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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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内,明显出现了无限上纲的倾向。如陈伯达在发言中就宣称:王明与共产党是“两条心”,他“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实际上是叛徒的理论”。康生也危言耸听,说他读了王明《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大骗局”。说王明不是要使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是要使党变成孟什维克。这段历史不彻底清算,就不会懂得王明投降主义及反中央的根源。
             这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认真检讨理当代表正确路线的共产国际为何在中国问题上会犯那么多错误。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里混进了太多的“坏人”。周在报告中把共产国际分成了“真假国际”,认为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曼奴伊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等几个主要领导人确实英明,鲍罗廷、维经斯基等是好人之外,共产国际管中国革命的宣传、组织及交通等部门都有不少坏人,派来的代表、顾问多有问题。
              毛泽东对这类揭发批判明显十分欣赏,他特别表示赞同康生等人的意见,不仅肯定王明路线的实质是“阶级投降主义”,而且上纲上线称它“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他甚至提出:任何继续站在王明一边的人,都注定是政治上不坚定的,抱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说而不服,就只有将他孤立起来,使他不能起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油印件。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基本上结束了对党史上路线问题的讨论,并特别就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问题发出指示给各中央局,电称:“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也将批判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