类由此解除
了生存环境强加给其它动物的那种束缚。对同一种工具的长期使用，体现了人类创造发明的
力量。人类只须把这种石器粗钝的一端抵住掌心，用力攥紧，就行了。而且，这显然是肉食
者用以切肉的工具。
另一项发明是社会性的，而且更多地是我们运用精确的计算推断出来的。已发现的大量
“南方古猿”的头骨和骨骼化石表明，这些生物大多数不满20岁就去世了。这就意味着，
一定有不少孤儿被弃诸身后。正如其它灵长类动物一样，“南方古猿”必定有一个漫长的童
年时光：即使长到10岁，那些幸存者仍然是孩子。因此，一定有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使这
些孩子得到照顾和收养，组成某种团体，接受某种意义上的教育。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伟大
的一步。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这些前辈变成了人类本身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因为这种变化毕竟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假如我们使这种变化显得比实际上更为突然，未
免太愚妄可笑了——人们总是要么刻板地确定变化的进程，要么为变化的称谓争论不休。在
200万年前，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100万年前，我们已经变成了人，因为这时可
以被称为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生物已经出现。这种生物的分布范围远远超
出了非洲大陆。事实上，典型的直立人是在中国发现的。这就是北京人。北京人差不多有
40万年的历史，而且肯定是最早使用火的动物。
100多万年以来，在从直立人向我们今天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
种变化较之以往，又是循序渐进的。人们熟知的直立人的后继者已于上个世纪在德国被发
现：这是又一个典型的人类头骨化石，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化石。尼安德特人已
有3磅重的大脑，与现代人不相上下。尼安德特人演化的某些线索可能已经中断，但其分布
在中东的一支很可能直接进化成今人（Homo sapiens）。
在过去的100万年中，人改变了自己使用的工具的性质——这种改变大概可以说是因为
在这段时间内，人手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精巧的发展，特别是支配手的大脑中心有了发展。
在大约50万年间发展起来的生理上和文化上都更为复杂的这种生物，并不仅仅限于模仿
“南方古猿”创制的老式的石斧。他制作的石器，需要更加精心的打制，也需要更加精心的
使用。
人的这种技艺的发展和火的使用，绝非孤立偶然之举。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随时记住，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真实内容，就是人类行为的日趋精巧与复杂化。只是由于这些行为本
身不会留下化石，我们才不得不在人类遗留的骨骼和牙齿化石中去探寻究竟。骨骼和牙齿本
身并不令人感兴趣，即便对它们所属的生物来说也是如此，它们不过是作为行动的工具和装
备为其主人出力效劳而已——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就饶有趣味了。因为，作为装
备，它们反映了人的行为，装备的变化反映了人类行为及其技艺的变化。
因此，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人的变化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人决不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头盖
骨与另一种的下颌骨的拼凑——这种误解实在太幼稚了，只能教人造出“辟尔唐人”
（Piltdown）这样的欺世之作。任何动物，更不用说人，都是浑然天成的整体。当行为发生
变化时，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也必然发生变化。脑、手、眼、足、牙，以及整个人体的进
化，导致了人的特殊天赋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各章就是关于人类特殊天赋
的论文。正是这些天赋，使人成其为人，比其它动物进化更快，行为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
与那些历经500万年、1000万年、乃至5000万年而没有变化的动物（如某些昆虫）不同，
人在这样的时间长度内已变得面目全非。人并不是世上最威严奇特的动物。甚至在哺乳动物
产生以前，世界上还有过更为奇特的恐龙。但是，人具有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各种官能的巧
妙组合。在生命诞生30亿年后，这种组合使得人成为最富创造性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留
下了它过去生活的痕迹，然而只有人留下了他过去创造的遗迹。
在漫漫5000万年的物种演化中，各种动物的食物变化是很重要的内容。在人的进化序
列中位居首位的是那些眼灵手巧的吃昆虫、水果的动物，如狐猴。早期的类人猿和人科动
物，从“埃及古猿”和“总督”到笨拙的“南方古猿”、都被认为是整天寻觅植物充饥的动
物。但另一种体型较小的“南方古猿”则打破了古代灵长类素食的习惯。
仅就直立人而言，从素食到杂食的变化，曾经导致了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出现。从体型
较小的“南方古猿”发端，人类开始吃些肉食：先是小动物，后是大动物。肉比植物含有更
多的蛋白质，而食肉使进食的时间和份量减少了2／3。这一变化的后果对人的进化影响殊
为深远。人从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更为间接的方式获取食物（如从猎获的大型动物身
上），而不致于因饥饿而争抢食物，引起纠纷。显然，这使（由于自然选择）所有灵长类动
物逐渐减慢了大脑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行动的速度，直到发展成为人所独有的延缓满足自身
欲望的特殊能力。
然而，增加食物供应的这种间接方式最显著的后果，是促进了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交
流。像人这样行动缓慢的动物，只有依靠集体合作，才能潜步追寻、发现和堵截在茫茫荒原
上奔跑着的庞大动物。狩猎活动需用语言有意识地作出计划和安排，集结成伙需要制作特殊
的武器。的确，语言在为人们所使用时，本身就具有某种狩猎计划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不
像其他动物，他可以使用语言，用一些由可变单位组成的句子相互提醒，协调动作。狩猎是
一项集体活动，这种活动的高潮——也仅仅是高潮——就是齐心协力把捕获的动物杀死。
仅仅依靠狩猎，无法在一个地方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计；在这片荒原上，当时每一
平方英里的面积只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按照这样的人口分布，整个地球表面仅能维持今天
加利福尼亚州所拥有的人口，即大约2000万人，连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无法容纳。
于是，狩猎者们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要么饿死，要么迁徙。
人们的迁徒跨越了惊人的距离。100万年前，他们在北非。70万年前，或者更旱些，他
们到了爪哇。40万年前，他们呈扇形分布到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正是通过这种令人
不可思议的迁徙，人类很旱就成为一种分布广泛的生物，尽管当时人类的总数还很少——可
能仅有100万人。
想来更加令人生畏的是，人类向北半球的迁徙恰好正是当那里的气候降到冰点以后。当
时，那里气候奇冷，大地冰封。亿万年来，地球北部的气候曾经是温和可人的。然而，在人
类涉足今天的中国和北欧以前，地球先后经历了三次冰河期。
40万年前，在第一次冰河期最为严酷的时候，北京人正栖息在山洞里。因此，在这些
山洞里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是并不奇怪的。冰雪向南延伸，又退缩回去，如此反复三次，大
地随之发生变化。冰帽覆盖着大片地区，凝聚起大量的水分，致使海平面下降了400英尺。
20多万年前，在第二次冰河期以后，有着巨大脑容量的尼安德特人出现了。而在最后一次
冰河期中，他已成为地球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已知的人类的各种文化形态，形成于过去10万年至5万年之间的最近一次冰河
期。我们发现了人类在这段时间制成的精巧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出人们狩猎活动的复杂方
式：例如梭镖，甚至棍棒也被用作工具；以及装有倒钩的鱼叉；适于制作一切工具的燧石，
自然也用来制作狩猎工具。
很清楚，那时也像今天一样，人类的发明虽然不多，但却很快传遍一种文化形态。例
如，15000年前，南欧的马格德林人（Magdalenian）的猎人发明了骨制鱼叉，最初，这种
马格德林鱼叉上没有倒刺，后来装上了一排倒刺，到这个时期末，即当岩穴艺术蓬勃兴起
时，这种鱼叉已安上了两排倒刺。由于这些马格德林猎人对他们的骨制工具的精心改进，我
们可以根据其使用方式的演变，确定的制作年代和地理位置。它们真正是记述人类文化发展
程序的化石。
人类之所以经受住了冰河期的严峻考验，是因为人的头脑的精密程度已经使人可以作出
种种发明创造，并把这些发明创造变成社会财富。显然，冰河期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
变。人类被迫较少地依赖植物、更多地依赖动物过活。在冰雪边缘地带从事狩猎的艰辛也改
变了过去狩猎的策略。围捕一只动物，不管它有多大，已不大吸引人了。更好的选择是毫不
放松地追随成群的野兽——并注意学会如何分析、培养它们的生活习性，包括它们四处迁徙
的习性。这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适应性变化，人类生活的游猎方式从此发轫。当时，这种方
式还有一些早期狩猎的性质，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追捕活动，狩猎的地点和速度都取决于所追
捕的动物。但这种方式已带有某些后来游牧的性质，因此这些动物得到了人们的照料，被人
们保护起来，成为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
这种游猎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化石，而且很少保存至今。现在仍以这种方
式生活的唯一民族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北端的拉普人（Lapps），他们仍像当年在冰河时期一
样，追随着驯鹿群。很可能，拉普人的祖先是距今12000年前尾随驯鹿群，来自比利牛斯山
区的法兰西坎增布利安（Franco Cantabrian）岩穴地区的先住民，当时大地上的冰帽正最
后一次从南欧向北方退缩。今天的拉普人约当3    之数，而驯鹿则有30万头之众。这个
民族的生活方式正在接近其尾声。驯鹿群不断迁移，渡过海湾，到那一片又一片的苔藓地带
去觅食，而拉普人则随之前往。但是，拉普人并不是牧人；他们并没有控制鹿群，也没有驯
化它们。他们仅仅是迁移到这些动物所迁移的地方去。
虽然驯鹿群实际上仍然是野生的，拉普人还是运用了某些传统方法来控制单个的动物，
这些方法在别的人类文化形态中，也有所发现。例如，他们把雄鹿阉割了，用作拖载的挽
畜。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关系。拉普人完全依赖驯鹿为生。他们吃驯鹿肉，每人每天一磅；
利用驯鹿的体力以及毛皮和骨头，喝驯鹿奶，还将驯鹿角也派上了用场。但是，拉普人还是
要比驯鹿更自由一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的适应，而不是生物学的适应。拉普
人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即在冰天雪地中的游猎生活，是一种能够由他们自己加以调节的选
择，并不象生物的突变（biological mutations）那样，是不可逆转的。所谓生物学的适
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行为方式；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约定俗
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就是说，这种方式（就像其它发明一样）已为整个社会所接受。
文化适应与生物学适应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两种适应都可以在拉普人生活中得到证实。
用驯鹿皮作帐篷,就是一种拉普人明天即可改变的适应性选择，而他们中的多数人目前正在
这样做。从另一方面来看，拉普人，或者早于拉普人的先民，也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生物学适
应性变化，不过现代人类的生物学适应性差异并不大，因为我们人类最初是从一个中心迅速
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可以说是一种同质的物种（a homogeneous species）。然而，众所周
知，在不同的人种之间，确实存在着生物学的种种差异。我们称之为“种族差异”，就是
说，这些差异不会因为习惯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例如，人无法改变其肤色。为什么拉
普人是白种人？人类诞生之初，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阳光照射在皮肤上，使人体内产生维
生素D，假如在非洲的是白人，他的体内就会产生过多的维生素D。而在北欧，人需要吸收
几乎所有的阳光，以产生足够的维生素D，因此自然的选择有利于皮肤更白的人。
不过，不同种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仅此而已。拉普人并不是凭借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能
力得以生存至今，而是凭借他们的种种发明创造：凭借对驯鹿习性及其产物的富于想象力的
利用，凭借把驯鹿变成挽畜，凭借种种人工制品和雪撬。要在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并不取
决于肤色，拉普人幸存下来，以及人类经受住冰河期的严峻考验而幸存下来，他们所借助的
是所有发明中最重要的一种——火。
火是温暖家庭的象征。当3万年前古人类从此在地球上留下他们的踪迹时，他们是以岩
穴为其居处的。可以肯定，人类象一个觅食者或猎人那样生活了100万年。我们没有关于史
前这段漫长时期的历史记载。而这段时期却比有记载的、人类的任何一段历史都要长得多。
仅仅是在这段时期结束时，在曾复盖欧洲大陆的冰慢的边缘地带，在阿尔塔米拉
（Altamira）的洞穴中，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一些地方，人们才发现了支配作为猎人的
人类思想的记录。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人生活字其间的世界的模样以及他的种种心事和想
法。有大约2万年历史的岩穴壁画把当时人类文化的共同基础，即关于他围捕和赖以生存的
动物的知识，永远保存下来了。
像岩穴壁画那样的生动艺术，竟会显得如此年轻而罕见，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迷惑不解：
为什么人类视觉想象力的遗迹并不比他所制作的物品留存得更多呢？但当我们对此加以深入
思考时，值得注意的就不是这种遗迹如此之少，而是毕竟还有那么一些了。人类原是一种孱
弱、迟钝、笨拙、身上没有任何武器的动物——他不得不发明砾石器、燧石、刀、矛等。但
是，为什么除了这些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以外，人类又创造出这些今天看来仍令
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呢？首先，为什么人不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而要在这黑暗、秘密、荒
凉、隐蔽、险峻难至的洞穴里创作这些动物图画呢？
显而易见，只有在这种地方，动物形象才具有魔力。这无疑是对的，但“有魔力”只是
一句空话，不是答案。这个词本身并未说明任何问题。它仅仅表明人类相信自己有力量，但
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呢？我们仍想弄清那些猎人们相信他们从这些图画中汲取的是什么样的
力量。
这里，我只能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画第一次表达了类的预见
能力。即向前展望的想象力。通过这些图画，猎人能够熟悉那些必将降临而又尚未降临的危
险情景。一个猎人被带到这隐秘、黑暗的地方，用火光突然照亮这些图画时，他看到的是他
将不得不面对的野牛和飞奔的鹿，以及正转过头来的野猪。他会产生孤身一人面对野兽的感
觉，正如在实际狩猎中的体会一样。可怕的情景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凭借已有的经验，握紧
长矛柄，并不感到害怕。画家将那可怕的一瞬间描绘下来，而猎人则通过画面体验那一瞬间
的感受。
对我们来说，这些岩穴壁画再现了当年猎人的生活方式，好似往事一瞥；通过它们，我
们看到了人类的过去。但是，我认为，对古代的猎人来说，这些画面则是预见未来的了望
孔；他们从这里向前展望。总括起来，这些图画好比是人类想象力的望远镜：它们把人的思
想从已见之物引向臆想和假设之物。丹青赋彩，无非如此，对人类异乎寻常的观察力来说，
平面图画对视觉也只具某种意义，而人却用思维的立体感和动感充实了这些画面，造成一种
臆想中的真实情景。人们虽然看不见这种真情实景，但却可以诉诸想象。
除了作为动物能做的那些事情之外，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已
经看到，艺术和科学产生于人的同一本领：这就是使未来情景形象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
力，人们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照射在岩穴阴暗石壁上的一束光线和电视屏
幕，或通过头脑中的种种形象，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想象力的镜头来观察事物的。想象力是一具时间的望远镜，我们正通
过它回首往事。创作这些图画的人，以及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正是通过这具望远镜展望未
来。他们朝着人类上升的方向展望未来，而我们所谓的“文化进化”，实质上就是人类想象
力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
那些制作武器的人和创作图画的人实际上做着同样一件事——展望未来，推测将有什么
会从眼前之事中产生出来，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人具有许多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
这些天赋的核心，人类全部知识形成的根源，是从已见之物推知未知之物，使思想跨越时
空，认识迄今发展起来的人类自身的能力。在这些宕穴中，人类留下的手迹在向我们宣称：
“这是我的标志。这就是人。”
人之上升(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
第二章　四季收获
人类历史的划分很不平衡。首先是人的生物学进化时期，即将我们人类与我们的猿猴祖
先分离开来的各个阶段。这花费了几百万年的时间。然后是人类文化史：人类文明浪潮的长
久激荡，终于使我们与少数残存至今的非洲狩猎部落、或澳洲的采集食物者相分离。但各种
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别加起来也不过几千年时间。追溯起来，这段历史仅约12000年——反正
远远不到2    年。从现在起，我将只讲述发生在差不多包括人类上升全部历程中的这
12000年之间的事。然而，这两个数据，即人类生物学进化的时间跨度与人类文化进化的时
间跨度差距太大，我不可能完全置之不顾，不赞一辞。
人类花了至少200万年时间，才从非洲中部的“南方古猿”那种手握石块、又黑又小的
动物，变成古人。这就是人的生物学进化的进度——尽管人的生物学进化要比其它任何动物
的进化快得多。但是，古人则只花了不到2    年时间，就变成了你我渴望成为的人物：艺
术家和科学家，城市建设者和未来计划制定者，读书人和旅行家，以及自然现象和人类情感
的热心探索者。这些人的阅历比我们的祖先更为丰富多彩，想象力也更加狂放不羁。这就是
人类文化进化的进度；这种进化一旦开始，按照这两种进化速度的比率，至少比人类的生物
学进化快出100倍。
一旦开始：这是一个关键的短语。为什么使人类成为地球主人的文化竟开始得如此之晚
呢？2    年前，在人迹所至的世界各地，人只是一个觅食者或狩猎者，其最发达的技艺莫
过于像今天的拉普人那样，在迁移不定的动物后面紧迫不舍。到了距今1    年时，情况改
变了，在有些地方，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种植庄稼，这是标志着文明起步的一大变化。仅仅
在过去12000年间，人类文明才开始起步，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在公元前1    年前后，
一定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爆炸性事变——也确实有过这样一次事变。但这是一次悄然无声的
爆炸，这就是最后一次冰河期的终结。
我们可以在某种冰川一类的景观中去把握这次变化的情景。在冰岛，春天一年一度降
临。而当冰河期的积雪消融之时，欧亚大陆也曾春光烂漫。人类从非洲大陆动身，漫游了
100万年之久，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突然发现大地鲜花盛开，四周动物成群，从此开
始了一种与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农业革命”。不过我却把它看作是含义广泛得多的“生物革
命”。在这场革命中，植物的耕种和动物的驯养交织在一起，交替发展，有如蛙跳游戏。就
这样，人类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不是在物质的水平上，而是在生命的水平上，实现了对自身
生存环境的主宰，即对动物和植物的主宰，伴随这样一场革命，发生了同样强有力的社会革
命。因为，对这时的人类来说，定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这时，人这样一种浪
迹天涯达百万年之久的生物，不得不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是否中止流浪生涯，而成为
定居的村民。关于某个曾作出这种决定的民族所经历的良心斗争，我们有一些人类学记录：
这就是《圣经.旧约》。我相信，人类文明的进程取决于这一决定。也有一些民族始终未能
作出这种决定。至今仍有一些游牧部落，从一个放牧地迁到另一个放牧地，过着逐水草而居
的流浪生活：例如波斯的巴克提亚利人（Bakhtiari）。要明白为什么在这种游徙不定的生
活中不可能产生人类文明，就得亲自与这些民族一道漫游，一道生活。
游牧生活的一切都是无从追忆的。巴克提亚利人总是独自迁徙，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
象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同属一个家庭，是同一始祖的子孙。（同样，犹太人
也把自己称作以色列或雅各的后裔。）巴克提亚利得名于蒙古人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巴克泰
尔（Bakhtyar）。关于巴克提亚利人起源的传说是这样提及这个人物的：
我们的始祖，山人巴克泰尔，在古代，来自南方山区荒僻之地。他的后代好似山上的石
块，不可胜数，他的子民繁荣昌盛，随着这个传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圣经》式的回声一次
又一次响起。《圣经》上说，始祖雅各有两个妻子，他作为收入分别为她们干了7年活儿。
试比较关于巴克提亚利人始祖的传说：
巴克泰尔的第一个妻子生了7个儿子，即我们的7个有兄弟关系的父亲。他的第二个妻
子有4个儿子。我们的儿子应从他们的叔伯那里娶得妻子，以免羊群与帐篷分离失散。
对以色列的孩子来说，羊群是最为重要的财富，故事讲述者（也就是婚姻监督人）一刻
也没有忽视羊群聚散的问题。
在公元前1    年以前，游猎民族曾紧紧追随野生动物的自然迁移。在大约1    年
前，绵羊和山羊首先彼人们驯养，唯有狗比它们更早成为人们游牧生活的伴随者。当人们驯
养这些动物时,人就肩负起对自然界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些游牧的人们必须引导那些无力
自助的动物。
在游牧生活中，对妇女的作用有严格的规定。首先，妇女的职能是生育男孩；女孩过
多；会很快导致不幸，因为从长远看,过多的女孩儿预示着灾难的降临。除此以外，妇女还
得为人们的衣食操劳。例如，巴克提亚利妇女要烤制面包——以恰如《圣经》上记载的方
式，在烧热的石块上焙制未经发酵的面饼。但女孩和妇人要等男人吃过之后才能进食。女人
和男人一样，整天围着羊群忙碌。她们挤出羊奶，倒入挂在粗糙的木架上的羊皮口袋中，使
劲搅拌，从中提取凝固的奶酪。她们采用的办法很简单，唯有如此，才能在每天迁徙的中途
随时取用。这种简朴并非出于浪漫，这是关乎生计的大事。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十分轻巧，便
于携带，每晚能很快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早晨又利索地收拾起来带走。妇女们还用简单而古
老的方法纺制毛线，她们这样做也只是为了应付旅途中必不可少的缝补之需、仅此而已。
在游牧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制作那类在几个星期内都派不上用场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
不便携带。而且，巴克提亚利人实际上也不知道怎样制作这种东西。如果他们需要金属锅，
他们就从定居的人们那里，或者从专门制作金属用品的吉普赛人那里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
取。钉子、马镫、玩具或小孩玩耍的铃铛都从部落以外的换货交易中获得。巴克提亚利人的
生活范围十分狭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发展个人的特长。也谈不上创造发明。因
此，在迁徒不定的生活中，人们从早到晚忙于生活琐事，无暇发展什么新方法或萌生什么新
思想——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生活态度。他们至今保持的唯一习惯，就是自古沿袭下来的习
惯。儿子的唯一抱负，就是做个像父亲那样的人。
这是一种乏味的生活。每一个夜晚都像前一天一样，不过是白天的终结，每一个清晨也
和前一天一样，不过是旅行的又一次开始。东方初晓，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同一个问题，羊群
能被赶过下一这高高的山隘吗？在迁徒中，人们终究要翻越那最高的山隘。比如，在越过扎
格罗斯山（Zagros）12000英尺高处的扎德库山隘（Zadeku）时，羊群必须奋力攀登，或沿
着山崖突出部位小心翼翼地绕行。部落必须不断迁徙，牧人必须每天找到一块新的放牧地，
因为在这高高的山上，一个地方的牧草一天之内就会被羊群吃光。
巴克提亚利人每年要跨越六座山脉（还得再次越过这些山脉，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
在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在春天涉过那湍急的河流。只是在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生活方式要
比一万年前的人们更为先进。那时，人们不得不肩扛背驮，徙步迁徒，而巴克提亚利人已经
有自那时以来驯化的驮畜——马、驴、骡。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井没有多少新鲜事物。也
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游牧民族从不纪念死者。（有谁知道巴克泰尔在哪里？雅各又葬在何
方？）他们堆砌的石块仅仅是为了在象“娘子关”（the pass of women）那样的地方标出
路径。那里险状丛生，但对牲畜来说，要比那高山隘口更容易通过。
巴克提亚利人在春天的迁徙看起来真是一次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但巴克提亚利人自己
则不过是惯于吃苦耐劳而已。他们顺其自然，不知所终。夏季的放牧地仅仅是一个歇息之
处——与以色列的子孙不同，对巴克提亚利人来说，没有什么由上帝赐予的希望之乡。一家
之长，像雅各那样，操劳7年，可能会拥有50只绵羊和山羊。即使万事如意，他的这50只
羊也许会在迁徙中损失10只。如果时命乖蹇，则可能损失20只。到头来，他只能像自古以
来的人们那样逆来顺受。
有谁知道，在某一年中，那些老人在越过重重山隘后是否还能经受住最后的考验？这考
验就是涉过巴祖夫特河（Bazuft River）。每年有3个月时间，冰雪消融，河水猛涨。此
时，部落里的男人、妇女、驮畜和羊群都已疲乏不堪。人们要花费一整天时间，用人力把牲
畜牵过河去。而这正是人们经受考验的一天。在这一天，年轻人要成为男子汉，因为家人和
牲畜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巴克提亚利人涉过巴祖夫特河，就好似犹太人渡过约旦
河；这是男子成年的洗礼。对年轻小伙子来说，生活顿时会变得生气勃勃。但是，对老年人
来说，生活便从此终结。
那么，当那些老年人不能涉过这最后一道急流时，他们会怎样呢？什么也不会发生。他
们仅仅是留下来坐以待毙。只有那些狗看到有人被弃之不顾时会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人服从
了游牧民族的习俗：他们走完了最后的历程，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从游牧到村居的变化，是人类在其上升历程中跨出的最大一步。是什么使这一变化得以
发生的呢？当然，是人类的意志使然，但同时又是大自然奇特而神秘的造化之功使然。在冰
河期终结时，新的植物突然间布满大地，一种杂种麦也在中东地区出现了。很多地方都发生
过这种事情，而其典型之地则是耶利哥（Jericho）那片，古老的沙漠绿洲。
耶利哥早在有农业之前便存在了。最初。在这荒原上的泉水边定居下来的人们只知收获
而不知种植。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制作了用于收割野生植物的石镰。这真是不同凡
响的远见卓识。他们用燧石制成保留至今的石镰。约翰.加斯顿（J，Garstang）于本世纪
30年代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这些石镰。这种古老石镰的边缘表明，它可能是装在
用瞪羚的角或骨骼做成的手柄上的。
在山岗和斜坡上，最早的居民收获的那种野生麦已不复存在。但是，今天这里仍育一些
野草，看上去一定很像野生麦，那种最初用于采集、而后又用石镰飞快地刈割的野生麦。从
那时起，收割者沿用这种镰刀达1    年之久。这就是纳图夫（Natufian）的前农业文明。
当然，这一文明未能长久延续下去。但它已处于农业兴起的前夜。农业文明接踵而来，发源
地就在耶利哥的山岗上。
几乎可以肯定，古代世界农业发展的转折点，是两种麦穗硕大、籽粒饱满的麦子品种的
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以前，小麦并不像今天这样是一种高产作物；它只是遍布中东大地
的众多野草中的一种。由于某种遗传学因素的偶然作用，这种野麦与一种天然牧草杂交，形
成一种丰产的杂交品种。最后一次冰河期之后，植物重又茁壮生长起来，其时必定发生过多
次这种偶然事变。作物生长的遗传机制使野生麦的14条染色体和牧草的14条染色体相结
合，产生出带有28条染色体的二粒小麦（Emmer）。二粒小麦籽粒饱满，可以自然而然地传
播开来，因为麦壳包裹种子的方式使种子可以随风飘散。
就这种杂交品种而言，其产量之丰是十分罕见的，但在所有植物中，这还不是独一无二
的。冰河期以后关于众多植物的变化的传说更加惊人。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遗传学的偶然事
变，这时二粒小麦已得到人工的栽培。二粒小麦又与另一种牧草杂交，形成一种带有42条
染色体的大型品种，这就是小麦。总之，假如不是因为某一条特定的染色体发生了遗传突
变，小麦本来也不会成为丰产作物的。
有些事情还要离奇。现在我们有一种非常美观的麦穗。但是，由于这种麦穗裹得太紧，
风力不能将它吹开，麦粒也就不能随风播散了。倘若硬把麦穗掰开，麦壳便会被风吹走，而
麦粒只会坠落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请注意，这一点和野生麦以及最初的杂交种二粒小麦大
不一样。那些原始品种的麦穗是张开的，如果麦穗破裂，结果就不一样了——麦粒将随风而
去。耐小麦已不复具有这种特性。于是，突然之间，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这种植物的生长特点
配合起来了。人类获得了他所赖以生存的麦子，而此种麦子也依附于人类，因为只有依靠人
们的播种，它才得以繁衍。小麦要靠人们的帮助才能增殖，人类必须收割麦穗，撒播麦种，
人类和小麦休戚相关，相互依赖。这是一个关于生物遗传的美妙的真实故事，似乎人类文明
的产生，事先已得到修道院院长格里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遗传学说精神的庇佑。
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实现了一种令人可喜的结合，从而缔造了农业。这种结合于1    年
前发生在旧大陆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但是，它决不止发生过一
次。几乎可以肯定，新大陆的人们也独立地发明了农业——或者，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
确信，在新大陆，玉米之于人类，恰如旧大陆的小麦。至于在中东，农业传遍了从死海延伸
到约地亚（Judea）、耶利哥荒凉地区这样广阔的地带，这仅仅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地区而
已。实际上，在这个“肥沃新月”地带，农业很可能曾经有过好几个不同的发源地，有的可
能早于耶利哥。
然而，耶利哥自有一些使它在历史上无与伦比、并使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的种种特
点。和别的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村落不同，耶利哥是一个比《圣经》还要古老、耸立在层层
累积的历史陈迹之上的不朽城市。这座古老的、拥有淡水水源的城市是这片荒漠边缘的一块
绿洲，从史前时代到于今，那里的泉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耶利哥城。在那里，麦子与清泉相得
益彰，也正是在那儿，人类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史。贝都因人（Bedouin）用头巾蒙住脸：
从沙漠中冲出来，满怀妒意地望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把这块土地变成了一个奶
和蜜不尽流淌的希望之乡。麦子和水源使这片往昔的不毛之地耸立起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曾几何时，耶利哥旧貌换新颜。来到这里的人们很快成为邻近人们嫉恨的对象，于是，
他们不得不构筑城防，使耶利哥成为一座有城墙环绕的城市。早在9000年前，他们就修建
了一座高塔。这座塔的塔基有30英尺宽，与此相应，其地基也差不多深达30英尺。考古发
掘展示了层层相叠的过去的文明：早期陶器发明以前的人类文明，随后是早期陶器发明时的
人类文明，7000年前陶器的出现；早期铜器，早期青铜器，中期青铜器。每一种文明相继
产生，先后占据了耶利哥，并把它埋在自己脚下，使自己站立起来，因此，在今天看来，这
座塔并不是埋在45英尺厚的泥土之下，而是埋在45英尺厚的文化积累之下。
耶利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今后，还可能发现别的文化遗址，从而改变我们关于人
类文明起源的描述（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新发现）。然而，站在这个地方，回顾现代人
类上升的历程，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上都留下了十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在我年轻时，人们
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主宰地位来自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控制。现在我们懂得了，对自然界的
真正主宰，来自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理解和改造，在这“肥沃新月”地带，人类与植物和动
物不期而遇，他们学会了与这些植物和动物共同相处并进而改造客观世界，以适应自身需
要，人类文明就这样开始了。当凯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
发现这座古塔的遗址时，她看见里面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而在我看来，这阶梯就是一条主
要线索，一个探知人类文明坚实基础的窗口，人类文明的坚实基础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物
质世界。
到了公元前6000年，耶利哥已成为一个广大的农业定居区。肯尼恩估计那里容纳了
3000人，城墙以内占地面积达8至10英亩。妇女们用石制工具播种和收割小麦，这种沉重
的工具也表明这是一个定居的社会。男人们则揉合、拍打粘土，制作建房用的泥砖，这是人
们知的最早的砖。制砖人手指的印迹至今还清晰可辨，人类，就像小麦那样，从此固定在他
们生长的地方。一个定居社会对生者与死者关系的处理也就不同以往了。耶利哥的居民保存
了一些死者的头骨，在上面精心装饰。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这是一种出于敬畏
之情的行为。
没有一个按照《旧约》信条教育成长的人，例如笔者，可以在谈及耶利哥时不提出这样
两个问题：约书亚（Joshua）最后真的毁掉了这个城市吗？这里的城墙真的轰然倒塌了吗？
正是这些问题把人们带到了这处遗址，并使关于这个遗址的故事成为生动的传奇。关于第一
个问题，我们可以简捷地回答：是的。以色列人的部落曾极力想进入这片上至地中海岸、并
沿安纳托利亚山脉延伸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肥沃新月”地带。而耶利哥正好是
扼制他们通过约地亚山岗进入富饶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要冲。这是他们不得不占领的地方，
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距今3300年或3400年以前。而直到大
约公元前700年时《圣经》故事才写成问世。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文字记载，《圣经》所描
述的大约只有2600年的历史。
但是，这里的城墙真的轰然倒塌了吗？我们无从得知。关于这处遗址，在考古学上没有
证据表明某一天这里的全部城墙无端夷为平地。但在不同时代，这里的城墙的确曾经多次坍
塌。仅在青铜时代，这座城墙就至少被重修了6次。这里是地震频仍的地区。大地每天都在
微微震动；在一个世纪以内，就发生了4次大地震。仅仅是在过去几年里，人们才开始明白
为什么地震总是沿着这条山谷发生。红海和死海位于东非裂谷大断层的延伸地带。两块大陆
板块由地幔托着，紧紧相依。当这两块板块沿着这条断裂带相互挤压时、地面上就相应地受
到来自地下的震动。因此，这里的地震总是沿着死海所处的中轴线爆发。而且，我认为，这
就是为什么《圣经》里充满了关于自然界灾变的记载的原因：古代的洪水泛滥，红海和约旦
河地区的持续干旱，以及那利哥城墙的坍塌等。
《圣经》是一部奇妙的史书，一半是传奇，一半是纪实。当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成
的。而当以色列人不期而至时，他们就成为历史的载运者。《圣经》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民族不得不中止游牧和畜牧生活，成为农业部落的历史。
种田和放牧看上去都是些简单的行道，但在纳图夫地方发现的镰刀表明，这些行道并非
静止不前。植物和动物驯化的每一阶段都需要人们做出发明创造，而这些发明创造开初只是
一些技术手段，然后才从中萌发出科学的种种原理。人们始料不及，这些通过人类精巧的头
脑发明的基本方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村落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针、钻头、
锅、火盆、铲、钉和螺钉、风箱、绳子、绳套、织机、铠甲、挂钩、纽扣、鞋——人们可以
一口气举出上百种——制作之精巧，及其在人类上升历程中的重要性，不下于今天任何一种
原子物理学仪器。人类发明的丰富多彩，是各种发明相互影响的结果，一种文化，就是各种
思想成果的乘法器，其中任何一种新的方法都加速了其它新方法的产生，增强了其它方法的
威力。
稳定的农业生活创造了一种技术，并且从中产生出今天整个物理学和全部科学。我们可
以从早期镰刀到晚期镰刀的变化中看出这一点来。乍一看去，这两种镰刀非常相似：采集觅
食者在1    年前使用的镰刀与9000年前人们收割小麦时使用的镰刀。但是，只要仔细观
察，就不难发现，收割用的镰刀上有一条锯齿状的刃，使麦子在收割时能保持完整：如果撞
击麦穗，麦粒就会掉落在地上，而如果轻轻锯断麦杆，麦粒仍然裹在里面。从那时起，镰刀
都制成这个样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还是个孩子，那时人们还在使用带锯齿的弯曲的
镰刀收割麦子。这样一种技术，这样一种物理学知识，如此不着痕迹地从农业生活中产生出
来，以致于使我们觉得是这些思想发现了人类，而不是相反或别的什么。
当然，整个农业中最强有力的发明是犁的发明。我们把犁看作是开垦土地的楔子。而楔
子本身也是一件重要的早期机械发明：它是掘起土壤的杠杆，也是一项杠杆原理最初的应用
成果。很久以后，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向希腊人解释杠杆原理时说，只要有一个杠杆
的支点，他就可以移动地球。而早在几千年以前，中东地区的犁夫就已经在说：“给我一个
支点，我将养活这个世界。”
我已经指出，在晚得多的时候，人类至少又在美洲再一次发明了农业。但是，他们却没
在那儿发明出犁和车轮。而这些东西的发明有待于驮马耕畜的使用。除了单纯的农业耕作本
身，在中东地区，人类上升历程中重要的一步是驮马耕畜的驯养。正是由于没有取得这一生
物学上的进展，新大陆的农业仍然停留在掘土棍和背筐的落后水平上；在那里，甚至连陶轮
也没有出现过。
首次发现的轮子是公元前300年以前的遗物，地点在今天俄国南部。这些早期发现的遗
物是坚硬的木制轮子，人们把这些轮子安在木排或雪橇上，用来拖运货物，于是，这种木排
似的东西或雪橇就变成了一驾马车。从此，车轮和车轴成为人类发明创造不断推陈出新的双
重根源。例如，它后来又成为磨麦的器具，而且利用的是自然力：首先是畜力，而后是风力
和水力。这种轮子成为一切旋转运动的典范，成为解释物质运动的准则，成为科学和艺术中
超乎人类力量的绝妙象征。太阳是装有轮子的凯旋之车，而天空本身也是一个轮子，当时巴
比伦人和希腊人就是这样描绘灿烂星空的旋转运动的。按照近代科学理论，自然运动（即未
受干扰的运动）是直线运动；而对希腊科学来说，看起来自然的（即自然固有的）和事实上
纯粹而完美的运动是圆周运动。
大约在约书亚进攻耶利哥城时，即公元前1400年，苏美尔（sumer）和亚述
（Assyria）两地的机械工程师把车轮改变为一种滑轮，用来提水。同时，他们设计了大规
模的水利灌溉体系。垂直的蓄水竖井至今像标点符号一样遍布波斯大地，这些竖井深入地下
300英尺，与在地下构成水利系统的暗渠或地下水渠相通，只有在那样的深度，天然水才可
免于蒸发。在这些工程建成3000年以后，胡齐斯但（Khuzistan）的乡村妇女仍然从井中提
取定量的水，以敷古老村社居民的日常之用。
暗渠是一种城市文明的晚近建筑结构，这意味着当时已有控制用水权、土地所有权以及
其它社会关系的法律的存在。在一个农业社会（如苏美尔这样从事大规模耕作的社会）中，
法律准则的性质与游牧民族的法律不同，后者只涉及一只山羊或一只绵羊被盗窃的问题。到
了这时，社会结构和影响整个社会事务的规则发生密切关系：获得土地的权利、饮用水的控
制和管理，以及轮流使用这些四季收获丰歉所系的珍贵水利设施的权利。
这时，村里的手艺人已经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为发明家。他们在制作精巧的工具中综合了
各种基本的机械原理，这些工具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机器。这些工具在中东地区已经成为文化
传统的一部分。例如，旋弓（boW-lath ）就是把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的经典设计之
一。这一设计十分巧妙，用一条绳子缠在一个滚筒上，把绳子的两端分别拴在一种类似小提
琴琴弓的装置的两端，再把准备加工的木料固定在滚筒上，然后前后拉动弓弦，绳子和装有
木料的滚筒也跟着转动，凿子开始来回切削着木料。这种综合性工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1945年，我在英国曾亲眼看见吉普赛人用这种工具制作椅子腿。
一种机械就是开发自然力的一种手段。从最简单的巴克提利亚妇女携带的纺锤，到历史
上第一座核反应堆，以及后来的种种成就，无不如此。然而，当这种机械开发出更大的能量
来源时，它就越来越超出它原来的自然效用了。不过，现代形式的机器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今
天的一种威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个惊人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机器所开发的能量的大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来表达：功率是在机器的设计能力范围以内呢，还是二者完全不相称，以致使用者
无法驾驭机器，正常地使用机器呢？这样，我们又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上去了，当人类第一
次利用超乎自身的力量，即动物的力量时，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每种机械都是一种挽畜——
甚至核反应堆也不例外。机械的应用，增加了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以来从自然界获取的剩
余产品。因此，每一种机械的发明都重复地引出这个原来的二难推理：机械开发能量，是为
了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呢，还是要成为一种超出建设性应用范围的自行其是的力量源泉？关
于机械力的限度的这一冲突，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泰初时代。
农业的兴起只是这场生物学革命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牲）；的习iI【t和使用。，
动物驯I【t的进程井然有序。首先是狗的驯！养，其时可能早于公元前1    年。接着是
食用牲畜的驯！l养，开始是山羊和绵羊，然后是驮言，如中亚地区野驴的驯1养。这些动
物增“。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它介〕所消耗的。不过，只有这些动物俗守本份，甘愿充当人
类从事农业的仆没时，才是如此。
人类并未料到，从这时起，这些家畜已经孕育着对定居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剩余粮食的威
胁。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正是这些牛和驴，作为挽畜或驮畜，帮助人们增加了
剩余产品。（《旧约》郑重其事地告诫人们要恰如其份地对待这些动物；例如，它禁止农夫
把一头牛和一头驴套在同一张犁上，因为它们劳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大约在5000年前，
一种新的驮畜出现了——这就是马。这种动物比起先前的家畜来，速度快得多，强壮得多，
从而拥有更多的优势，但是，从这时起，马却成为对村社的剩余产品的威胁。
马起初用来拖曳有轮子的大车，就像牛一样——但马拉的车豪华得多，那是首领们络绎
出巡时乘坐的战车。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学会了骑马。骑马的念头在那时必定
像当初发明飞行机械的念头一样，令人惊愕不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更高大、更强壮
的马——马本来是很小的动物，就像南美洲的无峰驼一样，不能长时间地驮载人。因此，煞
有介事地把马当作坐骑这件事，开始于那些饲养和繁育马匹的游牧部落。这是一些来自中
亚、波斯和阿富汗等地的民族；在西方，他们被称作“西徐亚人”（Scythians），这是对
一种新兴的、惊人的东西，一种自然现象的统称。
骑在马上的人看上去要比一个寻常的人神气得多，他比别人高出一头，以令人瞠目结舌
的速度奔驰向前，好像是高踞于世人之上似的。当那些植物和动物已被驯化，并为人使用
时，骑马驰骋就不仅仅是一种超人的姿态，或是一种凌驾万物的象征性行为了。我们知道，
当骑马的西班牙人于1532年扫荡从未见过马匹的秘鲁军队时，马在历史上又一次引起人们
的恐惧和敬畏。因此，西徐亚人当时已戍为席卷一切不懂骑马术的国度的恐怖之物。当希腊
人看见西徐亚骑兵时，他们也以为马与骑手浑然一体；于是，他们创造出有关半人半马的怪
物的传说。希腊人想象中的另一个半人半兽的杂种林神萨泰尔（Satyr），最初也是半人半
马，而不是半人半羊的模样；来自东方的这种奔驰的动物引起的不安竟是如此之深。
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重现当人骑着马第一次出现时，给中东和东欧等地民族带来的那
种强烈的恐怖情景。我只能用1939年德国的坦克开到波兰，把面前的一切压得粉碎时的情
景与之相比，两者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我相信，马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历来被人
们低估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活动，战争也是马创造出来的。匈奴人（Huns）
带来了战争，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带来了战争，最后蒙古人带来的也是战争，这在后
来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这些能跑善追的动物
改变了战争的组织方式。它们造成一种不同以往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就象一种战争
游戏，而战争贩子们又总是那么热衷于玩弄这种游戏。
骑马作战的策略取决于驾驭马的技术、迅速的联络、一连串出其不意的实战动作，这些
特征仍然残存于亚洲的各种模仿战争的游戏之中，如象棋和马球。战争的策划总是被赢得战
争的人看作是一种竞赛。直到今天，在阿富汗，人们仍然举行一种叫作“布日卡什”（Buz
Kashi）、由当年的蒙古人流传下来的骑马竞赛。
参加“布日卡什”竞赛的都是职业骑手——就是说，他们都是受雇者，他们及其坐骑都
经过训练，目的是争取胜利的荣誉。在盛大的节日庆典上，有来自不同部落的300多人参加
角逐，不过，直到二、三十年以后我们才来组织这种竞赛。
参加“布日卡什”的人们并不组队。举行这种竞赛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这一队比另一队更
强，而是要产生一个夺标者。自古以来，竞赛中涌现出不少冠军，他们为人们所深深怀念。
这种竞赛的主持人由不再参赛的往届冠军担任。这位主持人通过一位传令官传达他发布的各
种号令，这位传令官也可能是以前参加过比赛的人，只不过不那么杰出罢了。在竞赛中，我
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球，而是一只砍了头的牛犊。（这个形容可憎的玩物正在诉说着什么，似
乎这些骑手正在玩弄农夫们的身家所系之物。）牛犊身躯重约50磅，竞赛的目的是看谁能
抓住它，而不让别人夺去，并带着它通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纵马奔驰，绕过赛场边上竖
立着的旗帜。然后，最困难的是返回出发点，夺得牛犊的人在掠过旗帜后，不断受到挑战，
但这位骑手仍不顾一切往回跑向最终目标，冲向混乱争夺的人群中、地上画有一个圆圈的地
方。
只有达到这个唯一的终点，才算赢得了比赛，因此没有宽客怨让可言。这不是什么体育
竞技，日此无所谓“弗厄泼赖”。这纯粹是蒙古人式的战术，是一种突袭的训练方式。在这
种竞赛中，令人惊叹的是那使蒙古人的敌手溃不成军的东西：看起来粗野无文的混乱争夺，
实际上诡计多端。一旦胜利者胜券在握，争夺便突然停息下来。
人们的印象是，旁观的人们比参赛者还要狂热，感情更加难以自制。相形之下，参赛者
倒显得沉着冷静；他们仪态万方地骑在马上，却又分明冷酷无情，他们关注的不是竞赛，而
只是获胜。只是在竞赛结束之后，胜利者才会陶醉在胜利的兴奋之中，久久不能平静。他还
得要求主持人认可他达到了目标，如果在混乱之中忘记这个仪式，他的成功可能不会被承
认。最好记住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取达到目的。
“布日卡什”是一种战争式的竞赛。使人惊心动魄的是那种有如美国西部牛仔式的道德
原则，以临战的姿态骑马奔驰。这表现了那种偏执于征服的文化状态；强盗显得像英雄，只
是因为他骑在马上，风驰电掣般地掠过。但这股风是空虚的。无论是马，还是坦克，成吉思
汗，还是希特勒，都是靠别的民族辛勤劳作养活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扮演的最后一个角
色，就是战争贩子，但这是一个时代错误。而更糟糕的是，在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在过去
12000年中，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定居的民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本章通篇贯穿着游牧生活与定居生活的冲突，波斯萨尔坦尼亚（sultaniyeh）高原上，
狂风劲吹，人迹罕至，阻挡了企图以游牧生活方式征服一切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
进攻。谈及这一切，就像吟诵一首悠长的哀歌。问题在于，12000年前兴起的农业发明本身
并没有建立或确立定居生活方式。与此相反，与农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动物驯养，却给游牧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绵羊和山羊的驯养，以及马匹的驯养，使成吉思汗具备了征服中
国和穆斯林城市的力量和组织形式，使他得以挥师直叩中欧门户。
成吉思汗是一个牧人，又是一种强有力的战争机器的发明人——这种关系，道出了人类
历史上战争起源的重要特点。而人们往往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推测战争起源于人类的某种
动物本能：似乎我们人类就像狮子一样，不得不以杀戮来寻求生存，或者像知更鸟一样，只
知捍卫自己鸟巢的领域范围。但是，战争，有组织的战争，决不是一种人的本能。战争是人
们经过周密计划、以合作方式进行的窃掠，1    年以前，就有了这种窃掠，当人们收获了
麦子，把余粮积蓄起来时，这些游牧民族从荒漠深处突然冲出来，抢走那些他们自己不能生
产的粮食。从耶利哥的城墙和它那史前时代修筑起的塔楼，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证据。这
就是战争的发端。
成吉思汗及其蒙古王朝，把这种窃掠的生活方式带到人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从公元
1200年到1300年，蒙古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试图建立强盗的世界霸权，这些强盗，什么
也不生产，无所用心，只知道从无处逃逸的农民那里抢劫农业生产所积蓄的粮食。
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对这些蒙古人来说，除了采取被他们征
服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外，别无它途。当他们征服了穆斯林民族，他们也就变成了穆斯林。
他们后来也成为定居者，因为他们无法长期忍受战争、抢劫之苦。成吉思汗死后，他的遗骸
仍由他的军队当作纪念物带到战场上去。但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则成为中国的一个建设者和一
个定居的君王，你们一定还记得柯勒律治（coleridge）的诗句：
在夏那都（Xanadu)，
忽必烈汗发号施令。
无比威严，令人欢欣。
成吉思汗身后的第五个继承人是完者都（oljeitu）苏丹，他来到波斯这片荒凉的高
原，修建了一座叫作萨尔但尼亚的宏伟的新都城。他本人的陵墓遗留至今，成为许多穆斯林
建筑的样板。完者都苏丹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的臣民来自世界各地。他是一位基督教徒，
又是一位佛教徒，最后成为一位穆斯林，而且他确实试图——在这座宫殿中——建立一个世
界性王朝。这个游牧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在于此：从世界各地汇集各种文化，使它们熔
铸为一体，再传播开来，使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采。
蒙古这一游牧民族谋求霸权的结果真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完者都苏丹身后享有“建设
者”的声名。但事实上，农业和定居生活方式已在人类上升历程中逐步确立，而且为人类和
谐的生活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在遥远的将来将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城市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