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崇义：全球左翼知识份子共同构建苏联天堂神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确实为左倾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潮火上浇油。西方国家在经历战后的恢复和短暂繁荣之后，在1929—1933年间遭遇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崩盘、上万家银行破产、工厂成片倒闭、三千万工人失业、整个工业生产缩减三分之一以上、世界贸易缩减三分之二，惨不忍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先是列宁灵活地制定“新经济政策”，通过租让制和租借制等机制从资本主义的西方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来为苏联发展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接着是斯大林依赖国家暴力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由党国高度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平心而论，苏联当时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得益于两个超常因素。一个是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会遇到的经济起飞，另一个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党国采用了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严酷得多的手段来对农民及其他普通公民进行了最严酷的剥削。但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被说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列宁、斯大林、党中央的英明领导而大肆渲染。陈独秀1924年11月对苏联的宣传完全信以为真、将苏联描绘成劳动人民的天堂：“第一是占国民十分之八农民得着了土地，其次是工人得着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再其次是科学者、技术家得着了最优的待遇，就是小工业家、小商人亦因受国家企业之雇佣，免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
然而，实际的苏联是比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折磨的欧美各国可怕得多的地狱。除了那些苏联公民们用血泪换来的的成就，苏联当时被掩盖起来的是非常黑暗、非常血腥的一面。其阴暗血腥的一面包括1929年所开始的农业集体化全面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以及由此造成的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以流放和杀戮等残忍方式消灭整个富农阶级、遍布全国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特别是血流成河的“大清洗”（肃反运动）。俄国沙皇制度在中世纪以残酷著名，但其残酷程度比起列宁（斯大林）主义党国来，不及九牛之一毛。在整个十九世纪，沙俄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只有几十人，加上在服刑和流放期间死亡的政治犯也不过几百人。而斯大林1936－1939年间进行的一次“大清洗”，受迫害的政治犯就有500万，被枪决的政治犯不少于50万。受迫害和枪决不只是“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还包括党、政、军高级干部。建国时与列宁一起共事的中央委员几乎杀光了；1934年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0％被镇压；被处决的军官也有3.5万之多，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5名元帅中的3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59名师长中的110人。 这样惨绝人寰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当时苏联的媒体滴水不漏，外部世界很难了解其真相。由右翼人士揭露出来的真相，基本上被视为“反共宣传”和造谣污蔑；而左翼人士基本上不相信苏联所发生的灾难，即使耳闻目睹也会找出种种理由来将其淡化或为之开脱。真相和真理被遮蔽了，流行开来的是种种关于苏联“光明天地”的政治神话。
那么多人对苏联的成就欢欣鼓舞而对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种种罪错都视而不见，表明他们已经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心理定势，其心灵已无法正常地处理外来资讯、已经没有能力对事情的真伪和是非曲直作出客观的判断。要理解这种反常的心态，除了理解共产主义乌托邦在那个时代的巨大魅力，还必须明白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类心智的侵害。我们在前文说过，马克思主义具有世俗宗教（secular religion）的因素与功能。按照雷蒙？阿隆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成为二十世纪左翼知识份子的“精神鸦片”，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观。阿隆使用“精神鸦片”这一比喻，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但是，马克思将宗教比喻为“精神鸦片”的时候，所强调的是它的麻醉和安抚功能。阿隆使用“精神鸦片”这一概念的时候，还兼指左翼知识份子对左倾教条吸毒成瘾的意思。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以西欧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而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旨在指导那里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的巨大讽刺在于，恰恰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宣告了马克思种种预言的破产。本来处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的亚、非、拉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的无产阶级力量微不足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却灵验无比、成功非凡。更为奇怪的是，这种被当地的社会实践证明破产了的理论，在西欧各国仍然有广泛的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广大知识份子一听到“左派”、“无产阶级”、“革命”等这些辞汇就肃然起敬、心潮澎湃。他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象怨妇一样极为挑剔地吹毛求疵，对共产党世界里的大清洗、大饥荒等弥天大罪却像对待情人的“白玉微瑕”一样视而不见或宽宏大量地为之护短；对“工人阶级领导国家”与“人民当家作主”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弥天大谎，却宁可信以为真。 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中，美化苏联的种种颠倒黑白的政治神话就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
西方左翼知识份子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参加了这种政治神话的构建。由于当时存在右翼势力对苏联的造谣与攻击，左翼知识份子感到他们有责任为苏联辩护，对苏联的任何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感到难以启齿。当时往往只有苏俄（苏联）的“国际朋友”才有机会进入该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即使他们亲眼目睹社会的各种弊端或触目惊心的黑幕，也为了不给社会主义的敌人提供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而不忍公诸于众。著名哲学家、社会民主主义者罗素在1920年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对苏俄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评论，就充满了这种矛盾心情。1920年5、6月间，罗素应邀到苏俄访问取经，但与列宁以降各类“革命领袖”的交谈以及他亲眼看到的现实，使他大失所望、震动很大。因为担心社会主义朋友们的误会和社会主义敌人们兴风作浪，罗素内心斗争良久才决定将他的所见所闻及内心感想形诸笔墨。令他失望的苏俄现实包括：布尔什维克“革命贵族”们表面上朴素无华，但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全部权力，从而他们也享受到了数不清的好处”；那些自以为无比高尚的革命家们，创造了极易带来腐败的制度，冲着革命的胜利而投身革命队伍的各色人等，堕落腐败在所难免；劳工大众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与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劳工大众一样，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还不准罢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变成不准议论和质疑的宗教教条；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手段，与共产主义目标背道而驰，共产主义试验在俄国已告失败，靠宗教狂热和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建立起共产主义天堂。 不过，罗素在对苏俄深感失望的时候，也仍然为布尔什维克辩护：“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所必需的，而且我认为，俄国革命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点燃了实现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希望之火。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辉煌尝试，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景仰和感激”。
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的故事，更有代表性。罗曼·罗兰是一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而且认为在西欧现实社会里无从寻找这样一个天堂。他与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并将眼光投向东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先后在义大利和德国的崛起，更使罗曼·罗兰将人类的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的苏联。他将苏联视为向剥削者和旧世界的挑战，视为被剥削的各国人民的典范和希望，视为代表全球劳动者的新世界的堡垒，表示要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带着这样一种偏见，罗曼·罗兰应苏联政府（通过高尔基）之邀于1935年6、7月间访问苏联。他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当然看到了苏联政府希望他看到的亮丽景象和欢乐场面，但他也看到了斯大林的冷酷和残忍、领导集团内部的倾轧、高尔基终日按党国的要求演戏而带来的压抑和痛苦、社会的不公、少数人的特权、普通民众的不幸、个人自由被侵夺、集中营的恐怖、遍布于整个社会的恐惧，等等等等。他采取的做法是在公开的言论中继续沿用原来的调子给苏联唱赞歌，而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和感受写进私人日记，并决定将日记尘封五十年，在日记的标题页上写上“未经我特别允许在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许出版任何片段”。
在当时的西方左翼文化界，批评揭露苏联阴暗面的作品绝无仅有。即使有人写出来了，也极难出版。根据英国著名作家奥威尔1943年的生动叙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时英国，出版商普遍左倾到如此程度，奥威尔所写的《动物农场》尽管市场行情看好，却因为这部小说对苏联有所不敬，几乎无处出版。在左倾思潮的支配之下，当时以崇尚自由、保守和稳重着称的英国知识界，竟然形成不准批评苏联的戒条、形成政治评判的双重标准。诟病邱吉尔及其它西方政治领袖是家常便饭，而在媒体上批评斯大林则成为禁忌；除了右翼的反共宣传，在主流及左翼知识界中间对苏联的客观批评则视为“对进步事业有害”的行为来压制。用奥威尔的话说，“在此时此刻，压倒性的正统观点所要求的是对苏俄的盲目崇拜。人人对此心照不宣，人人对此步调一致。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批评以及对被苏俄政府所有意掩盖的事实的披露，几乎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摘自《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