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美国

中国人看美国

作者:袁明　　来源:美国文化与社会十五讲

一、中国人看美国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国门开启，“西风”扑面而来。首先是一批学人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学习；同时赴西方考察的政府官员亦“从中央到地方”不断递增；再就是商务活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开展。实际上，当代中国人的这些活动，都是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开始的现代化运动的延续，只是在规模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人。

　　在这次开放中，一个新的学科科目出现在中国学术圈，即“美国学”。为什么呢？“美国学”的出现有当时的政治大背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这里所说的“大局”就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美国学”也逐渐成了一门“显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这个领域中既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本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其间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曲折与跌宕起伏，但是人们对美国的兴趣未减，尤其是青年人。

　　自1999年春天开始，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全校开设通选课“美国文化与社会”，试图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美国。授课教师都是各自专业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他（她）们都在美国较长时间地学习和生活过，对美国既有第一手的感性了解，又有对本专业知识的长期积累和把握。

　　这门大课的名称是“美国文化与社会”。若更通俗一点讲，就是“中国人看美国”。

　　一、中美交往的历史遗产

　　19世纪中后期，太平洋的波涛将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中国人由中国送往美国。一类是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以后，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登上美国国土的华工，一类是自1872年开始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清廷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国学习的宗旨视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两类被太平洋波涛裹挟东去的中国人的自然生命都早已结束，然而，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归宿却大有不同。中国赴美劳工在金矿开采、铁路架设中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流尽血汗，但美国在本身的西进运动完成之后，以“排华”代替了继续招雇中国劳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这一支中国人东去的人流中断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留下一些在美国受尽歧视与剥削后写成的血泪斑斑的诗篇之外，基本上是无声无息。

　　赴美学习的中国人则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负笈北美。这一支人流的声势不断壮大。与前者不同，他们有回流、有影响，不但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座桥梁，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的确有吸引力。那一片土地曾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但同时它又培育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为例，他在少年时代便赴檀香山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研究了美国历史之后，孙中山先生最推崇美国总统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的政治主张，遂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一创举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不可限量。

　　这里还特别要提一下“庚款留学”运动。l901年《辛丑条约》所含的不平等条款中规定，中国政府要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约合两千五百万美元。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早期留美学生）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减少赔款。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Smith）．贝lJ于1906年正式向本国政府提出“退款办学”。将“退款办学”的本意阐述得最清晰的是当时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他在致老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最大的回报。对于商业来说，精神比军旗更可靠。”【2】老罗斯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经与清政府商定，美国将一千一百万美元自1909年至l940年逐年退还给中国，用于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费用并创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其中更为具体的规定是，中国赴美留学生80％将学习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等。庚款留学还规定，以庚款为经费的留美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国。

　　20世纪初中国学子赴美求学时，美国本身也正在进行着革命性的变化。在美国国内，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是仍在拼命追求工业主义、追求组织大生产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在国外，美国则开始寻求市场经济的“新边疆”。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青年学子，面对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心情复杂而感慨不已。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往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这个时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大多笃信“科学救国”。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工业发展、科学研究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成为真正的奠基者、填补空白者和播火者。他们之中有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学家竺可桢，建筑学家梁思成，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化学家侯德榜、杨石先，航空学家钱学森，水利学家张光斗，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等人。实际上，以上所列的名字只是中国现代化大潮中留美运动的一批代表人物。从不久前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的“中国现代留美运动述历史项目”来看，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运动称得上是波澜壮阔，而其中的每一朵浪花也都有自身的夺目光彩。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些先驱者们除了在各自专门领域中的特殊成就之外，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贡献则是展示并实践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这一点是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正如罗荣渠先生在仔细研究了这一段历史后指出的：“这段史实的重要性在于：真正的科学主义精神和科学人生观不是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而是中国留学生自己从外国输入的。”

　　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既如此密切，那么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在现代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动感情的问题。美国似乎总是与中国人的痛苦和希望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总难免受到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世界和一个同样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和影响。由于中国在近代受到了太多的欺负，中国人在看待外部世界时总会受历史阴影的影响。历史学家章百家在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后曾说：“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时一下子就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心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4]应当说，这也是中国入同美国交往中在心理层面的一份历史遗产。不过，美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之间是一道巨大的鸿沟。一位中国留美青年学者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他和友人开车从美国东海岸西行，在亚利桑那州迷了路，竞鬼使神差般地绕到一处早年华工的遗址。那儿有一座极其简陋的纪念室，室内有一些关于当年修筑铁路的华工们的介绍。这位青年在遗址边站立良久，感叹地对同伴说：“我们现在还是在替美国铺路，是信息公路。”看来，这些积淀很深的历史遗产，还将伴随今后几代中国人。这个故事也同时说明，当年华工苦力的经历和中国留美精英学子的思考可以跨越上百年的时空界限而汇合为一，其汇合点是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

　　二、观察美国

　　在世界历史上，美国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从殖民地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确实是一大奇观。对此，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

　　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赴美国考察，1835年，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问世。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仅法文版就出了l7版，另还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译本。日本明治维新后，这本书亦很快被翻译介绍。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它在美国大受欢迎。在美国著名大学的政治系中，这本书无一例外地被指定为必读书。一些政治人物甚至与它终身相伴。一位身居高位的美国政界人士曾告诉我，他每隔一段时间便要仔细研读一遍《论美国的民主》，在他看来，这本书几乎与《圣经》一样重要。

　　为什么一本由法国人所撰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会引起美国人这么强烈的认同呢？我们不妨较为具体地来看一下。在最重要的绪论部分，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地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5]在观察美国并回顾了法国及欧洲的历史之后，托克维尔看到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即：“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6]

　　《论美国的民主》完成了一种有机的结合：总结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它揭示了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段进程：欧洲人曾用战争手段去推动社会的变革，但美国人却主要依靠非战争手段实现了欧洲的理想。“十七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是世界历史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一段加速和升华。这是美国人对此由衷认同的根本理由。[7]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对托克维尔所表现出来的宗教使命感亦由衷认同。托克维尔考察美国，但他真正关心的是法国的前途和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认为，“宣称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督教，不会反对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呼吁“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对民主的宗教信仰”。[8]目前在美国，从喧闹的首都华盛顿到中西部安静的乡村，对上帝的敬畏再次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自我约束和戒律。即便在总统布什的工作会议开始之前，他也要带领全体内阁成员对上帝祈祷。他们的信仰和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所阐明的一样：“我不太清楚上帝的意图，但我不能因为自己无法深知而就不相信它，我宁肯怀疑自己的智慧而不愿意怀疑上帝的公正。”[9]

　　从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到对上帝的由衷崇敬，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精神血脉是相通的。但是，这两者与传统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距离甚远。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对美国都进行过实地考察。康有为认为，中美“本原不类，精神皆非”。他对美国的清教徒的评论是：“以立国为救民水火之心，无争位以专擅权势之意”，认为他们有学问、有知识、有财力。梁启超对美国则做了更为深入的考察并著有专著《新大陆游记》。梁启超认为，美国立国，是以清教徒为中坚力量的，他们在英国时就有自治的习惯，到新大陆后又培养数百年而得成熟，而中国则“久困专制之下，政治本能，屈而不申，自治习惯，养之无数”；在考察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梁启超指出，美国以门罗主义为指导，不自陷于国际纷争旋涡，“专务休养生息，蓄力待时”。康、梁对美国的考察，始终和对中国的思考并行。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借对美国华人的观察进一步批评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弱点，即：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10]

　　应当说，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放眼看世界”时，他们的着眼点和立意是相当高的。当时鸦片战争旧恨未消，辛丑和约奇耻尚在，但他们能超越出来，从世界大势想中国未来。他们的许多结论经受住了历史和时间的考验。这很值得后人们深思。

　　另一方面，康、梁等人对美国的观察虽然也相当深入和独到，但他们很难像托克维尔一样被美国人接受。除了政治、社会、语言的种种障碍之外，精神上的沟壑亦难逾越。正如康有为自己所言：“本原不类，精神皆非”，这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一种很高的文化觉悟，但同时也表明了一种无奈。

　　因此，在观察美国时，这些前人的足迹还是有一定的导航作用。懂“形”易，懂“神”难。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便说过：“我们要认识美国，不在他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在他们早年的乡村里。”[11]美国早年的乡村，孕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它哺育了美国两百年，造成了今天这个超级大国。而美国早年的乡村，又联结着欧洲大陆上的文明碎片。中国人要真正懂美国，可能需要迈出比托克维尔多得多的步伐，去走近西方人的精神家园。

　　三、美国的特色

　　美国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国家，这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民情造成的。我们的这本书，将深入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介绍美国特色。这里先列举一些专题。

　　（一）“大熔炉——移民的国家”

　　我曾在美国看过一部音乐剧《破碎年代》（TheRagTime）。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纽约。一对白人基督教徒夫妇的平静生活被一系列外部冲击搅乱了：俄罗斯犹太人移民到新大陆来寻求自由；黑人要求自身的权利。在目睹了枪击和鲜血并与妻子因政见不同发生激烈争吵后，白人丈夫离家远航，思想激进的妻子和新欧洲移民及黑人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

　　这个故事断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避开了早期欧洲移民到新大陆创业时期。它力图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但却并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聚集过程。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凄苦。但是，美国人凭借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实践，终于梦圆在新世纪的曙光升起之时。

　　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移民来说是一个艰难时期。首先是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从早期的鼓励移民转为限制和排斥移民。这既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方面，也显见于民众的情绪之中。自此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宽严交替，一直在容外和排外两极间调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美国人发现“大熔炉”又面对新的挑战。全球化的浪潮使美国人更急于走向世界市场，也更急于在全世界吸引人才以保持美国在科技、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的绝对优势。然而，“9-11”发生了。美国人如大梦初醒，看到了近在身边的恐怖。移民政策又开始做新一轮调整。

　　与生活在美国的移民们聊天，经常可以听到“主流社会”这个词。“主流社会”实际上就是盎格鲁一萨克逊的传统为核心的社会。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非主流”势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当年以奴隶身份被贩卖来美国的黑人局代的人数也在急剧增长。美国有人惊呼：“大熔炉”要变成“大拼盘”了。这是非主流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冲突论”名扬世界，但我们需知道，当他阐述着伊斯兰教、儒教等世界上种种“异教”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时，他忧伤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美国国内。

　　（二）契约原则

　　契约关系是美国民主的核心，它显示了美国人特有的处人和处事的方式。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提出要和美国人民订立新的契约。1994年，共和党人金里奇担任众议院议长，因提出“美利坚契约”而名噪。他强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是契约关系，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美国人认为，以契约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相信，圣经中说亚伯拉罕与上帝订立契约的事也是千真万确的。契约原则最早可上溯到l620年。一批欧洲移民乘英国的“五月花”号帆船在新英格兰登陆。当时已是冬天，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这批移民只能选择就地为营，建立一个定居点。当时“五月花”号上的所有成年男子共同签约，表示“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其能更好地发展，将不时依此而制定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一百多年以后，“五月花”号上的民主萌芽长成大树。l787年，美国的一批开国者们在费城起草美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民和国家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原则影响到美国人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美国人表面上是实用主义，但其背后还是精神的力量。美国人坚信，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他们坚持认为，这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全世界也应当如此。

　　（三）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原则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即立法权力归国会；行政权力归总统；司法权力归最高法院。这是美国的开国者们为了防止政权腐败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一个政治基本架构。

　　与此同时，开国者们还将保障人民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写入宪法。他们希望，在实行权力制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舆论监督的保障。历史已证明，这一言论自由原则和它所导致的舆论监督，使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自我纠正”机制。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在深入分析了20世纪的美国以后指出：“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评传统，这样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她还特地介绍了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在上个世纪20年代访问美国后的一段评论文字：“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这种“自己爱宣扬缺点”已成一个传统，最近被揭露出来的美国大公司——安然公司丑闻就是一例。

　　四、强烈的宗教意识

　　在美国，宗教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存在，46％的美国人反对进化论，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十分重要。与欧洲相比，美国人信仰宗教的比例要高得多。

　　我们只需看一下普通的美元纸币。不管哪种面值的纸币上都赫然印有“我们信神”（InGodWeTrust），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享有盛名的美国教授曾告诉我，他并不相信有一个上帝的肉身，但他相信宇宙中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至高无上，上帝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我也曾去观察过一个美国黑人教堂的礼拜。那是一个为中上收入的黑人服务的教堂，参加礼拜的黑人服饰十分考究，但他们向心中的上帝祈祷时则显出与白人教堂完全不同的风格。在白人教堂里，多是圣乐低回，庄严肃穆；而黑人教堂则是歌声响彻云天，人们仰首跺脚挥手高歌，向上帝倾诉一切。在讲究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上帝”一词也已多元化了。

　　上个世纪末，美国人对宗教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许多宗教人士认为，美国人被物质引诱，已走上歧途，必须依靠宗教力量来清洁社会风气。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当时50岁左右的人。他们被称为“婴儿潮”的一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都在其中。“9·11”后，美国出版了《战时布什》一书，书中提到这么一件事：83岁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德向这位共和党总统抱怨好莱坞文化把美国推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12]这种“自己爱宣扬缺点，已成一个传统，最近被揭露出来的美国大公司——安然公司丑闻就是一例。

　　（五）创新精神与机制

　　自18世纪末开始，美国用了两百多年时间，完成了立国、富国、强国的过程，从一个殖民地变成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很大的奥秘在于它的创新精神和机制。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与他们的宗教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开国的过程中有一个“西进运动”，即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推到太平洋。在“西进”时人们的口号是“命运天定”（ManifestDestiny），其内涵是要依靠上帝的旨意去把握住一切创造的机会。

　　创新在美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美国建国初期的宪法制定、政府组建等都是制度上的创新。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是又一次大的制度创新，挽救了资本主义。这是在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上，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美式企业管理模式上，依靠高科技，重视教育和培训，实现数字化管理，以法律和合同为基础。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我在纽约的花旗银行总部已看到这样的场景：机器人在走廊上穿行并发放文件，据说是为了降低成本，而花旗公司许多原在纽约的业务也已被转到人力相对便宜的爱尔兰、意大利等地，因为信息技术的发达可以帮助节约开支。

　　创新需要有智力支撑。除了政府研究机构之外，遍布美国各地的思想库亦不断地在提供创新思维。这些思想库有的设在大学里，也有不少完全独立存在。思想库的一大作用就是网罗人才，鼓励人才独立思考，出独特见解。

　　五、美国的难题

　　高度发达的美国也面临着种种难题。

　　（一）国内难题：种族问题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这样预言：“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一些观察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几乎总是归结于这一主要事实。”[13]在美国，黑人问题曾引发了l9世纪的南北战争、20世纪的民权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中筠将黑人问题称为“美国良心的负担”，实际上道出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几乎不能超越的两难处境。

　　对美国来说，种族问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为了发展，美国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一直在动员和运用全世界的人力资源。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全球化过程。移民带来了种族问题。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主要表现为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非洲裔、拉美裔、亚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也表现为有色人种之间的冲突。

　　冷战结束，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高涨。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也又一次趋于激化。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在思想界尤其是大学的思想库中应运而生。l994年8月，哈佛大学教授赫恩斯坦和保守派理论家默里合作出版《正态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一书。作者认为，人的智商取决于遗传因素。他们指出，在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要EL白人低1．5个百分点。该书曾一度成为畅销书。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继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的再次兴起。它亦提出一系列极端并有挑战性的观点，如否定欧洲文明，认为欧洲文明起源于非洲。欧几里得、荷马、苏格拉底甚至耶稣基督都是黑人；认为欧洲人属于“冰人”（Icepeople），生来自私自利，而非洲黑人则属于“太阳人”（Sunpeople），天生善良，所以白人要比黑人低劣。

    理论上的不协调反映出实际上的不相容。托克维尔说：“你可以使黑人获得自由，但你却不能阻止白人把他们看做异己。”1411992年4月洛杉矾黑人骚乱，起因是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而被法院判决无罪。骚乱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亿美元，为了平息暴力冲突，美国政府调集了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还出动了大批装甲车。暴力冲突蔓延至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亚特兰大、匹兹堡等大城市，使美国举国震惊。

　　除了种族问题本身的顽固之外，新的挑战也使人们不敢掉以轻心。最现实的就是选票问题。在今日的美国，黑人和其他非白人族裔的选民人数剧增，不管是谁竞选都需要争取他们的选票。如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都争相用西班牙语来争取拉美裔选民们的支持。这种传统形成的对非主流种族的排斥与歧视和现实上对他们的需要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

　　近年来，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也出现了新的紧张趋势。由于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剧增，加之他们的高生育率，拉美裔美匡人（主要是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在美国总人15中的比重上升。据预测，到2010年，拉美裔美国人将达到4000万从而超过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黑人认为这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因此双方在就业、移民、竞选公职等方面展开了竞争。亚裔美国人的情况略为不同。在早期，亚裔在美国被视为“赔民”，被认为是与主流美国社会格格不入，文化素质低劣。经剥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亚裔美国人已在美国社会中构筑了一道猁特的风景。据统计，有l／3以上的亚裔美国人受过4年以上创大学教育并拥有学士学位，这个百分比是白人的1倍，黑人的z倍，拉美裔的5倍。这一突出的成就赢得了喝彩，也遭到嫉妒神报复。亚裔美国人经常遭到美国蓝领白人、低收入黑人和拉妻裔美国人的袭击。如上述的l992年洛杉矶事件中，白人打死了黑人青年，而大批黑人却把该城几乎一半的韩国店铺付之一炬。美国民权委员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称：“以暴力、蛮横、骚扰和恫吓等形式出现的反亚洲人活动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中又添加了一个穆斯林因素，使原来一直不突出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上升到凸显的位置。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几位穆斯林乘客已通过机场安检，准备登上美国国内的航空班机，但却遭到白人机长及所有其他乘客的反对。此事被报道后，美国的穆斯林社区舆论哗然。然而，随着反恐力度加大，穆斯林美国人和主流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更加难以缓和。

　　可以肯定，虽然一代代的美国有识之士和政治家们为种族问题的妥善解决绞尽脑汁，但是种族冲突仍将作为美国文化和政治的首要问题继续存在下去。

　　（二）国际难题：“高处不胜寒”

　　美国只用了两百多年时间，从一块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所始料未及的。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告诫人民要远离欧洲旧大陆的纷争，专心发展自己。在整个19世纪，美国基本上是以美洲作为主要活动舞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冷战及其结束更将美国推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今天，美国以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全面优势，在国际上不断显示自身的超强地位。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用了一句中国古词来形容冷战后的美国，即“高处不胜寒”，诚哉斯言。

　　年轻的超级大国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发展了几千年的极其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来认识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对美国是极大的挑战，也是极大的难题。受地理、历史、语言、宗教等多方面的限制，美国真正开始有全面了解世界的意识，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这之前，美国真正关心的还是美洲或西半球的事情。在美洲之外活动的美国人，多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即便了解一点外部世情，但他们对美国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影响仍极其有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改造世界的方案开始，美国式的世界观才逐步展现并逐步自我完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之后，这种美国式的世界观已自成一套理论和体系了。凭借着美国雄厚的财力和人力，亦凭借着美国的创新机制，这种美国式的世界观、国际观在内部不断实现理论和体系的完善；在外部则不断辐射扩散，大有独步天下之势。

　　这种美国式的世界观和国际观的核心是美国价值观，但又不仅于此，它也要秩序和军队。它还相信，世间一切社会发展模式中，美国模式是最好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随着信息革命、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呈现出相互依存的趋势。美国国内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试图突破传统，研究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动态，勾画这一日趋复杂的世界。但他们的努力受到了一批保守人士的激烈批评。这批人士怀着极强的使命感捍卫着“美国第一”，从理论到实践。“9·11”给了他们机会。

　　这批人士现在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一些法国人曾这样来形容他们：“他们喜欢民主、秩序和军队；他们讨厌共产主义、基辛格和联合国；他们赞成杜鲁门、里根和托克维尔。”¨5J这些人代表着美国国内一种相当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其中一些人还身居高位。目前，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的影响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给美国制造更多更大的国际难题。 

　　一切变化的最终动因来自于内部。我们要了解美国今后在国际上的走势，就需要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及政治力量的走势；了解各种类型的美国人究竟如何在看这个世界。只有如此，我们对美国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并展示研究的意义。

　　注释

　　[1]参见章百家：<中国国内政治及亚太政策1972--1989），此论文提交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系列合作研究项目“20世纪中美日关系研究”2000年东京会议。

　　[2]徐鲁航：《庚款留学对中国的主要影响》，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3]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4]章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l版，第4页。

　　[6]同注

　　[5]，第7页。

　　[7]同注[5]，第l5页。

　　[8]同注[5]，第8页。

　　[9]同注[5]，第l5页。

　　[10]此段中引文均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一64页。

　　[11]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l985年版，第l6页。

　　[12]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19页。

　　[13]同注[5]，第396页。

　　[14]同注[5]，第400页。

　　[15][法]樊尚：<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载于法国《新观察家》周刊，2003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