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草原女儿的人生大爱

三、不为西方大奖写作

当我直截了当地问席慕蓉，台湾作家怎么看“诺贝尔文学奖”？席慕蓉说，让我想想。然后，她坦率地说她的想法，一点也不掩饰她看待事物的视角：“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要理会‘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始终没有得到啊？我是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是西方制度下的一个奖，对于西方来说无可厚非哦。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真的是有分配的，一分配就有政治性，这是绝对的，没有办法否认的。”

席慕蓉是个蒙古族作家，更是一个中国作家。她认为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间，我们中国人太缺乏自信心了。她举出一个例子，一个很奇怪的例子，就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蒙语汉译名。汉朝时，把蒙古族译作“匈奴”，然后译成“东胡”。那时确实把它当作敌人，后来不是敌人了，还是把它翻译成那么难听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昭君出塞”，史书上说王昭君是去匈奴“和番”的。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把蒙古族翻译成“匈奴”实在很不礼貌，虽然席慕蓉写作时不得不用这个译名。

可是你看，鸦片战争前后我们翻译美国叫作“美利坚”，又美丽、又锐利、又坚固；我们翻译“德意志”、“法兰西”、“荷兰”等等，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席慕蓉止不住发问，为什么当年翻译蒙古族名要翻成“匈奴”，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些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我们的敌人啊，也曾经是侵略者啊，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翻成难听的名词呢？席慕蓉从这里察觉到，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自卑感。

“正是我们中国人性格中不健康的心态，影响我们看世界上许多东西，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因此我们会十分敏感。有时候特别讨厌，特别瞧不起它。有时候又因为没有得到它而发牢骚，拼命想去得到它。好像我们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字自己不能评判，必须要翻译成瑞典文，让瑞典的那几个评委来评，不然得不到肯定似的。

“一个国家的文学要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文字翻译成瑞典文，它一定不能够完全传达我们的原意。经过一次翻译就是一次‘抹杀’。‘抹杀’了这么多次，你还能相信它的原汁原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才干和聪明，非要由外国人给奖，我们才认为它了不起？美国人造的桥梁、飞机甚至军火，很多是世界一级标准，我们可以承认。可它的文字跟我们的文字是两回事啊！我们不能用他们的文字来承认我们的文字，对不对？假如我们中国人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西方人愿意来了解中国文学，所以我们不必瞧不起它，我们很乐意接受。但是，标准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给的才是哦！”

翻开席慕蓉的文集《我的家在草原上》，她在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深爱的母亲”。正是母亲般的草原给了她作画和写作的素材，那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席慕蓉的一本本画册和散文集相继问世，她的创作进入新的颠峰状态。尤其是席慕蓉的四卷本文集在上海出版，销路之好出乎她自己的意料。

而今席慕蓉无牵无挂，每年都要回老家去看看，有时一年回去两次，7月去一次，9月去一次。每次都去找一个新地方去走一走，她想在她有生之年，把老家的大草原都跑遍。她也有些内疚，是因为觉得对不住她的先生刘海北教授，一到寒暑假期间，她的行程总和内蒙草原有关，就不能陪他，也不能和他去国外旅游了。临近暑假，席慕蓉对他说，今年干脆不去草原了吧。她家先生知道夏天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说你走吧走吧，不然你冬天又后悔，夏天没去老家！席慕蓉说到这里，幸福地笑起来……

四、保持平常人本色

在我们下榻的宾馆聊到近午，席慕蓉说，我领你们去一个地方吃饭，很安静。我们便跟着她，沿着台北临街的骑楼下的过道走。她穿着素色裙服，右肩挎一个随意的月牙包，眉眼开朗，脚步匆匆，和擦身而过的其他都市中年妇女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虽然我们是初次相识，也能感觉到她在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的幸福状态。

果然，这间名叫“温莎小屋”的餐厅如同席慕蓉说的那样，清静而优雅。夏日燠热被厚玻璃隔在窗外，轻松乐曲仿佛在给我们的话题作铺垫。坐在盖着白布的长条餐桌前，我们和席慕蓉像久别的亲人无拘无束，时不时有会心的笑声回响。

除了白方巾上闪亮的刀叉，那一顿西餐吃的什么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席慕蓉眼镜片后的沉着的眼神，那里有毫不做作的智慧和安详。真让人感叹不已，席慕蓉就是以如此平和的心态，做一个出色的作家和画家，同时做一个出色的妻子和母亲。

说起交友之道，席慕蓉认为，每个人都离不开朋友，只是朋友之间也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席慕蓉举例道：很多熟悉的人当面说她，你根本不像一个艺术家。“让他们失望，我也很不安。可是我实在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无法符合他们心中期望于我的形象。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一直到今天，生活对于我都是一条平稳缓慢的河流，逐日逐月地流过。”

由友情而上升为爱情，席慕蓉觉得这其中并不能够太自私：“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她说我要嫁给一个男人，他任何人都不关心只爱我一个。我说哦，这太恐怖了。我说一个人对别人都很淡漠，只能说明他没有爱心，他怎么可能爱你长久呢？他以后也会同样爱另外一个女人呀。我说你要爱的话，要爱一个对别人都很好的男人。

“那个女孩子觉得我说得很怪，她接受不了。其实我的意思是，结婚前再好的人，结婚后是不是还这样呢，不知道。假如有一个女孩子，只看那个男人对自己好，不看他对别人的态度，他以后怎样，那是纯粹碰运气了，对不对？可是当你知道他也对别人很好，他的心地很好，那也许你就不算碰运气了，还是靠得住的。”

席慕蓉在探寻着两性间的和谐之音。因为席慕蓉的作品的畅销，因为她对婚姻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社会团体纷纷邀请她去演讲。就她的个性而言，她只想说声对不起，然后用她擅长的笔谈。但是盛情难却，她还是一次次地在演讲会上露面。既然去了，她愿意拿出心来和听众交流。可当有的听众向她提问题时，她又觉得无能为力。

“有的听众说，我的婚姻有这样那样的感情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开始我还想问一问情况，后来突然想到，我怎么能解决你的婚姻问题啊？这简直没有道理啊。你跟那个人组成家庭相处了一20年，我跟你接触才两分钟，你让我回答你的感情问题我怎么回答？而且你又怎么能够凭我的一两句话去解决你的感情问题呢？

五、爱神何以眷顾她

席慕蓉和她丈夫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他们都是从台湾去比利时攻读的留学生。一个是学油画的，从小对数字就不感兴趣；一个是学物理的，沉迷于数字世界之中。鬼使神差，他们的专业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竟然相爱了。

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的缘，是在中国学生中心的一次周末聚会上。那天同学们在厨房里包饺子，席慕蓉跟着打杂，很高兴大家挤在一起的热闹气氛。突然，她听到有人问一个同学，为什么不吃饭就走，那个同学边开门边说：“抱歉，我约好了去接人，等会儿再来……”好像有一种磁性的男低音吸引了席慕蓉，她下意识地从厨房伸出头去看，可是只看到被关上的门。她没看到，声音这么好听的人长得什么模样。

几个礼拜后，中国学生中心再次聚会，她终于看到，这个说话好听的男低音，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以后她发现他有很多优点。比方他不光声音好听，一口国语说得也很标准。比方他知识面广，兴趣遍及天上地下。再比方他对猫很怜爱，会给老猫和猫宝宝做成舒适的窝。最感动她少女心的，是他帮助其他同学的真诚。

“我嫁给我先生，首先是我感觉他对别人很好。”席慕蓉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心灵秘密。“那时我们留学的中国同学在一起活动，晚上回宿舍要经过一段夜路。有的男孩子会说，我很喜欢那个女孩子，我才会送她回宿舍。如果他不喜欢的话，那这个女孩子晚上几点走他也不管。可是我的先生，哦，那个时候还不是我的先生，只是同学的同学，他看到你这个女孩子落单（指独自的意思）了，不管是不是他喜欢的，是不是他要追求的，也不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他觉得女孩子需要安全，都会送她回去。”

席慕蓉对刘海北的尊敬和爱意由此而生。“我就觉得，一个人这么照顾别人，这么知道关心别人，心地一定是非常善良的。你想，别人只是他一个普通的朋友，他都这么照顾，那对他的太太，他的小孩，他会怎么照顾？这个人我非要不可。（笑）”

其实，刘海北也对聪慧过人的席慕蓉产生了好感，找着题目和她近乎。别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打乒乓球，都是两三板“结束战斗“，每次轮到他跟她上场，他在乒乓桌前格外耐心，一板一板显得全力以赴，仿佛是个乒乓“发烧友”。他愿意跟她探讨球艺，打输了还笑嘻嘻地请她逛公园，一派挺潇洒的绅士风度。

直到他们结婚以后，她再约他打乒乓球，他却毫无兴致，实在拉他上场，他也是心不在焉糊弄几板完事。她又好气又好笑地知道了，他的先生并不喜欢打乒乓球，原来陪女公子打球，也是目的性明确的一种“进攻方式”。　

六、好婚姻需要磨合

在布鲁塞尔结婚的那个春天，没有豪华而排场的婚庆仪式，却有他送给她的一把柔白的小苍兰，叫她终生难忘。他告诉她，花店的女店员追出来，微笑着把胸花插上他礼服。她便想象着，他捧着那把小苍兰走过街市，穿过周围多少怜爱与欣羡的眼光。

从两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到两个在台湾高校知名的教授，这把小苍兰的芬芳清香，仿佛在他们美满的婚姻之路上幽幽地萦绕着。

在比利时的学业完成后，她和他决定回台湾就业并定居。按说他们在比利时不愁没有工作机会，发展前景看好，人家巴不得移民国外，他们偏偏跑回来教书，而且只是因为想在自己国土上过一种安定的日子，这在许多人是不理解的，似乎也太没出息了。更没出息的是，他们回台湾不呆在台北大都市，先是席慕蓉怀了孩子，暂住在新北投的娘家，等她在新竹师专任教，又搬到师专后面的房子。再后来，刘海北去石门上班，就与她商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选择了毫不起眼的乡村平房。

那时石门水库旁边拟造一片名叫芝麻城的高级住宅，广告攻势凌厉。朋友听说席慕蓉住在石门，问她是不是住在芝麻城。席慕蓉平静地说：“对不起，我住的只是乡下房子。”不过席慕蓉住着乡下房子，仍然保持着爱美的天性。她在邻近的苗圃买了十多棵槭树，房前屋后种了一圈。刘海北下班回来说：“你种得太密了吧！”席慕蓉则自得其乐：“我是想打开每一扇窗子的时候，都能看到一棵树！”

“我们在欧洲相遇和相知。结婚时，我已经是个又开画展又写诗很能独立生活的女子了。所以，对我在生活里无论是优良或者拙劣的表现，我先生都含笑接受，不以为奇。”席慕蓉感到由衷地欣慰。“晚上孩子们上床睡觉，他常会邀我一起散步。孩子太小的那几年，我们不敢走远，只敢在家旁边的巷子走来走去，一边谈话，一边竖着耳朵听屋里的声音，怕孩子醒来了会哭。”

乡下晚上的散步，他们夫妻谈话的题目多且杂，从孩子的可爱谈到自己的童年，从学校新闻谈到中国式教育的感想。“那样的晚上，我通常当听众，喜欢听他说话喜欢听他用自己的原则来注释我们的人生。槭树的叶子在春天非常绿，深秋时节又是金红的，我们两个就在这些槭树下轻声交谈，携手走过一个又一个季节。孩子逐渐长大，槭树逐渐长高，我们晚间的散步也越走越远……”

他们不管别人的议论，在乡下一住10年。在她看来，住在“没街没巷”的地方，是非常快乐的时光。席慕蓉记得那里的鸟语花香，那里的绵绵小路，那里独有的静寂和安宁，那里人与人的亲近和关切。在那里长大的一对儿女，异口同声地感谢父母，给了他们一段快乐的童年。这样的选择，缘于他们彼此的心灵默契。

像任何一对夫妇一样，她和他的生活习性也有个磨合的过程。餐桌上的食谱常常顾此失彼。她最爱吃荤菜，而他最爱吃蔬菜，忍不住了，她就“抗议”，说你给我一点肉吃吧。他感到很奇怪，对他百般呵护的爱妻说，我不是已经买了很多肉了吗？她不以为然，说你那点肉算什么，对于我们蒙古族人来说那不算肉。

七、探讨爱恋的真谛

婚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解释。席慕蓉回答：婚姻就是两个人作伴，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这个世界。她相信地老天荒的爱情，写过许多清丽而动人的爱情诗，但她仍对一首深切缠绵的法文歌词情有独钟：“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厢厮守，一起老去……”

席慕蓉出名之后，朋友总开她丈夫刘海北的玩笑，说他家有“名妻”，说他宠太太或者怕太太，他们夫妻俩从不扫人家的兴，还会主动地提供些印证的笑料。跟人家说得多了，刘海北教授干脆提起笔，写了篇文章就叫《家有“名妻”》。台湾的报刊发表了，海峡彼岸的报刊也转载了，他的妙趣横生的笔调，读来令人捧腹。

刘海北说，当初看上她，彼此都是在国外读书的学生，她也不是什么名人。“‘来电’以后，想到的当然是婚嫁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九成半以上的把握，她将来不会对我太凶。可是她是不是会出名呢？于是心中一盘算，她是学油画的，环顾世界各国，看画的人口毕竟有限，要想靠画出名谈何容易！于是下定决心，非她莫娶。”

没想到，画画的妻子却因写诗而出名，刘海北时常被人介绍为某某某的先生。“身为一个大男人，多少有点是沙文主义者，要想把这件事处之泰然，非要有很高很高的涵养才行。”他透露妻子最不喜欢买菜和烧饭，不过非常聪明、宽厚和深情，“常有人问我太太比自己出名是不是很不好受。其实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任何人都有不幸出了名的机会。就我个人来说，除了不能忍受给我冠上妻姓之外，很以拥有名妻为乐。”

虽然是皆大欢喜，席慕蓉并不心安理得。她说：“我心里其实是很明白的，朋友说的都是些善意的玩笑，在真正的人生里，我的丈夫才是那个不断提携我引导我往前走，用他的一切来影响我的人，他实在是我‘比较好的另一半’哪！”

夫妇间的相互欣赏，以及相互宽容，使得他们的婚姻保持着甜美的和谐，使得女主人有心情“品尝这生命的滋味”。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是席慕蓉的好朋友，他评价道：“现代人对爱情开始怀疑了，席慕蓉的爱情观，似乎在给现代人重新建立起信仰。”也许，席慕蓉的爱情和婚姻都不是新奇的，但却是真实的，宝贵的，而且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