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德外孙：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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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爷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奶奶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0年第16期 作者：口述/刘建 文/周海滨
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通过孙儿们深情的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爷爷种菜补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妈妈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为了让妈妈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对妈妈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爷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孙，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叫他'爷爷'。虽然现在有些文章中给改成'外公'了，但我们一直按习惯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我叫朱老总“姥爷”，爷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我小时侯很讨爷爷喜欢，他走到哪儿总愿意带着我。疼归疼，爱归爱，爷爷丝毫没有放松对我的要求。我渐渐长大后，爷爷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你可不要成为滑头滑脑的'小泥鳅'！”
爷爷对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很少对晚辈发脾气。他都是用很温和的话来告诫我们。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差一些，有一次期末考试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要重考。爷爷就对我说：“看来你没用心在学习上。”我说：“我就差一分。”爷爷说：“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不认真，就会办什么事都不认真。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知识和人才的。你在学知识上不用心，不按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要求去办，这可不行。”但他没有对我发脾气。
我和弟弟刘康在爷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几乎与两位老人形影不离。我们上学之前，爷爷已经退居二线。他用大量时间做调查研究，除台湾、西藏、宁夏，他几乎走遍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足迹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当爷爷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视察访问时，人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个小男孩伴随其间，这个小男孩不是我，就是我的弟弟刘康。
爷爷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图报的厚道兄长。当年他能读到书，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从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供他读书的费用。解放后，爷爷就接他们一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由秘书负责保管），但因为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生活费、交通费，还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费……一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爷爷自1955年授元帅军衔以来，却从没拿过一次元帅军衔的工资。直到爷爷去世，他拿的工资仍是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有400多元，这已是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了。这笔不能算少的钱光爷爷自己用，是足够的，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爷爷从来没有宽裕过。
在爷爷家，人最多的时候要开三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爷爷年纪大了，厨师想方设法单独给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点的营养菜。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爷爷也自报了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有粮票才能买粮食，所以家中就立了一个规矩，凡休息日回家吃饭，每人都要交粮票，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国家取消票证制度才结束。
爷爷把自己的定量缩减到26斤，在副食品匮乏而且全部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个定量标准就是爷爷一个人吃都不算宽裕，更何况家里还有二十来口人，又都是年轻人。但爷爷却胸有成竹。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的习惯。艰苦的生活，锻炼了爷爷识别野菜的本领，长征中他还教会了很多指战员如何识别野菜，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保留了革命的种子。
困难时期，爷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孙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这些都种过。爷爷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些什么，边上种些什么。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还带领我们采摘野菜，如荠菜、苦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