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外孙:爷爷这辈子最大遗憾是没吃饱过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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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爷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奶奶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0年第16期 作者:口述/刘建 文/周海滨

  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通过孙儿们深情的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爷爷种菜补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妈妈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妈妈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对妈妈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爷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朱老总“姥爷”,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我小时侯很讨爷爷喜欢,他走到哪儿总愿意带着我。疼归疼,爱归爱,爷爷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要求。我渐渐长大后,爷爷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滑头滑脑的'小泥鳅'!”

  爷爷对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很少对晚辈发脾气。他都是用很温和的话来告诫我们。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差一些,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要重考。爷爷就对我说:“看来你没用心在学习上。”我说:“我就差一分。”爷爷说:“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不认真,就会办什么事都不认真。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知识和人才的。你在学知识上不用心,不按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要求去办,这可不行。”但他没有对我发脾气。

  我和弟弟刘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几乎与两位老人形影不离。我们上学之前,爷爷已经退居二线。他用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除台湾、西藏、宁夏,他几乎走遍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当爷爷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视察访问时,人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伴随其间,这个小男孩不是我,就是我的弟弟刘康。

  爷爷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爷爷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由秘书负责保管),但因为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爷爷自1955年授元帅军衔以来,却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爷爷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有400多元,这已是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了。这笔不能算少的钱光爷爷自己用,是足够的,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爷爷从来没有宽裕过。

  在爷爷家,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爷爷年纪大了,厨师想方设法单独给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点的营养菜。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爷爷也自报了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有粮票才能买粮食,所以家中就立了一个规矩,凡休息日回家吃饭,每人都要交粮票,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国家取消票证制度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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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来源:文史博览    编辑:王志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