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诗洋：我国政治修辞历史变迁与重新定位

我国政治修辞的历史变迁与重新定位
作者：商诗洋
2010年07月23日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0.3　　浏览次数：17　　文字大小：【大】【中】【小】写给编辑
[摘要] 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活动的修辞行为，是政治主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语言工具。政治传播的媒介、方式的重大变化，带来国家与公民在政治修辞情景上的地位转换。新中国成立60 年来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修辞，积极引导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在新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切实转型我国政治修辞的技巧和方法，有助于改善政府与社会、官与民的政治沟通，强化政府的公信力。
[关键词] 政治修辞； 国家情景； 公民情景； 民间舆论
政治修辞源于修辞学研究。古希腊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修辞“规劝说”，开创了政治修辞理论的先河。20 世纪，政治修辞理论在欧美一些国家率先得到发展。美国修辞学家劳埃德·比彻尔继承并发展规劝论，于1968 年提出“修辞坚持理性辩护，把真理和价值看作规范原则”；修辞“就是影响听众的观念和态度，唤起他们某种期望的行动。”[1-1]英国修辞学大师肯尼斯·博克则建立修辞学的“认同论”，否定“规劝论”的唯行为目的论，认为修辞更应该获得心理认同， 使受众的心理和行动均符合修辞者的期望。随后，以美国修辞学家罗伯特·司各特为代表的“认知论”发展了“认同论”的逻辑，认为获得受众完全认同的，应该是真理。而真理不是固定的，是不断被创造的。修辞就是认知真理的方式。
尽管“认同论”提出的受众心理认同是应该承认的和可以接受的，但是，笔者认为，坚持把真理和价值看作修辞的规范原则，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政治修辞就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活动的说服行为。每个时期的政治修辞分析都应该以真理和价值为原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纵观历史事实，符合标准的政治修辞在政治传播、政治沟通和政治协商中均发挥应有作用； 违背标准的政治修辞则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甚至威胁到执政合法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情景， 隐含着政治修辞的价值标准和客观事实。而政治修辞情景正是政治主体需要证明其获得、维持和运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环境[2]。基于“规劝论”的情景理论，我国政治修辞的历史变迁终将导致它的重新定位。
一、媒体政治下的政治修辞
早期的政治修辞受制约因素多，传播范围有限。政治传播媒介的发展带来传播方式的巨变。政治修辞不再是“大树底下的民主”，不再是“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也不再是“教义中隐晦的启示”。它经过更新和细化，演变成为真正意义的媒体政治，落脚到社会舆论与政府的关系，直至公民的权利。
媒体政治是我国政治修辞的最大“情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制度。我国的媒介应该责无旁贷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贯强调报刊、广播、电视，以及当代网络等媒体所肩负的宣传鼓动和舆论导向的职能，指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的理念。2003 年12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谈到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胡锦涛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3]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我国的媒介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以及我们党管理媒介的基本态度。
此种“情景”决定了新中国的政治修辞使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修辞方式和修辞技巧。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修辞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出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修辞也出现过逆向运用的反修辞现象。它所起的作用不是说服、不是激发正确思想、不是及时地和完整地传递正确的信息，而是掩人视听[1-2]。社会舆论因此也表达过对政治修辞的不满和对官方语言的不信任。
二、新中国60 年政治修辞的变迁
60 年来，社会主义的政治修辞见证和演绎了新中国的全部历史。它积极引导受众的观念和态度，唤起他们的良好行为。我国政治修辞的60 年发展，大致分为5 个时期，真实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和受众心理。
(一)革命性的政治修辞（1949—1957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继续进行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同时开展战后重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政治修辞，从1949 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到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其间大量使用热情洋溢的鼓动表达和充满激情的革命词汇。到1955年，“记录年代”开启了新的政治修辞主流，激情表达开始带有过分夸大之嫌。
(二)浮夸性的政治修辞（1958—1965 年）。“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等。由于目标和口号脱离实际，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民生遇到严重困难。政治修辞以错误的“口号”和不真实的“记录”为标志，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坏的风气。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政治修辞的鼓动效果。人民群众仍然以奋斗热情和昂扬斗志，风风火火地投身“大跃进”运动。
(三)破坏性的政治修辞（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媒体宣传将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推向极致。许多甚至带有封建色彩的标语口号充斥大街小巷。而背后是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不断制造事端， 迫害共产党的忠良和损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时期的一些政治修辞却也真实地反映着当时人民的心声，得到群众的支持。“红卫兵”和“大串联”的社会无序，说明宣传与响应并未断裂。极其特殊的政治修辞，使权威的个体政治传播者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大量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诗词，为错误行为制造合法性与“尚方宝剑”，不仅愚弄人民群众，而且引导国家误入歧途。1967 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该阶段政治修辞的“代表作”。随后还有《全世界革命人民欢呼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等。
(四)探索性的政治修辞（1977—2000 年）。改革开放，在不断试错纠错中调整、总结、提高。度过10年动乱，中国依然需要强势人物恢复稳定，延续权威的个体政治传播者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力， 坚持政治修辞的传统方式和传统技巧。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标志， 这个时期的政治修辞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0 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是该阶段政治修辞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深重的灾难”、“挽救”、“伟大的历史转折”等政治修辞的背后， 矗立着改革开放话语的“风向标”。在沿用传统的政治修辞和权威的个体政治传播者修辞的基础上，我国的政治修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 创新性的政治修辞（2001 年至今）。2001年，江泽民完整地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此，我国的政治修辞迎来了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的大发展。“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这一时期政治修辞的主线。互联网进入中国以后，它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的主要媒介形式，对我国的政治修辞产生重要影响，也暴露出我国的政治修辞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且从本质上挑战传统的和现行的政治修辞。受众严重质疑媒介的真实性，对宣传味很浓、占据重要版面和篇幅很大的新闻非常反感[4]。
分析比较上述5 个阶段的政治修辞， 革命性的政治修辞发扬我们党走群众路线的传统， 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政治动员， 推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后来，尽管出现浮夸性和破坏性的政治修辞，但是，在政治情景没有大改变的情况下， 基于个体政治传播者对受众的权威影响力，政治修辞依然具有很大和很好的效果。探索性的政治修辞及时发现政治修辞在舆论导向上的“双刃剑”效应。因此，除了承袭了传统政治修辞的特点， 还要依靠个体政治传播者对受众的权威影响力，在政治修辞上进行“拨乱反正”，使政治修辞重新发挥正面的宣传和导向的功能。新时期的创造性政治修辞，不但有大量的创新，而且发扬传统的政治修辞，反而遭到民间舆论的批评，甚至威胁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究其原因：表面上是新传播媒介改变传播方式， 使得传统的单向传播无法掩盖政治传播长期存在的问题， 政治修辞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符合网络化、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实质上是我国政治修辞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情景和意境发生变化， 是旧的政治修辞与新的修辞情景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三、2.0 时代与民间舆论
2.0 时代指的是网络媒体时代。互联网（Web）发展到2.0 时代，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群。网络不仅成为中国的、新的舆论根据地，而且带来媒体与政府的崭新关系，进而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产生十分微妙的作用。社会舆论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严格控制，有了更加自由的表达。民众可以通过博客、论坛和网络工具对以往的敏感话题和禁忌话题表达自己观点和进行政治评论[5]。民间通过方便、快捷的网络传播方式，摆脱传统的媒体控制和舆论导向，加入舆情反馈。网络媒体时代的双向传播方式，激发公民诉求， 促进公民社会成长， 培育出新的政治修辞情景。网络媒体时代的政治已经由国家转向公民社会。人们更多地站在社会的角度谈论问题， 从个人权利的视角看待问题。从关注国家独立、国家生产、国家运动和国家发展，转变为关注个人环境和个人权利。社会背景淡出国家情景，唤醒着公民意识。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加上新的政治修辞情景， 使得民众眼里的政治修辞，即通常说的“官话”变得十分生硬和僵化，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信任，“官话”变成贬义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没有错， 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也没有变。问题的关键是政治修辞本身。民间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评“官话”：
（一）“官话”等于套话
长期以来， 我国的政治修辞形成固定模式。其中，既有公文写作的规范，也有单项传播的要求，引得普遍的上仿下效。并非正规的公文和报告，也大篇幅地参照固定模式，以至经常出现在会议发言、领导讲话和日常办公过程中。“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 进展没有不顺利的； 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 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在戏谑之余，民间舆论用“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 等话语来讽刺套话所显示的政治修辞的单调、死板。由此，与百姓的交流产生隔膜，加之腐败事件频仍、官僚主义盛行，其间的规范用法和正确表达也就产生了歧义。
（二）“官话”等于大话
当下的政治修辞依然存在讲大话的现象， 但更多的是体现在政府与官员的承诺没有、甚至根本不能兑现。如“今年我市将解决下岗就业人员XXX”，法定节假日加班，员工获得4 倍工资。早在2005 年12 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就指出，“不能说大话、乱许愿”。政府的诚信是建立在信守诺言的基础之上的。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讲大话、放空炮的现象由来已久，必须杜绝。
（三）“官话”等于假话
“假话”有其历史渊源，有其内在要求。讲“大话”确有准备不足、计划失误的原因。而政府和官员说假话，却能够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三聚氰胺）也不是一个毒性很高的物质，所以即使婴幼儿服用了三聚氰胺含量较低的奶粉，家长们也不用过于担心。”——2008 年9 月17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李宁说。此时，全国至少有3 例死亡患儿和6 244 名诊断病例。“媒体公布的现场视频资料和公安机关掌握的现场视频资料是一致的， 没有经过任何拼凑和剪辑。”——2008 年10 月18 日，在哈尔滨六警打死人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洪喜说。一周后，警方对外公布的完整版录像， 比先前多出11 分钟录像。“去年， 全市空气质量属于优或良的天数为333天。”——2008 年4 月13 日，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如此宣布。此前， 该局承认，“去年广州灰霾天数131天”。两者相加，广州一年有464 天。假话的背后是反修辞现象的频发，是虚报、隐瞒和推诿，是政府不负责任和官员道德缺失的问题。
（四）“官话”等于“黑话”
政治修辞不从民众的话语体系出发，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够被民众理解和接受。而各级党政部门层出不穷的新词汇、新讲法所形成的话语体系，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明白其真实涵义。这样的话语体系，必然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2007 年7 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王伟光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谈到领导与群众的话语隔阂问题，他指出，目前有个别地方，领导和群众讲的是两套“语系”。领导讲的话群众不爱听或听不懂，群众讲的话领导不爱听或听不懂。比如，时下的“命案招标”、“公祭招商”、“接待就是生产力”， 群众就听不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听不懂”的背后，凸显着党和政府的某些干部确实已经严重地脱离群众。
（五）“官话”等于“雷人”话
雷人的本义是云层放电击倒某人。其网络的语义源自2008 年8 月26 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即刻被雷电击伤”。“被雷到了”，从此成为让人感到很无语、很无奈、很“冷”的代名词。“雷人的官话”是在网络上流行不久的说法，是指官话的表述违背政治修辞的价值情景， 让受众感到意想不到和无法接受。“地震未必是坏事，比如去年岷县地震，震后盖的房子就很漂亮嘛”。——四川汶川大地震过后，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第一时间”赶到甘肃灾区如是说。“同志，你要知道，倒塌的可不仅仅是学校， 北川县民政局整栋大楼都倒了啊！ ”——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回答记者提问，为何倒塌的大部分是学校。“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应该负什么责任。他们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真，而不是说虎照是真的。”——华南虎事件官方调查组回应“如何处理公开挺假的学者专家”。我们清晰地记得， 那个被网上人肉搜索的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他的那句“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深深刺痛民众的心。从什么时候开始，党和人民变成对立的主体呢？利用网络搜索工具《百度》搜索“官员语录”发现，相关网页的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和讽刺。正如民间的一段笑话所体现出的问题：“不说套话，怎能消磨时间？ 不说官话，怎能显示威严？不说正确的废话，怎能跟上时代步伐？”政治修辞问题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政治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严肃对待。
四、从公民情景出发重建政治修辞
在新的公民情景之下， 传统的政治修辞遇到信任危机。对此， 我们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客观事实出发，剖析问题之所在。
首先，公民的社会主体意识觉醒。政治修辞的官本位与政治修辞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以人民群众的标准为标准，以人民群众的话语体系为基础，政治修辞才能消除官僚主义作风，在政府与社会、官与民的政治沟通中得到好的效果。古人云，为民立言，唯真为美。政治修辞是政府和官员的言论，代表着政府和官员的形象。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大会上讲出的“不折腾”3 个字，就是使用明白晓畅的语言与民对话，用百姓喜欢听、听得懂的大白话与民沟通。当前，我国的政治修辞走群众路线，带来了白话政治的新风尚。
其次，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觉醒。晦涩难懂的“暗语”式官话成为公民参与的障碍。民众需要了解和参与国家决策，政府也需要网络媒体发布政治文件和会议内容。现代政治修辞的基本功能和主要作用就在于，满足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明白易懂的政治文件，其意义远非口头衔接书面那么简单。关键是增加政治的透明度，而不是在与民众的沟通中设置障碍，推诿、扯皮、讲“黑话”。2009 年7 月，新华网发表题为《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的文章指出，政治修辞背后的官员不作为和逃避责任，是传统思维模式阻碍群众明晰事实真相。应该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做到信息公开、网上办公，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实现党内民主带动社会基层民主，为政治修辞的“旧貌换新颜”开辟新的渠道。
最后，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转变政治修辞的基础。重视公民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公民的权利出发，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的权利自由。在我国，政治修辞之所以出现问题，与不尊重公民权利的传播体制和传统的单向宣传思维造成的双重惯性密切相关。在1991 年之前，中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包括政府管理社会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发给下级政府或部门予以执行，一律不直接对外公布。只有参与相关的具体活动，公民才可能了解到这类信息。1978 年7 月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新华社下发《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其核心思想是：不为人知前，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可能为外人或群众所知，则抢先报道[6]。该《意见》被坚持执行11 年才获得修改。显然，在当下公民社会情景成为时代主流的条件下，过时的政治宣传，必定使政治修辞遭到民间的讽刺与反抗。
修辞的目的是利用语言实现主体或与主体的对话，在意见的交换中寻求共识。意义不会在一厢情愿的单向呈现和另一方的被动接受中产生。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主体之间的认同。而认同的前提是群体熟悉游戏规则。上述理论应用到政治修辞就是，“政治修辞的涵义必须与大众的常识相符”[7]。从完全的国家情景过渡到国家情景与公民情景的并存， 需要我们从公民社会与公民权利的角度， 转变和完善当前的政治修辞。增强语言民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政治修辞与公民社会和谐起来，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民主政治端正政治修辞的基本标准。政治权力影响政治修辞，逐渐向“放小”的方向发展。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旨。亲民、透明、公开、易懂的政治修辞是公民社会维护民权、服务民意、争取民利的必然要求。“小”的政治修辞与“大”的公民社会，因而是最和谐的搭配。
[参考文献]
[1]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88[-1]，92[-2].
[2] 刘文科.政治修辞情景的一般特征[J].武汉：江汉论坛，2008，(2)：39.
[3] 胡锦涛.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N].人民日报，2003-12-08（1）.
[4] 彭伟步.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5.
[5] Ellen Lee， China has loosening its grip on the media， CHINA， Green Haven Press，2009
[6] 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8-2009)[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6.
[7] Diana C. Mutz and Byron Reeves.The New Videomalaise： Effects of Televised Incivility on Political Trust.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 No. 1 (Feb.，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