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 - 开国大土改：3亿农民分田立命

开国大土改：3亿农民分田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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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l.com.cn  (2009-08-07 18:49:58)  来源：中国经济网  评论共 0 条    

　　195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这是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了旧地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前言】

　　耕者有其田，以安身立命，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热望。

　　1950年，开国大土改，开始了触及“农之根本”，乃至“国之根本”的大动作。当年6月30日，中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分期分批土改。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而今60年已然过去，土改也几经变迁，记录着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和作用于农村世界的艰难探索。

　　【导读】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是时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左翼作家先后以参加工作组等方式深入农村工作的一线，并以各自的声音传达出他们眼中当时的农村状况，或是塑造英雄人物，或是还原复杂的乡村人情生态，或是提醒党领导下的土改工作在基层实际遭遇的问题。

　　记者分别奔赴当年土改中的样板村，实地探访“土改第一村”60年的今昔变迁。

　　重访桑干河畔

　　“你是老曹吧，我叫丁玲，是从延安来的，来咱们这儿搞土改工作。”194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42岁的“胖女人”踏进温泉屯，从此，这个华北平原上普通的村庄随着风云一时的女作家名扬天下，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它的名字叫“暖水屯”。

　　温泉屯的60年，像一册未经编纂的历史底稿，散乱地记录着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作用于农村世界时的真相，丁玲只是给它开了个头，却始终无法抑或是不肯续写。

　　如今，温泉屯的5900亩耕地，几乎都成了葡萄园。靠卖葡萄，村里人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上篇]

　　名扬天下的村史

　　虽然写的大都是温泉屯的真人真事，但是，丁玲的小说，村里没几个人看过，老年人大都不识字，对于年轻人来说，小说中的村庄故事又太过久远，他们提不起兴趣看。

　　60年后，桑干河水已经干枯了，小说也被人们渐渐遗忘，小说中的地主、富农、村支书、治安队长等人物原型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村庄依旧生长着。

　　丁玲的温泉屯

　　小说的主人公张裕民原型就是村里的曹永明，但是，直到2004年去世，曹永明一辈子都不知道这回事，他没看过书。

　　1989年，上边通知说，要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拍成电视剧，由于温泉屯的旧房子都拆了，剧组把拍摄地放在隔壁的龙王堂村，这让温泉屯村民的意见颇大，而且，电视剧中，曹永明被完全丑化了，一身流氓打扮，穿着完全不像老农民，跟书中形象相去甚远，但老曹对这些仍然一无所知。

　　后来，县电视台播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里，看别人打土豪、分田地，曹永明只是觉得有些熟悉，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4集电视，他看得乐滋滋的，还觉得有些不过瘾。

　　丁玲说：“虽然，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不算太深，但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的确，她那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把1946年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落的历史，基本真实地留给了后人。

　　在她的书里，温泉屯是这样一个村庄：漫山遍野的果园和玉米地里，人们辛勤劳作，似乎与百里之外对峙着的百万大军毫无干系;没有大地主，阶级矛盾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农民对于瓜分土地、财产的近乎“贪婪”的物质欲望远多于实际斗争的欲望。

　　60年后，当我们穿越万亩葡萄园，再来到温泉屯时，它与华北平原上其他村落，与小说中的暖水屯仍然没有显著不同。

　　听说我们要寻找历史，村民们一致推荐了刘振。82岁的老人，读过私塾，算得上文化人，是村里为数不多既参加过土改，后来又看过小说的人。“他现在就是温泉屯的历史书。”

　　广播员老韩赶紧跑回大队部。“刘振，刘振，听到广播后，赶紧回大队部！”老韩朝着满是黑垢的话筒喊了3遍，告诉我们，全村都能听到，他一会就会来。

　　3分钟后，刘振推开了广播室的门，82岁的老人，双手颤抖，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可思路却极为清晰，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斥着斗争与革命的年代。

　　刘振的口述史

　　1946年，是温泉屯最乱的年份，地都黄着，没人种，果子有的都烂在了树上。“丁玲他们是中秋节之前半个多月来的。”刘振说，当时，丁玲带了二三十人来，成天在村里大戏台上唱戏，有两出戏最好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在不少老人的回忆里，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支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恶霸，温泉屯是没有的！”刘振说。

　　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

　　但是，地还是分了。“在工作组和曹永明他们的主持下，顾家和李家的的土地都被分给了贫下中农。”刘振说，那个时候分得很细致，也很公平，他还是10个群众评议员之一，分得合理不合理，全都是群众说了算。

　　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但无论如何，温泉屯的大部分人从土改中得到了好处，并因此接受了丁玲他们所代表的政府。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刘振说，当时他就是这么想的。

　　“中秋节那天晚上，村干部们围在大队部里吃‘翻身饭’。”刘振说，菜煮得很香，但他不是干部，没吃上。吃完之后，丁玲他们就走了。

　　很快，国民党的军队打回来了。“是傅作义的13军，来了大概一个排的人，主要是催粮食。”刘振很清楚地记得来村里那支部队的番号，因为那些当兵的军装整齐，装备看着很神气，军纪还挺好，对老百姓也和气。但13军一走，接着来的那些“还乡团”、“保警团”什么的，就全是些坏家伙，最出名的是一个叫王彦的，“那个家伙，共产党来的时候，他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国民党来了之后，又带着枪当了国民党的连长。”刘振说。

　　温泉屯终于慌乱起来。顾家和李家的人也抬起头来，跟干部们过不去，村民们纷纷把摘下的果子又给这两家人送去了，分到的地，穷人没敢种，地主也没人手种，那一年，就那么撂荒了。

　　带着大伙分地的曹永明也没了主意。“当时，他带着几个人打算去投奔王彦，可在半路上，地主李家的儿子告诉他，怀来县的郭民也在招兵，不如去那里。”刘振说，因为大家觉得王彦人品不好，就没去投奔，最后，曹永明把枪交给了怀来的“保警团”。

　　可没过多久，国民党又被打跑了。因为交枪的事情，曹永明被开除了党籍，刘振清楚地记得，当时，上边领导骂曹永明：你是坚强的共产党战士，怎么能把穷人的武器交给反动派呢！

　　后来很多年，村里人都一直替曹永明可惜：要不是这事，凭他的资历，解放后起码能当个县委书记。“曹永明就是个种地的农民，也没读过多少书，要是稍微有点知识，就不会去交枪了。”刘振说起这段就不住地摇头：“国民党跟共产党打来打去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农民能有什么主意，国民党来了一大队兵，谁看着都怕。”

　　从那以后，上边来村里搞工作就不再找曹永明了。不过，老曹的生活并没有平静下来，“文化大革命”，丁玲在北京被批斗，老曹就在村里被批斗。“但是，村里人都知道，老曹是个老实人，没怎么狠批，不像丁玲那么惨，还住了监狱。”

　　曹永明在温泉屯种了一辈子地，4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最有出息的儿子，在临镇电管站当副站长。

　　但顾家和李家人的命就没那么好了。到了1953镇压反革命时，顾家老大、老二死了，老三也吓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温泉屯，生死不明，顾家的女人也都嫁给了贫下中农。如今，顾家的后代还剩下老哥俩，一个70多岁，一个40多岁。李家三兄弟，则都被杀掉了。

　　被遗忘的30年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革命、改革、改良的过程中艰难前行，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庙堂之远的政治理想肆意分化、组合着农村世界，试图在江湖处处创奇迹，但是，这一切却没有给温泉屯留下多少记忆。

　　程有志是那几十年主要的当家人。这个1969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温泉屯当了10多年书记，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4、1975年知青返城，可程有志没有回去，留下来搞种子基地，种小西瓜，研究杂交玉米，带着村民热火朝天地实践着毛主席的口号——“果树上山，粮食下川”，把果园全部变成了高产的高粱和玉米，把山、河沟都推平了种地，开荒开出的1000多亩地是他留给温泉屯最大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温泉屯挨批斗最多的是刘振。“他们说我骂毛主席，所以斗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骂。”刘振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可那会村民都知道，每个村总要揪出些人，就像土改的时候，没有大地主也得揪出来一个，刘振跟干部作对，还写大字报，只好批斗他了。

　　1982年的分田到户，在温泉屯似乎根本不算一件大事，“那两年，虽然一直都是集体制，但是分配方式经常变，一会按工分算，一会又按劳力算，养头猪一会算5个工分，一会又算3个，一会让种高粱，一会又让种葡萄。”所以，那次分地大家也没在意，集体种田还是分田到户，这跟之前的让种玉米还是种葡萄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1986年，4年时间让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地好像永远是自己的了。村里根据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情况，又重新分了一次地，一人分得两亩多，那也是温泉屯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集体政治生活。

　　任何政治斗争、政策巨变，到了农村似乎都成了强弩之末，似乎并没有触动农村固有的逻辑：必须先保证农业生产，不至于饿死;必须尊重当地熟人社会的逻辑，亲疏远近的判断比别的标准更具持久性。

　　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乡村世界里，生活的延续既是一个稳定的静态复制过程，又是一个口授心传的过程。岁月流逝，以往的生活痕迹渐渐消解，最后便丢失了，温泉屯的30年，便是如此。

　　60年前的土地改革，揭示了农村世界的矛盾，集合了大部分人的能量，打破了乡村世界的静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从那之后，农村似乎就被遗忘了。

　　1979年，丁玲平反，从秦城监狱里出来，她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温泉屯看望曹永明，看望华北平原上这个给她带来无数悲喜的小村庄，但她没有再拿起笔，记录下那30年的温泉屯，否则，她留给我们的那段村庄里的中国故事，也许会更加真实和冷静地照见一个民族的历史。

　　【导读】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这是河南省洛阳专区偃师县的农民在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下篇]

　　葡萄之园，葡萄之远

　　作家已远，但村庄依旧。如今的温泉屯有2310口人，耕地5900亩，其所在的涿怀盆地与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自古盛产葡萄，如今，温泉屯5900亩耕地，几乎全是葡萄园，靠卖葡萄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

　　标语里的信仰变迁

　　没有了“阶级矛盾”，没有了对土地和财富的激烈争斗，村民们的生活换了一种竞争方式，财富和知识被人们推崇。靠做发酵站，卖葡萄汁发财的赵子善是一部分人的“偶像”，他去年把家搬去了县城。

　　石锐家的三女儿石玉萍，“在广州住着，是个大博士，搞翻译的！”，最让村民念叨她的好处是，她还帮赵家的儿子在广州安排了份工作，赵家的儿子也是全村有名的大学生，去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

　　村庄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大院萧条已久，刘振是这个大院的半个主人，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他跟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儿子一起，借住在大队院里。

　　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有四大伟人的塑料画像、有用毛笔歪歪斜斜写着的“八荣八耻”，还有一张写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的宣传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还没有挂上去。”退休村干部韩才说。

　　小学校园是村子的地理中心，院墙上刷着的村务公开栏，详细地记录了村庄的政治生活，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受补贴干部名单及标准、民主评议干部结果、五保户供养费发放、机动地承包费、水费、电费等。

　　但村务栏的内容已经被这样的广告所淹没：“婚庆录象，电话：×××××××”;“长城电器公司15周年大优惠，名牌洗衣机380元”;“100元包治风湿”……

　　60年前，贴满温泉屯的是：“咱们要永远跟毛主席走”、“土地还老家，大家有饭吃”、“拥护八路军”、“共产党万岁”……

　　标语的变迁，清晰地昭示着经济早已取代政治，成为乡村信仰的核心。

　　82岁的刘振始终都认为，他的土地是从丁玲她们那帮人手里得来的，“是共产党分给我的，是毛主席给的。”年年给党交粮食，天经地义，交多少都不该有怨言。

　　可以这样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世界的生活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后来，尽管在制度上集体化已经不存在了，但农村世界稳定的惯性，让后集体化时代的温泉屯的村民仍然保留着集体主义的意识，保有对国家、村庄的认同。

　　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年轻人开始当家，彻底的转变终于完成，经济上的得失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然而这个过程仍然比城市晚了近10年，农村世界不计回报地为整个民族和给予过它土地的政党，默默奉献了半个多世纪。

　　穷人与富人

　　和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即使进入了新时代，最能给温泉屯带来财富的，依然是土地。多一亩地，意味着每年多收3000~5000斤葡萄，意味着每年多5000~8000元收入。

　　葡萄给温泉屯带来了财富，但村里依然有穷人和富人。穷人都是地少的或者没地的，“少地没地的，大都是自己太懒，不愿意种，或者是打麻将输钱，反正是把地卖给了别人。”韩才如此断言，因为，1986年分地时，是全村人眼睛都看着的，当时全村所有财产，包括3000多亩地、果园、马车等，平均分成股份，男劳力分3股，女劳力分2股，一股大约相当于2亩多地，没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种葡萄是个费劲的农活，每年从4月份清明时节开始刨葡萄，接着要追肥、拔芽、绑葡萄、打药、收葡萄，一直到卖葡萄，差不多就10月底了，属于农闲的只有4个多月。人稍微懒点，就不愿意种。

　　如今，村里地最多的一家有50多亩，最少的1亩都没有。没地的，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就在农忙时候，去别人家葡萄园打短工赚钱。“旧社会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是这么来的，经过祖祖辈辈的积攒，才成了地主。”韩才说。

　　而富人则分两种，一种是地多的，每年一家人光收葡萄，也能收入四五万元。另一种是被村民们称作“经济人”的人。这些人信息广，在外边认识客户多，成了买卖葡萄的二道贩子，有钱的建起了大冷库，除了自己家卖葡萄赚钱，还从别人的交易中提成。

　　40多里外的长城葡萄酒公司是全国闻名的大企业，温泉屯的明珠公司就是长城葡萄酒公司的分厂。厂子先把村里的葡萄收起来，做成葡萄汁，再运到总厂做酒。跟公司里有点关系和门路的人，就都成了经济人，每年从葡萄交易中就能赚取不少利润。

　　不过，更富一些的，还是外地人。前几年，有个香港老板跟乡里签订合同，承包了村头的几千亩荒山，不到几年，荒山就都开成了葡萄园，“他们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葡萄品种也好。”村民们羡慕得很。

　　消逝的村庄共同体

　　事实上，温泉屯虽然被认为富甲一方，但也只是相比周围其他村庄而言，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张家口总共17个县区，其中10个属国家级贫困县。

　　卖了几十年葡萄，温泉屯年人均收入不过3000多元。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作为跟法国波尔多同纬度的葡萄基地，他们的葡萄品种极其优良，但这么多年来，却大都只能销往东北各地的批发市场，连进入北京、天津等近在咫尺的大城市都很难，更不用说摆到城里的超市卖。

　　“要这证那证的，麻烦得很，所以就没去弄了。”温泉屯乡主管农业的副乡长赵景秀对记者说，以前，他们也去北京市场考察过，跟那些大超市谈，可是门槛太高，手续烦琐，一直没谈成。

　　直到今天，温泉屯的葡萄仍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交易着：每年到了9月份，外地的葡萄商人蜂拥而至，找到自己在本地的老客户，在其家住下，收完了他的葡萄后，再由他带着到其他人家收。

　　村委会那台用了30多年的老广播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到收葡萄季节，广播里会说，有客户在村民某某家收葡萄，价格每斤多少钱，有意者，请到某某家洽谈。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交易平台。

　　乡里也成立了葡萄协会，赵景秀就是常务副会长。可他说，协会没有钱，只是指导一下，主要的事情还是由下边的4个分会：种植、加工、储鲜、销售来做。这4个分会主要由各村的葡萄经济人组成，经济人热衷的是自己赚钱，他们也习惯了原始而熟练的交易方式，就这样一直维持着葡萄产业链的运转。

　　“不是政府不想组织，可实在是不好组织，现在村民们人心都散了，都是各干各的，谁也不愿意联合。”赵景秀说，去年，村里修水泥路，沙石都堆好了，可村民们不肯多出一点力，自己家门口的路也不愿意出几天工整一下，宁可跑到自家的葡萄地里干活，最后，路修了一半就停了，到现在仍然是坑坑洼洼。

　　“想想以前，在程有志的带领下，推平一座山几乎易如反掌，可是现在，一条路都修不起来。”老一辈人说起修路的事情就感叹不已。

　　在这一点上，温泉屯和广大的中国农村一样，农民原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村庄共同体正慢慢消解。

　　中国加入WTO已经数年，农产品的保护措施终将消失，那个时候，消解了的中国村庄如何去应对集规模化和机械化于一身的西方现代农业的竞争？事实上，进入2006年，入世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已经在释放，只是，乡村世界还没有敏感于这种触痛。这个几乎全部生计都依赖葡萄种植的村庄，未来的命运依然存在变数。

　　【导读】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这是解放区人民政府在给翻身的农民颁发地照。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在东北张广才岭支脉大青顶子的山坳中，有一座小山，状似元宝，得名元宝山，山脚下那个小小的村庄，便被称为元宝村。

　　元宝村隶属哈尔滨尚志市元宝镇，60年前，它和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寂寂无名，贫穷偏远。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到元宝镇工作，参与并领导了当地的土地改革，次年，他调回哈尔滨，根据在元宝镇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便是元宝村。

　　当年的元宝村，穷得让人心疼，很多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因为衣不蔽体，元宝村被人称为光腚屯。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光腚屯，现在户均存款达到18.5万元，2005年人均收入7160元，把许多城市都抛在后面，更是远远超出了周围的村庄。

　　站在元宝山上俯看整齐的村落，隔着60年时光的海，实在很难再辨认出昔日的模样。而元宝村所经历的“暴风骤雨”，也不仅仅在1946年。

　　历史的债务

　　从1946年开始土改，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元宝村命运的曲折往复是中国多数农村的缩影。

　　元宝村一带原本是深山老林，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河北一带的灾民逃难到这，砍树搭起了“马架子”屋，定居下来。1946年周立波来到元宝镇的时候，这里多的还是这种简陋的房子。

　　当时，土地情况极其复杂。开富士旅馆的日本商人长谷川依靠日本人势力占地200余垧(1垧合15亩)，日本开拓团抢掠水旱田280垧，汉奸地主韩向阳和20余户地主、富农经营土地400余垧，中农和贫农加起来仅有土地100余垧，大部分贫农没有地，靠着给地主打长工短工生活，因为剥削严重，虽然东北土地肥沃，他们一年苦到头依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周立波到元宝后，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当时的形势。1946年到1948年清明前，经过3次分地，元宝镇的土改基本结束，元宝村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区里用斗地主斗出来的5斤6两黄金给农民买了大牲畜，元宝村人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村里人杂，当时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解放后被政府收容了的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没有一件农具和一头大牲畜。有些人口多的户虽然有家具和牲畜，却多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于是村里成立了互助组，户多的组达19户，每个组都是一个小圈子，组里互相帮衬着，一起凑钱添置农具，一起唠嗑畅想发展前景，甚至有的组想一起凑钱买电影放映机，农闲时好天天聚在一起看电影。新中国成立那年，因为当年霜来得晚，是一个十足的丰收年景。

　　1954年，响应上面号召，元宝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各家的牲口、土地、大农具都折了股，没有这些的交了300元做股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初级社。初级社定了入股分红制度，占的股越多，分的红就越多，分红的同时，股份还属于自己。当时的元宝村，除了10户怕被拖累实在不愿意入社，剩下的全入了社，干劲十足，对初级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国从省到县开始掀起了成立高级社的热潮。因为干劲正高、心气正顺，元宝村民在还没弄清楚高级社是怎么回事时，就齐刷刷举手同意加入高级社。后来大家搞明白，高级社取消了土地私人占有，社员们的土地正式归集体所有，牲畜和农具均作价归集体，不再享受分红。许多人一下子蔫了，有人干活开始出工不出力。

　　高级社成立后，上面的指示开始下得特别勤，9月末，县里号召开荒的文件下来，元宝村民基本砍光了村周围的小树，开垦出大量土地，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出的土地和原有的土地都没种好，树木大量被砍伐造成了沙土流失。第二年粮食减产，社员开始口粮不足，只能靠返销粮维持生活。10户没有加入初级社的农户，依然自给自足着。

　　1958年，同样是响应上面号召，元宝镇成立了人民公社，元宝村成为人民公社下面的元宝大队，元宝大队下面又成立了7个生产小队。队里从县上领来8口特大号铁锅，把仓库改成了食堂。社员们干完活就往食堂一坐，管吃管添、辣酒香肴。前半个月，天天大米白面，鸡鸭羊肉，半个月之后，大米白面断粮了，只好靠陈玉米、黄豆、高粱维持。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大炼钢铁。有人听说元宝山上黑褐色的石头能炼出铁，公社便组织上千人的劈山大军进驻元宝山。元宝山因形似元宝，一直被老一辈的人视为风水宝山，山上丛林茂密、野果杂生。随着一车车石头被运往炼铁工地，元宝山一天天秃矮下去。当然，并没有炼出什么钢来。

　　现在，虽然林木又长了起来，但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元宝山早已没了元宝的形状，更像是一座公园里的假山。富了的元宝村人，铸了9个巨大的元宝，散落在坡上，仿佛要给这座被人为破坏的小山恢复风水。

　　到1960年初，和全国一样，元宝村也进入了饥饿状态。此时，上级再次下令要求深翻土地，元宝村的土地除了一面一层一尺多深的黑土，下面全是黄白色的“狼屎土”，庄稼人全知道，一深翻这地就种不了庄稼了。已经扛了3年坚决不深翻的元宝村人，这次再也扛不住了，于是到1962年，原本肥沃的黑土地，亩产沦落到不足130斤。

　　随后又是修梯田、成立造反团等等，在一次次运动的折腾下，“文革”结束的时候，元宝大队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0余万元，成了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从1976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虽然农业生产渐渐走上正轨，但走衰势头止不住，全村总负债额已达27万。

　　改变的命运

　　债务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村民的心头。1983年6月10日，这是元宝村发展史中值得铭记的一天。早上7点，村委会会议室坐满了党员干部，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大家达成一致，不能把债务分配给农户，要靠发展集体经济来偿还债务，而单靠农业负担27万的债务太难了，村领导班子决定发展工业。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元宝村的命运。

　　一个负债27万元的穷村，哪儿来的钱创办企业？四处烧香磕头想贷款，最终只是碰得鼻青脸肿。贷款的路走不通，村支书张宝金决定号召村干部集资，他首先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存款1.3万元，在他的感召下，几个村干部共集起了3.7万元。

　　张宝金是山东省无棣县人，1968年逃荒到了元宝村，因身体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做了裁缝，属元宝大队四队。1976年，“文革”结束，元宝大队重整瘫痪的大队小队组织。当时已成三靠村的元宝村，平均一个工分只有8分钱，生产小队的队长职位，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接。也正因此，张宝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有机会做了元宝四队的队长。根本不懂种地的他，靠着一本科学种田手册，带领队员展开科学种田，同时大搞副业。元宝四队成了1976年到1983年唯一扭亏为盈的小队，张宝金的威信从此确立。1980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张宝金的带领下，元宝村用集资的钱办起了一个小木农具加工厂。这些钱其实是个人集资，和村集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决定，盈利之后村利润、企业积累和股东分红比例为3∶3∶4。

　　几经挫折，1987年，他们手里有了6万元，而这时，经过4年苦干，包产到户的农民也有了小小积蓄，他们发动村民入股，共筹到56万元。他们用60万办起了第二家村办企业——元宝村卫生筷子厂，第二年改为元宝山餐具厂，卫生筷子开始远销日本。一切都步入正轨，两家村办企业全都红红火火。

　　但1989年7月，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大量筷子出口不了。堆积的筷子垛满了村里所有仓库后，又垛满了党支部、村委会和企业干部们家里，他们终于嗅出了危险的味道：如果遇雨潮湿，筷子发霉变质，他们将血本无归。元宝村派出了第一批销售人员，没有成效。张宝金和退休回村的大学生人称“于万能”的于万河开始亲自跑销售。

　　1991年底，当元宝村村办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中南地区百货产品采购供应站来采购6400箱卫生筷子。为保险起见，他们对供应站进行了考察，黄金地段、豪华装修、高级轿车、政府关系密切……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但是，当他们发货后供应站却倒闭了，筷子被供应站的债主抢去抵债。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农民的思维模式经历了市场的暴风骤雨，他们开始明白企业的运作管理，村办企业渐渐在市场中立稳了脚跟。到1995年，元宝村不仅还清了27万元陈欠，而且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

　　后来记者得知，元宝村的企业一般5点半、6点就上班了，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

　　元宝村富了，在村建设上也开始大刀阔斧，他们盖起了新村，以低于村民自己盖的价钱卖给村民。因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他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把元宝村建成“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他们建起了暴风骤雨纪念馆，并计划扩建，还计划建设影视城、农业科技园区、林业生态园区、垂钓区等八大园区，实现元宝人的第二次创业。

　　但是，带领他们改变命运的张宝金老了。张宝金今年65岁，有胸膜炎、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1993年，张宝金遭遇一起车祸，头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整张脸面目全非。村里人说，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当他挣扎着出院的时候，知道消息的村民自发候在村口，看到他过来，高兴地扭起了秧歌。张宝金这个在创业中历尽艰难都未曾动容的汉子哭了。

　　他的威信，是在带领百姓致富的过程中一步步树立的，在元宝村，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受尊敬。

　　2002年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他就提出不干了，但却敌不过村民的情意，继续留任。去年换届选举，他再次提出想退休，最终却以100%的支持率当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能让张宝金走，他们担心他走后元宝村的各项事业会出现倒退。

　　村民们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元宝村的各项工作欣欣向荣，但是村办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完全是个人入股，留给集体30%利润，是张宝金出于公心提议的。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张宝金的离开，这一做法能否持续？

　　现在村里的许多企业都是两头在外，即加工和销售都在外面，如果不给村里利润，除了用工，这些企业和元宝村的关系并不紧密。现在元宝村的非农户几乎是农户的6倍，如果张宝金离开，村工业还会不会反哺农业，并支持村里的各项建设？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虽说都是经民主讨论通过，但很多关键决策都是张宝金在把关，他离开了，方向会不会走偏？

　　能人张宝金，能否承担为“土改第一村”下一步的发展搭设一个新的制度框架的使命？或者说，制度创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但建设性的制度成果仍然孕育待产。(杨军)

　　【导读】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对农村制度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

　　农村土地改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的一个冬夜，该村18人按下手印，搞起“包产到户”，一时惊天动地。从偷偷摸摸到得到肯定，小岗人在几年内迅速“冒尖儿”。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开来。21世纪，小岗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化经营。从“大包干”到回归合作化，小岗在内外的纷争中再次转身。

　　秘密会议

　　严金昌也要讨饭了。

　　他家的日子原本还可以。1975年，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种了生姜、辣椒、大葱，祖父留下来的近20棵柿子树长满柿子，再加上养的两头肥猪，一年收入几百元。到小市场上买回粮食，够一家9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接连被大队、公社批判了好几场。

　　此后，他便和父母兄弟分头出去讨饭，北到徐州，南到南京，“走南闯北”。只有他的妻子没有出去过，在家里挣工分。在他的安排中，好劳力要去讨饭，弱劳力呆在家里挣工分，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正值壮年的严金昌不愿讨饭，但要想不饿肚子，似乎别无他法。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1978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人头上。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人们的怨言在私下里扩散。当年，凤阳开始“分包到组”，试图改变粮食产量低下的状况。但这一招在小岗并不见效，20户人家从两个小组分成8个小组，仍不见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严金昌说，当时，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在田间地头，开始有三三两两的村民议论着，干脆分开来干！

　　1978年11月24日，严金昌吃过晚饭，来到了严立华家。严立华家有两间茅草房，平时是村民们聚会的“据点”。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小岗村2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

　　在此之前，队里的三个干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已经碰过头，决心“大包干”。开会时，大家都在抽烟，茅草屋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严立华跑到后屋看看，发现老婆安静地待着，没过来凑热闹的意思。对这个会，他格外谨慎。在私下联络时，村民已相互约定不让女人知道，“怕她们嘴快，说出去。”

　　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即便是私下都同意了，在会上也不敢贸然提出来。

　　最终，副队长严宏昌打破沉默，“我们队委会三个碰了个头，打算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但有一条，各家要保证交足公粮……”

　　窗户纸捅破后，现场热闹起来。“谁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严金昌和大家一起诅咒。

　　老农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你们几个干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们的大人小孩怎么办啊？”

　　“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个也不能装孬，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另一位年长的村民答道。这一提议得到村民的附和。

　　随后，在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保证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9户户主的名字。他和严立学、韩国云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了章，到场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星火燎原

　　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严金昌一家分得约40亩地。第二年，严金昌在这些田地里种上了水稻、花生、山芋等农作物。没有人再偷懒，一家老小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干活。

　　秋收后，严金昌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切开，晒成山芋干，准备保存得更久。

　　小岗没人羡慕严金昌，因为家家都丰收了。当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2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看到小岗人分开干得到了好收成，附近的生产队也悄悄“瞒上不瞒下”，包产到户。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该县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在此情况下，小岗所在的梨园公社要求他们再“并起来”。经常到小岗观察形势的凤阳县领导陈庭元支持小岗：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尽管如此，其他生产队以“小岗不并，他们就不并”为由，让公社很为难，让小岗并起来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小岗人单干得战战兢兢。

　　1980年1月24日，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小岗的包产到户明确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对于有人批评小岗在“开倒车”的说法，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当地一名领导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呗！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产到户，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严金昌、严宏昌说，万里讲话后，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当年4月2日，邓小平对万里等人谈话时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做出肯定的表态。此后，小岗模式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步推广开来。

　　20年不变

　　包产到户后，严金昌家的日子改变很快。1982年，他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机。小四轮可以跑运输赚钱，收割机除了帮自家收割庄稼外，还可以租给别人用。次年，他就搬出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平房。和严金昌一样，多数小岗人在这几年完成了住房的更新换代。

　　包产到户红火几年后，小岗人遭遇新问题。严金昌说，因为粮食产量的大范围提高，卖粮越来越难。粮食卖不出去，价格降低，换不成“现钱”，添点农具、机械啥的都难了。

　　因此，从平房到楼房的转变，小岗人慢了些。直到1995年，严金昌全家合力给儿子盖了一栋二层小楼，这在全村还算很早的。

　　“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严金昌认为，直到今天，他们也只能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事实上，除了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仪式上得到了意外的馈赠外，小岗和广大安徽农村一样，经历着粮价波动、罚款摊派、增产不增收的历史种种。严金昌说，那时，喂猪要交生猪税;买了辆小四轮，除了机械管理税，还有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都要交“特产税”。

　　在这20多年里，小岗人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向明星村学习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南方、华东地区包括安徽东南部一些乡镇和农村开始了新一轮发展浪潮：兴办乡镇企业、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规模农业。

　　此间，严宏昌提出办一个制砖的轮窑厂。小岗村委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决了这个想法。此后，他又引进了好几个办厂的项目，但都没有搞起来。

　　因此，20多年来，粮食依然是小岗人的主要收益。严金昌认识到，光靠承包经营的那些土地，想发财太难。

　　当时，南街村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还有一组数字令小岗人感到汗颜：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

　　“改革开放第一村”落伍了。有人高呼：“小岗走了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道路。”

　　通过电视新闻，严金昌对外面的“发达”略有耳闻，“羡慕那些明星村，更羡慕他们有好的带头人”。

　　2004年，他们迎来了沈浩，第一个“非岗人”当上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些年，小岗没有发展起来，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缺少一个好的带头人。”沈浩直言。

　　上任之后，沈浩带领村民到南街村等明星村学习取经，“沈浩思路”在争议中提出来，在争议中试图引领这个小村重塑辉煌。

　　回到“集体”

　　“沈浩思路”很明确：通过土地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

　　这一思路提出来后，在小岗村和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媒体惊呼，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而小岗人对此的态度也分成两种，支持者对单纯粮食生产增收不再抱有希望，可以走新路尝试尝试;反对者认为“没有比一家一户更好的政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害怕一旦被收回，将失去立身之本。

　　两种观点激烈地交锋。经过两个月三次会议的讨论，小岗人同意了村委会的意见，将承包的1400亩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在“沈浩思路”中，把土地集中后，将进行土地整理，形成大块的平地，“最理想的是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农民租出土地，按每年每亩地500元获得租金。

　　严金昌是“沈浩思路”的支持者。他将自家的10多亩地拿出来，让上海一家公司办商品猪养殖基地。因此，他也进入基地当上工人，每月有800元的工资收入。养猪基地最多时有8名工人。2006年因为种猪生病，规模减小了，严金昌当上“场长”，下面只有两名工人。

　　除了养猪厂，小岗村还搞起了600亩的葡萄种植区，由大学生带动的双孢菇种植占地百余亩，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沈浩介绍，小岗有一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设现代农业公司、工业发展公司、旅游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物业公司和商贸公司，还将引导农民建立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他坦言，引进龙头企业只是创造了条件，还没有“结果”。面粉厂、钢构厂等项目都在筹划阶段，还没正式“落户”。

　　对这几年的发展，严金昌说“还可以”。他的5个儿子，一个在外面开车跑运输，4个都进了本村的合作组织打工。2007年，小岗全村人均纯收入6000元，成为“安徽省百镇千村新农村改造计划”试点村，绝大多数人都住上了楼房，拥有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

　　去除光环

　　9月5日，芜湖一家六口人到小岗村参观。到中午，没找到吃饭的地方，就来到严金昌二儿子家开的小卖部里，买了几袋面包“凑合”。

　　严金昌说，现在来小岗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卖部的生意也好了不少。

　　利用“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发展红色观光旅游是小岗的一个重点。“大包干纪念馆”正在重新布置、装修，“当年农家”保留大包干时的农家风貌，时刻等待着游客观赏。

　　为了解决游客接待问题，小岗已经确定了发展“农家乐”的方向。9月12日，沈浩告诉记者，小岗已经确定4户村民作为“农家乐”示范户。几天后，将有一个120人的团体到小岗旅游体验，都住在农家乐里。

　　在严金昌的眼中，理想的生活就是住在装修不错的楼房里，腰包鼓鼓的。现在缺少的，主要是腰包不鼓。今年3月，小岗村与附近的石马、严岗合并。根据小岗村村委会提供的材料，合并后的小岗村有23个村民组，849户，3823人，承包耕地8713亩。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对沈浩而言，实现“严金昌们”的愿望，空间更大了，困难也更多了。沈浩确定的合作化发展方向，进展并不顺利。一部分农民的土地加入了合作化，更多土地还没有加入，对此的争论和观望还在持续。长期关注小岗村的作家温跃渊说，小岗人对大包干有一种特殊情结，他们很眷恋过去的形式，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

　　沈浩承认，让小岗人转变观念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是一个包袱，我们要甩掉包袱往前走。”沈浩说，继承大包干的精神，不断创新，小岗一定能重新崛起。

　　【导读】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第三次土改”定了调。

　　本刊特意考察了浙江土地入股、天津宅基地流转和湖南农房抵押贷款三种有典型性意义的农地改革探索，配合宏观政策的爬梳与解读，以勾勒眼下农村“土改”的现实框架。

　　农地入股的义乌路径

　　出于产权纠纷的风险，七一村放弃了“土地+资本”的模式

　　《望东方周刊》记者丁仕松 浙江义乌报道

　　义乌市七一村的1128名村民，不论童叟妇孺，从2007年开始从村集体领取至少1000元的分红——这是村两委班子对他们的承诺。

　　按此计算，每年需要110多万的集体收入，才够支付村民红利。这些钱从哪里来？

　　“只有让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效益，”七一村党支部书记何德兴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将500多亩的耕地集中流转，产生的效益用于分红。”

　　七一村辖于义乌市的城西街道，20年前，这里是整个义乌最闭塞的地方，是当时的东河乡政府所在地。政府人员调整岗位到了东河乡，都说去了“西伯利亚”。

　　“工商业的发展使我们搭上了小商品市场的快车，城乡差别在缩小;但农业，还停滞在20年前的水平，甚至在倒退。”何德兴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

　　七一村村口，几台挖掘机正在平整小块的土地，纵横的沟壑田埂被推平，分包到户的历史印记淡然泯灭，新型的规模化高效农业凸显。

　　“守着这点土地搞小农生产，饭都吃不上。剔去农药化肥的成本，种田是没得赚的。”何德兴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流转的成本几乎为零。

　　随着农村中商人群体出现，民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开始出现。“都是些很自然的想法。出去跑生意或者打工的，田地荒废了很可惜，就给亲友邻居种，给点粮食、交上农业税就行了。”一位七一村民回忆。

　　到上世纪90年代，农地处于半休眠状态，很多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良田也无人耕种，造成了“保而不农”的局面。

　　小农耕种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速度，而同时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益已经凸显，“有一户承租的15亩土地，借助科技， 今年上半年净收入有9万元，一年下来，亩均收入打底1万元。”

　　“现在我们村所有的农田都集中起来了，发展现代农业。”何德兴说，“30年前把田分到户，现在又集中起来，说到底，都是为了提高土地的效益。小平同志说，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实际的统、分都合理。”

　　按人头分割收益

　　“当时开村民大会表决是否支持土地流转时，99%的村民支持。”何德兴说，七一村筹划成立“柒益果蔬合作社”集中土地，村民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转包经营土地，所得收益按股比分成。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股份化后每个集体成员都有股份;承包权仍归农户，不改变承包关系;经营权归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将园区内的农田“公开投标招租，村集中统一发包”，经村同意，承包户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

　　合作社成立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第一届的理事长是村主任何仲连，理事会还有1名村委、1名支委和2名普通村民;监事长和2名监事均为村民。

　　何仲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理事会主要负责经营和财产安全;监事会监督理事会的工作，包括流转招标和财务状况;股东大会是权力机构，重大事项要通过股东大会讨论通过，股东可以查阅理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会计账簿”。

　　在遵守合作社章程的前提下，村民可自愿加入和退出合作社，退出需在“财务年度终了的前3个月”向理事会或理事长书面提出，到时村集体以机动田返还他的承包地。

　　在商议分配收益的方式时，七一村一开始准备按照承包土地面积，折算股比。但这种方式遭到村民反对。由于土地政策30年不变，各户人口变化不均，村民现在实际承包的土地面积也就多寡不均。

　　“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集体就是全村人的集合，每个村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收益权。”经村民商议，七一村最终选择按人头分配收益。

　　村委会主任、合作社理事长何仲连介绍，在出现“生、死、婚、嫁”4种情况时，股份随之增减。

　　按人头分配土地收益，也有弊病，比如女性嫁出后，不愿意将户口迁出。何仲连说：“这个靠村规民约调整，我们村规定，女性婚嫁后，不再享受村民收益，后代都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算1个留在村里。”

　　目前，七一村所有村民已加入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亩，建立了生态农业园，想经营、会经营农业的大户可以向合作社承包土地，合作社每年能收取几十万的承包费;另有16亩土地配套建设了综合农贸市场，每年的摊位租金有80多万。

　　在义乌市，类似七一村的成片土地流转不在少数，根据义乌市政府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截至2008年9月15日， 全市土地流转总面积为11.30万亩，约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35%;其中，今年净增1.28万亩。

　　土地流转在义乌不仅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而且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滥觞已有10年。

　　早在1998年，义乌的苏溪镇谨慎地以解决“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弃耕抛荒”的理由，上报义乌市、浙江省批复， 可否尝试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虽然土地流转对提高农业收益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少数农民还是有顾虑的，政府的政策引导首先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义乌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傅春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农民最担心的是土地政策的连续性，害怕流转出去，万一拿不回来了怎么办。而且，我市人均耕地仅0.5亩，土地流转获得收益的绝对数额不大，虽然撂荒没有任何收成，但流转的收益，人均也仅两三百元，部分农户持无所谓态度。”

　　这些潜在的顾虑抑制了流转的速度，一片土地只要有一户不愿流转，就无法成片，“让农民放心土地承包权仍是他的很重要。所有权还是集体的，流转的只是经营权。”义乌市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主任楼丽萍说。早在1998年苏溪镇的试点中，即确定了“在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搞活土地使用权，并严格控制农用流转用途”。

　　近期中心着手出台《义乌市农业规模经营配套设施建设意见》，对土地承包大户来说颇为苛刻：仅允许符合条件的大户建设1层的非永久配套设施，建筑占地面积控制在实际流转面积的1%以内，限制用途改变。而这难免为保护农民承包权限制了经营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改造。

　　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保护，也决定了流转模式的设计。现在，义乌土地流转主要有出租、转包、入股、互换等形式，大面积流转主要以出租、转包为主，各占流转总面积的47%和49%。“出租、转包，农户拿固定的租金收益。即便大户经营不善，农户也能很快收回土地。”楼丽萍说。

　　类似凤阳小岗村的做法，以外来资本+土地成立股份制公司，涉及产权混合的模式，义乌没有鼓励。

　　“我们也尝试过，最终发现不宜推广。”楼丽萍说，七一村曾尝试将500亩土地折算成250万的股金，再吸收村集体内资金合股，成立公司，但发现没法操作，“首先，承包地不是完全产权，一亩地折算成多少股金合适，缺乏评估机制;其次，虽然目前还没有流入大户失败的案例，但风险必须考虑，假如出现企业破产怎么办？土地所占的股份参与偿债，土地是拿不走的，到时候必定出现合同纠纷;再次，工商登记时，也没有土地入股的相关政策。”最终，出于产权纠纷的风险，七一村放弃了“土地+资本”的模式。

　　“土地流转，要始终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政府在引导时要消除农户顾虑，帮助他们规避风险。”义乌市市长何美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要鼓励流入大户吸纳纯农户到规模农场就业，流出农户的社保也需完善，“目前土地换社保的初稿已完成”。

　　流入的推力

　　“推进土地流转，要兼顾流出农户和流入大户双方的利益，只有把流转出来的土地经营好了，才能让更多的农户实现稳定转移，促进农民增收，流转才能长效。”何美华强调。

　　对流入大户来说，两大难题是找地和找钱。找地，义乌市从2002年开始，即在市、镇(街)两级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整理土地流转供求信息，统一指导流转协议(合同)，协调纠纷等。并鼓励由村集体或合作社与流入大户衔接，降低一家一户议价的单位成本。

　　为鼓励村民支持长期和连片的土地流转，给大户增加投资信心，义乌市决定从今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金，对连片流转土地在5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一次性给予流出户每亩200元的补助。

　　在签订流转土地合同时，鼓励长期连片流转，一般的三五年，最长的，延续到2028年。在租金的支付上，鼓励分期付款。义乌台商协会会长陈松雄从2006年开始，在大陈镇的杜门村租了300亩土地，建立综合性的种、养基地，其中98亩为山坡地，总租期23年，租金8年一付，2006年按400元/亩，此后每8年上涨20%。

　　而资金来源，在政策上一直面临瓶颈。“土地不能作为资产抵押，银行的融资渠道是封闭的。”已经在义乌大陈镇租地3年的陈松雄说，“高效农业的投入巨大，而回报周期长。”

　　“靠山的地方，架了一座桥进去，修了一条路，土地整理和山坡地改造，还挖了7口池塘，搭棚子。化肥农药的使用让土地板结化，连蚯蚓都没有了，而无公害农业对土地的改造是必需的，这些投资加起来已经有2000多万进去，短时间是收不回成本的。”自称为“傻子”的陈松雄站在自己的“农庄”上介绍，“在台湾有农会，提供金融服务，农户因生产需要， 可以到农会申请小额贷款，手续很便利。而且，农会也提供技术培训，协助销售。”

　　义乌市市府办农村科称，银行贷款目前确无配套政策，义乌市政府也在和人民银行协调，希望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的相关政策能尽快出台。同时，义乌市政府从今年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市财政每年安排3500万元用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给予规模经营者各种补助。

　　以转包和出租为形式，吸收本地和外来资金的义乌土地流转实践，在传统农业地区，是否可行？义乌市市长何美华就此分析说：“全国来说可能有些地方条件不具备，义乌的优势在于，全市6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到二三产业，有流转的基础;财政和民间资金都有反哺农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