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一千个细节（下）

◎二、角色层(1)
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兼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卧听那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专制世袭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要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不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从先贤的榜样来看，历史上不为家国天下、只为真理而行的人物实在寥若晨星，自周朝到今日更没有被重视和广泛传扬。于是，那种独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摄入到民族的血液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看来，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对民族的进化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总是以民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从而就只能养育出软弱的知识阶层分子来。
“恶”的丰富多彩
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道德状况就一直是不断争论与辩驳的话题。潜藏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并非一本清水账册，而是一部兼容并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天书。潜规则、行规、规矩、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都可构成道德的一部分。
◎二、角色层(2)
时代永远是领先的，道德迟滞在后。雷锋在那个时代可说是道德先锋，其道德观迎合了那个重公轻私的时代。这种道德似在昭示一个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现，人们才发觉，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越来越强调特殊性，关注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巨变，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主人翁变成公民、消费者、纳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各种经济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也就同样地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观出现、成长，就像大厦外墙上新增的一个个空调器。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时代与社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道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逾越。
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后上万言书，写如何反腐。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避免不了道德上的自诘。如果说贪官是这个社会最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也是从我们之中成长出来的，也是我们几辈人不断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看着纷繁复杂的道德事件以及伶牙俐齿所溅出来的道德飞沫，就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标志着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多元的道德观，互相矛盾的道德观，处在不断调和中的道德观。
道德的矛盾演进在当今已成为比奥运会还伟大的一项世界性运动。道德冲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东到西、从麦加到梵蒂冈、从孔子到福柯、从小脚到钢管舞，到处都是道德那黑蝴蝶一般飞舞的身影。
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运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二、角色层(3)
权利与权力之辨
1.权利是天赋的，而权力是被赋予的
权利与权力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权利是天赋的，或伴随某种社会(经济)行为自然产生的。比如：生命权利，当出生后就有了。比如：公民权利，当十八岁时自然获得。但没有人生来就有权力，权力是被赋予的。权力是权利者集体赋予的。比如行政权力就是由公民的选举权利赋予的。
2.先有权利，后有权力
权利先于权力，就如同蛋先于鸡。权利是权力之母。它滋养权力，培育权力，支持着权力。而鸡也可以孵蛋。所以，权力是为了保障权利，拥护权利，回馈权利。
3.权力如何保障权利
既然权力来自权利，那么权力就只能保障权利，而不是去阻止权利。因此，公民权利得到伸张是正理，否则这个权力就是不法。权力保障权利的时候，必应是真诚而有力的。决不能以保障权利为名，行阻滞权利之实。更不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为名，行不让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利之实。
4.权利永远高于、大于权力
权利高于、大于权力，而且永远高于、大于权力。这是由上述三点来保障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超越(超乎)权利之上的权力。一个国家，也就不能由那个已经存在的权力来领导，只能由全体权利来统辖。
5.权利是永在的，权力是短暂的
从时效上说，权利是永在的，而权力是短暂的。不可能有世袭的权力，而只能存永恒的权利。权力因权利而生灭，没有天授的持久性。而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政治的自然资源，生生不息的。
6.权力必经权利授予
一切权力都由权利来授予，即使权力自产权力的权力也是来自权利授予的。因此，就不仅没有天授的权力，而且也没有不可改变、不可撤销的权力。
权力病毒及消毒进程
陈胜、吴广们崛起于阡陌，摇旗在青山，却对历史骨髓当中的权力病毒束手无策，而只会使用决绝的杀死病体的方式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标榜天下。
殊不知，陈胜、吴广们在杀死那些岌岌可危的病体、摇摇欲坠的王朝的时候，在自己身上也已经传染了权力病毒，早就有了遗传权力病毒的基因。因而，权力病毒没有被杀灭，反而更加具有历史抗药性，在传统钙质的积淀中葆有了越来越硬的外壳儿。这，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延续下来的那个超稳定结构的精髓所在了。
这样的精髓在被中国智慧的糖衣包裹起来以后，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它让学者们找到了话说的由头，这个由头就是权力斗争的把戏。而不同的学者从中品味出来的却完全不一样：易中天找到了励志人生的品相，而吴思则看破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真相。二者都是中国智慧的一个品种，但前一个给人娱乐，后一个告人残酷。正如鲁迅可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而于丹却能在吃人的行为举止中辨出仁义道德来，都是高人。
权力病毒起始于每个人的欲望，升腾在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中，凝固于权力的高台上，没有终极的时空可以限量之。它比蝇蛆繁殖能力还要强，比鼠类的抗药能力还要高，又比梅毒、艾滋还要风流。权力病毒浸染人体，可以使人乱性、沉醉于性，也能使人忘性进而忘形。如果说爱情的起源是大脑内分泌的一小撮化学物质的话，那么权力病毒的繁殖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人类)最难攻克的病症了。
◎二、角色层(4)
权力病毒在中国历史中周而复始地运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轮回与一圈圈涟漪状的报应。权力病毒的温床是严格的伦理制度，正是伦理从近及远、自亲到疏地奠基出权力的祭坛。在古希腊，有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挑战幕府将军。而在中国，伦理的秩序始终要高于真理的价值，善战胜了真、成为首要的大事情。
但中国人还是有着一种不断消毒的精神，对权力病毒的弥散也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警觉与革新态度。
第一次消毒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一个皇帝能以自己制定的制度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懂得，权力病毒过快过多地进入王朝的机体与最高统治者的心肌，只能促其如隋朝那般速颓。但他是否还意识到，一个王朝，一个由皇帝来四海俯视的天下，权力病毒引起的那场蜕变是迟早的事。
第二次消毒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要革除的是权力病毒当中的奴性，它宣告了奴性中国形式的第一次破产。可惜的是，由于奴性的母体——权力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消灭之的良方，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对阿Q们的影响了。
第三次消毒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中国就开始引入西方的思想、制度、知识与技术了。而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直捣灵魂的权力革命，因为它试图从权力病毒内的蛋白质与DNA上来实现一劳永逸的清除。
等到了第四次消毒，就是目下这场在静悄悄进行中的权利觉醒运动了。原来，权力病毒的天敌正是隐藏于每个公民血液当中的权利意识。当权利意识被激活之后，大量的白细胞以及抗体就会从身体的各个缝隙向权力病毒发起攻击，并愈战愈强……
政治过敏综合征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做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
“这是上面的意思”
“这里面的水很深”;
“来头不小”;
“这个人很有背景”;
“上边发话了”;
“上面拍板儿了”;
“最近上面有新精神”;
“这个很敏感”;
◎二、角色层(5)
“这是一本禁书，你看看吧”;
“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好像变了”;
“上面表态了”;
“这小子有后台”;
“我黑白两道儿”。
有意思的是，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自己不得不选择“闭嘴”。“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上面的意思”。一个以主张人权(性权利)的先锋人士，原来也是在不自觉且很传统地制造着政治迷彩。
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因其熟知就理所当然，不需理解。而陌生化效果借助戏剧手段，除去了人物及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因素，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如此的印记，从而引起联想、思考，引来批判、探讨。
呵呵，政治中心外的围墙与栏杆也一样促使人们试图透过现象去寻找本质。这样的本质可以是秘闻、野史，也可以是解密、戏说，还可以是揭露、爆料，更可以是说出真相、颠覆既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围墙和栏杆，权延赤的红色记忆也不会那么畅销，《雍正王朝》、《汉武帝》也不会风靡天下，中国的当代史书写者也不会一点一点儿非常有策略地往外吐料。政治的迷彩确实有着很重大的经济价值，也能让那些知道些许真情的人成名成家。
而作为围墙与栏杆之外的一般人，也似乎不想把这层迷彩揭掉，并希望自己也能探头进去，不仅可以观光，而且值得炫耀。
那些类似李银河的学者，对于政治迷彩的侵袭，一方面很无奈，一方面也可以借此为暂时或永久退却的借口，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迷彩。
也许政治并非如此神秘。但作为政客，要故作神秘;作为公务员，要制造神秘;作为作家，要卖弄神秘;作为商人，要经营神秘;作为冷眼旁观者，要欣赏神秘。这些，就是今日迷彩政治之一斑了。
腐败自我谈
早就想写写腐败的话题了。
这个话题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好似一个大马蜂窝却一只蜂都不见，都去找蜜去了。这就不好谈了。但我发现这些谈论里基本上只谈论别人，不怎么谈自己。
于是我又有了谈兴，就从自我谈起吧。
在自我谈之前，还是得对“腐败”这个词分析一番。“腐败”是一个典型的矛盾词，矛盾词的意思是说，一个词正说也可以，反说也可以。比如：炒作，宋祖德之流一定会这么说：不炒作也是一种炒作。比如：风险，那些搞融资集资生意的总是如此宣传：没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那么，不腐败是否也是一种腐败呢。当然不是。但是一个人要是不腐败，恐怕是不好混的。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也就是“腐败”作为矛盾词的本质。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做官了，会不会腐败?如果我去做生意，会不会行贿?
我想，医生收红包，为了孩子上学去送礼，其实都是腐败和行贿的小苗。
我如果有孩子，我也会去找人的。我做生意，我也要给人好处，要不然怎么拿单。这是必须的，是行规，不可能不这样做。
那么，我就没资格谈腐败了吗?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腐败。
一种是生存性腐败，一种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的意思是说，不得不腐败，不腐败就生存不下去。不如此，就解决不了自己的生存问题。
◎二、角色层(6)
我也一样。我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帮助解决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看病的事情。认识一些官儿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帮助我办事，以便在竞争上先人一步。
有时候不这样做不行;但有时候就变成了享受，想这样做，因为尝到了甜头。后者就是享受型腐败。
生存性腐败比享受型腐败要轻，应该尽量少做生存性腐败、不做享受型腐败。但它们其实都是不可原谅的。
那怎么减轻我的负罪感呢?
于是就去批判腐败，去批判那些受贿者、有权者、既得利益者，去批判这种社会现象。
时代的精神病气质
汉语常常会把名词给形容词化了，如：
红红的×××(意思是，这个×××具有“红”这个属性);
科学这么做是不科学的(意思是，这么做不符合科学规律);
太监太监帖、鉴定完毕(这个太监会上网)。
而当“精神病”这个词也形容词化时，就会出现以下的骂人话：
精神病啊。
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
精神不正常吧。
神经病。
还有当精神病与神经病混淆之后，就会有更有趣的现象。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神经病，什么又可归入精神病，确实是值得分析的。但在日常的汉语口语里，却基本不作区分，就如对心、脑的混淆一样。
这个世上无非三种人，即：
精神正常者(俗人、大众的单数、群众的个体，老百姓之一);
艺术家(诗人、作家、舞台表演者);
精神异常者(精神病人、疯子、变态狂)。
精神正常者是大多数，可称为“精神正常群”。他们的精神也是相似或相同的，惟其如此才会存在所谓的人类的普适价值以及语言等交流工具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他们，制造了流行时尚、社会道德、电视广告、市场经济，并规定了一种或几种生活模式。
大多数人在日常语言中交流，以此获得精神慰藉，并刚化了彼此相似或相同的那种精神状态。他们的精神状态大致重合，其程度可描述为“正常精神重合度”，其值应在90%以上。专制社会的正常精神重合度可达24K金一般的好几个九，0.999999……
也正是这个精神正常群(他们、我们)，将那少数人所具有的异彩纷呈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定义为“精神异常”，并建造了精神病院。
还要注意的是，这少数人的精神状态相互之间能否重合、重合多少，这显然有些类似P2P协议的意思了。与“正常精神重合度”相对应的，可称之为“异常精神重合度”。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为0，则反证出精神正常群的极度的正常来。
可实际上，任何两种精神都会有交合的，也就意味着其值大于0。而若异常精神重合度的值虽然大于0，但还是很小，那么这样的精神世界就如野生华南虎那样濒危。每当一个这样的人死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精神可能性的宝贵基因。
若异常精神重合度比较大，如大于50%，那么这些人就很可能是艺术家了。
因为艺术家恰恰游走在精神病院与俗世之间，或穿越，或潜行，或招摇。艺术家躲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里不出来，他知道若是出来就会变成精神病人，所以宁可待在美术学院而不去精神病院。
而一般人对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因他们不能理解艺术家那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艺术精神的世界以及从这个世界里分泌出的语言，从而产生了敬畏。又听说那些侥幸进入正常精神群的艺术品获得了惊人的拍卖高价，就更有了景仰。因为他们还是懂得那样的一种语言——市场语言。
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病气质，就如搞怪、搞笑这样的行为，明明是属于正常精神群的，却非要把自己投入到精神病院的氛围里。兄弟，你没这精神底子，但你有这精神气质。
而这些行为却又不来自那个异常精神重合(相似)度大于50%的世界，无非用的还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市场语言。像芙蓉姐姐(据说她确实被车给撞过)、周老虎、相声、绯闻、丑闻、性闻、八心八剑，大都具备了这样的气质。
◎三、规则件(1)
开会为啥不坐第一排
在一个大会议室，当有好多排坐椅时，经常可见第一排空荡荡的。于是会议的组织者就会让后排的人往前坐，以达到给自己壮胆儿的效果。于是就会有几个人零零落落地排到了前面，也就如此了。开会吧。
为什么第一排总是那么冷清呢?这似乎源于儿时学生期的心理印记。
上学时，坐的位置往往是跟个头相关，个子矮的就坐前面，高的在后面。于是坐后面的，就有种优越感，而且自由。坐前面的，容易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打小抄也不方便。坐后面的，可以搞些小动作、传字条、看课外书、假寐，也不会被发现，或就是老师懒得理你。
大了，工作了。当公司迁入一个新办公室，比较贼的员工会选择那些角落里的办公桌，一般是背靠墙壁、角落的。这样的位置是不会有人(主要是老板)有机会打背后经过的。如果玩个游戏、看个股票K线图或者查查澳门盘口，绝对不会被发现。
开会时，总有一些领导、嘉宾、老板会在第一排落座，把这第一排就权当主席台了。其他人则习惯性地往后坐。剧场也是这样，当有地位的人来观看时，前排会留出座位，虚席以待。
久而久之，即使第一排没啥事先安排，人们也不喜欢坐了。其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座位时，也在心中衡量着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一个人选择什么座位，也暗合了他的社会角色。
在飞机上，第一排是头等舱，不能随便坐，要付钱的。如果不满员，后面的座位可以随便了。最安全的是尾部，失事飞机的尾巴是翘的。
只有看演出的时候，第一排总是人最多。因为第一排的票最贵，看演员最清楚，最值。当一幕结束、下一幕即将开始前的换场时分，黑灯瞎火的，就见几个黑影晃到前边去了。
从大学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三、规则件(2)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蹲下还是坐着——兼论体位的尊严
那次去现场批判于丹，被保安从会议室架出来，就进了走道对面的一个房间。那保安以短促的语调对我喝道，蹲下，蹲下。
我说，我凭什么蹲下啊。
说了几遍之后，一个警察说，那你就坐下说吧。
后来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一楼。他想把我带到所里(其实是吓唬)，但因为现场任务重，就对我说，蹲、坐——那儿吧。那个“蹲”字，只说了半个。
“蹲下”，似乎是警察或保安给予“捣乱者”的应有待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说顺嘴了。然而，蹲下还是坐着，关乎人的体位尊严。
人不是澳洲袋鼠，不适合长蹲。久了血流不畅，神经受压迫，就会麻，很不舒服。当然，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要是蹲久了腿一麻，想跑都不容易。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不同的地点应当执行怎样的体位。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罪犯，也都有坐的权利。
在跪、蹲、站、坐当中，一个比一个舒服，可见坐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体位。
坐离不开椅子，一坐下椅子就承担了人体几乎全部的重量，使四肢得到解放，各种腿姿、手势都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一种进化。坐椅的设计形式与装潢也是对坐之尊严的烘托与夸大，就如太和殿里的御座，其实并不舒服。
从历史上看，在国人习惯坐之前，是跪在蒲席上的。跪在蒲团上的人显得更严肃，双腿基本被废无任何体位语言可谈，两只胳膊的势力范围也受限，挥舞多了类似木偶。后来，皇帝先坐了起来，大臣们也跟着站起来。只是遇到了更正式、更庄严的场合，臣民或下级还是要跪着。这就是由于跪习惯了。
跪比起站与坐来，肯定是更低身份的。最简单地说，就是跪着显得矮，海拔上不如站与坐。可站着似乎要比坐着海拔高啊，为何不如坐的身份高呢。这里有好几个原由与层次。
先来看皇帝老儿的宝座。太和殿里的金九龙宝座和屏风安置在高约两米的金色台基之上,这下子高了吧。即使底下站的是爱卿姚明，也不会冒犯到天子的龙颜了。
◎三、规则件(3)
坐者可以通过提高台基的高度来体现尊严，也可以通过家具的形式来表现自我。大小公司也许规模不同，但老板桌大多一样，都是很厚、很笨重、深棕色的。这样的一个大件足以增强坐着的老板的尊严，以便在和员工、客人对话时底气十足。还有的人喜欢在桌上再摆些小红旗，在旁边放个珐琅彩的地球仪，在背后的壁橱或壁炉上放些和大官儿、明星们的合影(和人妖的就算了)，哪怕是前某某长或过气的流星，那至少也证明了曾经辉煌。这些也可以增加坐姿的魅力。
坐的方向也影响到地位。在中国，面南背北是最好的。在会议室，椭圆形会议桌，坐在两端的大多是领导。在包间里，肯定与门相对的是上座。由此可见，坐在对称轴上的，更有尊严，只是要刨去南极和北极。
朱文在其小说《把穷人统统打昏》里说：从一个地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自古以来有四种方式可供人选择。一、当然是走着去，包括爬着去;二、游着去，前提是你必须会水;三、飞着去，紧紧地勒住天鹅的脖子，然后把你要去的地方跟它讲清楚;最后一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那就是滚着去。这一种可分为机动的与非机动的两大类，机动的按照汽缸的多少、马力的大小又可以精确地分出若干等级，非机动的通过观察驱动源是否在大街上随便拉屎也可以大致地看出人力与畜力的区别。不过所有“滚着去”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借助轮子的滚动来实现空间位移的。……在我们的经验中“滚着去”的人容易与“走着去”的人过不去，而“走着去”的也习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如果“走着去”的人进而仇视“滚着去”的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没轮子的当然仇视有轮子的，就像穷人仇视富人一样天经地义。“滚着去”的其中也有分野，非机动的仇视机动的，两个轮子的仇视四个轮子的。就是同样是机动、四轮的也还存在着分野，夏利仇视桑塔纳，桑塔纳仇视奥迪，奥迪仇视奔驰，等等。反正轮子一搅进来就麻烦了。在“滚着去”家族中，我属于坚定的非机动二轮阶级。
这些“走着去”、“爬着去”、“游着去”、“飞着去”以及“机动的”、“非机动的”、“两个轮子的”、“四个轮子的”，都由于体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尊严。至于“夏利的”、“桑塔纳的”、“奥迪的”、“奔驰的”，则如同坐椅的不同装潢以及老板桌上的布置了。
那么躺与坐相比，怎样呢?躺也有海拔的变化。躺在地上，在床上，在榻榻米上，在山洞里，在悬崖上，在飞机上。但躺的时候一般是和社会交往脱离的，故而很难评价其社会性的尊严值。但若是一群人在议事，站的、坐的、跪的、蹲的、躺的都有，那肯定是躺着的地位最高，就数他最舒服，但这也要看他是躺在人群的中央、前方、后方还是外围。在这时候，躺者以其随便征服了那些严肃地展示着其他体位的人，而且带些嘲讽的意思。
等到了行为艺术时代，在商店的橱窗里，在艺术工厂的实验室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一些平常、随便和隐秘的姿势透过玻璃窗展示给路人、消费者和观众。前者虽然与后者没有什么交流，却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后者对体位、姿势、态度的观念与思考。也许后者会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上，而后跪在地毯上，寻找着昨天丢弃的一个草图——那是关于未来的。
◎三、规则件(4)
我想，等到了未来社会，或许人们可以飘在空中了。什么体位不体位的，宇宙本没有中心。或如爱因斯坦所言，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
动机真的可以评价行为吗
经常听到有人说，好心办了坏事情。动机是好的，但事情搞砸了，情有可原，倒霉催子。这是国人的思维特点，动机可以影响到对行为的评价上。一个好的动机似乎就会出现好的行为，即使是坏的那也是擦枪走火，偶然事件。而一个坏的动机首先在道德上就失了分，而行为上的好结果也只能算是弥补一下。
然而，当我们假设了两种情况：A.假如一个人出于似乎是坏的动机，而做了一件极其有社会意义的事;B.一个似乎是好的动机，却做了件对社会非常有害的事，就会发现，可以接受的却是A，需要排斥的只能是B。
好的动机带来好的行为当然是最好的，也是道德排行榜上的第一。只是这样的设想其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方面。人做事的动机，尤其是成年人，是很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在这些动机里，既有为公、为天下、为社会的方面，又有为自我考虑的层面。这为自我考虑的方面里，就可能包括“不好”的动机，比如为名、为利、为色、为占有欲、为仇、为怨、为争强好胜……
进而来说，这些“不好”的动机都来源于一个人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人，还是肉体上的人。人不可避免陷入到七情六欲当中去，也很乐在其中。要撇开这些来谈动机，实在是高估了人的精神力量，也并非通情达理。佛家道，破除色相，普济苍生。儒家说，修身、齐家、平天下。这些思想里都包含了灭除人欲，直达道德彼岸的意思。它们也正是国人喜欢强调动机纯正而善的理论基础。可是，真的能做到吗?做到了就一定高尚吗?
更进一步地说，这些“不好”的动机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人就是精神与肉体的杂糅，理想和欲望的混合。唯有如此，人才算是个人。可以这么说，一个男人终生没有做过爱，他就是再伟大，也不怎么像是一个人。即使是神仙，也不排斥男女欢爱。当一个人又要为天下谋，又要为自身计时，正体现出人的复杂来。这样的人物若是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是多么的有血有肉。若是出现在身边，是多么的可亲而可爱。
大到联合国的成立，小到合同的签订，都是这些“不好”的动机所致。因而，这些“不好”的动机决不是恶，而是人性使然。承认这些人性的特点，才能还原历史与事件的真实，才能使人成为人，才能达到知识的彼岸。
动机永远是主观的，因而就具有不可测性。子焉知鱼之乐，子焉知我不知鱼之乐。对动机的过分探讨阻碍了我们去获知行为的理性、去鼓励行为的激情、去伸张行为的正义。而人心都是自利的，即使是对社会的爱，也能被解释为满足内心的某种欲望。正是人性之私，才使人有了动因，否则就失去了道德之根。
道德，无非也是基于人性之私，只是一旦升入了上层建筑就显得那么神圣无私起来，如同脱离了农村的白领一下子洋了起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孟子的“推己及人”，其中的“己”就是人性之私。所以当道德要求行为人的动机时，它应当先看看自己的前世今生再说。
◎一、网络(1)
信息垃圾堆里的甲骨
公元一八九九年，王懿荣发现了一片甲骨，上面刻着很奇特的符号。王懿荣确认，这就是殷商文字——甲骨文。商朝的信息已经大量丢失，或者尘封于地下。所以甲骨文就显得格外珍贵，它所特有的文字体制打破了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小学对汉字理论的禁锢。虽然我们至今从那出土的十万片甲骨上能够读到和读懂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但这些信息的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信息是对世界元素的组合，但并不是任意组合。也就是说，不是任何组合都能产生有价值的信息。信息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价值。所以，什么才是信息的价值，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同类信息完全可以组成一个群，姑且叫做信息群。比如商朝信息群，现在可以得到的，主要是商代文物、甲骨文、传统古籍、史记。而甲骨文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记录，就显得尤为珍贵。当初，河南安阳小屯村村民挖出大批甲骨，把它当做能治疗妇女病和虚弱症的中药材“龙骨”出售给中药店，或在安阳每年春秋两季庙会上作治外伤的“刀尖药”零售。甲骨文就是经过这样的“药材时期”和此前的“埋藏时期”、“破坏时期”后，才为人所认识的。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材料(如文物、甲骨文)与纸上之材料(即传统古籍、史记)相互印证，来更准确地了解历史、研究殷商文化。后来的学者还提出了很多研究方法，为认识甲骨文、认识商朝信息群不遗余力。但至今，所认识的甲骨文字也不过一千字左右。
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信息才对人有价值，它是人在付出一定生命量之后获得的。而不付出生命量就能获得的，根本就不是信息。
试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信息还有什么意义?在一个无所不能的虚拟世界里，信息可以任意组合而不失去其合理性。上万上亿次的组合可以在瞬间完成，它们丝毫也没有生命量的痕迹。我只能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在如今这样一个IT社会里，还会不会有类似甲骨文这样的珍贵信息(也就是IT甲骨文)呢?有的，它少而又少，却包容着人的心灵史。信息社会的发达，更多的是信息垃圾生产能力的发达、信息垃圾生产产量的激增。
所以，这些信息垃圾就像是覆盖在这IT甲骨文上的厚厚土层，历史等待着一个新的王懿荣去识破它们。
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A.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物理老师深情地对我说：人类最早的光通信设备，就是我国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雄伟的万里长城啊。
在一个阳光灿烂春风荡漾的日子里，我又登上了万里长城，眺望着这座比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巨大亿万倍的光通信设备蜿蜒在苍山墨岭，畅想着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气魄和褒姒一笑时的幽默。我穿过一座座曾用来屯兵驻守的城堡，进一步发现了长城是人类最早的高速公路，而且还是全封闭的。这些心得真令我由衷自豪，并差点儿写篇论文。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说这个时代有个很奇特的网络，叫“World Wide Web”(中文意思是“全球信息网”)，小名“因特网”。它能够让世界上所有人之间交流信息和思想，这令我想起了世界大同。可还有很多人管它叫“World Was Waiting”(中文意思是“世界在等待”)，原来它的访问速度太慢了。看来乘飞机火箭进入大同世界是没戏了，只有靠汽车了。所以，人们又美其名曰：“信息高速公路”。
◎一、网络(2)
挑灯攀尽网千树，更织络，站如雨。
铜线光纤铺满路，模拟声动，鼠标光转，一夜群虫舞。
饱览台北黄金屋，笑闻相约聊天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因特幽悠处。
如同宋词被涂鸦为现代派的戏语微言，我的田园梦也随着信息时代的莅临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而破灭了。
我是读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和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走过黄金时代那布满陷阱的青草地的，憧憬的是里夫金式的自然生活，每日与闲云野鹤为伍，和丘山沟壑图存，比竹林七贤更闲得桂花落，比周敦颐更急于唯吾德馨。
商朝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在公元前的某段时间曾被纣王囚居。他闲来无事便抽出褥席下的草根用曾曾太爷伏羲的阴阳八卦推演出了周易六十四卦。根据今天那些已经洞开天眼可见常人所不能见的天师的说法，自此以后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都可打周易六十四卦推绎出来。这种理论看来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容易上手，对现实生活似乎也更有指导意义。
待到春秋时代，孔子尊文王梦周公，仁义礼智信独成一家，温良恭俭让登堂入室。孔孟学说虽历嬴政焚书坑儒，终由刘彻发扬光大。中庸之道渐成中国一独门功夫。正当大儒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挑拣拾掇着君子小人的精神学说时，柏拉图却站在雅典城堡里对公民们说：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发现真理的人享受真理。
据说，古希腊最早的哲人泰勒斯就因精熟天象准确预测到来年橄榄丰收而大赚过一笔。如今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在这方面更是匪夷所思无以复加。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计算器是德国人威尔海姆·什卡尔亲自制作的。而伟大的哲学家德国人莱布尼兹则发明了可完成四则运算的通用计算器。但德意志的思想成果最终还是在硅谷被山姆大叔给弄灿烂了。
不过，莱布尼兹指出最早的二进位制是中国的八卦。作为四大发明传人，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早在电子管计算机时代，美籍华人王安就已经提出了利用磁性材料进行存储的思想。看来，在现代计算机的脉管里，也流着华夏民族的血。
起来，全世界孤独的电脑。起来，还没上网的主机。满腔的电流已经接通，要为联网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网迷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红客。
从来就没有什么通灵学，也不靠轮船飞机。要创造网络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失去的时光，让思想在宇宙激荡。快把那屏幕点亮，升级换代才是时尚。
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B.在联合国，有一次英、美、以色列的代表在一起聊天。
英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电话线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先进的通信技术。
美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光纤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光通信技术。
以色列人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什么也没有，我们用无线。
现在，中国电信的分组交换网连接了所有的县城，ATM高速骨干光纤网把全国省会和重要城市整合为一，因特网联系着千家万户，多媒体憧憬着各种新奇业务。
◎一、网络(3)
再也没有人为抄写《金瓶梅》里的那些删节段落而夜以继日了。也再不会有哲学系研究生为在本地图书馆里查不到福柯的英文版《词与物》而心烦意乱了。再也不必为查一个典故的出处翻遍《二十四史》了。也再没有人去造第二个“天一阁”了。
孔老二说：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他的这句话除了语文课本上的解释外，还有深层的传播理念在里面：色情总是比德行更容易传播，知道莱温斯基小姐的人肯定多于雷锋爷爷。
网络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充斥着声音、色相和数据，是一切矿藏的渊薮和垃圾的归宿，是一切纵欲狂的天堂和失落汉的乐园。它销售新闻，贩卖真理，复制知识，使地球上的所有人一下子都从痛苦的白痴变成了沾沾自喜的先知，又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先知变成了幸福的傻瓜。网上传播着“0”和“1”组成的情感，就像我们用蛋白质和脂肪酸所构筑的友谊一样。亲情、友情、爱情、嫉妒、冷漠、仇恨，都能从1024×768的画面中分辨出来。
传统的书店、电影院、学校、商店、邮局、餐厅等众多服务设施都将被移植到网上，这是一个虚拟的社区、一个虚拟的城市。那遍布大街小巷的电线、光缆、同轴缆，还有那与白鸽齐飞的无线电波居长天一隅的人造卫星，都是这座虚拟城市的神经。
在这里，新的观念正蠢蠢欲动，新的道德将应运而生。是人，赋予了它生命，赋予了它勃勃生机。它自由地生长着，如离离原上草渐渐地连成一片，似星星风中火顿成燎原之势。
C.我一直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因无聊的欲望而对原始森林进行过度破坏，艾滋病毒本来也就是非洲黑猩猩之间的一种昂贵稀有的性馈赠。
在电脑网络上，计算机病毒堪与艾滋病毒相提并论。可以说，它是美国科普作家雷恩在其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PI的青春》(Adolescence of PI)中发明的。后来，美国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弗里德·科亨博士通过试验使幻想变成了理论上的现实。
关于电脑病毒起源的猜想也和艾滋病毒一样，莫衷一是。
恶作剧说认为，人的戏剧才华之横溢之出众于灵长，是一种难以控制的混乱力量。看看吧，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戏剧之多，无非是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淡如水罢了。电脑病毒就是人类的戏剧本能之劣根性的产物。
自我保护说认为，病毒是自我保护的产物，软件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用户不遵守商业道德的时候使他们的机器染上病毒。
游戏说认为，由于《圣经》规定了人命定永远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人类也就放弃了长大的理想而对游戏人生充满了兴趣。电脑游戏之一就是看谁在网上能先破坏别人的机器而又使自己完好无损。
我觉得如果电脑没有病毒的话，就像一九七七年以前，它还真很像件完美的工艺品。但当病毒出现了，二千年问题也发生了，我感觉电脑就真的成了一件艺术品了。
病毒就是雕刻家手中的刻刀，病毒就是瓷窑里的熊熊烈焰。病毒是霜，是雪，是虚拟的世界里那无法抗拒和消灭的自然灾难。
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品，它反过来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像原子弹、空气污染、旱涝、战争。可以说，电脑病毒也是人类得以不断进化发展的非常规动因。
D.数字意味着可以任意存取，可以随便切割，可以全部删除，可以瞬间复制，可以打乱重来，可以压缩释放，可以量化社会的个性。
◎一、网络(4)
数字跳跃了绵延的历史。我们听磁带上的歌曲，必须一首首地听，一首首地过带。而在数字式光盘上，可以瞬间从当下跳到其他任何一首上。这件事虽很小，却引出了我们阅读历史的新方式。
因特网中使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对我们日常阅读方式的反动。在日常阅读中，书的句子、段落、章节、页码的顺序都由作者决定，读者是被动阅读的。而按照超文本方式做网上浏览，却能完全脱离三维物理世界的束缚，利用一组多维指针，你可以选择某一部分并将其引申。整个文字结构乃至多媒体系统仿佛一个宇宙，任何一个星球般的信息分子都能与其他事物用引力相连，就像典故的手法扩展了诗意的时空。
我们那么轻易那么流畅地打开着观念中的观念、思想里的思想、艺术中的艺术、欲望里的欲望。我们超越了“我注古人”抑或“古人注我”的星形历史抽象，达到无限多维的菩提境界。数字教会我们新的思考方法，也许因此我们将不再以为我们的历史是如此沉重。
在数字时代，模拟时代那千手千眼的观音变成了千网万站的利维坦，而一切模拟的历史、财富、文化都将转变为数字，从而成为共生的簇群。数字的空间融化了模拟的时间。所有地球上的民族、种族、群落都超越了历史的羁绊，因特网与数字为人类找到了相互交流的世界性语言。
因特网不再面向连接，也就是说，人与人、站点与站点之间不再有必然的联系。根据互联网协议的原理，一个网络个体欲访问另一个，需先发出探询对方的信息，待对方作答确认后方可进入。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的权利是一样的，都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共享着宽带、软件、信息，分担着费用、事故、病毒，文质彬彬地各取所需。
信息是全方位发散的财富，其普天同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阳。只有信息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珠光宝气已变得俗气昭昭，信息社会自有它的信息贵族。他们比精神贵族更关注现实，比皇家贵族更具号召力，比明星贵族更有活力。哲学所上下求索的、艺术所苦思冥想的关乎生存的问题，都将在网络时代得到最可操作的解决。
虚拟的必将落地为现实
我不妨先来作一个假设，就是：
所有在虚拟网络上实现的东西，都将落地为现实。
这么一说，感觉挺激动，似乎现实就在屏风后面等着我呢。
其实，现实最怕的，莫过于虚拟的现实。后者是即将的现实，新鲜的现实。
还是让我来如数家珍，抖搂些例子来吧。
1.网络电话(IP电话)
现在的电话资费(尤其是长途)已经相对便宜多了，原因就在于网络电话的冲击。最早还有电信告网络电话经营者的案子，后来法官同情被告(可能法官就用网络电话)，结果电信没赢。
2.虚拟社区
原来，大家只是在网上玩玩，即使下线见面也多是恐龙青蛙之类，就少了这样的兴致。直到后来有了互动社区，一见面就是一群群的，难免里面有些非恐龙青蛙的漂亮哥哥妹妹的，渐渐地就有了兴趣和热情。像奥一网社区，经常组织上千人的线下聚会。也搭着深圳那地方的人好这一口儿，果然是特区。
3.Q币(虚拟货币)
Q币是腾讯公司发明的，可以用人民币购买，1元兑换1个Q币。买来后，Q币是用来支付腾讯基于QQ系统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费用的。因而就是一种典型的虚拟货币。由于QQ在中国的风靡，使得Q币具备了一定的货币功能。它在淘宝网上以零点几元的价格被拍卖，购买者可以用它来买各种非腾讯游戏的装备。这就意味着积累Q币也能达成财富，Q币可以逆向地换取到人民币了。
◎一、网络(5)
以上三个例子只是九牛之三毛，却也是很典型的三根毛。这说明不光是现实中的可以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在网络中的也当进入到现实中来。以前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在网上却能集结成潮流。而后，这股潮流就会冲破网络与现实的樊篱，降临到我们各自的门前。现实与网络的互动，使得网络的力量得以充分展现。
网络给了人们虚拟出一个新世界的机会，这一点尤其对于中国人更具有深远的价值。在现实中国，伦理生态使人难以伸展自己的主张与诉求。而在网络当中，由于使用了ID，再没有面子和里子的顾忌了。ID与ID之间的虚拟利害比起现实社会里的利益冲突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终于可以放言无忌了，没有组织了。被压抑了的思想与言语的能量剧烈释放，导致中国互联网与论坛、博客等的迅速发展。
假设一个人的思想与言语的能量总值为1，若此人是美国人，则他在现实社会当中会使用0.4，在网络中会使用0.6;若此人是中国人，则他在现实社会当中会使用0.1，在网络中会使用0.9——这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的动力所在。
而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在两个世界里游走生活的，交替使用着姓名与ID、身份户籍与ID信息、口语和网语，工作或游戏。只要这个人不是人格分裂，则在现实当中应用的规则与原理，都会复制到网络当中，并加以适当的改造。而在网络当中使用的成熟规则，也一定会无意识地应用到现实当中来。规则在虚拟与现实当中的相互交换，就构成了一座架设在二者之间的桥梁，人在其上走的同时，网络世界里的信息就会涌到现实的河床里去。
如今，网络无版权，除去那些在线服务之外(如防病毒)。电影、歌曲、书籍，大多可以在网上搜到并下载。由此可以推断，以后的电影会很便宜，甚至免费，CD也是赠送。买书是为了收藏，于是所有的书上都有作者签名，作者的胳膊可能落下残疾。而演唱会、话剧、歌舞等现场演出形式会更加火暴，票价也将提高，因为这些都是不能在虚拟世界里得到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能虚拟的，会更加值钱。
但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的必将落地为现实。
那么，这样的一个假设、公理、规律又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原理呢?
不，它本身就已经是经济学原理了。
在原来的经济学当中，没有研究过虚拟世界里的需求供给、商品生产、投资回报等。而经济的缘起，正在于人与人发生了关系——物的交换，通过海上贸易而有了国际交换。如果人和人不发生这样的关系，也就没有了经济。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关系，才有了经济以及经济交往后更紧密的关系。
网络也是这样的。一台计算机没有网络，几台互不相连的计算机也没有网络。当计算机之间有了互连之后，就有了信息的交换。而这样的交换又带来更加复杂的网络。网络的世界投影到现实世界当中，还有很多没有照顾到的地方。但这样的一个世界已有足够的资格、架构与复杂性，来拥有自己的网络经济学了。
无形资产大于有形财富
由于IT技术(制作信息)与网络技术(传播信息)无限发展的趋势，未来所有易拷贝的作品都将无任何著作权可言，打击侵权的传统速度永远无法追上越来越快的盗用速度。
这样就导致着易拷贝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失效，最后只得放弃或废弃。这样的作品或著作包括了电影、电视剧、歌曲、文学、各类(数字化的)表演等。而那些必须在现场才能得到的文化娱乐享受将发扬光大，如：话剧、歌舞剧、音乐剧、音乐会、相声晚会、演唱会、《同一首歌》现场版等。
◎一、网络(6)
至此，不得不思考将来的版权会是怎样的形态。
名气，似乎非常有可能替代版权。作品可以被不断复制、从A到B，但名气不会。名气只属于一个人，比如芙蓉姐姐。也有很多人想复制芙蓉姐姐，但都没有成功，如芙蓉哥哥、水仙妹妹。成名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于是芙蓉姐姐也就不可复制了。
可以说，每一种网络模式都造就了少数几个成名者。这在网络经济里表现得体无完肤，如新浪、搜狐、网易三驾马车之于门户网站，QQ之于即时通信，盛大之于网络游戏。
而名气与人气相关。芙蓉姐姐有自己的亿万粉丝，新浪有海量的访问，QQ有亿万会员用户，盛大有无数沉迷虚拟世界的子民。这些在传统行业和现实世界里被叫做品牌、认知度，在虚拟网络里则被称为吸引眼球效应或点击率。
网络比起广播电视来，更具有瞬间网状(交互式多点到多点)传播的特点。名气提升极快，从一夜成名到瞬间成名。而人气的积聚也可与原子能量的释放媲美。如名声、人气、点击率、访问量、网络转载率等，都可认作是无形资产，自然也十分可观。
无形资产当然要转化为有形财富，即通过各种商业操作来完成或继续发挥，颇有些从冥币到人民币的意思。然而这样的转化非但不会减少无形资产的总值，反而能提升之。或许现实世界里也是这样，但在虚拟时空中这样的提升要数倍于前者。
这里不得不厘清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之外的，就是非现实世界。
非现实世界是说，这个世界是靠人的思想创造出来的，在人出现以前并没有一个非现实世界。这个非现实世界因为脱离了人的肉体，即被认为是虚幻的。然而就人的思想而言，它又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可以作用在人的心理和生理(肉体)，也可以作用在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因而，这样的非现实世界就并非不真实了，而是脱离了肉体的真实。
电影可以创造出一个非现实世界，既可有浪漫的桃源，也能见恐怖的地狱。
绘画也可以创造出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如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凡·高的印象派、米罗的小动物世界。
虚拟世界是非现实世界之一种。正如在人(的思想)出现之前没有非现实世界，在网络(互联网)出现之前也没有虚拟世界。而网络创造出的这个非现实世界就是数字化的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有着非现实世界该有的毛病，也是见光死之类的。崔健说，现实是块石头、理想是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非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就是这样的蛋。而虚拟世界比起其他非现实世界来，其一大特点与优势就是成本低、门槛低、开放性极高。
而虚拟之名气、名声得来的成本也很低，非常适合草根阶层，尤其是那些在现实世界里走投无路者。草根就扎在民间，与官方、学院里的有着严重的分野。也许，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沉默的成了后者。
虚拟世界里的无形资产种类繁多，包括了事实真相的信息、ID及其信息、帖子库、人气(头条、推荐、爆炒、链接、转载)、圈子(友情圈、斑竹圈、编辑圈、管理员圈、博客圈)等。
社会的递进与进展总是基于财富的积累与扩张。而虚拟世界的无形资产可说是非现实世界里唯一一种可在其产生地(虚拟世界)继续扩张的。这样的扩张借助了互联网与网站技术，如拷贝、转发、存储、镜像、代理、B/S(浏览器/服务器)模式、C/S(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等。即使是这样的扩张，也是低成本的。正是无形资产与开发扩张成本高低悬殊的比值使得网络日益红火，让无数的网民(网络公民)得到了自由舒展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机会和途径。他们越来越依赖网络，寄寓其中，成为虚拟世界中的王者，偶尔才在现实世界露其峥嵘。要说他们拥有的无形资产，比起现实财富来，其实更值得被尊重。因为虚拟世界里的无形资产都是从无到有，无法继承，出自独创。
◎一、网络(7)
网游与中国书法
盛大公司因网络游戏的盈利而在Nasdaq股市上一路高走，成为新一代的中国概念。与此同时，天下芸芸父母却都在为孩子网游成瘾烦恼不已。网络游戏可谓新时代的鸦片。可以说，盛大公司就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烟馆儿，吸引了这千千万万的未成年人来此吸食，而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素质教育专家陶宏开如今成了天下父母心目中的观世音。他是一位勇士，通过讲座演讲、媒体宣传、一对一谈心、培养志愿者来对抗盛大的商业行为，来对抗盛大业务的网络传播，怎么看怎么像螳臂当车。所以陶老师也是一位烈士。
成功的网游行业在中国就像烟草业，明知有害，但利税不断;更像那些高耗资源的制造业，明知污染严重，但利润丰厚;还像我们的国粹——书法艺术。
书法何以在晋时发扬起来，很可能是当时无为之风盛行。人人扪虱而谈，做清流状，闲极了就以练字为生，不惜染黑池塘。这和网游的境界何其相似。也许这样的比喻，是对书法艺术奥妙的误解。但这样的并置，又有着一番情景的雷同。网游玩家可以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其痴迷状与十数年不下楼的书法家情同手足。
互联网的繁荣，一个是靠黄色网站，一个就是靠网游。黄色网站曾一度使网络找到了可提供的内容而繁荣起来。虚荣是什么?词典上说是表面的光彩。在网络世界里，却是虚拟的光荣。那些网游玩家得到的虚拟的光荣是黄色网站无法提供的，网游让互联网更合乎情理地昌盛了。
天下的父母和教育家们必须想到，电视等媒体虽然强大，却远没有互联网更先进。互联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陶老师的说教内容，如孝顺、前途，如电脑工具说，却都是很古老的生产关系。
我们应该想想，这一代人的上一代又曾为什么痴迷，忘记了更上一代的教诲。我们就该想想，这更上一代又曾为什么废寝，而忘记了更更上一代的管教。每一代都有痴迷，都有可以痴迷的对象。如此追溯而上，必能追到东晋的王羲之了。
网络新闻江湖有多大
无论是天涯杂谈，还是凯迪猫坛以及其他的著名论坛，时不时地会有各种猛料抖出来，比相声里的包袱要响亮得多、也幽默得很。论坛已经成了一个民间新闻的媒体，每个网民、写手、马甲、潜水者都可以在上面冒一泡。只要社会上有个风吹草动，这里就立马会草木皆兵。
其实这些帖子说是新闻，又不怎么像。说不是新闻，却比原来是新闻的新闻更有新闻价值。在这绕口令一般的饶舌里，隐含了怎样的由衷赞美呢。没有记者资格的，却能发现更有意义的新闻。没有出版资格的网络，却诞生了无数好书。
而那些坚守传统的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刊物、出版、广播、广告)极有可能变成网络媒体的二奶、附庸、喉舌、哈巴狗。经常需要网络带着它们出去遛遛，见见世面，否则就会不够新鲜、老朽、无聊、空洞起来。传统媒体躲在网络后面，准备着自己的后发优势以致后发制人，然后把他们的采访报道再发到网上获得影响。
网络上的新闻有真、有假，有事实、也有谣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让人目不暇接。但网络可以做到事实与谎言的对峙与对质，使真的更真，假的更假。若是真的新闻已路人皆知，传统媒体就会不断跟进以期一锤定音，其实是鹦鹉学舌、总结陈词。
若有谣言或假新闻，则立刻会出现很多真新闻帖的质疑。即使制假的是一个团队，而贴真的却是一亿的网民。数量级的差距导致、说明了结果和后果的内容。而这样的对质(对峙)在中国传统媒体里却不一定能做到。
网络虽然虚拟，而不一定虚假，却有着求真的欲动。这是由真与假的统计学决定的，而且时间作为一个特殊的变量更令真的东西水落石出，无可辩驳。
◎二、符号话语(1)
恶俗语
1.风景线
这个词被广泛地滥用着。首先一个风景能够被喻为线，这本身就表明此风景已然退化成了一个符号。如今很多事物就是个符号，却偏偏要再一次符号化，称之为“某某城市的又一道风景线”。
2.双刃剑
这个词的恶俗之处在于说者自以为相当辩证，可天下何物又不是“双刃剑”呢。把那些带有矛盾的不同发展趋势的事物统统归入“双刃剑”的大筐，实在不如说成“两面针”更有新意啊。
3.搞笑
这仿佛成了评判一个东西是否有价值的头一等标准。笑是需要搞一搞才能出来的，这成了很多娱乐作品的原则了。相声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搞笑，而无厘头电影兴盛的缘由也是这个。
4.填补空白
我国确实还比较落后，无论经济还是科技都欠发达。但落后也有好处，就是有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空白等着去填补。填补空白，无论是否有长远的裨益，这已经是对中华民族的千秋功绩了。国画山水讲究留白，留下的白是对黑的限制，染上去的黑也是对白的解答。我们国家的有些空白未必就需要填补，那些填补所耗费的国力不一定就能有几点墨汁的效果。
5.里程碑
“里程碑”的命名思路缘起自“质量关系”。当量的增长达到了质的地步，就可以说“里程碑”树立了。高速公路上每一公里就该是一个里程，是否也要树碑呢。
6.还行
这个词与“凑合”、“一般”、“那么回事儿”一样，表达出随遇而安的心态。恶俗之处在于不带任何信息量，毫无生机地袒露说者平淡无奇的生活和思想。不仅是生活与思想的“还行”，而且是汉语口语上的“还行”。后者更是说明对汉语丰富变化毫无兴趣，而任意处理自己的口语资源。
7.天王(天后)
“天王(天后)”的流行应该是港台娱乐界的创造。越是面积小人口少的地方，其中的娱乐明星越是要封上这样的名头，反而更加显出小来。
8.美女(帅哥)
凡是女孩一律恭称为“美女”而不是“小姐”，凡是男子就送给“帅哥”而非其他。满天飞的美女让审美的价值跌落到历史最低，使得真正的美女找不到美的方向，从而削减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美女(帅哥)的真实数量。
9.炒作
它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对过度宣传的蔑视变成了怀疑主义者的口头禅。不炒作同样可以是刻意的沉默，也是一种炒作。
10.总
不知什么时候起，“张总”、“李总”、“王总”到处都是，大家都成了“总”、“老总”，似乎身份地位马上就直上重霄九了。
总经理、总监的头衔已经像扣帽子一样成了社交场合和单位内部的称呼习惯。不管怎么说，“总”什么总比“老”什么要好听一些吧。
11.你老家在哪儿
这是一句中国人初次见面必问的话，和以前的“吃了吗”是一个等级的。只是后者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而消失，前者却一直保留下来。
为什么老家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么重要呢，那不过是父辈的出生地而已。可能是时代的发展使人更喜欢找寻自己的本源，于是互问老家就成了寻根探讨的开端。
然后就是：
哦，我去过那里。
风景怎样?
小吃如何?
姑娘漂亮吗?
12.为××而奋斗!
这种口号还是经常能在各种会议的发言稿上看到，听到。那些写稿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想要去奋斗，因为这么重要的实践词汇被这么轻易地说出口，丝毫不费力，也就说完就算。最后，被奋斗的往往是下一篇发言稿。
◎二、符号话语(2)
同理的还有：作出××的贡献，努力××到底……
13.战线
这种革命时代的词汇如今依旧没有褪色，到处都是“战线”。什么公安战线、稽毒战线、防洪战线、反黄战线……甚至比战争年代还要多呢。
类似的还有：“战役”、“斗争”、“号召”、“动员”、“运动”等。
但“战壕”可能是没了，因为一说它满身满嘴都是土。
14.某某酒量不错滴
我很奇怪，为什么人们喜欢把餐桌上的第一句夸奖用如此的方式送出。在我们这个崇尚喝酒、几乎县县都有自己品牌酒的国度里，能不能喝酒、酒量如何，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性。
某某酒量不错滴;
某某还是很能喝滴;
菜可以不吃，酒一定要喝光;
瞧不起我是不是，来，干;
你怎么这么没酒德啊;
吐了再接着干;
……
15.广场与嘉园
那些房地产商如今成了新地名的命名者了。
广场、嘉园、工社，大量的地区新词汇充斥在广告牌、电视上。
还能说什么呢，没有典故的这些地名将抹灭很多东西，而我们以后更需要把怀旧当成一种时尚了。
繁体字都哪儿去了
繁体字都哪儿去了?都随着故宫国宝渡海到台湾去了，移居到东南亚、美加的华人区去了，到国粹书法中躲着去了。我们还可以在日文、韩文中看到那古老的文字，就是没有了亲切的读音。
“”里面的心没有了，还是爱吗。
“”里面的内容被拿空了，厂将不厂。
幸亏“”只变成了国，要不，国将不国啊。
繁体字到简化字，那就像朝代的更迭。一个朝代不仅有自己的新年号，而且还要有新文字。只是那夭折的第二代简化字更像是在荒诞不经的年代里的怪胎。
“菜”字写作：草字头，下加“才”;
“赛”字变成：宝盖头，下加“西”。
其实我们的那些文字专家是想把汉字逐步拼音化的，简化字不过是一个过渡。第二代简化字更是一个过渡，看上去那么像汉文化圈里的。在那个不经的年代产生出来的简化字里，很多都是现在认为的错别字、白字，我们不禁哑然失声，原来如此。
汉字的简化，丢失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仓颉的智慧，更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就像我们拆掉了北京城的城墙，除去不能理解那些保留下来的寺庙祭坛外，还丢掉了祖先给我们创造的风水。
汉字的简化就像一九六六年那样，把两代人那么截然地分开了。我们不再认识那些古文字了，除非你去练习书法。我们对古籍敬而远之，对港台歌曲里的繁体字歌词却可以轻易明白。下工夫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啊。
当简化以后的汉字被当成真正的汉字的时候，繁体字看上去就显得那么不舒服了。如同我们只能在宾馆里看到服务员身上穿的唐装。而在一般的场合，穿唐装的也就跟服务员似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好转了，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唐装上的楷书，还见识了汉服上的隶体。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呼唤繁体字的回归呢。繁体字不是注定要作废的第×套人民币，也不是等待升值的古董。其实，它就是两个分开的隔着海峡的简化字啊。
时光斗转，转眼就进入了信息时代。当年的五笔字型震动了天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字简化的主要意义消失了。如果通过键盘能如此轻易地输入汉字，那么或简或繁又有什么呢。
从繁到简，民族就脱了一层皮，裸露在西方的烈日之下。那些繁体的皮屑，被冲到了长江、黄河里，被大海输送到了海外。繁体字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和唐人街、和一国两制关联在一起，也和那些以敦煌莫高窟文物为代表的流失文物关联在一起了。
◎二、符号话语(3)
标语的潜意识
中国的很多标语一般来讲是纸老虎，很吓人。有些鬼符的意思，可能是专门用来吓鬼的。至于人，看得多了，也就不怕了。
进而言之，那些标语大多在宣传国家和当地政府以及标语墙所有者的政策、想法、观念、广告。这些内容混合在同样一种文体当中。
宣传国家人口政策的，如：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男人的地位依旧强大)
见证怀孕，持证生育!(中国的证实在是太多了，建议一证制)
坚决打击流产女婴!(应该补上“的行为”)
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启发人们的荣誉感)
引导生育生产活动的有：
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迎合农民心理的佳作)
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加：今天是个好日子)
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把孩子与狗熊相提并论，呵呵)
还有一些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标语口号也是耐人寻味，如：
[贫困县]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管好两个口，填上面的口，堵下面的口。(贫困并不限制想象力啊)
[归还农业贷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太狠点儿了吧)
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能代表人民)
农村信用社是老百姓生活的贴心人。(还好)
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和文盲结婚就不能帮助他脱盲吗)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狠)
在这些标语中，能够看出政府和民众(公民)都想通过标语这个政治文体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意志。
至于有用没用就另说了，至少能起到起码的心理调节作用吧。
再看打击违法犯罪的，这些标语的修辞方式就是“吓唬”：
坦白从宽，回家过年;抗拒从严，牢底坐穿。(一点不符合新的法治精神，但却把坦白不坦白的结果说得很直白、形象，而且直指人心)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玩火自焚，而且牢房里没火柴)
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果然是吓鬼用的)
抢劫警车是违法的!(这就不仅是吓鬼了，还自己吓自己)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给自己壮胆儿)
私设路障违法，拦路抢劫判刑。(普法教育的废话)
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诅咒式)
不怕死的就到十八里乡来作案!(简直就是空城计)
坚决打击挑脚筋。(具体指出了可怕的罪行特征)
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分析
如今，一切都要被冠以“新”。“新问题”、“新时代”、“新事物”、“新情况”、“新经验”、“新模式”、“新现象”、“新思潮”、“新写实”、“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农村”、“新新人类”。这些“新”真是“中国特色”。
而更多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新创词汇上。这些新词汇的创造完全可以和网语(在后面有专门论述)相媲美，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反对网语呢。
“大话”、“戏说”、“Q版”、“非典型”，目前是形容各种人生事物和文艺对象的流行性定语。“大话” 、“戏说”起于对港台一些影视作品的定位。“Q版”则是从QQ开始的，是即时性网络创作作品的一个标签。而“非典型”来自二○○三年肆虐中国的“非典型性肺炎”，从此“非典型”爱情、“非典型”生活、“非典型”小资在病毒消失后逐渐盛行。
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将口语当中的白话应用到书面，使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能方便、明白地陈述、引用。此后，每当社会出现大动荡，也要殃及汉语，新词不断。到如今“海龟”晒成了“海带”，便是白话文运动继续深化的物证。
◎二、符号话语(4)
创造新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语言不满，传统汉语不能表现我们要说的东西。看看中文版的《存在与虚无》，翻译家在诠释萨特的哲学术语时可谓是翻遍了道家典籍，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存在主义和老庄近似吧。但从翻译的效果来看，还是相当拗口，可以想见翻译家在意译时那副痛苦的表情。想想如果汉语足够丰富，是否能轻松一些呢。
以前中国管“失业”不叫“失业”，叫“待业”。既然是待业而不失业，那就没有所谓的“失业率”了。现在还不叫“失业”，叫“下岗”。于是就有了和“待业”相呼应的“再就业”，就像把“遣返”改成“劝返”。“转制—买断—下岗—再就业”，一连串的大喘气，都是为国企解困而制造出的新词汇。
中国社会每当处在转型期都会出现词汇紧缺的情况，洋务运动、“五四”、“文革”、改革开放，于是大量的翻译家、学者、留学生和商家、政客就投身其中，为丰富民族语言出把子力气。现在，又多了网络和媒体的贡献。
要论啥是中国特色，其实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中就能觅出一二。看看那些开始还羞涩地带着引号、后来就大胆地摘掉引号的词语，中国特色真是呼之欲出。所以只要这些词语在中国，特色就不会褪色，而任何新词汇都只会为其增色。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我所受的唯物主义教育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莫过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它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不时萦绕在我的耳畔。一到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祭出“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
北京胡同的繁荣、衰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楼市不是唱衰的，客观的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房价的下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依法行政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价值回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牛市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专家：结构因素决定房价虚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此外还有，中国足球之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XXX也是SEX(性)的隐晦标志。所以，SE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靠，美女爱大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在中学所受的哲学教育可怜巴巴的，于是，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需要采取某种哲学态度去观察和判断时，我们就茫然若失、自我罔存了。除了条件反射般或追忆似水年华似的想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外，还可能想到：
这是客观规律;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物质决定意识;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量变导致质变;
质的飞跃;
一分为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螺旋式上升;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中国人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哲学教育熏陶及思维培养，自学者除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就只能停留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
当代，中国的思想传播确实更多元了，而且经常会发烧一般出现热潮。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学术文库丛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为代表，并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罗素热”、“尼采热”。其实，这些西方思想、哲学、学术思潮的兴起，在中国二三十年代就有过一次、热过一回了。
虽然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跟随经济上的治理整顿而更加务实、注重自己的利益，但这些却使得社会更加多元化了。而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下，中国的哲学却还是那样的一元。这就好像满桌子都是菜，是川鲁粤淮，是满汉全席，可我们只有一种味觉。干着急啊。这么丰富的社会现象，这么多的利益角色，这么奇特的现实结构，这么独特的文化变态。而我们除了西方那几只水晶调味瓶之外，哪里去找自己的舌头呢?
◎三、称呼(1)
叫与被叫的关键词
1〓民
1.1〓草民(贱民)
在封建时代，草民是一个很卑贱的称呼，像草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看，火可比草厉害多了。而在书法里，草书被认为是最难懂、最体现人个性的。但草民还是草民，命如草芥。
一般越贱的东东，生命力就越强。草虽然很贱，却很有生命力。草民也一样，虽然随风摆动，被当权者践踏，但依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2〓农民
居于中国大多数的农民是最大的中国力量。共产党革命，就是一场农民革命，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农民革命有着它固有的特征：循环往复。
三十年前的改革也是从安徽凤阳农民土地分产到户开始的。这显示了农民试图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一种拼死努力。民主选举试验田也选在农村，美其名曰“基层选举”。但这也显示了农民对自身财产和生产刻骨关心。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下了《我向总理说实话》，说的就是三农问题。
“农民”、“乡镇企业”有时被人当成了骂人话和贬义词，意思是土老帽儿、残次品。这么说的人请记住，也许你是城市人，但你八辈子前肯定也是农民。
1.3〓网民(暴民)
网络信息虽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却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可能。这跟纸质媒体完全不同。另外，网络上的自由度显然是比现实世界要大很多，虽然现在比以前要小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正是这样，才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上网，成了网民。
网民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叫做“暴民”。被叫做“暴民”的网民以键盘为武器，以口水为子弹，以验证码为扳机。他们虽然无聊，但不少人还具备基本的道德良知。而在现实社会里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
1.4〓刁民(顺民)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似乎就是起来造反的农民了，因为穷则思变吧。
但不能不提，王海才是典型的刁民。他不是推翻一个制度，而是利用一个制度，造了商家的反。
还有更多的刁民去了法院，有因到地铁里上厕所被收费却没有发票愤而起诉的，有像秋菊一样打官司的，有民告官行政不作为的。
刁民不愿再做顺民的原因，或者是尝到了当刁民的甜头，或者是这个社会给当刁民提供了不必铤而走险的条件。
1.5〓良民
良民一词很可能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良民证”里的“良民”。所以“良民”的主要意思，往往变成了自嘲。
2〓众
2.1〓群众(相对的复数形式)
“群众”这个称呼本身就是自我重复，既然已经“群”了还要啥“众”呢。别人都是群众，那他是什么，难道是群首——首长、领袖?
2.2〓听众/观众
这些针对特定人群的称呼不过是“群众”的变种，称“听友”、“观众朋友(观友)”更好些。因为“听友”、“观友”都是以个体为单位的。
3〓工
3.1〓民工(农民工)
工人(阶级)在我国是法定的领导阶级。他们一般是指的产业工人。而民工来自农村，其成分是农民，所以要在“工”前加上“民”、“农民”，组成一个四不像的称呼来，以此与真正的工人区分开。民工是弱势当中的弱势。说“民工”是一个歧视性的字眼，还不如说这反映了民工遭遇到的现实。
3.2〓员工
凡是被叫做“工”的都不是什么强势群体。强势群体往往被叫做“总”。但员工还是比较特殊。员工受雇于某某总，都有变成某某总的渴望。所以，员工作为弱势群体只是暂时的。有些时候，那些员工在受雇用的同时，也自己开公司，雇用别的员工。
◎三、称呼(2)
4〓粉丝(钢丝、铁丝)
粉丝是英文FANS(迷)的音译。粉色本身就是很暧昧的，变成了丝以后就更加缥缈。它是时尚文化的制造者，也是时尚的支撑者和埋单人。钢丝、铁丝是粉丝的钢铁化，最稳定的票房和眼球。铁丝能够为了时尚倾家荡产，钢丝可以为了偶像而死。这是又一个商业传奇。
我们为啥老说“我们”“我们”的
在人们的文章中都经常出现“我们”这个词。“我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和“我”有啥不同、有啥关联?似乎从小我们(瞧，我又习惯性地用上“我们”了)看到的文章里，就充斥着“我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了我们(我又用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又在怎样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成了我们行文立言的口头禅呢?
这，确实值得仔细考察一番。
1 做代词的“我们”
1.1〓做实主语的“我们”
做实主语的例子，如：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那时的我们，该有多么累。“我们”特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二三十岁的那一代人。“我们”指示了一代人，效率很高。
而效率更高也更常见的，是以“我们”来指代一国的人。
“我们”还可以表达与对话者之间的亲切，拉近彼此的关系。比如老板对员工说，我们今天要加班。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相当随意的。当“我们”要代表一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国家或人民的授权。那我们为什么还老是脱口而出“我们”“我们”的呢?
一是说习惯了，小时候读书就经常在政治课本、哲学课本上看到“我们”“我们”的，背课文也是“我们”“我们”的，时间长了也就不自觉地“我们”“我们”的了。
二是很多时候，为了陈述一个判断，也不管这个判断是不是公认的常识，用了“我们”似乎这个判断也具有公理的色彩。
三是为了给自己的话或文章壮胆儿，在没有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就把别人也拉进来，如此一来就占了先机，先机转化为机锋，这话也就更犀利了些。
1.2 〓做虚主语的“我们”
上面说的是“我们”作为实在的主语，用多了就出现了虚主语。本来是“我”的想法、意见、思想、建议，却用上了“我们”。这确实很有趣。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到处都是“我们”。要是再把“我们”变成“我”，写的人、看的人、听的人、读的人还真是不习惯了，非得把“我”改成“我们”而后快。
当然，用“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出于语境的需要，甚至是必须的。像：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使用“我们”是会引起混乱的。很多文章看下来，一会儿是实主语的“我们”，一会儿是虚主语的“我们”。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我们都搞晕了。
1.3 〓做定语的“我们”
做定语的“我们”和做(虚、实)主语的“我们”有着异语同工之妙。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胡同，“我们”的小区，“我们”的楼道，“我们”楼道里的灯泡是谁偷的啊?
做定语的“我们”所修饰的必是属于“我们”的，这看起来是句废话，却有着集体所有制的意味。
1.4〓做宾语的“我们”
“我们”做宾语的时候，具有更强的指示性。不仅主语而且谓语都指向了这个宾语。
◎三、称呼(3)
如：城管老是这样，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我们”给出了一个被城管驱来赶去的圈子。在这个语境之内的、在这个语场之中的，都是“我们”的人。
再如：长征教育“我们”，要像小崔那样开始新的长征。“我们”显然就是新长征路上游山玩水连摇带滚的一代人。
即使这样，做宾语的“我们”还是分虚、实的。
实的时候，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彼此照应出庭作证啥的，人多力量大。
虚的时候，就是要搞个统一战线。
2〓做虚词的“我们”
做虚主语、虚宾语和虚定语的“我们”更进一步演化，就是虚词了。
虚词“我们”根本是为了语气更顺、语意更丰满才加上去的，不表示任何实际意思。这也是虚词的一般特征。
以做主语(这种情况最多)为例：
“我们”知道，太阳每天都要升起……
“我们”应该遵守出国旅游的文明规范……
……
3〓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小个子在那儿大喊：谁敢跟我叫板?
这时一个壮汉从人丛中立出来道，我!
那小个子疾步到了壮汉跟前，嚷：谁敢跟我们叫板!
大李、小李和老李——称呼的变迁
中国人现在的名字已经很简化了，和简化字一样。经常是两三个字，最近才有四个字的。叫两个字的，重名的就很多，也很容易。还缺少称呼上的变化，不能只叫名不带姓，这样只有一个字了很不习惯。于是只得姓名一起，又有正式、生分之嫌。三个字的略好些，但还是在称呼上有为难的地方，就是只叫名显得过分亲近或有套近乎之嫌。
曾有一部电影叫《大李、小李和老李》，讲述了一些已经记不起来的喜剧情节。但有一个情节还是历历在目，就是三个主人公(即大李、小李和老李)因为都姓李而有的张冠李戴。
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一个人呢?从大李、小李和老李的这个称呼就能看出来一些端倪，就是要以这个人的生理特征来与姓合起来。
依据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生态社会的规则，称呼是有着很严格的界定和规则的。只是这样的规则被后来的革命给打破了，于人皆称“同志”，到现在也就有些不知该怎么称呼了，或者是称呼得不很得体也无所谓了，就像春秋天乱穿衣那样。
以下是一个自疏到亲的称呼列表，从中也可以找出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来源。1.带有一定客观性：姓名;2.陌生到初次见面：先生、小姐、女士等;3.知道其社会地位，为表尊敬，或为满足其虚荣：总、经理、老板、处、局等;4.称呼其姓，外加带有生理特征的字，以示对其很熟悉，如：大李、小李、老李、胖赵、瘦张、肥罗等;5.称呼其名(不带姓);6.称呼其小名或外号;7.称呼中不含姓名：亲爱的、儿子、老爷子等。
大李、小李和老李的称呼显示出不近不远的亲切感。从叫名字李耳到叫老李，从叫小李飞刀、大李飞刀到叫老李飞刀，这样的变化反映的是人与人的距离感和认同度。
一个七十岁的老李决不能再称呼五十岁的李为小李了，而要改称老李，于是就有了两个老李。而老李可以一直这样老李下去到死，也不会被人称呼为死老李，除非是特别亲密。即便是爱人之间，也有老李这样的称呼，却决不会有小李、大李这样的叫法。
大李称呼于今很少听到了，或许在淡出历史舞台，而小李和老李依旧活跃，并有成为一个虚词前缀的趋势了。老虎、老师的“老”就是这样的词性。而小鬼、小样、小赤佬的“小”也是这样的词性。只是从小李到老李，没有了大李的过渡，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这确是又一次简化。
郎、君、字、号和那些古老的称呼已经不能唤起我们的热情与感动，大、小这些既亲切又单调的称呼又是无奈中的不得不用，否则可怎么叫人呢。
对于年长的女人，称“老”不怎么合适，有些人就叫“姐”，或称其职务(官职、职位、职务等)。称“夫人”也少，又不知其夫姓，也就不好这么叫了。
“总”你“总”我
如今这叫“总”的可忒多了，将一块板儿砖往长安街上一扔，能砸着一大批的老总。什么总裁、总经理、总监、总管、总工程师(简称“总工”)、总编辑(简称“总编”)、总指挥(简称“总指”)、总统、总理、总司令，林林总总的。
以前一个部门的头儿还叫经理，现在都叫(部门)总经理了。于是公司的总经理也得对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总”来“总”去的，很有些礼贤下士的风范。就如大学里的系都变成了学院，似乎一下子从一个单元搬到了四合院。
中国的公务员很多了，从县级开始都是四套班子，官吏遍地，即使是光头百姓也都朝中有人了。但这还只是传统的当官之路，学而优则仕，或赢者通吃。还是有很多的平头“百姓”不满足现状，他们要当成功人士。
在民间社会(经济社会)，就有一种通用的成功方式：立公司、拉关系、做生意。一个公司下，最多可以有几万人，而且不受编制限制，只要发得起工资。所谓公司高层、公司官方，都是一大堆的“总”。
“总”们口口声声着，东一句“这是我手下”，西一句“召集大家开会”，不是很有种当官儿的感觉吗?“总”们公关时总是先让客户经理、部门经理接洽，而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于是就找到与官员们打交道时的那股子自信了。
“总”你“总”我，“总”到最后就是人人都是一“总”。即使不是什么“总”的，也可以被称呼为“总”。总之，“总”大有替代“先生”的趋势，因为“先生”一般指男性，而“总”可以超越性别了。
“总”字有着整体、齐全的意思，还有着终极、顶点的味道。山高人为峰，总有一个是冠军。“总”的含义如此丰富，足以给每个人的面子上都添光，自然是要继续“总”下去的。人人都是某一方面的冠军，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为证。人人都可以是凤尾前的鸡头，有无数的个体户为证。
因为，印名片不需要审批。
◎四、文与言(1)
《围城》的贫血症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研究其思想与文学相结合的最好文本材料。在《围城》里，钱钟书的聪明俯拾皆是。掉书袋，掉洋书袋，写《管锥编》写多了，也无妨。
书中人物多是知识分子，写得也是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男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不学无术但又不甘寂寞的人，每每发表高论似乎看破世尘，却总是被现实教训得体无完肤。还有众多的其他人物，各自担当了知识分子(《围城》里只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种或几种的性格。他们相互冲突，彼此勾结，仿佛一卷知识分子的生态图景。
但钱钟书在知识分子人物上描写得越生动，越让我确认其贫血症的存在。因为这本书似乎该是在讲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是一个多么苍白的命题啊，它的含义怎样才能进一步引申呢。
《围城》只不过在揭示各个知识分子的各种性格，人人都有缺陷，而最正派的人物居然就是方鸿渐了。他能采取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来看待事物，能在高校长、报社及老婆的姑妈面前采取高姿态，能不与李梅亭这样的龌龊之辈同流，还能看破婚姻等。作者显然是通过方鸿渐及第三人称的叙述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
可惜的是，这种批判现实和“围城”命题有何相干呢。作者论及“围城”，还说过另一个比喻：笼中的鸟想飞出去，因为觉得不自由;而笼外的鸟却想飞进来，因为可以有吃有喝。可惜的是，这和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态有何关联呢，难道就是为了说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名达天下与归隐山林之间的辩证关系吗?
作者之所以要把这部长篇叫做《围城》，恐怕正是私下嫌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个好主题，完全不知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能有怎样伟大的内涵，又不甘于自然写实般一路下去，就弄来个貌合神离的名字和命题张冠李戴。纵然文中有再多的至理名言、人情练达、聪明论调、文化比较、中英混杂，却更加证明了其贫血症的毋庸置疑。
文学评论家的大毛病
那些文学评论家把国内的文学作品当成了可以任意评论的狗屎，把自己当成了作家们的先师。
他们自己对现实不敢指手画脚，却说作家不能面对现实，批评后者只把文学当文学、不把文学当政治。
他们自己对国外文学大家的作品不敢菲薄，就一定要把这种菲薄的欲望发泄在国内作家身上，从此国内无大家。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外国大家在中国的代理。
他们自己对文学理论毫无创新，却要求作家写出新路子，否则就是重复、复制。
给这些文学评论家的建议是：
你们是不是先看看自己的那些理论里有啥新鲜玩意儿，没有也别老是抄西方的。尽可以说现代文学批评就是起源于西方的，但是否也能搞出些中国化的禅佛来。
你们是不是在应用文学批评理论评论现当代国内文学作品之前，先应用到西方文学作品身上。尽可以说说，不用怕西方同行说得更好、更到位而使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你们是不是先学学政治社会学，先对当下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批评一番，然后再到中文系、再搞文学批评啊。
文学评论家的这个毛病反映到文学本身，就是圈子。文坛就是一特大号的圈子，大圈子套着小圈子，圈、圈、圆、圆、圈、圈。
◎四、文与言(2)
于是就有了韩(寒)白(烨)之争。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白烨说圈子外的韩寒虽然进入了文学，但没有进入文坛。这意思就是说，连圈子、文坛的界定权都是掌握在文学评论家手里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泛化、文学理论的滥用、代理意识。
把文坛搞得就像一个政治争斗场，这一向就是文学批评家的拿手好戏。文人本相轻，文学评论更是能建立起一个个帮派了。
当一个文学评论家，最简单的理论建树就是按年代分类，什么新生代、晚生代、八○后，还恐龙、白垩纪呢。而最无耻的评价标准就是圈内圈外了。由此衍生的还有：读物与文学，畅销与经典，写手与作家，另类与边缘。
而那副代理的嘴脸也更全面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国内文学，他们是国外文学的中国首席代表;
对于文坛之外，他们是文坛的当然代理;
对于读者，他们就是整个文学的总代理了。
过于聪明的批评家
批评家王彬彬的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写得很到位，把中国作家的聪明糊涂之道讥讽得体无完肤。想看的可以到网上搜，我也是这样得以瞻仰的。
王彬彬在文章里说：“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里其实涉及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四、文与言(3)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引用了这么多，是为了不被认为是断章取义。王彬彬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气质和习气的批判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也是中国作家之一。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该视作自我反省式的批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的关键词是“过分”，那么不过分的聪明是个啥呢?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聪明的过分与不过分，只要是聪明，一定是向着过分而去的。聪明的意思就是能适应环境，并能够得到因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人性后的补偿。当屠刀横在面前，能坚持正义的毕竟是少数，否则何以体现专制者的残暴?
中国当代的作家，有大名的文人，能被批评家注意到，被注目地骂，就是因为比较聪明才冒出头来。
鲁迅是那个类似战国时代的人物了，举出来并不能针对当下说明什么，如果有一个在专制环境下也能深通世故而不世故、偏不世故、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的，倒是可以拿来说说。中国文人的鲁迅情结很深，原因在于他们(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人物来代替。
巴金的说真话也是事后的，而且只说到“文革”为止。这样的真话是否有意义呢?萧乾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只要这样的坚决是针对当代的，就不错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牙齿已经松动，眉毛也已白尽，还能要求多少呢。
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不仅耐人寻味，也是发现了自己的接班人。王蒙与王朔都是极聪明的中国作家，成名早而大，占尽风光。聪明的作家有着聪明的文学风格，作为一种风格没啥好指责的。不能因此就恨铁不成钢，没想多伟大又怎么了。
把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当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的必要条件实在幼稚、可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一个表征。批评家总是想就文学来谈文学，是永远也谈不清楚的。
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扬就更奇怪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实，王彬彬所骂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书生”、“尼姑”与“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王彬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说到中国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场、文坛的夹缝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经殊为不易。于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越豪放、洒脱。越是著名、有地位，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那么股高屋建瓴的聪明劲儿。
◎四、文与言(4)
让中国作家有什么社会理想，纯属痴人说梦。那么，王彬彬是痴人吗?不是。文学批评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当枪使，批评作家不直面专制、不裸身叫战;而至于他自己，却可以躲在二线吃干酪。这就是批评家的策略了。
广告代言时代
商业文化对汉语的需要就是：吆喝。只是这吆喝是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蠢蠢欲动的性感刺激的广告罢了。
听听老北京的那些吆喝声，土得掉渣儿的艺术，和现在的土家烤饼差不离儿。而广告在现在和可预期的未来也是一门绝对的主流艺术。广告艺术家到那时肯定会比电影表演艺术家更吃香。
说到广告，我立刻想到了那些凤毛麟角的时代格言。像：“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改成Lenovo呗。但这条广告语实在太经典，世界人民都舍不得失去联想，只得让联想把IBM给收购了。
澳柯玛冰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新飞冰箱就说，“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Solvil Titus(瑞士牌手表)的广告这么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自从小两口们有了这句座右铭，社会的离婚率也提高了不少吧。
还有更绝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但这话不是广告词，是电影《大腕儿》里专门用来讽刺广告词的。
没想到为时代立言的工作竟然被广告承担下来了。想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如今只要把“忧”换成“优”，不就是很好的广告词吗?
这些广告词除了为时代代言外，还让我们懂得了活学活用汉语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些广告词的创造者不仅不拥有著作权，就连署名都不行。他们是无名的汉语大师。
而更多的广告词还是依靠改造传统汉语(成语)来博得一些惊异的蓝绿眼球。
好色之“涂”(涂料广告，来自“好色之徒”);
“咳”不容缓(止咳药，来自“刻不容缓”);
口服心服(某矿泉水的，来自“心服口服”);
不打不相识(打字机广告，很不错的应用);
一毛不拔(牙刷广告);
金利来皮鞋，足以自豪的世界(这里的“足”从形容词变成了名词，语法上就不通了)。
北京竟然出台规定——禁止广告词对成语改头换面、李代桃僵，这实在滑稽、可笑。《诗经·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是形容桃树枝叶茂盛。后来人把“桃”改作“逃”，才有了成语“逃之夭夭”。那这不是窜改吗，谁管了。
像“好色之涂”就也属于对成语的活学活用，使成语从词典里走出来，变成在消费大众面前熠熠生辉的新成语。
举了上面这些例子，再往下说就容易了。
现在诗歌没落了，没市场了。所谓“人穷而诗工”的说法现在也不适用了。可自从高考允许多文体写作，也包括诗歌，于是诗歌的繁荣就指日可待了。
无论高考、商业、科举，其实都是市场在起作用，在把握着创作者的笔杆子。广告词、短信日后都会成为类似日本俳句的文体的，而且很多现行诗人也会变成这种文体的大师。
这不是蜕变，而是进化。
再来说说我到北京东北三环转了转、看到如此宏大的汉语大排档后的小收获吧。这块儿是北京的CBD，富人多在这儿转悠，所以广告词也漂亮。如：
香草天空(康城叠拼别墅广告);
提香草堂(西南鼎级别墅广告);
列踞豪门，贵而不俗(天鹅湾广告);
◎四、文与言(5)
小居大富(富贵园广告);
步步为“赢”(思科网络广告。看来北京的禁令没奏效啊)。
这些广告所叫卖的东西应该西方都有，都是跟洋师傅学的嘛。但这些广告词的创意和内涵却是汉语独具，也许这是比所售商品更有价值的创造。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广告，那就是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当初洋货盛行，洋名也需要扬名。音译法自近代中国睁眼看的第一代介绍外来学说、知识就已大规模采用，最高境界莫过于形意俱佳。
在洋货大潮中，可口可乐算是起得最好的名字，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喝了那玩意儿有啥可乐的。
爱立信，爱立于信誉。和可口可乐有一拼。
摩托罗拉，昵称“磨(摩)磨蹭蹭”、“拖(托)拖拉拉”、“啰(罗)啰嗦嗦”。同样是通信领域的，虽然比起“爱立信”，“摩托罗拉”这名字有些不妙，但生意大好也就行了。
麦当劳，要想吃麦子，就应当劳动。怪不得那么多家长爱带孩子来这儿呢，德育啊!
肯德基，肯定是德行的基础。有点儿不知所云，似乎很高深。看来它不如麦当劳起得好。
如今洋货日益被国货所取代，或引进，或合作，或合资。但洋货们的中文大名却可以一直启发后来者。于是大量国货的名字都跟来自国外似的，像澳柯玛、海尔、波导、科隆。这些早就国产化的电器厂家还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外商似的，就是利用了“洋名=扬名”这个原理。
诗歌将被短信拯救
手机是个人的便携通信终端，短信就成了最即时的聊天方式。如今的短信已经变成了一种文体，显然这是科技进步造成的额外效应。这个额外效应首先就表现在语言的变化上了。
看看所谓的第一部短信小说《城外》(作者：千夫长)版权被一家做SP的公司花十八万给买了。内容极其一般，无非是讲男女之间围城内外那点事儿，而且语法不通之处屡见不鲜。作为“第一部短信小说”，其粗糙性确实也算实至名归了。而无论这是否算个噱头，都很是刺激了那些企望在短信方面挣到名利却苦苦挣扎在点击率温饱线上的写手。
短信受到手机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只能以文字为主，其内容多是笑话、祝语。经常流传的那些笑话已是千人抄、万人笑，专写此类的戴鹏飞也因此成名。等到了春节等重大节庆，几亿人一起为了若干条短信抓狂，让移动公司有事没事偷着乐。
戴鹏飞之所以成名，在于他干得早。这时代凡是干得早的，不是跳楼了，就是成名了。戴鹏飞没跳楼，就成名了。而后来者根本没这运气，收入也越来越少。因为后来流行了DIY(自己动手)。大家一起来写短信，按照点击下载率来获取报酬，既自娱又挣钱。
很多短信都是顺口溜，仿佛回到了诗经时代。不同的是这些短信诗歌如快餐般通俗，流传迅速，消失得也快。好的短信被收藏，过时的短信被删除。一种新的文体——短信体就诞生了。
短信体的主要特征是：篇幅短，通俗，有趣，语言鲜活，反映当下。
这让我想到了日本的俳句。那是一种短诗，以十七个音为一首。首句五个音，中句七个音，末句五个音。写的是瞬间的感受、刹那当中的心灵投影以及顿悟般的意境。在日本有位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他的代表作是：
古池，
一蛙跳入，
水的音。
这俳句翻译过来就没有几个字了。这可能是最著名的俳句了。
◎四、文与言(6)
他的作品还有：
寂静，
渗入岩石，
蝉之声。
另有：
初寒雨，
猿也想披，
小蓑衣。
在中国，绝句和词的文体与俳句近似。按照文化流传的历史规律，肯定是这样：绝句是俳句的语文老师，管营造意境和修饰内容;词是俳句的数学老师，司逻辑和算术。绝句最少二十个字，五字一句，共四句。而字数最少的词牌是十六字令，只十六字，也有说是竹枝。但显然，俳句作为一种文体是字数最少的。
可以说，日本的俳句和中国的绝句、词就是那时候的短信体。但短信体不仅能容纳这三者，还可以把民谣、歌词、广告词等一一吸纳。短信体可谓是第一种依托在通信工具上发展起来的文体，而以前的诸多文体全都是依托在书写工具上的。
美国意象派大诗人庞德受到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的启发，写下了《在一个地铁车站》：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翻译过来，是：
在一个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可以想见，有朝一日，那些手机族短信粉丝在地铁里用自己的拇指揿上摁下，左删右改。那不是在写几句玩笑话，而是在创作短信体参加大赛。他们那么认真，完全可以和那些围棋棋手的专注相比，忘记了下车。
我想预言的还是，中国诗歌将被短信挽救!
网语来得正是时候
语汇就是因交流而产生的，而网络就是一个大交流场。时不时出现俩新词儿实在正常，根本没必要像某些语言学家、新闻记者那样急着去绞杀。语言学家反对这些新词儿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害怕汉语词典又要重新修订了。
汉语词典早晚要修订，就像北京地图一样，经常会有新建筑突兀而出。只是北京建筑里的那些典故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远非汉语词典里的书面语那样容易保留。
研究网语应该有很多方法，最简单的莫过于举例分析。在举例分析之前，我先作个分类。现在出现的网语大致分为四类：中文网语、拼音网语、数字网语、混合网语。
中文网语
我→偶
FANS(某某迷)→粉丝
喜欢→稀饭
美女妹妹→美眉
e-mail(电子邮件)→伊妹儿(颇有情感的音译)
丑女/丑男→恐龙/青蛙(相当含蓄啊)
拼音网语
比拼→PK
美女/妹妹→美眉→MM
他妈的→TMD(看起来干净、文明多了)
变态→BT(这可不是英国电讯公司啊)
芙蓉姐姐→FRJJ(已属专有名词)
数字网语
Bye bye→拜拜(形象的音译)→88(有“恭喜发财”意)
就是→94
气死我了→7456
呜呜呜呜(拟哭声)→5555
无聊→56
混合网语
汗颜(现在时)→汗ing(汉语+英文)
商家与个人的电子商务交易(Business To Custom)→B2C(数字+英文)
时尚的→最in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特点。一个是英语被汉化，这仿佛是民族自豪感的起源之一。汉语具有天然的同化外族语言的能力，这个是韩语不能比的，虽然后者在韩国人心目中是最科学的语言。以后我们吃粉丝的时候就会想到偶像，喝稀饭的当口就会满心欢喜。
而超女比赛带来的网语改良，就是把粉丝发挥到极致：李宇春迷→玉米，张靓颖粉丝→凉粉，黄雅丽的支持者→荔枝，周笔畅迷→笔迷。
在英语向汉语流失的同时，汉语也在被数字吞噬，这是另一个特点。数字网语输入方便，有着风趣的谐音和似是而非的意象。再一个特点是越来越洋泾浜，越来越符号化。我想很多语言专家对此一定相当地忧虑，尤其那些作文老师更是痛心疾首。汉语的纯净之美给打破了。
◎四、文与言(7)
想想民族的语言被看得何等重要，想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谶语，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
其实汉语的纯净之美早就被打破了。外来语披着汉字的羊皮，阿拉伯数字在我们的文章中横卧竖躺，那些麻辣鸡丝、某某司机之类的外国人名也是惨不忍睹。汉语再不是秦砖汉瓦唐风宋雨元雾明雪清花了。
而汉字尽管有象形的一面，但终归还是符号。只是符号化过分严重，如未推广开的第二代简化字，会完全丧失汉字本身的韵味，接近于日文，这是民族心理绝对不能容忍的。
QQ就是方言
QQ是即时聊天工具，也是网语的重要生成地。可单聊，可群聊，还可共享文字、图片、歌曲等，功能丰富，不断升级，掏尽你的钱袋……
QQ实际上就是一大森林，你可以在里面搜索各种陌生人，然后加入你的好友群或别的群。你不知道那人是谁，那人的资料简略到可以忽略。
陌生人之间说话无所顾忌，不怎么受道德约束。QQ就成了一夜情、同性恋的始发地。在这样一个不受世俗道德约束的界面上，语言的约束也会少很多。网语并非QQ发明，却在此处发扬光大了。
QQ的陌生人制度使人无约束地使用简练的“嗲”语，比如女孩子喜欢说“8要(不要)”、“葛各(哥哥)”。各种谐音字都可以代替标准的词语，充斥在QQ的对话框上。还有那些表情图片和搞笑的小FLASH，也伺机登场。
功能有时就决定了使用者思考、说话的方式。像MSN是熟人间的沟通，就决定了MSN的使用者在语言方面更规范，否则会被看成没文化、少礼貌、缺教养。
而QQ容纳了不同的地域，拥有了不同阶层、文化、社会背景、生活习惯、风俗的用户。后者之间的交锋、碰撞，极其容易出现新语言，从而使网语发达起来。就像一个地方会有自己的方言一样，在虚拟的QQ里一样会有方言。甚至，QQ就是一种方言。
QQ方言可以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群的，也可以是通用的。
两个人之间的QQ方言基本上只需要问上一声“那个啥意思”，就可以变成两个人的沟通符号了。这种符号用得最多的形式是拼音缩写，像佩服写成PF，革命写成GM。数字因为能表谐音的范围较窄，只作逗乐之用。在亲密者之间，倒是会使用类似密码一般的语言。
因为每个人会进好几个群，所以群内方言也是相互串的。很难把方言固定在一个群里。除非这样的群是特定的群，群里的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于是一些术语就会变成方言。像在一个做VOIP(网络电话)的群里，“落地”一词指的是互联网上的电话与传统电话网对接。于是“落地”就可以泛指把灰色(不怎么合法)的东西变成了红色(合乎法律)的东西。
最后，通用于整个QQ族的是新的语法格式。在汉语漫漫的沿革当中，语法的改变往往是致命的。现在很多人看不懂古文，当是被古语法挡住了兴趣的道路。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汉语语法，又是拿来主义的硕果。语法是语言的逻辑，那么我们的汉语也算在这上面和国际接了一次轨吧。
汉语语法的改良，先是把从右向左的竖向书写改成从左到右的横向。而后就是按照英语的主谓宾来安排汉语带词性的词汇。这样就给现在的中国人一个错觉，汉语语法就是这样的，而且还很科学。这没什么不好，它丰富了汉语的结构。文章风格文白相间，其实是对古汉语语法比较偏好罢了。
在QQ上，先是通过加入图片来表达心理、替代标点，图片成了词汇，成了句子的一种或一部分。有用图片代笑哭愁忧喜的，有把话写到图片上的，有用动画替换语言的。还有自己发明标点符号的，有引进英文时态的，有玩拼字游戏的。当然这些还不能称作对标准语法的革新，还没有造主谓宾的反。
但我相信为时不远了，或许到那时我们又会看到久违了的古汉语吧。
◎五、神之经(1)
仙境的时空原理
刘禹锡的《陋室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两句可算是最精辟的仙境指南了。那么仙境到底在哪儿?一种是在天上的天宫，仙境的首都。不知道杨利伟在天上时有没有观察到金碧辉煌的景象，还是尽顾着和嫦娥妹妹打招呼了。不过据说他的那只操作棒等返程时就换成了桂树枝。另一种是水中仙境，龙王和水仙待的地方。还有一种在地上，比较著名的有蓬莱、瀛洲等仙岛。但那些地方很难找，连诗仙李白都慨叹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还有很多名山也算仙境。如庐山是吕洞宾成仙处，华山有陈抟老祖，终南山有重阳。去申请自然文化遗产的那些个名山大多都是。这些地方地球人都知道，黄金假期时人流如织。可在那里面，哪里才算得真正的仙境呢。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啥天宫背景，也没有仙人指路，怎么才能进得去呢。
先说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刘晨、阮肇上天台山采谷皮，迷路了。十几天后，找到一条溪，遇见两个仙女。二女直呼两人的名字，如同旧交。于是成日寻欢作乐。半年后两人思家，仙女挽留不住，便指出回家的路。等来到村中，以前的亲戚、邻里都不见了，房屋、村貌也大变。有个小孩告诉他们听说有两个七世祖爷爷去山里采药，再也没回来。
要想进入仙境，必须下定决心，忘却一切荣华富贵和亲情友谊。说得有点儿残酷，可事实如此。因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你从仙境出来的时候，不仅故人已乘黄鹤去，而且篱笆墙也不是那个篱笆墙了。
进入仙境纯属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迷路。但也不能为迷路而迷路，那么太刻意，只要你不跟着导游走就行了。迷路之后要学会野外生存，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进得去仙境，那是造化，定能遇到神仙妹妹;进不去的话，就掏出手机联系你的导游然后老老实实下山去珠宝店吧。
再看晋虞喜《志林》的记载：晋人王质上山砍柴，偶遇两个仙人在下棋。他观棋听歌，支没支什么臭招无从考证，和仙人说没说话也不清楚，但一局未终，斧子把儿已经烂掉了。
其实那些名山里的仙境和人间是交叉重合的，因而凡人才能进到仙境里。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回到刘禹锡的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见仙人到哪里，仙境的时空就跟到哪儿。月亮走，我也走，我送神仙到村口。仙人待的地方，那里就在仙境里了。等仙人离开了，又恢复到人间。所以说，碰上神仙那是运气。
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说法，质量越大的物体周围的时空弯曲得越厉害。仙境里的时空就是这样弯曲的，而仙人的质量也比凡人大很多。但王质遇到的是俩和他个头儿差不多的仙人，要不然他怎么能看得见棋局呢。这说明那两个仙人的质量不体现在体积上，而表现在密度上。密度越大，越不会坏，不会死，也就有了金刚不坏。
空间弯曲好理解，就是变成四川麻团儿了。仙境就是这样一个水晶球。王质碰巧进到仙境里，那他的斧子把儿为什么会烂掉呢?只能是因为他遇到的那两个仙人层次不高，能影响的空间也不大，仙境的边界就在王质和斧子之间。而如来佛的空间就大得没边儿了，所以孙猴子翻了好几个跟头也没出他的手掌心。
◎五、神之经(2)
时间弯曲就是被拉长了。在仙境里待一小时，就是世间很久一段光景。仙人质量越大，时间被拉长得也越大。据说元始天尊和太元圣母的做爱有固定规律，每经一劫才来那么一次。一劫是四十一亿万年，那他们之间岂不是极度的性冷淡吗?不是这么讲。那元始天尊和太元圣母待的地方是仙境里超级豪华的三清天小区啊。在凡人看来是一劫，在三清天里也就是出去遛一趟天狗的工夫。
财神的华丽转身
在大大小小、著名非著名的神仙里面，有一些神地位不高，却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像财神，就是这样。财神有主财神和偏财神之分，主财神里又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而其中最实至名归的，就是赵公明了。他黑面浓须，骑黑虎，一手执银鞭，一手持元宝，全副武装。
尧帝时天上有十个太阳，结果被羿射下九个。这九个太阳在坠落过程中都变成鸟——其实就是一滑翔伞，安全降落在青城山，成了九个鬼王。其中八个鬼王施瘟行疫危害人类，也算是报复社会了，就是有点儿莫名其妙。只有赵公明一个人头脑清醒，不跟他们一块儿玩，孤独地投胎为人了。
他从天上只有一个太阳那天开始，笨鸟先飞，一直在终南山修炼直到秦朝，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道成仙。
赵公明能当上财神，完全是明朝《封神演义》造的势。这让他在封神榜占了一席，还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统管人间一切金银财宝。
可如此风光的赵公明，当初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翻出财神爷从前的老账，发现他原来是个瘟神，而且是首席。
瘟神是什么啊?就是对人间使用生物武器，使瘟疫流行，跟非常著名的七三一部队是一个功能。所以人们怕啊，就要在每年的五月五日祭祀瘟神，求求神爷爷了，别再玩儿鼠疫、霍乱、疟疾了。还烧纸船，把瘟神送走，走得远远的。可第二年他还来，就又得祭拜。
五帝之二的颛顼有三个孩子，结果都死掉了，而且都做了传播瘟疫的疫鬼。一个居住在江水，叫疟鬼。一个居若水，叫魍魉。一个住在人的房屋里，喜欢逗小孩儿的，叫小鬼，有点儿像如今的“怨咒”。
后来疫鬼升格为瘟神，就是赵公明了。他当瘟神就当了一千多年。他的当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今天黑白两道的人借鉴。
东晋的《搜神记》说，赵公明是玉帝遣下来监督鬼卒取人性命的将军，那时候还没当元帅呢。他是“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里的“秋瘟”。
后来五大瘟神又变成了八大瘟神。《列仙全传》记载：“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动亿万数，周行人间。”这些鬼兵很像从天而降的蝗虫蚂蚱。而赵公明专管传播痢疾，好让人跑洗手间更勤快。这个工作继承了颛顼之子——疟鬼的遗志了，还和他的儿时记忆——八个兄弟在人间施瘟行疫有关系。
等到张天师在青城山炼丹，缺一个看炉子的，玉皇大帝就派赵公明去了，还封了他一个“正一玄坛元帅”。这个玄坛元帅干部级别虽是处级，但很实惠，还有仙丹吃。赵公明吃了仙丹之后，长得特别像张天师。玉帝因此命他永镇玄坛。
成了玄坛元帅后，赵公明就改弦更张，反戈一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他率领手下的鬼兵阴将，“除瘟翦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莫大焉”。不仅如此，他还揽起了“公讼冤抑，买卖求财，可对神祷”的活儿，而且求祷者“无不如意”。
◎五、神之经(3)
赵公明从一个生物武器部队队长转变为卫生局局长，其过程很值得玩味了。他了解瘟疫，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等到玉帝需要安定世界的时候，他就成了黑白两道可以通吃的英雄。
如果说从传播瘟疫到剪除瘟疫，是咸鱼翻身，那么如愿地当上了财神，赵公明就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那些五月五日送瘟神、新年正月初二又迎财神的善男信女，可知那原来是同一个神呢。
照妖镜的成像原理
《抱朴子·登涉》里说，东西老了跟古董似的，就会成精，变成人的样子来迷惑人。“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如果是仙人或神人照镜子，都是人的样子，跟芙蓉姐姐似的不会露馅儿。要是什么鸟兽邪魅变的，就会穿帮恢复原貌。
研究《抱朴子》这些话，就能发现照妖镜的基本原理，其秘密还是在光线上。神仙的光能如实地反射回来，人眼能看见。而妖怪变形后发出的是虚光，虚光遮盖了本来的光，看起来也人模狗样的。但这个虚光不能改变方向，一旦被镜子反射就遮不住本来的光了，或者说，虚光被镜子吸收了。
想那妖怪也爱美啊，也照镜子啊。在镜子里，它只能照见自己的原形，那又怎么样呢，总比那些白天明星晚上妖怪的光学大骗子活得要真实吧。
那么，照妖镜能辟邪吗?
《红楼梦》第十二回有一个风月宝鉴的故事，说的是贾瑞想跟凤姐儿拍拖，结果大病而归。一道士送来把镜子，说只能看背面，不能看正面，病就会好。贾瑞看背面，是一个骷髅。他就赌气看了正面，见凤姐儿在里面招手呢，他进去好一番云雨。如此三四次后，就呜呼哀哉了。
这个老道很可疑，他给贾瑞的明明就是个照妖镜嘛。贾瑞在背面看到的应该是他自己——他其实是一个男白骨精，不然怎么会想吃凤姐儿的唐僧肉，只是不自知罢了。他在正面看的是那老道准备的一套AV小电影。为什么要放这个，还放了好几次?为的就是把这个男白骨精给收了。噢，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对贾瑞颇有玄机地说，“三日后我来收取，管叫你病好”。
哈哈，红学又得到发展了。
从这个故事，是不是想到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他那双火眼金睛啊。
那妖猴儿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也该老君这炼丹炉有致命问题，就是一共八个挡，孙猴子正赶上了风挡。没被韩国烧烤，净受了烟熏料理，好一顿飞沙走石，磨出个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是什么?它的原理和照妖镜是一样的，也是把妖怪的虚光给改变方向了，给吸收了。但它靠的不是反射，而是折射。
先说说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吧，他也算是人变猴的大妖怪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在炼丹炉里熏出来的，这六小龄童的眼睛却是通过三招炼出来的：一是长时间看日出直到被感动得流下热泪，二是用眼神来来回回地看乒乓球，三是到晚上点炷香看快速运动的香头。六小龄童的火眼金睛炼成了，可那是花架子，其实他高度近视，连妖怪男女都分不清。
这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也是徒有其表，质量不过关，天宫里也有很多假冒伪劣。也就难怪他每次打完妖怪，唐僧都要念紧箍咒责罚，觉得他测不准、有误差嘛。
想那孙悟空，在跟唐僧去西天考察的路上，漏掉多少重量级的妖怪啊。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化作唐僧模样，本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一尾金鱼的灵感大王，原为太上老君宠物的金兜怪，变成老者来送信的太白金星，变成公主的玉兔，还有克隆产品六耳猕猴，他都没认出来。他还把芭蕉扇给了变成八戒的牛魔王，眼神儿走哪去了。也就是对付白骨精，先后三次都看出来了，可惜人家那不算变化，只是借尸还魂。活该白骨精倒霉啦。
◎五、神之经(4)
为什么这火眼金睛这么差劲呢?
是这样的。玉帝那里有个ISO9999认证，对成仙的来说，得到认证的是神仙，没得到认证的就是妖怪。孙悟空曾经被认证为齐天大圣，后来这个认证有效期过了。所以他是介于妖与不妖之间，未得正果，头上还有个箍儿的。而他的火眼金睛也是不经意间在炉子里窑变出来的，哪里可能有什么ISO，也就时灵时不灵了，认个蜘蛛精、蝎子精、老鼠精什么的还差不离。
其实孙悟空完全可以带上个小镜子，随时拿出来，弥补一下火眼金睛的缺陷。带个老花镜也行啊，只要能改变光线走向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妖怪引到河边、湖边，看它们的倒影，一望便知了。哦，妖怪终于走光了。
蛋里蛋外的神仙
著名的神仙都有个来历，没来历的层次一定不高。要说来历，首先就要问那些神仙怎么出生的。中国人是相当崇拜鸡的，以至于当初的宇宙就是一只蛋，里面孕育着盘古。
《三五历纪》里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可见当初的世界就是一个混蛋，这个蛋经过了万八千岁才孵化。盘古的大粉丝、物理学家勒梅特于是提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整个宇宙最初聚集在一个原始鸡子中，后来发生了大爆炸，蛋清上升变成了天和云彩，蛋黄下降变成了黄土地。中国人的黄皮肤也是这么来的。
盘古蛋生后，每天都在变，又脱毛又蜕皮，不断地得寸进尺。“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等到上嘴皮挨着天下嘴皮挨着地的时候，盘古就死了。他的身体化成了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和风雨雷电。然后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整个一阴阳眼。
盘古奠定了日后神仙们出生的基本方式。卵生的女娲是条蛇，也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家。她为了纪念盘古，在创造万物的第一天就捏了个鸡的蜡像，而后直到第七天才创造了人。所以说女娲“人头蛇身”是不对的，而应该说我们都长得像女娲似的。
《西游记》里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就是孙悟空了。可见孙悟空也是蛋生的，那石头形状的蛋和恐龙蛋很类似。哪天四川自贡也能风化出一只恐龙来，中国电影就得救了。
哪吒的母亲叫殷夫人，怀孕三年零六个月，还是不生产。哪吒的爸爸，就是那个老托拿一盒红塔牌香烟见人就发的李靖，很着急，也很怀疑，指着老婆的肚子说，“孕怀三载有余，尚不降生，非妖即怪”。还真让他说中了。自从殷夫人在梦里和一道人拍拖后，就觉腹中疼痛，产下一“肉球”——就是蛋，“滴溜溜圆转如轮”。李靖大惊，望肉球上一剑砍去，蛋碎了，打里面跳出一杂耍小子，“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就是哪吒了。可见神仙不光蛋生，而且孕育周期很长。
神仙们在娘肚子里就开始修炼了，这叫先发优势，俗人怎么比啊。
不光神仙们是蛋生，连很多我们的先祖也是蛋生的。像商朝祖先殷契的母亲去温泉度假村泡温泉的时候见一个玄鸟投下一蛋。殷契的母亲正好口淡，就吃了那只鸟蛋。回去就生下了殷契。可见殷契是那个蛋借其母的肚子孵化出来的，那只玄鸟才是他真正的母亲。啊!你可知“殷契”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周朝的祖先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叫姜。姜有一回去郊游，看到一个巨人的大脚印，就踩在上面，结果怀了孕。产后，姜觉得不祥，就把后稷抛弃在冰面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可见那不是蛋又是什么呢?
由蛋生就可断定，这些商周的祖先也是人间的神仙。
那么神仙是怎么从母体出来的呢?经过生殖器吗?当然不，否则就不是神仙了。
像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是玄妙玉女所生。那玄妙玉女竟然怀孕了八十一年之久，这么长时间得吃多少黄金搭档啊。因为怀孕太久，婴儿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于是取乳名“老子”。老子受了那么长时间胎教，当然聪明啦。刚生下来就能说话。头一句就指着一棵李树说，它就是我的姓。后来李聃还得意地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意思就是，在母体里待的时间越长，吸收母体的营养就越厚，我一共养了八十一年，母亲肚子里的蛔虫都十几代了，赤子万岁!
值得注意的是，玄妙玉女是从左腋下把老子生下来的。为什么不是阴道呢?难道神仙姐姐和一般人的性器官不同吗?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腋下和阴部一样，都有毛，但腋下没有缝隙，要剖开才行，可治狐臭，后来的剖腹产也是这么来的。可以推测的是，神仙的母亲们想保持个好身材，于是就采取了腋生法。很多神仙都是这么溜出来的。
还有耳生的。《魏略》说，五帝之一帝喾的老婆患了中耳炎，后来从耳朵里挑出一只蚕茧一般的袖珍蛋，病就好了。从这个袖珍蛋里，就生出一条狗来。这狗就成了帝喾的宠物。这狗后来娶妻生子，他的孩子都带个尾巴。他们在各路神仙那里怎么也神气不起来，就成立了一个犬封国俱乐部，有了自己的民族性。
而最奇特的要数单性繁殖了。《山海经·海内经》里说，鲧偷了黄帝的信息武器——息壤去堵洪水。这息壤可以自己无限生长，但还是没堵住洪水，因为情势紧急，鲧忘了在使用息壤前杀毒。黄帝听说之后大怒，靠，盗版盗到老子头上来了。他就派祝融在羽山杀死了鲧。鲧的尸体三年没腐烂，大概是先进行了自我杀毒。后来，孤独的禹就从父亲鲧的肚子里出来了。他长大后在舜的推荐下继续治水，居然就成功了。
但据说禹的儿子启却和孙悟空是一个生法，都是石破而生。
唉，神仙就是神仙啊!
◎一、儒与道(1)
倒置孔子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白：不能确实地通晓生的意义，怎么能确认死的价值呢?孔子的所有思想、教义就是从这句话上起飞的，正是为了生，才有仁义礼智信。儒学也因此滥觞，逐渐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脑细胞里。中国以往的哲学都是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中国人是不愿意思考死亡的，因而谈不上信仰。信仰是对死亡的追问。所以，中国人要把佛偷换成帮助芸芸众生具体生活的菩萨，从佛教发展出富于生活气息的禅来，而把死亡的问题悬挂起来。
把“未知生，焉知死”倒置过来，就是：未知死，焉知生。从这个倒置出发，就是另外半个哲学的思想探险了。我们不仅要倒置这句话，还要倒置《论语》、倒置孔子、倒置儒学。唯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思想。
孔子的学说只算得上半个哲学，也就是生的哲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前提是生，在生存之中才有仁者爱人。而后就有了我(仁者)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孝悌忠义信。对仁的倒置，就是要探求孤独。这里的孤独，不是为了达济天下修身准备，而是我与世界的赤裸裸的对视。
“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可闻之道与死放在两头，以为求得生之道就可满足而死。这是孔子的典型做法。将之倒置过来便是：夕将死，朝可闻道。
从死亡的地平线上传来的道虽然寒气逼人，却比暖洋洋的朝阳之道更清晰、更接近本质。死亡离人并不远，而且如影随形。每一个矿井里都有死神，它们吞噬矿工如家常便饭。每一条马路都有命案，如同刀俎鱼肉下的案板。但中国人总是避讳死，也就不能真切地认识生。于沸腾的热辣的兴高采烈的生存(生活)当中忘却死的必然和可能，又如何能以静观之心来体味死的境界。在中国鬼话中所包含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副本。
更为关键的是，要细致描绘的不是死亡的体验，而是死亡对于生存的价值。而在孔子看来，只有生存对于死亡的价值。
更多地倒置孔子，就会发现人生更多的秘密。因这些秘密一直被儒学这片草皮所覆盖，就更显得神秘起来。在儒学的草皮上生长起来的，是规则的树林，有显、有隐。儒学的本来规则是礼教，但儒学也衍生出诸多的潜规则。二者被仁所发源出来的各个儒家理念所纠缠、所装饰、所解析，渐渐莫辨你我了。儒学的困境也就由此而来，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我们历来喜欢从大门、二门而入厅堂，就如同学习、掌握、践行儒家的思想。可当将孔子倒置过来之后，尽管他老人家的脸憋得通红，他的双脚却为我们踹开了一扇思考的天窗。顺着这天窗望出去，是另一半的更大的视野。
天人合一的两种解释
古人提出了极富理想主义的天人合一学说。但何谓天人合一却语焉不详，是人合于天，还是天合于人，还是天与人合于一?
天合于人是不可能的，人定胜天属于妄想。
若天就是一，那么人合于天即可，人只须测知天命即可。若谁能代表天命，谁就能统治世间万代，因为天的旨意由他来解释，推翻他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任何人也不能代表天命了。那么，人又是怎样探求到天意的呢?
一种方式是通过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术。
通过人，就是要有一个能体现天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天神，而是人中的圣。他可以是道德上的权威，也可以是皇帝。更多的时候，他是圣人和皇帝的一体，即：圣上。
◎一、儒与道(2)
通过术肯定比通过人来得复杂而成本高。开始是巫术，发展下去就可能是技术、科学。但中国人还是选择了更省劲的方式，通过人。于是，皇权被赋予了天的内涵，并对术加以节制，因为术影响到了皇权对天命的继承和传达。压抑术的发展，可以使得人们更醉心于通过人来达知天意。最后，就是一个皇权专制制度的赫然了。
还有一种情形，天与人都不是那个一，一在天与人之外，是另外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人不单单顺应天意，而是天与人风云际会，相互融合出一个新的自然来。比如人类社会，既是天作之合，也是人意之品。还比如科学，决非简简单单地是人对天意的揣摩与经验，而是人的思维结构与自然世界的互动构建。
若仅仅把天人合一停留在人合于天，就只能视皇权如自然之父，并使术归于巫，让技术沦于工艺之流。
内圣与外王
没有现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蜕变成梦想者，只懂得现实没有理想的人或许就是个务实派。中国社会允许并赞扬一个人是务实主义者、是事务主义者，却瞧不上一个只会做梦、胡思乱想的人。因而像李白那样的人也要求得功名。而唐明皇能保护他只做个梦想者，已经难能可贵。
梦想者是艺术家，是理论者，在现实当中则可能是低能儿。陈景润就是个典型的数学梦想者，于是他就去解哥德巴赫猜想。能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相当幸福。不被现实所打扰，不为五斗米所困惑，又是怎样的幸运。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梦想者的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心为形役——梦想被现实所奴役，都是因为这个肉身的缘故。不考虑肉身却弹剑而歌的，虽为大侠只落得一个泥身。如坚持梦想，就得安于悠然见南山的清贫。这些梦想者有一个著名的头衔：隐士。隐士的行为是清闲的，内心是孤独的，态度是消极的。对于喧嚣市井，极力回避。
这些都是儒家所不甘的，他们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在心内、在思想的核心里，按照理想主义的规划，秉承天人合一的学说。不能不说，天人合一是古人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的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天人合一这个大牌坊既可以用来册封圣人，也可以把凡人捧上神坛。比如：李世民。
与内圣相比，外王就没那么神圣了，虽然一样光彩照人。只是在这样的王的光环下，大多隐藏着一个政治流氓的裸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以称王的，很多都想为自己立上一个圣牌坊。
还是秦王的李世民迷恋皇权，多次陷害他的太子哥哥。他为了把太子和齐王弟从家中引出，就污蔑太子淫乱后宫，给李渊戴了顶绿帽子，李渊于是要召太子等当堂对质。当太子和齐王从自己的宫殿出来，李世民就在玄武门前杀死了这两个兄弟。两个月后高祖退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而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历史记载在被李世民整理之后变得模糊、隐晦，正好与贞观的张扬相映衬。
除去儒家的若干圣人外，没有外王就难以获得内圣的名誉、声望。既然已经外王了，内圣如何成立?两难啊!
君子与小人
儒家把君子与小人截然地分开。君子是什么样的，小人是什么样的。君子如何好，小人如何坏。如何修炼才能达到君子，但没说如何做一个小人。显然，儒家是极力倡导君子之风的。但儒家没有告诉我们，小人是否也能变成君子，君子是否也能变成小人，君子与小人是否能附体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儒与道(3)
这让我想起神话当中的女娲造人。《太平御览》七八引《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人也。”看来从女娲造人起，就已经有等级之分了。
君子与小人的学说影响到今日，就是所谓的好人、坏人。再根据中国哲学的阴阳学说，君子在阳，小人在阴。君子为阳谋，而小人作阴谋。男主阳，而女居阴，便有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歪理。
那么，君子与小人真的是泾渭分明的吗?其实儒家提出的君子只是个标准，每个人身上都是君子与小人的混合体，正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于是，也就不存在什么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阶级之分了。因为人人都在一些时候是君子，一些时候是小人。
而小人和君子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
当一个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度另一个人的君子之腹的时候，往往能切中要害。因而，小人往往能驱使君子，君子却无从驾驭小人。《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很多谋略都是小人之谋，或者说，小人才有真谋。写在《孙子兵法》上的阳谋永远也斗不过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阴谋。而孔子所推行的君子之道，也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于是，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每个人都有行君子或为小人的一面。做君子时，就是法律、法规、政策、道德;做小人时，便为潜规则、两本账。君子与小人可谓是人的双重人格。
中国为什么抑制商业、贬低商人?一个原因就是商人在儒家看来是小人，喻于利的。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使得中国历来就重文轻商。以文人士大夫为君子之标，而商人实属小人之怀。其实小人也有小人之德，就如盗亦有道。而一群君子，特别容易集合成坛子和圈子。
儒家认为君子是绝对的是，而小人是绝对的非。这样一来，君子不像个君子，小人不像个小人。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作为一个人的君子或小人，君子小人本来就是寄生在每个人身上的。
不少为政者行小人之道，尤其是内部的相互争斗，哪里有什么君子可言。这使得中国政治不能够透明，因为其中的潜规则与伪善比比皆是。而为政者又必须倡导君子之道，国民才更容易被统治。这，就是政客的虚伪性了。
君子、小人的二元道德世界没能消灭任何小人。俗话说，先小人，后君子。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按照契约性的法律生活、交往的。契约的意思就是要用书面的文本来限制对方的小人之为，来保护自己的君子之为。所以，契约是人们假定对方为小人而签订的。这样的契约就是小人之约，也体现了小人之德。监督机制也是用来对付小人行为的。只有当这些都健全之后，小人总是能战胜君子的局面才会改观。君子才可能成为真君子，小人也就没必要做了。
忠的悖论
忠，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忠君，是这一观念的最重要应用。
从大仁大义的角度说，“仁之忠恕”的“忠”该是忠于天下。但何谓忠于天下呢?谁来定义，哪里的标准，怎样解释?都很成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就特别需要一个忠的标准化组织和ISO9001认证。这个标准的认证者最后还是落在皇帝老儿头上了。于是，忠于天下，成了忠于我即天下的“朕”，成了忠于圣上。
◎一、儒与道(4)
当一个王朝正在兴起时，儒家的忠君观念会受到极大的宣扬。它促进了王朝的稳定与发展。而儒家思想更使得一个稳定的王朝系统达到超稳定。
忠，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价值，是名利双收的好事。但忠臣也会遇到与大奸似忠者的斗争，这会有一些风险，也需要一些勇气。但自始至终，忠臣身上一直也没有丧失掉道德价值，身后的青史还会为此而定价。
首先就是所谓的愚忠，典型例子是岳飞。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不值得忠的君王——赵构。但岳飞是在抵御外侮，对民族的忠与对君主的忠还不能算是一个。
虽然儒家教导说要忠君爱国，但孟子也说民重君轻。这里就有个问题，岳飞是该忠于昏庸的赵构呢，还是该遇到昏君就反叛。反叛可能付出社会变革成本，而昏君一样可以使社会付出停滞与倒退的成本。到底哪个更值得、更合理呢?
儒家认为，无道昏君可以被讨伐，但必须依据天时，如武王伐纣。纣刚愎淫暴，武王得天时而诛无道，是以明君替昏王。
但更多王朝的覆灭，是因为叛变与弑君。这些，都是儒家极力谴责的，却也是经常发生的。所谓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些奸臣贼子，何曾以“半部《论语》”自我约束，又何曾不以儒学标榜于天下。而他们也正是钻了儒家一个很大很深的空子，才得以成功地改朝换代。
这个空子就是：忠君的悖论。
当旧王朝行将就木，新势力正在崛起，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会面对两难的选择：是继续忠于旧的，还是赶紧效忠新的?
明朝末年可说是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很有意思的例子。
那时候有三股政治、军事势力。一个是奄奄一息的大明及其皇帝崇祯，一个是雄踞东北的气势汹汹的大清及其皇帝皇太极，一个是起于草莽的农民起义军及其首领李自成。那么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崇祯手下的那些大臣对他和大明的忠诚与背叛都意味着什么。
继续忠于明，是儒家的要求。崇祯也不是个无道昏君，他励精图治想有中兴。然而国将不国、世事难济。怎么办?是杀身成仁，还是忠诚到底，抑或投降强敌。崇祯吊死煤山，南明小朝廷还想做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美梦。大明臣子们的内心中无不激荡着这样的矛盾。
袁崇焕，军事天才，曾任蓟辽督师，屡次打败皇太极的进攻，被视为其克星。此人忠心耿耿，一直活跃在抗清前线。虽没有兑现复辽的承诺，却能始终保证锦州防线不溃。后来，皇太极绕过辽锦直取京师，袁崇焕回援至北京城下，依然能打败清军。但崇祯还是认为其有谋逆之心，将其冤杀。
吴三桂，其家世代宗亲，为山海关总兵。李自成破北京后，他就投降了，仍镇山海关。李自成部下刘宗敏霸占了他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迎清兵。清康熙时，他在云南叛清而起，战败而亡。
侯朝宗，桃花扇里留了辫子的大才子，当初也是明朝的名流，和江南名妓李香君相爱。一朝天地巨变，竟也剃发投清。李香君刚烈重义，即刻与侯朝宗拜拜了。
袁崇焕、吴三桂、侯朝宗、李香君这四个人对于忠于君上、忠于民族、忠于天下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与应用。他们的内心都是相当矛盾的，该不该忠，该对谁忠，该怎么忠，什么时候可以不忠。自欺、欺人、心理暗示、自我安慰、自沉青楼、清风不识字、借古讽今、聊以诗词、看励志读物……
◎一、儒与道(5)
是该如袁崇焕那样死忠到底，还是像吴三桂那样三姓家奴;是像侯朝宗那样要风流不要名节、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如李香君那般不仅忠于爱情更忠于民族。他们的心思正是当时天下人的心思、正是当时那么多默默无名的其他人的心思。
还有明朝那些汉族遗臣，他们是继续忠于南明的福王朱由崧，还是投降到满清的怀抱呢?老主子还在，就是远点，在南边，南明的福王。新主子近，在跟前，但是是外族，大清八旗。到底忠于谁才好呢?
如果说儒家也有这样的教导：一旦臣子换了主子，就必须对新的主子忠诚，那么这样的忠诚也不会持久，因为还可以再换，不断地换，一天换仨，可以忠诚三次呢。那个时候的人实在很苦恼啊!
当一个旧体制行将崩溃、一个新王朝即将诞生，当一个末代君王还在高举忠字旗而臣下各怀心思，当一个民族没落而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当传统的道德价值面临几百年一次的新轮回……
到底，“忠”为何物?
儒家虽然给出了忠于天下和忠君的大致道德轮廓，却没给出更加细致的机理，导致出现了相当多的矛盾与死结。
如：
本民族与外族的不同，
民族与天下的不同，
国与国之间的更不同，
而国与天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儒家和儒学是土生土长的汉族货色，主张与推崇的也是所谓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之抗金，文天祥的伶仃洋之叹。他们都是忠于大汉民族的，都是在抵御外族入侵中丹心照得了汗青。这里，就有一个比忠君更大的概念，忠于民族。但是，是否投降外族就是汉奸呢?金占领了北宋的北方，元统治了南宋的疆域，那些还在这北方与南方土地上生存、生活的汉人是不是都是汉奸了呢，是不是都该以死相拼、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呢?
这又回到了我曾在《汉语的双重人格》中里所说的，既然有杀身成仁，也就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见，儒家的价值体系并非是绝对的，或者说，并不是汉族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都拼光了，那还谈得上什么忠于民族呢?连民族本身都灭掉了。
于是，在元灭宋之后，大量的汉人入蒙古的大帐里成了朝臣，并也自命要忠于朝廷。到了清朝，更是如此。但汉人始终以蒙、满为异族，也是事实。忠君，自有儒家体系的移植。不忠，也可有儒家的观念在。反清复明，就是要把忠于民族的大义举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元朝才很快亡掉了。于是后来的清，就更加注重弘扬汉族文化，树立儒家伦理，试图把自己的异族特色减到最小。
从明到清，就可见忠于民族不一定是忠于天下。
当王朝更替时，忠于民族及忠于民族之主(皇帝)的意识就特别强烈。清兵在南方屠城的时候，也是反抗尤为激烈的时候，也是忠字旗飘扬得最高的时候。
有些人因此成了英雄，有些人因此成了变节者，有些人因此郁闷无助，有些人因此应用了“汉语的双重人格说”……
到局势稳定之时，到剃发留辫之时，到康熙坐在太和殿之时，忠的对象已经发生了逆转。该忠的不是明，而是清。忠的对象依然是皇帝，只是姓氏变了，只是民族成分变了，只是做派变了。清依然可以把儒家的那套观念拿来使唤，却不必管这样的转变里到底有怎样的玄机。
一个不该忠的对象成了要求被忠的人，一个以策反别人为手段的人成了要求他人忠诚的人。忠，竟然变得如此实用起来。
◎一、儒与道(6)
这时候，“忠于天下”就出现了。何谓天下，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忠于天下的标准是什么，天下兴亡时匹夫的责任又是怎样的。当明清交替之际，汉人就应当以挽救明抵御清为己任，等到了清，似乎又该以平息反清叛乱为要义。所谓的为了天下太平，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无价值标准地忠于现任统治者——清，二是推翻现任统治的清声称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忠于天下的标准其实是相当模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英雄》最后一段无名没有杀掉秦始皇而找的借口被人诟病的原因。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忠与不忠，就更耐人寻味了。
其实大清在推翻明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小型的国家了。但满族之于汉族，还是和日本之于中国不同。毕竟以汉族为主的明朝也曾统治、融合过满族。到了明朝，中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了。
汪精卫前以刺杀满清摄政王而闻名，后以建立伪南京政府而名臭。前后对照之强烈，古今罕见。他恰恰是没有区分出一个异族与一个异国之不同。
在这里，我们发现，对于同属于大中国的异族的忠还是可以容忍的，而且也慢慢为主流价值体系所接受。但这还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这个异族要尊重汉族的传统文化，还要把儒家标准奉为自己的圭臬。至于日本，它再怎么尊重汉族的传统文化，再怎么把儒家标准奉为瑰宝，也还是不能得到认可。
那些奸臣不忠于帝王，只忠于自己。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起来造反，会叛变革命，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很多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都是前朝的大奸臣。是忠于前朝的皇帝，还是自己打天下，实在是件非常相对的事情。
民主恰恰不是诞生于忠诚的人之间，而是出现在相互以为“奸诈”的人群里。他们谁也不相信谁，需要互相监督才能使得他们对社会有起码的“忠诚”。最后，他们都应当忠于契约、法律与民主制度。
庄子的独与老子的孤
庄子与老子身处在不同的时代，前者是战争频仍的战国，后者是无义战的春秋。虽然都是战，但春秋的老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从容的，还有烹小鲜的闲情逸致。到了庄子所处的时代，虽说是逍遥游，其实是在逃命与保命。
庄子在道教中地位不高，这似乎暗示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不在一个层次上。而更为根本的是，老子是孤的哲学，而庄子是独。孤独本来不是一体，现在就更分裂为两种，即：独与孤。
那么，什么是独、什么是孤呢?
独，就是独自、一个人。人在这世上生存，或一个人独居，或群居、住集体宿舍。群居者易受他人影响，不是独者所愿。独者喜欢一个人做事，喜欢以独立精神超越集体主义。因而独者有自己的生活观念、生存态度，不为他人而改变。
孤不是独自的状态，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宇宙时的那种感觉，接近死亡。孤者即便群居，周围有一群人，许多挚爱亲朋，也是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世界、想死或想到死。死，并非意味着不热爱生命。死，有时也是为了生。一个甘愿赴死的人，其内心的阳光应当是正午的。
那么，独是怎样进入庄子思想的机体的呢?看看庄子那些寓言，鲲鹏也非出双入对，井底之蛙自个儿望天，解牛的厨子不需要助手，列子御风也没听说带着夫人……至于庄子自己，梦蝶只能一个人，逍遥游更不需要伴，就像一个独行侠游走世间。他不怎么合群，又有很多人来找他，时而与老朋友惠施来两个脑筋急转弯，时而给外国的使臣讲个寓言，时而去财主那里奚落一番。不与人为伴，是庄子之独的第一个层次。
◎一、儒与道(7)
独的更深意味表现在庄子的“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上，二者的关系还是相当有意思的。“有用”还是“无用”，是指对社会、他人是否有价值。而“之用”是说这样的“有用”与“无用”对自己的好处是什么。庄子的真意是，一个人对社会无用才能保全自己，这就是最大、最高的无用之用。这是于丹所不能说的。
庄子在《逍遥游》里举了护手霜药方在不同情况下的有用之用，看似无用的大葫芦在特殊情况下的有用之用，还有大臭椿树的无用之用就是使自己免于被砍伐。而于丹老师在心得中不加区别地引用了第二和第三个例子，以为都是核心竞争力之用。
庄子特别喜欢提大树之无用，是因为在他眼里，万物当中树的无用之用最典型了。大树如果不能成材，对社会的好处也就是提供阴凉这么一点点了。庄子更深的意思是，在万物当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无用之用，正如也没有绝对的有用之用(没准儿这样的有用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于丹所无法辩明的，虽然她有口吐莲花的本事。
绝世独立的无用之树，有着对自己的最大的用，不受伤害地自然成长，参天而风云慰藉，茂盛而雨露氤氲。这，正是庄子内心之独的象征。
独者不仅要独立于世，还要拒绝与他人的沟通，或否认沟通的可能。庄子与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上讨论“鱼之乐”时，惠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这时候的庄子已进入了一个绝对的个人视听境地，循着这样的独之道，他只能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与世界的契合之处了。
《庄子·大宗师》里说：“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生。既外生矣，七日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这里的“独”，就是道。庄子以独指道，显示出其一以贯之的从独来独往到独立于世的个体精神。在庄子看来，道是绝对的，没有跟它相匹配或对立的，也就是独。“见独”就是见到了超越时间的道，自己内在的精神之独找到了一个先验而客观的外在之独。故庄子在《庄子·天下》中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独，是老年无子;
孤，是幼年丧父。
由这种血缘家族的组成来定义出独与孤的不同含义，实在精妙。
老年无子的独，是未曾有过子。而幼年丧父的孤，是曾经拥有。二者对心灵的影响完全不一样。独者已在这样的独中生活了一辈子，面对无数次的可能性而希望落空，无人可以继承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孤者从幼年，自记忆开始就沉浸在缺失的情绪里，那种(父亲)死亡的模糊印象永志难灭。
又有一种说法，传说老子是九天玄女怀孕七十二年才生出来的，生下时头发已白，叫“老子”。经过七十二年才出生，想必其父也死了，老子也就成了孤儿。老子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三位一体，也不可能有父了。
《道德经》里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老子把玄女的生殖器当成天地所由来，是对自己母亲的崇拜，也是孤者对生的第一次认识，认为正是不死的玄牝，创造了天地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儒与道(8)
这就是孤与独的不同。孤者从一开始，就体认着生与死、有与无、世界的由来。玄牝内的虚空，诞生了孤者的有，因而孤者是无父的。否则玄牝之内就该有一个“有”，这个“有”就是孤者之父，那么孤者也就不孤了。因而，正是无中生有，才有了孤者之孤。
孤者老子回望他的出生之所，说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无论是传说中的九天玄女，还是《道德经》里所谓的“玄牝”，其实都是道的原始化身，是虚无的，并非实有。这时的孤者还处在本体之道的包围当中。所以老子说：“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意思是，那个虚无应该就是我之母，我不知道该怎么叫它，就叫它“道”吧。
孤者告别了“玄牝之门”，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老子于是说：“道，可道也，非常道。名，可名也，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探索中的孤者在“非常道”上，开始对万物命名与分析。因而他说：“道，可道也，非常道。名，可名也，非常名。”
孤者对“无”与“有”有极其深刻的体味，于是又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无名”为“万物之始”，意在纪念其母和“玄牝之门”。“有名，万物之母”，说的是一个新的孕育有名万物之母又出现了。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无”与“有”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迹象和范畴。“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这是因为它们来自“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在这里，“众妙之门”替代“玄牝之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化运之道。
老子以先验之孤而有后验的“非常道”、“非常名”，从形而上的道触摸到了形而下的德。德在育化万物的过程中，孤者也体会到了与“无”、“有”关系类似的物理：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恒德不离，复归婴儿。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复归于无极。”
在这些辩证关系当中，孤的意味随处可见，面向死亡而生的气味俯拾皆是。孤者在向众妙之门奔走之中看到了与死亡相反又相通的新生之路，雄与雌，荣与辱，白与黑，不断地婴儿、朴质与无极。
孤者就在这样的道与德中和光同尘，获得生命的意义。
艺术是独者的艺术，不与人合作，与庄子之独非常契合。独者生，艺术在。独者死，艺术亡。独者的艺术，没有子嗣。中国的古典及现代艺术家们，一直对庄子情有独钟，以为灵感之泉，更是精神圭臬。那些仕途坎坷或无着的文人很容易就掉入庄子的温柔乡，再结合佛禅之法，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家园。
由此可见，《庄子》也是艺术人生的教科书，于是就有了于丹的心得产品。但在心得当中，庄子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独特的阐释，却混同于孔子之道。
而老子哲学，曾以无为而治的思想赢得汉朝初期的国家哲学地位，直到武帝时。“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和庄子决不越俎代庖治天下的独者思想恰恰相反。这样的哲学很容易上升为宗教，因宗教就是孤者的宗教。宗教的前提就是要确认一个死亡之神的存在，而信仰的结果就是面向死亡而生成的喜悦。
◎一、儒与道(9)
有待与无待
对一个处于正常状态下不想死的人来说，他的基本态度是：不知何时死，但有待于死。
那么，无待于死会怎样呢?
譬如有两个人都是四十岁，患了同样的慢性病症。
医生对甲说：你只能活到六十岁;对乙，什么也没说。后来，甲真的活到六十而亡，乙呢，活到五十就死了。看来，甲比乙更幸福。实则不然。
甲时刻都在计算这二十年的光阴该怎么度过，怎么过都觉得不值。他经常梦见死神尾随在他后面，老是踩他的鞋跟儿，还往他跟前扔西瓜皮。他焦虑于死神的脚步声，即使白天在走廊里也能听见。他的这种生存状态就是：有待。
乙不知自己能活多久，也就每天都希望明天能和太阳一同升起。到晚上，又和月亮一起睡下。他从来也不计算自己的寿命和死期，因为他不知道。他活得很快乐，和一般人没啥两样儿。这就是：无待。
然而人生又时刻充满了有待，人生就是在一个个有待里不断接力下去的。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有待的一个象征。
于是，人们在对待死亡时，也存着有待的心态。比如，计算保险回报，期待儿女养老送终，培养接班人，建造墓室，买棺材板儿，求见马克思。人们是在计算死神与自己的距离，自己到死还有多少站地。
那么，隐士可以无待吗?
我们喜欢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句话实在胡诌。隐士要隐藏的无非两样，一个是身体、踪迹，一个是心、思想、观念。于是，隐身是小隐，而隐心必是大隐了。似乎更难能可贵的是，不隐身而能隐心。那为什么自己的心思就不能为天下人所知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内之不化来化外呢?
隐士的出现是以世道不古为先决的，若是尧舜盛世、大唐开元，隐士更像是动物园里的小丑。他们在乱世隐身的原因无非是，怕人迫害全身而退，怕人了解自己的心机而逃避，同流合污又要出淤泥而不染。这些目的里包含了多少的期待，真不知做这样的隐士还能有什么滋味，不人格分裂已谢天谢地了。可见隐士的有待之心比起一般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令人失望。
那么，作为隐士特殊一种的和尚呢?和尚是带了宗教信仰的隐士，他们为什么会皈依我佛自有原因种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期待自己能成佛悟禅、能够最终坐化升天。不想成佛的和尚不是好和尚。纵使各种放下执著心的教义与公案遍布和尚课程的各个角落，但还是能从中看出执著来，那就是为了放下执著而执著。而且这样的执著是直接面向死亡的，就是在死后得到什么、能够怎样怎样。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与死亡相关的，都在布置死后的内容：羽化、坐化、圆寂、不死、轮回、前世来生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因而，都可称为关于死亡的有待哲学。
看来先前举的那个例子是一厢情愿了。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无待于死，却又会在别处有待于死。纵然他怕死，纵然他自以为自己不会死，却还是在时时刻刻、不知不觉中计算着死、期待着死、仰望着死……
◎二、史辨(1)
我们到底落后在哪儿
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哲学，那这样的哲学就成了宗教。
没有哲学的发达和发达的哲学，使得我们民族从来就缺乏反思的武器和力量，从来都只能以德育代替沉思、用礼教管束思想。
艺术作品受到诸多的政治限制，导致艺术创作思维狭隘，只能根据一条羊肠小道来构思，而不能给人民、消费者和作为观众的公民以高尚的享受和人性的沉思。
影视艺术作为强势的通俗艺术形式更是不用说。那些大导演们纷纷表态，要把当初视为艺术的电影当做一个商品来制作。他们这样说，不过是从一种天真投入到另一种幼稚当中。如果当初就对人性有过深刻的思考，怎么会对电影没有深入的分析呢。全面否定过去的作为既说明自身的不成熟，也表明在他们心里根本没有自己的电影哲学，而只有能屈能伸的投机心理。
在我们的街头，现代艺术雕塑依然非常之少，倒是我们的建筑越来越后现代了，只是，我们从这些后现代建筑里得到不了什么。
公众既看不到真正的现代艺术，也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接受这样的审美熏陶。时不时出现的行为艺术被当做反道德标本和网络猎奇图片来看待，耻笑不绝于耳。只有商家祭出的人体彩绘展踩着色情与艺术之间的钢丝，让干冽的空气里吹出一股流动的情欲。
于是公众只能去附和超女和梦想中国。到处都在选秀，以为这就是时尚潮流。
美国人曾经研究过为何前苏联的经济那么差，但宇航技术却能领先呢。他们发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民族，拥有极其伟大的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这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深奥的科学理论往往来自对艺术的理解、对造物主精神的洞察。
再看我们，科学和艺术常常是分开的。从高中就开始了文理分班，大部分的大学也是或文或理或工。对科学的崇尚顶多带来技术上的创新，却不可能有基础科学理论上的创造性的繁荣。
尽管在娱乐方面日益多元化，但这多元化往往又是苍白的。
无情的时候只好煽情，不笑的时候只能搞笑。搞笑、恶搞、无厘头等，都在昭示一个事实：无力感。既然无力，就只好浮华。浮华有如章子怡的面孔，那是一张被国际资本包装得密不透风的脸，精准得和VISA信用卡一样。可就是眼神里空洞如野，仿佛设置在ATM取款机之上的摄像头。
在浮华的舞台上，舞美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灯光师也十足地卖力。可张艺谋说，也许以后人们对《英雄》能记住的，也就那几个镜头。李咏从舞台深处走来，怀着梦想中国的梦想，煞有介事地掏出名单。毕福剑继续着无厘头的二次方。
中国足球有着战术多变的传统和诸多因失败而出名的教练。中国足球队一会儿是巴西的技术，一会儿是德国的组织，一会儿是米卢的快乐至上。说到根本，是我们对足球的理解不够深刻，也就是没有浸淫在足球文化当中的足球哲学。
一位交通管理方面的专家在谈到我国公民为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肆意闯红灯时说，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从小的教育就偏重讲人情而不是守法。他只说对了最最表面的。他根本不懂一个老百姓和一个公民要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教一个老百姓守法，只需要灌输，而教育一个公民的成长，更需要哲学。
每一次农民起义应该说都是一次对制度、对历史、对人生、对社会的大反思，结果却令人失望。改朝换代只带来了对制度的修正，而大量的社会资源却在战争和动荡中被浪费了。这些巨大的资源仅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厚的历史，上下五千年。都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那其实是没有反思含金量而过度浪费所致。
◎二、史辨(2)
那些农民起义的故事和帝王将相的传奇被不断变成影视作品，传扬在眼球、媒体、口水之间。逐渐地符号化，造就了一代新电影，捧出了大量的皇帝明星。只有坐江山之乐，没有保江山之忧。好行当啊。
说到根本，一个有过百家争鸣的国度难道就找不到反思的方法论吗?
真的勇士并非要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他要直接面对的只是他自己照在白墙上的影子。
就一个思想者而言，应该相信的就是思想的力量。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原来有很多的神话。但不知怎么搞的，弄得那么破碎，跟一场梦似的。传说女娲和上帝是异曲同工的，都是七天时间就创造了万物。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光，女娲引进了一只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
后来，这些神话就被融进了历史，那些神话人物就成了历史人物，充军到上古史当中去了，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从商朝开始。之前的历史是半神半人的，达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程度。
天
中国人生前最怕的是遭到天谴，天的谴责。身后最怕的，是留下骂名、臭名，被历史性地记上一笔。
然而，中国人心里的“天”到底是什么?是模糊的。“天”到底是个啥，怎样运作。“天”和“道”一样的，可以说，却说不清。
历史就不然了。历史是详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笔一笔的。换句话说，是可以考证的。证得到证不到，就另说了。于是，考古学、训诂学、小学就发达起来了。这些都是为了佐证历史用的。
中国人喜欢实在的东西与不实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像风水(阴阳五行论与建筑人性化的结合)、相面(运命预测与面貌测量的结合)、易经(卦象爻辞与人事吉凶的结合)。
而天与历史的结合，也是一种。二者按照阴阳配对儿找起来不累的格局方式合流一处，实在是再妙没有了。
“天”里原本有着各种支离的神话，到处都是神鬼，位阶不定，到底拜谁能灵呢，就统称为“天”吧。于是就有了以“天”领衔的很多说法：“天命”、“天谴”、“天怒”、“天时”、“天神”、“天父”和“天子”。后来，“天”里的这些神话就转换成了历史，而这些关于“天”的说法又保留下来、发扬光大。
而历史里也有虚无，不仅是那些遥远的氏族首领和比“北京人”还远的祖先，而且还包括了渗透在各个朝代里的仪式、传说、野史和很多帝王将相出生前的奇异以及死后的羽化登仙。
所以，若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与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实在太不一样了，太特别了。于是就被考古学家、学问家认定了，中国人没信仰。这个信仰在中国人看来也不叫信仰，所以就被忽略了。我也是忽然才发现的，原来中国人信仰的就是——
史
史，原来是个官名，指的是记录历史的官。像司马迁，自称“太史公”。《史记》的意思就是史记录下的，史官的记录，也就是历史了。在《史记》以前，历史被称作“春秋”。
中国古代，官员对君王、皇帝的监督叫“谏”，都是非刚性的，时有时无的，可听可不听的。司法监督对一把手更谈不上，因为法是一把手定的。而且，皇帝的旨意也具有法律效力。中国不曾有司法的独立，于是出现了很多清官。
而君王、皇帝最怕的，最担心的，恐怕也只能是历史和史官了。皇帝明白，他能支配天下的一切，却很难支配日后的历史。同时，史官独立记录历史也是一种承袭下来的传统，不得干涉。这个传统直到唐朝才打破。
◎二、史辨(3)
不仅一把手皇帝，宰相、丞相、内阁和其他官员也害怕历史，害怕留下骂名、臭名。历史甚至可以管到每个人。比如家谱、家族史、地方志，都是地方的、家族的、私人的历史。
中国人常爱说的一些箴言、座右铭，和历史息息相关：
让历史告诉未来;
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相信历史;
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
公道自在(历史的)人心;
古今多少事(历史)，都付笑谈中;
任由他人(历史)评说。
中国人乐于谈史、讲历史故事、演历史戏剧、评历史的书、感历史的痕迹、保护历史的遗存，这些行为当中绝对有着对“史”的迷恋和崇拜，进而信仰之。
虽然“史”不是人格式的“上帝”，却有着“天”的背景与支撑。虽然我们每个人手中没有一本小册子名叫《圣经》，或《古兰经》，或《金刚经》，却能在背后的书架上找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那个百家讲坛，实在该叫“百家教坛”。那些讲历史的，其实是在使用着历史的元语言进行布道、传教啊。
历史权力的量化方式：权值
由全体公民选举而产生的权力，其效力应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权力，不妨称之为“全民权力”。“全民权力”寄托了全民的希望，必要符合全民的意志。
至于是否有一个“全民意志”，还要仔细斟酌。即并非每个公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而后集合起来，就成了“全民意志”。而且在全体公民中，必有正常的反对者，那么他的意志如何在“全民意志”中体现出来呢?
而“全民权力”被量化后，就有了“权值”。“权值”的意思就是这个权力因合法性而产生的效力。设“全民权力”的权值=1。1表示“全民权力”是可以被选举而出的、被赋予的效力最大的权力，而且是唯一“权值=1”的权力。
于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与之差距最大的、最好其值=0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弑君”、“篡位”、“篡权”、“僭越”、“反叛”这样的字眼儿，这样的权力被一般的人和史官认为是非法的，因而其权值=0。这样的权力虽然没有任何效力，但因其纯粹的暴力而使臣民屈服。
开国之君获得的权值一般比0要高一些，他们可以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权力获得一定的认同。像商汤伐夏桀、周武讨商纣，都是打着暴君无道顺应天时的旗号。于是他们得到的权值大概在0.5。
随着一个暴力掌握政权之后的作为和时代的演进，这个暴力政权的权值也会不断变化。既能因标榜新政关注民生而增加，也会由残暴统治而锐减。
譬如中国的汉朝。刘邦起初斩白蛇而起的时候，还是很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到成为汉王时也差不多0.5了。后来楚汉相争，并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屡战屡败，最后靠赢得了韩信的信任和支持，才使得霸王最后自刎乌江。当刘邦缔造起大汉帝国时，他的权值大概也就0.2吧，比0.5下降很多。张良知道他是个小人，也功成身退。韩信等功臣被杀，证明了刘邦及吕后的心虚，也就是对权值过小的担心。
所以，那些干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当的人，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有很深怀疑的。
说什么人心思安、天下需要统一，就会有人出来打天下，使苍生安宁、天下太平。那不起义岂不是更好，不出头岂不就没有乱。既然没有乱，又何谈使之不乱。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无不希望天下统一于自己、苍生计于我。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旗号的人，只是为了增加他们日后的权值罢了。
◎二、史辨(4)
正因如此，汉武帝才极其赏识董仲舒。一个皇权就要努力寻找它的合法性，增加其权值，通过什么呢?一个是关注民生，减少赋税;还有一个，就是确立意识形态，搞文化统治。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加文化统治的混合体。其中尤其是提出了君权神授，这是汉武帝及汉政权得以拥有更高合法性的理论、策略、出路。它经过汉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上市包装，使得汉武帝的权值从刘邦时的0.2上升为了0.5。
一切皇权的最高权值，也就是0.5。
血酬定律的递减原则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里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血酬定律与命价几何。然而，血酬定律中还有一个以时间为横坐标、以血液浓度为纵坐标的规则：逐代递减律。
血酬定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血染的江山只能用鲜血来夺取，而付出了足够的鲜血就应当获得江山一般的报酬。血酬定律确实指明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金光大道，令英雄热血汹涌，让懦夫俯首甘为。中国历史为什么惊人地相似，其中一个缘由就是血酬定律在发挥余热。
当一个王朝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些开国元勋们相当勤勉，为的是牢牢掌握住这一大笔的血酬并传诸后代。但随着时间的飞逝与世代相替，那个鲜血淋漓的印象必定会减弱，后代中的大多数就不那么勤勉了。他们的江山不是在马上得的，而是在床上被决定授予的。他们手中的那份血酬不是自己拼命拼来的，而是靠着遗传性的继承制度过户来的。血色渐渐淡泊起来，后代获得的不再是血酬，而是政治遗产了。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逐代递减，于是他们必须依靠各种中兴、盛世来获得合法性的权值。
关于合法性与血酬的关系，可有这样一个公式：
合法性=血酬+治道(治理之道)
如果一个后代皇帝昏庸无道，那么他留给更后代的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就更加微薄。如果这个后代皇帝励精图治，那么他的政治遗产就在血酬之上更有自己奋斗出来的治道分量。治道通过代代的积累可以逐渐提高王朝的合法性，并抵消掉血酬值的递减。而由于血酬值每代递减，越是后代的皇帝就越需要奋发图强。可历史偏不是这样。这样殚精竭虑为天下治的后代皇帝每个王朝只出那么几个，而创造出来的盛世每朝也就一个多点。其他的后代皇帝就在祖宗的血酬与盛世的荫庇中过活，享受，糜烂。
如万历皇帝从勤勉治国到后来因张居正表里不一而心灰意懒，是明朝的一个转折。最后的崇祯帝即使再励精图治，也难挽将倾之社稷，因为这时的血酬已逼近零值，而治道的分量再难达到合法性的阀值了。
清朝时有一个康乾盛世，而后就每况愈下，直到同治中兴。后者可说是0.2个盛世，同治死得早，到光绪变法百日而败，清朝的合法性也就接近那个历史阀值了。
每到合法性逼近历史阀值的时候，或坐等灭亡，或赶紧改革——以期加高王朝的堤坝来抵御历史动力所产生的洪水。但随着血酬值归零，再怎么图强、改革、变法，都是没用的。因为这时候，王朝的根基不在了，反对者一样可以图强、改革、变法，凭什么就是你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到了末期比较容易被推翻的原因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王朝早晚会覆灭的原因——成也血酬，败也血酬。
历史的总报应
◎二、史辨(5)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统计一下，多少人靠着讲史、演史、写史吃饭啊。但若抛开那些光彩照人的历史任务，仔细探究中国历史的底细眉目，就会发觉，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却都是中国历史给予的报应。
自陈胜吴广始，中国解决制度危机的方式就是暴力。农民起义是一场轮回，新建立起来的王朝是一场轮回。
在这样的轮回中，能产生的积累就是历史、文学与伦理。在历史中积累历史，再自然不过了。从文学看，诗词歌赋曲剧小说自不必多说，就是那些煌煌历史著作也堪称文学巨制。而历史与文学都是纸面的东东，只有伦理，不仅有来自历史、史书的那份神圣，而且有文学作品的渲染，更具备了可说是血腥的实战功能。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事，先做人。
——这个“做人”，就是做伦理。
中国的伦理可能来自于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吧。但还可以看出，法家的权术以及老庄的阴阳之法也在其中，还有很多厚黑学的技术与潜规则的知识。中国的伦理实在是一个大杂烩，当然也可以从中理出些头绪来。
中国的伦理就是如何在父母、亲人、家庭、朋友、工作单位、社会当中努力做一个“好人”。
——这个“好人”，就是“圣人”的现实肉身简装版。
与好人相对的，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类似君子与小人的二元态势。如何做一个好人，自然离不开中国伦理所竭力倡导的那些美德：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世世代代被歌功颂德的，大多是些好人。但这些好人在活着的时候，大多打不过坏人，也没坏人活得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坏人更能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那中国的伦理生态到底怎样呢?
小人有时也是君子，坏人也可以是好人。人性本来就很复杂。但这样的复杂还是有则可循的。即使是小人、坏人，他们对待父母、亲人、朋友还可能更孝、更爱、更忠义，而对待社会、天下或陌生人，则可以不孝、不爱、不忠义，而且会变得非常残忍。也就是说，在中国伦理当中，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这些伦理价值都是有范围、有限制的，都不是什么普适的价值。而一个君子、好人，无非是把这些伦理价值的范围扩大了一些，把限制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而已。大，不过到大海。全，不过在中国。
一个人治的社会，情大于法，法只在情不得解的情况下施行。不尊重规矩，但很尊重规矩的制定者，于是谁都想自己成为这个人。权力崇拜，在权力的角逐中运用忠诚、信义、孝悌、友爱、节俭等，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门门的技术。
这就是中国的伦理生态。这个伦理生态是残缺的，它抛弃了真，使得善独自占据了制高点。而“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就真实而言，中国人一直就处在自欺欺人当中。就真理来说，这是不少中国人始终不敢面对的，更别说追求了。轮回依旧、始终不得脱胎换骨，而中国历史的总报应就在于此。
A.相声的讽刺
经常能听到一些相声演员(据说叫“表演艺术家”)说自己的艺术真谛就是一个“情”字。相声是讽刺艺术，是要贡献些真实的东西的，不是叫你在那儿唱情歌。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相声学会了讽刺“文革”和当时的不正之风，因而红火出了一批星。现在不让他们讽刺了，他们也就只能自我讽刺，弄些伦理哏，或者往对方脸上吐唾沫——这是怎样的悲愤啊。
◎二、史辨(6)
B.流行歌曲的情调
中国的流行歌曲一直以来就是“你……”“我……”，都是些小情调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敢直面真实的人生，只会以肌无力的风格解除掉对现实的警惕。倒是那些网络歌曲越来越喜欢通过改变的方式来反映些诸如暴力拆迁、禽流感、死了都不卖的股票等现实问题，令人洗耳。
C.中国足球青年队队员的蜕变
中国足球青年队的队员一旦进入成年队，一旦进到中国的职业联赛里摔打，很快就不会踢球了，但其他的本领进步得飞快，神似邯郸学步。在中超，一个巨大的夹杂着黑五类的人情大染缸让他们更专注于情与钱，而忽视、遗忘了足球战术与技术的真。
D.古董行的真
古董行当特别喜欢唠叨的就是捡漏儿、打眼之类的与真假有关的故事。如果没有了假古董，那这一行还有什么意思，还骗谁去，还靠谁来发财呢?其实是不是真古董只需经过一些科学检测即可确定，而那些行家却非要靠一双眼睛来博得个名声，使得真与假更加模糊与不可捉摸。这些行家要的不是真，而是对真的权威性的垄断。即使那是假的，日后不过被叫做走眼而已。
E.百家讲坛的唾沫
《百家讲坛》经年累月地讲述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不惜用泡沫塑料来装点国学的殿堂。讲解的内容都是要吸取古人为人做事的经验教训，更精明更会算计更要装得像一根老油条而已。
——以上的五个例子是说，中国人固有的伦理观念渗透到各个时代、阶层、个体之中后产生的结果。
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情的国度，而且有意让世界也充满爱。中国伦理之盛，早就超过了国人对真理的热情。善高于真，儒家(非道家)定义下的道德高于真理。
在善与真之间，中国的伦理定义出了“诚”(“真诚”)，要求人之情感发自本心而不掺假。而这个“诚”(“真诚”)追求的却远不是什么真理，而仅仅是为了与别人交换那个别人的“诚”(“真诚”)。首先没人能清楚你是否肯定真诚。其次，这样的真诚具有一定的表演气质。最后，如此的真诚也就难以有什么真，而仅仅是诚。
难以抵达真，其表征就是中国人葆有的含蓄品格，其根源就是不想、不愿意、不敢说出自己感觉到的真实，久而久之对什么都含蓄起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逐渐地丧失了“辨”的能力，即使欲辨也力不从心了。
对真、真实、真理的回避酿就了所谓的隐士，无论是隐于野、隐于市还是隐于朝，都是想借助庄子之功与老子之力自我保全罢了。那些非著名隐士的著名表现，如裸行、扪虱、浪荡、醉卧、捞月，却说明了对真、真实、真理的想念是他们心头最大的痛苦与最深的秘密。
于是就有了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一个患有本体论心肌炎的艺术家，喜欢画些没有实心却号称有节操的竹子聊以充饥。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转糊涂难上加难。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已经醒来了，他本要对那些还睡的人大喊，可又觉得没有唤醒的希望，只好又闷头睡去。醒来了，还要继续呼呼大睡，何其难啊!但他必须这样嗜睡，因为醒了就要去找门找窗，这是很自然的责任，而他没有这个胆识。
人们经常夸一个人聪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洞察到了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并能成功实践之。
◎二、史辨(7)
这些人具备的不是智商，而是情商。他的情商水平不知比智商高出多少呢。情商是情感综合的，而智商只是很片面很专项的测量。他年纪越大，情商就越高起来，而智商还是很平平，难见有什么创新，却是八面玲珑的样子。
这些高情商的聪明人统治了那些高智商的专业人才，后者当中也有情商高的，就去当了官，把自己的智商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伦理生态，活得更好一些。
中国人不喜欢讲究那些一般逻辑——形式逻辑、语言逻辑以及辩证逻辑、哲学逻辑。用西方人的脑子就更难理喻，所以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很神秘，所以中国人觉得自己比西方人聪明。到底东方神秘主义的逻辑是怎样的呢?到底中国人聪明的本质是什么结构的呢?
仔细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能发现这样几个特点：一、 整体先于部分。二、 单位先于个体。三、 统一优于分立。四、 面子先于里子。五、 阴阳调和。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讲逻辑，只是中国人所讲的是一种特殊的逻辑，我暂且把它称为“伦理逻辑”。
“伦理逻辑”与一般逻辑有些关联，却能自成一统。厚黑学、潜规则、官场、商场、情场、人情关系网，当中都包含了大量的伦理逻辑。
为什么于丹的心得里有那么多逻辑上的错误，可果丹皮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赞叹有理呢?为什么《东方时空·时空调查》的调查结果是七成被访者不在乎心得当中的错误而在乎其中讲的道理呢?为什么很多的读者竟然能从混乱的逻辑当中听出其自有的逻辑呢?为什么错误百出的心得竟能于传播、发扬国学有功呢?
因为其中自有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伦理逻辑。人们不在乎于丹在一般逻辑上是否有问题，不在乎这些逻辑问题是否导致说理的无据，只青睐其中的伦理逻辑是否有味道，其中的励志哲学是否有新意。
有时候，违反了一般逻辑的句子却能为人牢记于心铭刻在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真的不能扫天下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摔死怎么办);
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冥币，还是纸糊的元宝);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然后呢);
劫富济贫(那贫的要变富了呢);
血浓于水(血里含水，也含别的);
鱼水情深(由鳃决定);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应该千刀万剐才是);
发生战争都是老百姓倒霉(那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呢);
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既然要时常回避真实，就更甭说追求真理了。真理一般存活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道德。中国鲜有皇帝大肆表彰一个科学家的，也很少见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中国是伦理大国(也就是什么礼仪之邦)吧，在这样的伦理生态当中，科学的不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科学理论决不能独立成长起来，而与伦理之理分庭抗礼。于是那些科学应用的技术就成了术，成了维持伦理大厦的一根根柱子。
忠臣可以死谏，清官可以抗命，农奴可以起义，却没见谁为了科学真理而坚持到底的。那些学自然科学的，都觉得这个远离政治，是国家时刻离不开的。既然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又怎么能坚持真理“1+1=2”到死呢?也许马寅初、顾准等是个例外。在科学真理的尽头，没有上帝的存在作为感召，又为什么要拼了命去追寻呢?相反，在那个尽头，是枯冷的坟头与众叛亲离的惨状，何必呢?
至于道德上的真理，也没有多少是中国人发现的，这就更合乎情理了。道德真理是与中国的伦理生态直接冲突的。中国伦理当中的善是相对的，是由人为来规定的，是可变的，不是永恒的。那些欲往道德真理上行走的人，必要背负着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神经病的风险，不仅是个孤魂野鬼不为宗祠所纳，而且断子绝孙香火全灭，这些又怎么能是一个中国人可以想象的呢。
这些，就是发达的中国历史所带来的总报应。说这些报应是总的，意思是，它是根本的、最后的报应，也就是我国目前现实之因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