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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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领导人,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
          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约见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见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他马上表示深感兴趣,准备亲去见蒋,以求“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周恩来关于蒋欲约见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见蒋事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9日、9月3日等。但是,由于党内领导人多担心蒋介石可能包藏祸心,反复劝阻。中共中央最后还是利用国民党重视苏联态度的心理,先派从苏联回国的林彪直接从苏联经兰州、西安,转去重庆谒蒋商谈。
          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尽管内中措辞强硬,但它表明了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因而仍旧引起正极力试图缓和与国民党关系的共产党人的重视。
          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马上召集会议对此一决议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决议案宣布之所谓“六不主义”(即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与中共1937年四项诺言“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甚至就是“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也“可以这样作”《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对于这一重大让步,毛泽东的解释是:第一,“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当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介石的亲苏和共决心是未下的;但在1942年5月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蒋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第二,“在德、意、日打倒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苏、美、英战后仍将合作,且“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第三,既然战后中国的前途只能随国际大势而转移,一时不会出现武装夺权的可能,我们也就无须大量扩充我们的军队。“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毛泽东关于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局势问题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