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难舍难分的“外资情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8 05:06:57
中国难舍难分的“外资情结”
崔宇
最近，针对外界对于中国市场投资环境的质疑，中国商务部给予积极回应。先是在7月19日召开了“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次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又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会进一步的完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没有回头路可走，更会进一步地走向开放。”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的确得益于改革开放。具体地说，第一个十年主要靠改革，第二个十年改革和开放并重，第三个十年主要靠开放。某种程度上，改革正逐渐让步于开放，改革有所停滞甚至回头，但是开放却又走得太快了，最突出的表现是依靠FDI（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出口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外部失衡的另一面是内部失衡──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以及收入分配失衡，而且，还带来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等诸多压力。
但从中国商务部的表态来看，中国依然对于“外资情结”或者“开放情结”难舍难分，他们只看到开放可以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不错的国际口碑，但却忽略了内外失衡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增长只是在饮鸩止渴。一面是“招商引资式”经济增长一面是国民福利下降的故事也许又将在中西部地区上演。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开放要勇于回头，而改革要踯躅向前。
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在10%左右，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大起大落的，在1981年和1990年的经济波谷期，GDP增速也曾分别达到过5.2%和3.8%的低点。但是，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明显降低，除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够基本稳定地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伴随着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都是拜开放所赐：一方面，依赖FDI发展出口；另一方面，这一期间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中国加入WTO也推波助澜。
正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吸引FDI迅速上升，从1991年的44亿美元一跃至1992年的110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150%左右，1993年又攀升至275亿美元，同比增速又是150%，此后，FDI分别在1996年突破400亿美元、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2007年突破700亿美元和2008年突破900亿美元，增速逐渐加快。
虽然FDI的绝对量看起来并不大，仅占GDP的2%左右，但FDI进来后组建的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小觑。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1年以来，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平均都在50%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30%左右，其税收占全国工商业税收比重平均为20%左右，虽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还不到10%，其就业人数占比平均也不到10%左右，但这恰恰反映了外资企业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2006年5月的一篇工作论文测算，2003-2004年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2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虽然，2007以来，随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调整，上述诸多指标大都有所下滑，但也只是小幅下滑，大格局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难舍“外资情结”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无可厚非，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一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面却又创造着大量贸易顺差，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而且扬帆出海并不太顺利，这导致中国从1990年开始，几乎连续二十年保持着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项目、收益以及经常转移项目，但以货物贸易为主）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只有199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短暂国际收支平衡。
一般来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应该是一个逆（顺）差一个顺（逆）差，从而保证国际收支平衡，类似中国这种几乎连续二十年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世所罕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进口。理论上，一个国家之所以要吸引外资，是因为国内缺乏资金和技术，需要用吸引来的外资来进口设备和技术，从而带来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但中国吸引外资的目的也许不是如此，而是吸引外资来中国投资建厂以发展出口，典型的例子就是加工贸易。
中国的贸易顺差90%以上来自加工贸易，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顺差中的比重在8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70%以上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占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通过低成本优势赚取高额利润（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做潜在的“热钱”），与其同时，中国却不得不把由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推动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低收益品种，这一来一去之间带来的国民福利损失不言而喻。
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的滥觞，虽然有国际产业分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中国扭曲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助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收获的只是GDP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这两者的高速增长都需要适可而止），至于带来的就业则不那么明显，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比重仅占10%，2004年这一数字仅为3%，如果把精力和财力致力于本土企业的扶持，一样会拉动就业。
当然，中国吸引外资并非都是为了发展出口，有些外资之所以来到中国是看好中国本土市场，而中国之所以欢迎他们是期望“市场换技术”。但是，根据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等2007年的研究，中国吸引外资后确实出让了本土市场份额，但除了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以外，外资在技术外溢方面并无多少显著的证据，倒是发现吸引外资不利于中国本土企业通过研发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其实，这也与常识相符，如果直接花钱买都买不到的技术，就更不能指望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得到，而即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外溢，也是可以直接花钱买到的。当年，日本和韩国都不是通过吸引外资来完成技术升级的，而恰恰是采取了相反的办法。
概括地说，中国难舍难分的“外资情结”主要体现在给予大量优惠政策依靠外资拉动出口和幻想通过外资换来技术，前者会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后者会导致本土企业逐步丧失竞争力。
虽然说中国的开放政策要有所回头，但并不意味着重新走向封闭，最起码要取消或明或暗的外资优惠政策，保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目前来看，随着中国国内资源、环境和劳工成本的增加，或许会降低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和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信号，不可偏废，更不可借此给予外资更大的优惠政策（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从而让“开放”走向不归路。
虽然从“开放”回头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的部分劳动力和消费者要遭受一定的阶段性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收获的更多。“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资本也是一样。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崔宇
最近，针对外界对于中国市场投资环境的质疑，中国商务部给予积极回应。先是在7月19日召开了“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次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又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会进一步的完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没有回头路可走，更会进一步地走向开放。”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的确得益于改革开放。具体地说，第一个十年主要靠改革，第二个十年改革和开放并重，第三个十年主要靠开放。某种程度上，改革正逐渐让步于开放，改革有所停滞甚至回头，但是开放却又走得太快了，最突出的表现是依靠FDI（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出口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外部失衡的另一面是内部失衡──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以及收入分配失衡，而且，还带来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等诸多压力。
但从中国商务部的表态来看，中国依然对于“外资情结”或者“开放情结”难舍难分，他们只看到开放可以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不错的国际口碑，但却忽略了内外失衡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增长只是在饮鸩止渴。一面是“招商引资式”经济增长一面是国民福利下降的故事也许又将在中西部地区上演。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开放要勇于回头，而改革要踯躅向前。
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在10%左右，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大起大落的，在1981年和1990年的经济波谷期，GDP增速也曾分别达到过5.2%和3.8%的低点。但是，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明显降低，除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够基本稳定地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伴随着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都是拜开放所赐：一方面，依赖FDI发展出口；另一方面，这一期间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中国加入WTO也推波助澜。
正是从1992年开始，中国吸引FDI迅速上升，从1991年的44亿美元一跃至1992年的110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150%左右，1993年又攀升至275亿美元，同比增速又是150%，此后，FDI分别在1996年突破400亿美元、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2007年突破700亿美元和2008年突破900亿美元，增速逐渐加快。
虽然FDI的绝对量看起来并不大，仅占GDP的2%左右，但FDI进来后组建的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小觑。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1年以来，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平均都在50%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30%左右，其税收占全国工商业税收比重平均为20%左右，虽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平均还不到10%，其就业人数占比平均也不到10%左右，但这恰恰反映了外资企业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2006年5月的一篇工作论文测算，2003-2004年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2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虽然，2007以来，随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调整，上述诸多指标大都有所下滑，但也只是小幅下滑，大格局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难舍“外资情结”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无可厚非，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一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面却又创造着大量贸易顺差，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而且扬帆出海并不太顺利，这导致中国从1990年开始，几乎连续二十年保持着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项目、收益以及经常转移项目，但以货物贸易为主）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只有199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短暂国际收支平衡。
一般来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应该是一个逆（顺）差一个顺（逆）差，从而保证国际收支平衡，类似中国这种几乎连续二十年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世所罕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进口。理论上，一个国家之所以要吸引外资，是因为国内缺乏资金和技术，需要用吸引来的外资来进口设备和技术，从而带来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但中国吸引外资的目的也许不是如此，而是吸引外资来中国投资建厂以发展出口，典型的例子就是加工贸易。
中国的贸易顺差90%以上来自加工贸易，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顺差中的比重在8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70%以上都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占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通过低成本优势赚取高额利润（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做潜在的“热钱”），与其同时，中国却不得不把由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推动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低收益品种，这一来一去之间带来的国民福利损失不言而喻。
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的滥觞，虽然有国际产业分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中国扭曲的外资优惠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的助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收获的只是GDP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这两者的高速增长都需要适可而止），至于带来的就业则不那么明显，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比重仅占10%，2004年这一数字仅为3%，如果把精力和财力致力于本土企业的扶持，一样会拉动就业。
当然，中国吸引外资并非都是为了发展出口，有些外资之所以来到中国是看好中国本土市场，而中国之所以欢迎他们是期望“市场换技术”。但是，根据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等2007年的研究，中国吸引外资后确实出让了本土市场份额，但除了来自港澳台的外资以外，外资在技术外溢方面并无多少显著的证据，倒是发现吸引外资不利于中国本土企业通过研发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其实，这也与常识相符，如果直接花钱买都买不到的技术，就更不能指望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得到，而即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技术外溢，也是可以直接花钱买到的。当年，日本和韩国都不是通过吸引外资来完成技术升级的，而恰恰是采取了相反的办法。
概括地说，中国难舍难分的“外资情结”主要体现在给予大量优惠政策依靠外资拉动出口和幻想通过外资换来技术，前者会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后者会导致本土企业逐步丧失竞争力。
虽然说中国的开放政策要有所回头，但并不意味着重新走向封闭，最起码要取消或明或暗的外资优惠政策，保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目前来看，随着中国国内资源、环境和劳工成本的增加，或许会降低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有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和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信号，不可偏废，更不可借此给予外资更大的优惠政策（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从而让“开放”走向不归路。
虽然从“开放”回头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的部分劳动力和消费者要遭受一定的阶段性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收获的更多。“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对于资本也是一样。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