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晚清与民初的军事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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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and Early Republic
Hans van de Ven
摘 要
对於晚清与民初的军事改革问题,前人的著作已经说明其对於北洋军阀
的兴起与引入西方练兵制度的重要性.本文探索军事与财政改革的关系与这
种改革对於统一官僚帝国的政治和财政制度的影响.本文首先论及晚清各个
失败的财政结果,再论及对军事改革的各种意见.在实行中,军事改革的殷
切使清廷增加其对於地方财源的要求.军事和财政改革没有走上正轨,反
之,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派系斗争.本文也探索在辛亥革命时期关於军
事,财政与政治权利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凯尝试实现一种受到统一
控制的财政与军事的国家而且为了这个目标继续实行晚清的军事与财政改
革.除政治,文化,与外交问题以外,财政问题也应该被看作为其失败的原
因之一.
关键词:晚清 民初 军事改革 财政改革 袁世凯 对於晚清与民初的军事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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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近代史研究》目录与摘要
2005-12-26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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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6期
1998年第6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52:15
1998年第6期
大沽口之战考实
茅海建
由于当时奇特的政治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主战场仅为广州地区和京津大沽地区。而广州地区的战事,又是在清廷中枢不知真情的状态下进行的,在当时一些清朝人士的眼中,似乎可以看作是广东方面与英、法的战争。就实际情况而言,广东方面也确无他省和中央的军力及财力支援。真正反映战争水平的战事仅在京津大沽地区,而最具重要意义的作战区域又是大沽。1858年、1859年、1860年清军在大沽与英、法军进行了具有战略决定性的三次大战,规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本文拟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探讨那三次作战,并对其中的史实考订厘清。
琅威理与北洋海军
戚其章
在北洋海军所聘用的众多洋员中,以琅威理(CaptainWilliamM.Lang)表现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他先后两次应聘来华,对北洋海军的发展和正规化作出过贡献;最终又辞职返国,不仅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受到重大影响,而且还酿成中英之间的一场严重外交风波。琅威理与北洋海军的兴衰关系至大。惜乎百余年来,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却不多见。故撰此文,谈点浅见。
一、琅威理其人及其两次应聘北洋海军的经过
琅威理(1843—1906),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其后一直服役于各舰,成为一名职业的海军军官。
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
张华腾
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5、1906年),清政府调动数万名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进行了两次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即会操。这两次会操展示了晚清军事改革的成就,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两次会操造成的巨大影响,还直接关乎晚清政局。但到目前为止,对两次会操似没有专文研究。本文试作探讨,以期补苴罅漏,抛砖引玉。
(一)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袁世凯督练的北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考察一下这支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练兵处计划于当年在直隶河间举行会操。
近代华北平原佃农的土地经营及地租负担
──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二
史建云
近代华北平原不属于租佃制度很发达的地区,尽管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租佃关系应该加以充分重视。因为在中国古代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租佃关系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到了近代是如何发展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减弱,在并不发达或者说已经减弱了的租佃关系中,佃农经济的形态如何,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理解。
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
单　强
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农村集市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最基本的层次。乡镇市场上连城市,下通集市,成为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处于中级市场的地位。城市是现代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拥有十分完备的全方位市场功能。近代江南乡镇市场不仅面广量大,其专业化趋向也日益明显,而庙会与茶馆交易以及市场经纪人的活跃,为我们透视江南乡镇市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清末江苏“商变”浅论
张海林
清末十余年间,“民变”、“兵变”两词频繁出现于文档书报,而本文题目所涉及的“商变”一词却似乎未见。但是,“商”与政府背离、进而像“民”与“兵”一样组织起来向政府抗争又是人所共见的客观存在,其发生的频率、动员的规模、社会政治影响都比“民变”或“兵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晚清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商变”,只是人们还没来得及创造一个相应的浓缩性词汇称呼它罢了。而清末的江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商人的力量最为强大,在与封建政府斗争方面也最为活跃。
试论薛福成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
刘悦斌
薛福成曾多年追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务,后又任清政府驻英、法、义(意大利)、比公使数年,为晚清著名外交官,对晚清外交多有赞画。19世纪以来,以中国为封主的东方朝贡体制受到西方殖民侵略活动的猛烈冲击,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成为晚清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即试图就薛福成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作一分析。
一、“守在四夷”的传统思想
薛福成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原则上本之于中国传统的“守在四夷”的国防思想。“四夷”指中国周边的国家或部落。
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
郭双林
晚清中英香港设领交涉,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此事从1869年发端,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在这几十年间,中英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但最终也未能成功。此事的起因是什么?交涉的经过怎样?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晚清中英关于中国设立驻香港领事的谈判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查缉走私,保护正当贸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一个著名的走私贩私中心,走私的货物,从昂贵的鸦片到廉价的食盐,几乎无所不有。
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
陈蕴茜　　叶　青
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一定变异。这些变化冲击着城市传统社会结构,传统婚姻制度也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变动。本文试图对民国时期婚姻制度的变迁及人们实际婚姻生活状态作一考察,以揭示民国社会深层的变异。
(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包办,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
──与陈金龙先生商榷
陶季邑
笔者最近拜读了陈金龙先生的大作《“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颇受启发。陈先生在文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不过,笔者觉得文中有的地方值得商榷。陈先生在文中说道:“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继承了经典作家的上述思想,但开始时也是分开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概念,直到1929年2月才把二者合为一体来概括中国的社会性质。”“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概念。”
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
张庆海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个长盛不衰的课题,已有许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对于流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以下简称“两半论”)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成果颇少,陈金龙先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一文弥补了这一空白。陈先生以深厚的功力、丰富的史料,将这一过程阐述得相当明晰,令笔者深受启发。但是,笔者不同意陈先生关于列宁首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来界定社会性质及蔡和森在中国首先使用同一概念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
1997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近代史研究》1998年各期目录
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首届评奖启事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5期
1998年第5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50:44
1998年第5期
戊戌维新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座谈会综述
本刊编辑部
百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了改变中国积弱局面,发起了一场在列强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动,从制造舆论、伏阙上书、诏令迭下,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流亡、光绪被囚,戊戌变法以喜剧开始,悲剧告终。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戊戌变法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然而,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百年岁月不过是一瞬间,加之中国近现代前进历程的艰难曲折,时至今日,维新志士追求的强国梦仍然是国人奋斗的理想,“兴民权、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义”还是今天知识界任重道远的启蒙目标,衍生于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若干痼疾也并未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彻底根除。
严复拒卢梭意在讽康、梁
蔡乐苏
严复与卢梭思想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一问题具代表性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未加分辨地将卢梭置于严复乐于介绍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之列,认为严复也像对待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等人的思想一样,正面介绍和吸收了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思想。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
罗志田
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新党”、“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的频繁出现,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新政推行较早的湖南,新旧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末似已基本确定。叶德辉在那年底的《与石醉六书》中,已开始大肆攻击梁启超在湖南传播公羊学,他在后来刊印的信末按语中说:此信“为斯事辩难之始”。虽然他那时尚认为:“旧党与新党,说到人情天理,固无有不合者。”但新旧两党的分野显然已出现了。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杨天石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1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两份资料,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
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
──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
段云章
戊戌维新轰动国内外,在南洋新加坡等地也有强列反响。这在其时新加坡华人维新志士邱菽园等的活动、言论,特别是作为他们喉舌的《天南新报》中有鲜明反映。惟资料零碎,而《天南新报》发行于百年前的新加坡,传到国内并能保存至今者迄难一见,故国内外某些论著对此虽偶有论及,但尚不系统全面。有的新闻史作者因未亲阅该报,评述多有错讹偏颇。我有幸见到该报1898—1900年残本(辑成10卷),深感其弥足珍贵;随后又从《清议报》、《知新报》查到一些转载该报的时评、诗文和评介该报的文章;并且查到了邱菽园的一些著作以及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秦力山等人的交往函札和诗文;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
刘卫东
印支通道是抗战前期(1937—1940年)国民政府为打破日本封锁、获取外援物资,以维持抗战力量而开辟的连接法属印度支那(本文特指越南)北部港口海防和中国大西南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在中国战时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如何维持国际运输路线,乃有关中国存亡之问题”。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之下,中国的国际交通运输线随战事数经演变,分别经历了港粤、越南、缅甸及印度四个时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交通问题时,大多忽视了印支通道的存在和作用,即使稍有论及,不是不解内情,就是毁多誉少。这一状况的存在,不仅使对印支通道的研究相当薄弱,而且也产生了不少误区,因而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卢沟桥事件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
王建朗
目前,人们对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应变的剖析还不够深入,在论述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时忽视了对其避战愿望的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南京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作出抗战决策的?其主要军事决策人的愿望是求战还是避战?
(一)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卢沟桥事件后南京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在对日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似较为坚定,而后者则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向。历史已经证明,第29军将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
严昌洪
丧葬礼俗包括相互渗透的丧葬礼仪制度与民间丧葬风俗。它是人生礼仪的最后一个节目,受到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普遍重视。丧葬礼俗的传承与变革,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丧葬礼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上的一个大题目。民国年间(1912—1949年),历届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以及多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丧葬礼俗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演变。
晚清时期外聘洋员生活待遇初探
向中银
晚清时期外聘洋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人所共知,而外聘洋员享有生活上的优厚待遇尚乏人探讨,作者对此提出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一、清政府内部在外聘洋员生活待遇问题上的探索面对西方的直接挑战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的打击,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从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出发,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早期近代化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各种新式事业的举办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事前已有比较丰富的科技知识和充足的人才储备,诸事易于举办。
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孙春芝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城内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由于此案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率先三次向中国官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刘杰跟丁高升所触发,法国外交官是天津教案的肇事者,后又为激愤的民众所杀,因此清廷十分重视,随即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此案。当时天下关注曾氏:“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甚至有人希望“假民之愤”,“将各处教堂尽行毁废,传教之人尽行撤回”。
1997年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4期
1998年第4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49:33
1998年第4期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杨奎松
1940年秋冬,因为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被歼,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
“古今事无殊,东西迹岂两”
──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郑师渠
以吴宓、梅光迪、柳诒徵诸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崛起于20世纪20—30年代。他们服膺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曾创《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立异。学术界长期以来视学衡派为顽固守旧派,加以贬斥。近年来人们的看法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文化观。
欧战后,“欧洲文化中心”论根本动摇,世界文化潮流出现了由对立走向对话的新变动。这反映了在世界历史日趋统一发展的进程中,人类愈益关心自身的命运,希望借助东西方的智慧以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关晓红
1905年学部的成立,是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和新政时期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一环。尽管外务部、商部、巡警部设立于前,整个内阁官制变更于后,它的问世没有石破天惊的轰动,却显示在西学东渐的促动下,清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向着近代政治形式迈进一步,为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与新事新设的外、商、巡三部不同,学部虽然面向新式学堂,却由旧体制脱胎而出,其诞生历程的一波三折,相当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体制转换的艰难曲折,即使这种变革只是发生于政体范围之内。
从祗洹精舍到武昌佛学院
何建明
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是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的两大重镇。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创办,追根溯源,不能不提到杨文会居士在清末创办的祗洹精舍。正如1923年夏季欧阳竟无居士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时发表演讲所说:“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支那内学院),实承祗洹精舍而来也。”本文仅从佛教文化教育的角度,就武昌佛学院与祗洹精舍的历史关系略作探讨。
鸦片战争赔款研究
郭卫东
鸦片战争赔款为近代中国第一笔对外赔款,于此论者不乏,其中以彭泽益的《论鸦片战争赔款》一文为尤具功力之作,其基本观点迄今仍为不移之论。1惟当时英国方面有关这一专题的诸多档案尚未出版,使得学者难以利用。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大规模地揭出,使得后学比前辈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鉴于此,姑对这一重要专题再补论之。
试论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
刘存宽
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来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此次战争的动因,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英国是为了“外交平等”和捍卫“国家尊严”而发动这次战争的;有的人认为战争起源于“中西文化冲突”,等等。但大多数中外学者均认为这次战争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其中又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次战争完全是受英国保护其对华鸦片贸易利益所驱动;另一种认为这次战争与鸦片贸易无关,战争的起因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开拓对华“自由贸易”。
义和团运动与美国对华政策
〔韩〕金希教
大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形式上强调“保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一措辞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坚持要求取得并扩大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旧扩张方式是有所不同的。美国则是这一改变的代表,它的门户开放政策非常鲜明地成为这一新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式的集中表现。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正是美国这一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曾有中国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力量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制止了列强扩张的加速化,可惜迄今为止还缺少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
苏州杀降事件与戈登李鸿章的矛盾冲突
王洪运
1863年12月6日,卖友献城投降清朝的苏州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八人被李鸿章杀死,震惊中外的“苏州杀降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外关系,负责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英方代表人物──“常胜军”统领戈登,几乎与李鸿章火并。然而,这一既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又与李鸿章“儒将”身份不相符的杀降行为,却意外地得到了“理学家”曾国藩的赞许,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变动情况考
李学智
北京临时参议院,1912年4月29日开院,至1913年4月8日解散,存在近一年,是民初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场所。目前所见几种著作中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人数及人员的记载,多有分歧,笔者根据北京临时参议院历次会议速记录,并参考当时《申报》、《大公报》的有关报道,对几种关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情况的记述进行了考订,以期得出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结论。疏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以费正清为例
李　帆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对于中国问题,韦伯也留下了《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andTaoism)等著作,开启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即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Capitalism)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这一“韦伯式命题”深刻影响了海外中国学家,他们的大量成果是沿着这一命题追踪的产物。
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
沈　智
1997年9—10月,我应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的邀请,赴日作短期访问。“中国女性史研究会”成立于1977年,最初仅由4人发起,至今已发展成为拥有100多名会员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累累。现将日本多年来对中国女性史的研究作一简述。
一、最早的一部《中国女性史》
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开始于60年代,后来成为中国女性史研究开拓者的小野和子当时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的唯一女学生。她在1954年毕业后,最初致力于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先后写了《东林派的政治思想》、《黄宗羲的前半生》、《明末的结社》、《清初的思想统制》等论文。
《孙中山与日本》评介
俞辛火享
在孙中山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17年半，其中在日本9年半，占54%。在这一期，孙中山进出日本16次，其中8次是在日本居住时临时进出的。这一次数和时间远远超过欧美及南洋地区，占居首位。因此孙中山也自称日本为“第二故乡”。日本在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中占有特殊地位，孙中山作为贵族访问的唯一的国家是日本，为他的革命提供过一时援助的国家也是日本，而且他的革命队伍的骨干多系留日学生。这使孙中山的革
命运动与日本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近二十年来张之洞研究概述
黎仁凯　乔丽荣
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研究是令人瞩目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自80年代中期至今,是张之洞研究走向繁荣的时期,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现将提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一概述。
一、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1.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形成
张之洞何时形成洋务思想并转化为洋务派,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其洋务思想形成于1881年担任山西巡抚前后或更早一些。刘建一指出,还在清流时期,张已对洋务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伊犁事件后,张之洞在外交、国防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这证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洋务思想。
“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概述
郭常英
由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12月1日至3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以及港台的学者80多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60多篇。这次会议以“严复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围绕严复“文化与教育思想近代化”、“政治与哲学思想近代化”、“经济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严复传播西学与中国近代化有学者提出,严复处于中西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时代,他适应时代的需要,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在晚清思想界卷起了巨大旋风,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96—1997年台湾、香港、澳门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周年院庆通告
关于评选“中国革命史学术奖”的通知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3期
1998年第3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47:39
1998年第3期
纪念罗尔纲逝世一周年
罗尔纲书信选
罗文起辑
复《历史教学》月刊社
《历史教学》月刊社:
承示林言椒先生大作对我关于忠王写自传动机问题的几点意见,拜悉。
我对林言椒先生所提对于经过反动派之手的《忠王自传原稿》应该持怀疑态度一点,我完全接受林先生的珍贵意见。
但我对林先生所论以从字迹鉴定真赝是很不科学一点还想不通。鄙见认为从字迹鉴定有人得到错误的结果,那不是这种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对工作的精细或粗率的问题。天下不会有绝对相同的字迹,不但摹仿不来,就是把原本照刻也会走了样,我们在南京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时所发现的“报恩牌坊碑”、“玉玺”拓片等赝品,都是照原本翻印的,结果作伪者都无法逃过我们的鉴别。
怀念罗尔纲先生
王庆成
罗尔纲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将一年了。想起罗先生对我的指导教诲,真是毕生难忘。　　我首次面见罗先生是在1956年,但从书本上认识罗先生却在1951年。那一年夏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前夕,在校园旁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罗先生的新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我立即被这本书所吸引。从此这本书就不曾离开过我,罗尔纲三字也开始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大学读的是社会学,应成一、孙本文、朱约庵等老师在社会学方面对我的教育,周予同等老师在史学方面对我的教育,是我不会忘记的。
高山乔木之思
──缅怀罗尔纲先生
郭毅生
罗老离开我们而长逝,转瞬期年了!苍山杳杳,柏树森森,名师其殒,使我们无限缅怀!　　我和罗老相识相知42年于兹,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我读罗老的论著,还是在北大历史系就学之初,对他考证的深邃精密,十分雅佩心仪。后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生,撰写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开始较全面和系统地学习罗老的著述。那时罗老工作在南京,我在燕下就读,南北千里之遥,尚无缘拜识。
罗尔纲教授对我的潜移默化
茅家琦
罗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风雨晨昏,他老人家清癯的身体、慈祥的面孔,仍然不时展现在眼前。思念之情,不断如缕。
50年代初,罗老在南京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在南京市主办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展览。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求学。在罗老的引导下,我开始获得一点太平天国历史知识,并走上研究这段历史的道路。40多年,我个人的成长,得力于罗老对我的潜移默化者甚大。在罗老逝世一周年之际,请允许我谈一点这方面的感受,藉以表达怀念之情。
当代考证学的高峰
──追怀罗尔纲先生
祁龙威
考证,或言考据,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历史研究者必先占有史料,而考证乃是占有史料的方法,它包括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归纳史料等过程。
考史之学盛于宋,若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大盛于清,若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更盛于近世,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等,都是接受西学影响的一代名家,而也都善于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自陈垣逝世之后,海内考证学的耆大师推罗尔纲。罗先生以考证治太平天国史,其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我私淑罗先生治太平天国史,主要就是学习他占有史料的方法。
深切的怀念
──追忆罗尔纲先生
林言椒
罗先生仙逝一周年了,想起1997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的心情就万分沉重,罗先生教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却从事了4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编辑工作,应该说与罗先生的引入门径密不可分。
记得1953年,我在复旦大学法律系念书,平日对历史有点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淞庄的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一本开明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封面上赫然写着“罗尔纲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罗先生的名字。
师恩永存
钟文典
罗老的逝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大学者,史界同仁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拜读了罗老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论著,由此对这一场发生在中国近代史初期的农民战争产生了兴趣。50年代中期,在罗老的启发和影响下,我在教学之余,开始做一点太平天国史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有幸得到罗老的直接教诲,始于1980年。这年9月8日,我突然收到罗老从北京发来的挂号函,捧读再三,实在令我感愧交集。
回忆罗老的谆谆教导
贾熟村
我195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个月后,副所长刘大年同志找我谈话,说所里决定派我到南京去,拜罗尔纲先生为师,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任王可风同志,让我带上。我到南京淮海路31号,找到王可风同志。第二天,王可风同志带我到十家村拜见罗先生,罗先生非常高兴。他当时正主持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设在南京图书馆山西路善本书库,他每天去那里办公。
敬悼罗尔纲师
龙盛运
尔纲师辞世转眼就一周年了。回忆42年师门受教,心潮难平,欲为文纪念,又难于下笔。因为尔纲师著作等身,为学精深博大,不仅是太平天国史、晚清兵制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对金石学、训诂学和古典小说,进行了专门研究。从《水浒传考证》之精细,见解之独到、资料之丰富,就可以看到师在非专擅之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我学识浅薄,自然不敢在这方面有所论述,然半个世纪师门受教,却有不少亲身感受。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曾业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在日军的扶植下,12月24日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40年3月30日以后,这个“临时政府”虽因南京汪伪“中央政府”的出笼而取消,但其原班人马却在日军的支持下,仍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保持着“特殊地位”,而继续对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独立行使行政管辖权。在日伪长达八年的统治下,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究竟如何?是发展还是衰退?是繁荣还是破败?如果是衰退和破败,那又是谁造成的?怎样造成的?它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启示?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
朱　英
由民国政府工商部于民国元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在北京发起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工商界的一大盛事。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共聚一堂,筹划振兴工商实业大计,确实是前所未有之举,人们普遍对这次会议寄以厚望。对于此次会议,一些有关的著作虽曾略有提及,但均未作详细说明。下面,我们对与此次会议相关的几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
民国时期的资源勘查和开发
虞和平
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加之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更为加强,更有成果。不仅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开发资源,民间也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发着资源。与晚清时期相比,耕地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多的方式继续开发;矿产资源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对矿产的蕴藏状况开始进行全面的勘查;水利资源的开发日益从农田灌溉,向着航道开辟和水力发电的方向发展;开发的手段日趋科学化,开发方式已有较强的计划性组织性,从而为民国时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
邓红洲
关于张之洞对清末立宪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张态度消极,主张缓进;一种认为张态度积极,主张激进。长期以来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胡思敬的《国闻备乘》、张一的《古红梅阁笔记》、许同莘的《张文襄公年谱》皆直接或间接地持此说,继论者亦步亦趋。第二种观点为孔祥吉于1993年首先提出1,也颇具影响力。
然揆诸史实,张之洞在预备立宪中的表现和作为,不能笼统地贴上“缓进”或“激进”的标签。他的态度是流转的,大致是观望—缓进—激进—缓进;缓进和观望的时间长,激进的时间短。
洪仁玕流亡期间的交游与经历
夏春涛
在1850年夏发布团营起义命令的前夕,洪秀全曾派信使江隆昌赴广东搬取自己的亲友。其时洪仁玕仍在清远教书,没有应召入桂。次年1月金田揭帜后,洪秀全在江口圩再次派江隆昌赴粤召集滞留亲属来广西会合。洪仁玕此次未再犹豫,但当他随众人赶到广西浔州蒙圩镇时,太平军已拔营而去。由于清兵沿途稽查甚严,洪仁玕被迫折回广东,而官府此时正在官禄大肆搜捕。洪仁玕见无法家居,便投到清远友人处暂避,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直到1859年4月赶抵天京(南京)后才告结束。
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邱　捷
苏俄在1922年下半年一度要促成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研究。1但是,当时研究者还不可能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此事的档案,所以,即使是专题的研究往往也是语焉不详。近年,大批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出版,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段历史作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利用近年公布的文献,对苏俄代表越飞来华以后力图促使孙、吴合作的过程再作些论述。
“中韩互助社”述评
康基柱
本世纪20年代,中韩两国人民在关内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成立了多处“中韩互助社”,但在我国至今鲜为人知,确实遗憾。为此,笔者在这里仅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作一个大略的记述与评论。
(一)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吞并韩国,此后,许多韩国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独立运动。在斗争中,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韩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悠久的交往历史,现在又面临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的历史使命,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业已存在的骨肉团结与友谊。
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
李学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火,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中国,官绅朝野、南北各地立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救行动。
一、救灾恤邻之情
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新闻界即时作了充分的报道。9月2日,《申报》、《民国日报》首先刊发“路透社电”,报道了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9月3日,《晨报》、天津《大公报》也均于首要位置刊登了日本震灾的消息。同时各报还发表社论、言论或时评,对日本震灾极表同情,呼吁国人急起赈救。
内容扎实　视野宏阔
──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
周溯源
人类不平凡的20世纪已近尾声,值此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各门学科都在回顾、总结20世纪的成就、得失,展望、部署下个世纪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一居于指导地位的综合性学科,10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更要总结一下。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严肃、颇有价值的课题。新年伊始,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研究员主编(顾问:丁守和)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为之欣喜。这本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全书洋洋65万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1898—1997)来曲折而光辉的历程及其发展规律。
李大钊参加“研究系”活动质疑
朱志敏
已出版的多部有影响的有关李大钊的年谱、资料集和著作几乎一致断言:李大钊曾参加过研究系的活动。这一结论的依据均来自于白坚武的日记。白坚武在1916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有孙伯兰、李大钊、王法勤……诸人,此为第一次集会。”但是,人们忽视了《白坚武日记》中提到的“研究会”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研究会。后者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案研究会”和王家襄、陈国祥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于1916年9月12日合并而成的。“宪法案研究会”初议于同年8月22日,8月31日正式通过“宣言”和“简约”。
梁启超《异哉》一文的公开发表问题
李德芳
《异哉》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最早发表于何种报刊?学术界曾一度公认是上海《大中华》杂志2,至1986年才有曾业英先生提出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发表时间为1915年9月3日的新说3。但近年仍有学者沿袭旧说。4因此,进一步澄清这一问题,就实属必要了。
诚然,上海《大中华》杂志第8期的确发表过《异哉》一文,该杂志注明的出版时间为1915年8月20日。但《异哉》一文写就于1915年8月22日。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2期
1998年第2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38:42
1998年第2期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张海鹏
(一)
最近,胡绳同志在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胡绳同志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事实上早在50年代,如荣孟源、李新、刘大年等,就讲过这个意见。但是由于那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冯官屯
张守常
1853年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之后不久,决计北伐、西征。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林、李是自出广西以来,直下两湖,横扫三江,一路打先锋的虎将。其所统率的北伐军有九个军,约2万人,也是以老弟兄为骨干的精锐部队。他们于5月初自浦口登陆北上,经皖北、河南、山西,突入清朝的畿辅直隶,于10月末进抵天津附近。他们在天京出发时奉到的指示是:以北京为目标,但要先到天津地区“扎住”,报回天京,等候“再发兵来”。他们便在天津以西运河线上的独流、静海屯守了3个月。
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
邱远猷
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初建官制。1852年(咸丰二年)进军两湖。1853年1月攻克武昌。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空前规模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迅猛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严重地震撼和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晚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多方设法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围剿;后来还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借师助剿”。
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
刘　伟
督抚制度,是清代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为封疆大吏,“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1。其职权之隆,地位之尊,为历代所不及。晚清时期,尤其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督抚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中央集权下移,督抚权力扩大。但史学著作中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评述并不一致,重则认为督抚权力扩大并已形成了地方割据,晚清中央集权已名存实亡;轻则认为晚清中央集权并没有受到根本性动摇,督抚权力扩大只是局部性的。本文认为,要真正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深入探讨晚清督抚权力的演变,只有从督抚权力演变的历史事实中,才能进一步把握晚清中央集权及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轨迹。
清末浙江谘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
──以谘议局议案为中心
沈晓敏
关于清末谘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谘议局只是行政官厅的咨询机构,其法律地位局限纤渺,不可能对行政官厅形成任何制约;另一种则把谘议局与督抚的矛盾和斗争片面化、绝对化,把谘议局的集体辞职、罢议和督抚的威胁解散、勒令停议等论述得甚为详尽,而对两者的妥协与合作略而不提。实际上,对于谘议局和行政官厅的关系,至少应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应根据《谘议局章程》(以下简称局章),不能撇开局章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而用西方地方议会的标准来评判谘议局;二是要对谘议局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行考察。
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
蔡惠尧
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EmpireReformAssociation),是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李福基等于1899年7月20日创立的政治联盟组织。8月4日,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举行祝光绪圣寿仪式,保皇会正式开始活动。康梁师徒抱着“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1的宗旨,奔走呼号,联络华侨,在亚洲、美洲、澳洲的多个城市建立分会。保皇会的组织迅速扩展壮大,充分显示了康梁维新派的时代影响。本文拟结合新旧材料2,参照前辈、时贤的著述,从保皇会的组织结构、实业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着力于揭示保皇会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剖析保皇会失败的内在缘由。
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
王　真
前不久,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电文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就国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进行居中调停的问题。电文的有些内容如斯大林征询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看法等,早些时候已有所披露,但反映此问题全貌的电文却一直未能看到,现在俄方将其公布,无疑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期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使我们能够以史实为依据来校正一些传统认识。
吴虞的现代道家观
简　明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既有如严复、陈独秀、胡适等积极引介西学的思想家,也有如康有为、吴虞等自觉接通中西,借旧学来阐发新知的思想家。康有为主要活跃于清末,着眼于儒学传统的重新开掘与历史转换。吴虞主要活跃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通过认真发掘中华民族固有的自由主义与反专制主义的优秀精神传统来批判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使得中国固有的优秀精神传统受到现代思想观念的洗涤,从而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吴虞所着力开掘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以老、庄和陶渊明等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据有十分显要的地位。
胡适档案文献观刍议
覃兆刿
对胡适的研究,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论的评论上颇多歧议。其中,谓之主观唯心主义性质者,多执胡适不重前提为由,认为其只重于主观假设之大胆,全然不顾材料与工具的可靠。这种思想定性,不仅是由于缺乏对胡适的知识底蕴和学术实践进行客观检测,缺乏对这一提法本身作动态考察的结果,还是由于缺乏对胡适在材料方面的言行两端作全面了解和分析的结果。事实上,胡适不仅重视治学方法中作为前提的材料,还十分重视材料的形式和品质。他对档案文献“原料”的关爱珍视以及恒久的躬历实践,也是为时人大开风气,嘉惠于文化学术的。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
张　瑾
成立于战时重庆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审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审议制度的创始。从学审会的酝酿、成立到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科研管理体制建构的设想与尝试,同时,透过该机构的举措,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国民政府以划一全国高教学术标准,强化战时学术集权制为主要目标的战时科技政策的重要特征。
(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审会的成立是30年代初期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与建议的结果。
“合会”述论
徐　畅
近代中国农村传统借贷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私人借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融资渠道──合会。本文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的运行机制、类型、功能和特点,在农村借贷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
(一)
合会是我国民间信用借贷的一种组织,名称千差万别,如合会、钱会、赊会、认会、摊会、标会、轮会、摇会等等,但其运行机制大体相同,按以下步骤进行:(1)邀会,即筹备组织合会。
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
何黎萍
中国妇女从业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和女子教育兴起后开始的,最初是女工,稍后出现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民国初期,妇女从业一度活跃,并得到迅速发展,但妇女就业范围却少有拓宽。五四运动后,由于先进人士充分认识到妇女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从而导致了妇女对职业平等的广泛追求,要求实施同工同酬和社会职业开放。受其影响,妇女新型职业开始出现,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妇女已涉足社会大部分职业,国家法律也确认了妇女的职业平等权。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
贺跃夫
近年来,晚清都市中的社会团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学者,多将城市绅商社团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长发展的标志;而西方以“公民社会”理论来探讨中国城市社会史的一些学者,也以19世纪的城市绅商社团的出现与活跃为例,证明至19世纪末,中国城市社会已如同西方,渐渐发展出欧洲资产阶级初现时所特有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由此引起学术界对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一场论争。
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张海鹏
中国近代史(1840-1949)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二级学科,比较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学科。由于中共党史已经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本文所谈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史学理论
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反帝反封建及革命与改良等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一些否定传统观点的意见,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张志东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以罗威廉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作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惹来了以魏斐德为首的另一些西方学者的猛烈批评和争议。最近,不少中国学者也纷纷对此表示兴趣和关注,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使“市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蔚成一股风气。本篇文章的目的,便是希望对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作初步整理并提出一些意见和看法,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喜见涓滴入长渠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译俄记述
薛衔天
1991年上半年,我在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作学术访问,正值该所所译《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编辑定稿阶段,《文选》俄译主持人远东研究所研究员贝列罗莫夫有些具体事情要与大年同志商量,但当时电传不通,书信往来,不仅枉费时日,而且容易丢失。于是他找到了我,让我帮忙。我也就成了这项中苏文化交流活动部分过程的见证人和一定的参与者。
大约那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贝列罗莫夫约我在他办公室会面。他指着书案上摆满的译稿和中文版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说,这是所长季塔连科交办的任务,编译刘大年的史学文选,出版社催着出书,我要看译稿,做编辑加工,还得写篇前言。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五份函电时间辨正
陈　标
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又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期间的5份函电涉及到段祺瑞解职或复职之事。然而,《孙中山全集》第4卷所标明的这5份函电的时间有误,因此,需要进行辨正,使之符合历史实际。
一、《坚持护法通电》(《对于时局通电》)的时间
此电(根据它的落款“巧”,以下简称“巧”电)在书中前后两次收入(标题不同),因所据底本不同,故其时间一作1917年9月18日1,一作同年11月18日2,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有误,第二种说法正确。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1998年第1期
作 者： 近代史编辑部     发布时间： 2004-7-15 16:37:07
1998年第1期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罗志田
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1陈先生所说的内外感受,提示了一条从外在思想语境考察经史易位的取径,但本文无意于此。而他所说的“今日史学”,显然意味着民国史学在学术典范上的新认同,其区别即正体现在“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
论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的对华政策
沈　予
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60年了,但战后日本某些历史论著歪曲了对华战争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例如,在日本有相当影响的堀场一雄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论述中日战争的起因,持“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认为:觉醒了的日本感到近代欧美侵略“威胁到了东亚的存在”,因而“产生了重建东亚的思想”。可是,中国具有“强烈的恢复国权乃至排外的思想”,“中国统一国家的运动和中共的活跃的行动”对抗抱有“重建东亚”理想的日本,“因而爆发了对华战争”。关于战争性质,堀场认为:对华战争从大局来看“是旺盛的(日本)民族生命力的历史表现”,是“重建东亚的序幕之战”。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魏光奇
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不论是对于财政史还是对于社会史研究来说,它都应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课题。二三十年代著名财政史家贾士毅认为这种县财政“与省地方财政同居重要地位”,但又指出其具体情况在各地千差万别,收入“章制不一,稽核为难”,支出“真相莫名”,故在其近十册的《民国财政史》和《民国续财政史》中,仅予数百字的简单记述。
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
──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梁碧莹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方酣,在美国旧金山却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世界万国博览会。该会的举办,是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纪念太平洋发现400年,并以此促进社会进步、产业勃兴、贸易增进,故这次博览会又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于2月22日正式开幕,至12月4日结束,持续近10个月之久,可谓盛况空前、规模宏大。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异常踊跃,平均每天参观人数,最低者5万人,最高者达18万人。人们盛赞这次博览会“萃宇宙之精英,冶古今之文化,合黄白棕黑之人类,集哲人名儒之心血”,在世界贸易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杨天宏
1912年3月31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共和民主性质、可以“伦比宪法”的文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将它悬为国典,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集权制度,确立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促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厥功甚伟,不容抹杀。然而,当时国人仰慕仿效的美国宪法,制定之后,尚且提出数十次修正案,很难设想,作为共和民主制度的初步尝试,中国年轻的共和国缔造者操作伊始,匆迫之中,便设计出了完美无缺的共和国宪法图式。
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
朱　英
笔者曾在1996年第4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短文,考证张謇辞去农商总长的时间系1915年4月,而并非如同许多论著所称之该年9月或是11月。之所以需要考订清楚张謇何时辞去农商总长职务,不仅是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张謇交卸执掌实业管理大权的具体时间,而且还与评价张謇在民初实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商会法》之争中的表现,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初探
饶东辉
中国的劳动立法,肇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府,自2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关于中国劳动问题的论著层出不穷,其中不少涉及到民国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但对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则大多语焉不详,至今未见系统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搜集相关史料,试就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缘　起
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恶劣,而且长期没有保护劳动者的法律。
古田教案起因新探
谢必震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1895年8月1日),福建古田斋教徒袭击了在古田华山上避暑的外国教士及家属,共杀死11人,伤数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古田教案”。关于这起教案爆发的原因,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加深了福建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古田人民痛恨洋人,教案为此而起。又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封建反动的清政府与外国教会相勾结,加深了清政府、外国教会与古田人民之间的矛盾,遂由此导致古田教案的爆发。究竟古田教案的真正起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谈判
薛鹏志
庚子赔款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强加给中国的巨额债务。在赔款谈判期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税务司贺璧理恃仗海关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竭力于幕后操纵谈判,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中国的赔款负担,避免列强共管中国财政;另一方面为索赔国提供可靠的赔款担保,巩固英国对中国海关的长期控制。赫德在中外和议中纵横捭阖,对于促成谈判开议、确定赔款数额、罗掘赔款财源、抉择偿款方式以及订立赔款担保无不起了主导性作用。
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
张利民
人口是社会生产力,它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消费者。分析近代华北城市人口的发展,以人口界定城市的规模,探索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研究华北城市近代化和城市系统演变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一、近代华北城市人口的发展
华北区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也是城镇相对集中之区。春秋时期全国有近百个城镇,大多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秦汉时华北人口比重和密度居全国首位,670个城市中,冀、鲁、豫、晋、陕五省(现行政区)占3/5。
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
习五一
中国传统宗教与近代西方宗教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华夏宗教文化的庙会传统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一直吸引着千百万民众的热忱参与。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不仅渗透着宗教信仰与传播方式的嬗变,而且反映出社会风俗与民众心理的变迁。本文主要考察近代北京民众宗教文化与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
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规模趋向衰落。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
1912—1927年阎锡山治晋思想初探
贺　渊
在众多军阀中,阎锡山以“文治”见长。终其一生,他热衷于传统文化,又关注过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概念、论断、观点被他兼容、拼凑、批判。他视山西为其独立王国,他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牢牢地控制山西这个中心。他的思想既非民主主义,更非社会主义,也不完全属于封建思想,而是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思想拼盘,是阎锡山对治理山西乃至治国的思考和尝试。本文着重阐述1912—1927年间阎锡山的主要思想。
严复留英若干问题辨析
高增杰
一、严复留英确切时间的考据
严复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严复赴英留学的有关情况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笔者查对了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及有关人年谱,并且核对了大英博物馆藏当时中国公使郭嵩焘与英国外交部的往还信件,基本廓清了严复留学英国的时间等情况,同时还发现了严复归国后担任教职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更加合理地解释严复走上启蒙思想家道路的客观原因。
《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的辨考
朱成甲
目前流传的李大钊文章,分别见于以下三种集子:1、《李大钊文集》上、下册,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文434篇;2、《李大钊文集》(续),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文45篇;3、《李大钊遗文补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文76篇。2、3两种集子中相互重复的文章有37篇,因此,实际收文84篇。以上三种合计,共收文518篇。
李大钊的518篇文章,发表时大部分是署真名(包括署李大钊、李钊、钊、大钊、李守常、守常、常等)。但是,也有一部分(约四分之一)署化名而不用真名。
关于李大钊致胡适一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
陶季邑
1922年8月23日,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了上海,几天以后给北京大学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守常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
〔韩〕曹世铉
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自从西方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思想文化,便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经过社会的变动以及志士仁人们的反思,遂渐形成对中学的继承、扬弃和对西学的利用、吸收。近来关于“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从最近五年的研究情况来看,无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涉及的方面,都比以往有了更进一步的增加和拓展。
90年代清末新政研究述评
陈向阳
进入90年代以来,清末新政研究逐渐升温,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随之涌现出一些新热点或新领域,并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动向作一概略介析。限于学识、资讯与篇幅,不当与不周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新成果、新观点
近年来,清末新政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初约7年时间,国内共发表清末新政及与其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两百来篇,而此前从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仅约百篇出头。
中国史学会启动第二届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
为鼓励史学工作者精心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中国史学会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于1996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史学会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受到史学界的欢迎和好评。最近,中国史学会决定,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二届“中国史学会优秀论文奖”评选活动。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ec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