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第二章　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

第二章　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

---

发布时间：2006-9-14   被阅览数：1033 次 （文字 〖 大 中 小 〗）   是基础，风格附丽于文体，所以《文镜秘府论·论体》说：“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核，动合规矩。”各文体辨析清楚，作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文体进行写作，才能“自骋骥騄于千里”，这才是《典论·论文》的主旨。
　　曹丕之后，晋陆机《文赋》列叙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分别指出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这也是在辨析文体的基础上对作家写作进行的指导。自然在陆机时，文体已远不止这十种，但《文赋》既采用赋体，讲究对仗整齐，所以列十种文体以概其余。陆机的意思很清楚，作家写作，先要分辨文体的不同要求，即赋中所说的“区分之在兹”；陆机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关于这一句，《文选》李善注：“万物万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则，故曰屡迁。”五臣注：“文体非一，故云多姿。姿，质也，未妥帖，故屡也。”二家解释不同，按李善注，是指文体本身的多变，这也能说得通。这是说由于事物的丰富多彩，故也要不断地改换文体，以求能详尽地描摹不同情事。而按照五臣注解释，以为是指文体的不止一种，这和陆机前文所说的“体有万殊”相同，也是能说得通的。陆机《文赋》是就写作的全过程进行叙述，从构思、选择文体，到遣言命辞，每一步骤都详为描绘，并在描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看到，这些观点都是与晋人的审美理想相符合的。比如他说：“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要求文章具有声律的美感，这一要求当然不是汉人写文章的要求，而是反映了晋人的好尚。陆机就是这样通过《文赋》来展开他对写作的看法，一者是他个人的体会，所谓“有以得其用心”；二者也是对当日写作的指导。基于这样的意图，自然不能说《文赋》就是辨析文体的专题论文。但毫无疑问，在陆机展开的写作过程里，辨别不同文体，注意各文体所应有的不同风格，确是《文赋》的一个重要内容。南齐臧荣绪《晋书》说：“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看来臧荣绪是将《文赋》作为辨析文体的作品的。不论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但反映了时人对文体的看重。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确是以文体之论作为批评家的主要话题，因此尽管陆机并非以辨体为《文赋》主旨，但别人仍以为是辨体之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由这观点形成的风气，对批评家就不能不发生影响。换句话说，陆机写作《文赋》，辨析文体的观点不能不在他的构思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与陆机《文赋》相类，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虽然辩析文体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如从第六篇《明诗》至第二十五篇《书记》，都是文体辨析内容)，但仍不能以纯粹的辨析文体专著目之。但《梁书》本传却这样写道：“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这就是六朝人对辨析文体观念的认同，并由此构成了当日批评的总体背景。
　　与文学理论文章不同，挚虞、李充以编辑文章总集来辨析文体。关于文体辨析与总集编辑间的关系，我们留待下节讨论。值得讨论的是，挚、李二人编集的同时，又各作有评论文体的文字。挚虞《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从这佚文看，挚虞详细讨论了各文体的起源、发展，指出各文体的分限。对前人及当日作者淆乱文体的作品，也都予以批评，前文所引他批评扬雄、赵充国、傅毅、马融等人颂文的界限不清，即是一例。除辨析、批评之外，挚虞还重在限定文体，如他说：“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仿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哀公为孔子诔。”又：“哀辞者，诔之流也。崔媛、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考名辩实，界限分明。这一方法为刘勰所借鉴，所谓“释名以章义”者是。大概挚虞主旨在于辨析，而非批评得失，所以钟嵘说是“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就辨体的目的看，东晋李充与挚虞一样，他的《翰林论》也是重在释名章义，分析界限。如说论、难二体是“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指出论、难之体在于说理，而不要驳杂。这种定义与曹丕的“书论宜理”、陆机的“论精微而朗畅”都是相同的意思。可见在文体辨析过程中，一些基本的文体，都得到了一致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李充辨析文体也论到了文体风格，如他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驳不以华藻为先”，这种通过否定句式对文体限定的表达方法，与曹丕、陆机正面肯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强了语气，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谈论文体风格，而是通过风格来辨析文体。比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给读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于论文体风格的印象，而李充却反过来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作者的意思明显偏在辨析驳体与以华藻为先的其它文体间的区别之上。判断方式的不同，是修辞学上的问题，实质内容却是一样的，因此，由李充这样的表述，也可说明当日所论到的风格，都与文体辨析有关。前引南齐臧荣绪对《文赋》的判断，以及唐初人姚思廉对《文心雕龙》的判断，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其实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
　　总观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可以见出对基本的应用性文体和基本的纯文学文体，经过辨析，都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同样是辨析文体，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的目的、观念都与汉魏时期的蔡邕、刘熙、桓范等人不同。蔡邕《独断》据《玉海》说是考证辨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的书，这就表明他是将策、制等文体仅作为典章制度的内容看待的。刘熙《释名》也是这样的观念。《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曜于狱中上书说：“又见刘熙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由此看，刘熙仍是将文体与一般事物相等看待。桓范《世要论》，更将文体辨析看作他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内容。与此不同，曹丕等人首先是将文体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中。《典论》虽是子书，《论文》却专以文学创作与批评作为论述对象，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是作为“文”的身份出现的，而非同于其它事物。《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也是如此，都首先将各文体纳入“文”的观念中进行分析评论，这就与桓范等人具有了质的区别。因此，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沿着曹丕等人开创的传统发展的，这一点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史的人所要注意的。
南朝时期的文体辨析又进入了新阶段，这就是对纯文学文体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在这文体辨析过程中，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当时的“文笔”之辨。如前文所言，“文笔”一词在魏晋时期已屡屡使用，且已隐含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但是明确地分辨文笔，则以刘宋时颜延之为最早。《宋书·颜竣传》说：“太祖(宋文帝)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得臣义，躍得臣酒。’”这里将文与笔对举，显然各有不同内容，与魏晋时连用者不同。那么颜延之所讲的文和笔各指什么内容呢?《宋书·颜延之传》记：“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对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这是以檄文称笔。檄文是无韵之体，据此知笔乃指无韵的文体。颜竣早年为孝武帝主簿，竭忠尽力，颇受爱遇。及失宠，孝武帝使御使中丞庾徽之弹奏。奏中称颜竣“代都文吏”，这当然是贬义，但也说明颜竣擅长笔体。文吏所长者，自是笔疏之体，这与颜延之说“竣得臣笔”相合。至于颜测，《宋书》以他附于其父传后，称他“亦以文章见知”，此处“文章”自不同于笔体，当是指纯文学体裁而言。钟嵘《诗品下》说他的五言诗“祖袭颜延”，又说他“最荷家声”，可见颜测所得颜延之的文，即指他继承了乃父诗赋等文学写作才能。
　　文笔之辨，以刘勰所论最为系统。《文心雕龙·总术篇》专门讨论了文笔问题。他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按照刘勰的说法，文笔之分，在齐梁时已经分明，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已为大家普遍接受。刘勰自己也是如此，他在《序志》篇中说自己的著作体例是：“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是说《文心雕龙》上半部分是区分文体的内容，而这区分又分成文与笔两大部分。刘勰所述文体共三十三类，自《明诗》至《谐隐》是有韵的文；自《史传》至《书记》则是无韵的笔。文笔二体，区分十分清楚。刘勰的这种区分，与当时的文体辨析是相合的。《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所引《文笔式》说：“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据王利器先生考证，《文笔式》一书出于隋人之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时代与刘勰是接近的，也反映了南朝人的普遍看法。
但就在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之外，萧绎《金楼子·立言》又有新的说法。他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闫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是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其源又异。”萧绎这里是在对古今学者区分对比的基础上提出的文笔概念。所谓古之学者有二，即儒与文；今之学者有四，即儒、学、文、笔。这种区分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是进步的观念。关于儒与学，暂置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萧绎对文笔的区分，并不是以有韵、无韵为界限，而更注重文体的本质特点。对于笔的定义，他称“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又举例“不便为诗如闫纂，善为章奏如伯松”，章奏自然是无韵之体，本属于笔的范囿，但萧绎却把“不便为诗”的闫纂也划入笔者之列，这就打破了当时通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再看他对文的定义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更强调的是辞藻、声律，以及打动人的情思。应该说这种区分并不科学，因为什么作品可以称“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呢?又哪些作品叫做“情灵摇荡”呢?这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但是从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上，萧绎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批评家。他提出的不是划分文体的界限，而是文学作品的要求和境界。在他看来，即使是诗，如果象闫纂那样，也不能称为文。萧绎的这一认识对纯文学作品的本质，是把握得很准确的。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比简单的文笔区分更具有进步意义。
事实上的确如此，南朝的文学批评已不简单地限于文体的区分，而是在文体区分的基础上更纵深地讨论各文体的风格、作家写作的得失；同时，开始总结文学自秦汉以来发展史中的成绩和不足，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南朝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彩迷人的面貌，各家观点竞出，互相批评，亦互有影响。就这个意义说，南朝的文学批评的确比魏晋时要复杂而深刻得多了。比如说，魏晋的文学地位和价值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呼吁，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刘宋以后，这种情况就转变了。首先是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开文学馆；其次，史家撰书，已单列《文苑传》，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是文学独立的明显标志。至于人们意识中对文学性质的认识，则是普遍地表现于创作、评论等各方面。在这样的背景里，人们对文体的辨析已不简单地限于“诗赋欲丽”、“诗缘情以绮靡”的表面特征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抒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的认识上了。因此，对南朝时期文体辨析的叙述，必须与当时的批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但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非本文所能完成，我们只能就一些最直接的文体论进行简单地论述，构勒出当时文体辨析的大致轮廓，以明总集编纂的理论背景。
　　南朝辨析文体的专著主要是任昉的《文章缘起》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任昉之书，《隋志》著录称《文章始》一卷，然有录无书。两《唐志》著录一卷，题张绩补。既有补亡，说明唐代亦无此书。《四库提要》说宋人修《太平御览》，收书一千六百九十种，也没有收此书，可见这书来历有些不明。然王得臣是北宋嘉祐中人，作《麈史》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凡八十五题(案，实为八十四题)，可谓博矣。”又说明北宋已有此书。《四库》馆臣猜测大概是张绩所补之书，后人误以为任昉。尽管如此，张绩唐人，所补《文章始》必有所据，八十四类文体的记载也不至于离开原貌太远。更为有据者，《文选序》五臣吕向注引《文始》，其文字与今本相同，这应是可靠的证据。任昉《文章始序》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这是将文章各体的源头都溯于《六经》，与同时的《文心雕龙》以及稍后的《颜氏家训》看法都相同。这一观点的是非暂置勿论，于此可见任日方著书目的是追溯文体之源，其学术思想显受《七略》、《汉志》的影响。从现存的《文章缘起》看，任昉于每一种文体列一篇他认为是该体起源的文章。如‘三言诗’，他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为其始；四言诗为“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五言诗为“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九言诗为“魏高贵乡公所作”。这样的溯源可见任昉虽然持各体皆源于《六经》的观点，但涉及到具体的文体，却能遵重文学史事实。任昉对文体的溯源工作，有许多地方合于萧统的《文选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以上述三、四、五、九诸言诗体来说，任昉所指认的始作者，与萧统所说一样。《文选序》在叙述诗歌的发展说：“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萧统很明确地以韦孟、李陵分别作为四言、五言的始作者。至于三言、九言，萧统没有点出作者，但五臣向注说：“《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文始》即任昉《文章始》的简称，吕向引《文章始》注《文选序》，的确看出了二者的相同之处。事实上萧统的文体观以及对文体的区分、辨析都受到过任昉的影响。任昉《文章始》将文体分为八十四类，未免太过琐碎，但他的目的本不在归类，而是溯源，如三至九言，虽都是诗体，但各起源却实有不同，这是《文章始》体例所规定的，所以分为八十四种，自也有他的道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今世已成显学，对它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同时也带来了因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解释纷歧。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解释不一，自然涉及到对刘勰文体论述部分的评价不一。就当前的《文心雕龙》的研究成绩看，过于强调、提高该书的理论部分，也即下篇，就比较忽略上篇文体部分在全书中所起的作用。笔者非常同意王运熙先生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他说：“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看，它原来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 。这个结论是符合中国文学批史的实际的。《文心雕龙》既是一部写作指导的书，那么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论文体的部分就在全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体裁与风格之间的关系，文体是基础，辨清了各文体的特点、界限，也就辨清了各文体的风格要求，这就是《文心雕龙》必须先辨析文体的原因。刘勰介绍自己辨析文体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者完成了，“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自汉魏以来，文体辨析到刘勰这里才真正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更具有指导意义。“原始以表末”是追溯源流的工作；“释名以章义”是综核名实，分辨内涵、外延的工作；“选文以定篇”是确定代表作家作品的工作；“敷理以举统”是指明文体的特色和规格要求的工作。通过这样的辨析，各文体的源流、特点、规格要求便很清楚了。
从以上论述看，文体辨析一直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指导写作，因此对此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历史事实。南朝文章弥盛，作者辈出，更兼时主提倡于上，“是以缙绅之徒，咸知自励”。人主视其优劣，或赐金帛，或有擢拔，因此辨文体，学写作是当时学子的一大需要。这种风气以及形成这种风气的背景，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内容。至于隋唐之世，兴科举，考文章，文体辨析与指导的要求更强烈。《北史·杜正藏传》记正藏“为《文轨》二十卷，论为文体则，甚有条贯。后生宝而行之，多资以解褐，大行于世，谓之《杜家新书》云。”杜氏此书又称《文章体式》，《隋书·文学传》记他“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从书名看，杜氏此书为分析文体之书；从其在当时及海外受到欢迎的情形看，可知时人对文体辨析指导的需求。
第四节　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
在本编第一章一、二两节总集编撰的动因和体例的论述里，我们已阐述过总集编纂具有文体辨析的意义。关于总集的产生，一般都遵从《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以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开始。而据《隋志》著录，挚虞之前的总集还有应璩《书林》、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杂碑》、《碑文》、杜预《善文》等等。应、荀、陈诸集，从书名看，当是以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总集，与挚虞《文章流别集》集各体文章汇为一编不同。杜预《善文》，从书名看，只是表明佳作的意思，至于是什么书，书名中也见不出。杜预之外，晋华廙也撰有《善文》一书。《晋书·华廙传》说廙：“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华书《隋志》不录，但《玉海》卷五四著录于总集类，引《晋书》原文作说明。似乎华廙《善文》内容与经书有关。《玉海》又录杜预《善文》四十九卷(此从《唐志》，《隋志》著录五十卷)，注称：“《史记·李斯传》注辨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在《善文》中。”查《史记集解》说：“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书在《善文》中。”是知《史记集解》并未以载此文的《善文》归诸杜预，王应麟不知何故注为杜预之书。从《隋志》著录看，杜预《善文》入于“启事”一类，又郑樵《通志略》卷七十《艺文》亦以杜预《善文》置入“启事”。郑樵于书例极为严明，《通志略》卷七十一《校雠》有“见名不见书论”二篇，批评编集者不看原文，而随书名误判书类。如此，严于书例的郑樵将《善文》置于“启事”类，可见杜预此书或是启事一类文章的总集。如果是这样的话，杜预《善文》与应、荀等人一样，也汇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在《隋书·经籍志》中，这一类书也称总集，但显然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者有区别。所以《隋志》“总集”类首叙《文章流别集》并在论中点明其为总集的开始。
《文章流别集》汇各体文章为总集，体例是“类聚区分”，这自然是对文体的辨析。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仲治之区判文体”，可见以总集编选文章来辨析文体，是挚虞的一大贡献。当然，挚虞的这一工作并非无因而发，在本章第二节《文体辨析的历史要求》中，我们指出过，文体辨析是应学习写作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总集具有辨析文体的目的，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阐述得甚为明白。他说：“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这里“审鉴诸体”的“体”，当指“雅体、鄙体、俗体”等，是风格的意思，与文章体裁不同。且殷璠选诗，主张兴象与风骨，都是风格方面的内容。据此似不可用来证明魏晋南北朝的总集编纂体例。但是，如我们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文体”一词，向来是含有两方面内容，体裁与风格并不可截然断开。即使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又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新声”即指合乎声律的诗，古体指仿效汉魏晋宋一类不合近代声律的诗，这便是体裁的概念。更何况，魏晋时期对体裁的理解和重视是远远超过风格的。虽然殷璠所说的“审鉴诸体”指的是诗歌风格，但若用在挚虞身上，就应该指的体裁了。挚虞虽没有明确讲“审鉴诸体”，事实上，《文章流别集》正是类聚区分，分别不同文体的。这就是萧子显说他“区判文体”的意思。
总集的辨别文体，反映了编者编辑用心，虽一种文体之编，也不例外。挚虞之前的总集如傅玄《七林》等都已佚失，不知其体例如何，但据《玉海》卷五四记：“傅玄作《七谟》，又集《七林》”，二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系。《七谟序》今存，《全晋文》卷四六载录。《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马季长、张平子亦引起流而广之。马作《七厉》，张作《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奓而讬讽咏。扬辉播
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从这序文约略可以看出傅玄《七林》所选的作品，也可看出他就七体欲追溯源流的思想，这对于后人学习七本写作，具有指导意义。傅玄是有辨体思想的，《全晋文》又载其《连珠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连珠体的辨析。其《序》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傅玄这里先追溯了连珠的起源，再指出连珠体的规格要求，又以班固作品为标准之作，对连珠体的辨析可谓清楚明白。
作为单一文体的总集，今存者止《玉台新咏》一书。《玉台新咏》的产生，据《大唐新语·方正》篇记：“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为后人所信从。对此，曹道衡师曾著文考证，认为《玉台新咏》的成书当在中大通六年前后，其时萧纲刚过三十岁，自不可称“晚年”。《玉台新咏》是诗歌总集，全书十卷，选录自汉迄梁的诗歌六百六十余首。此书虽不是萧纲晚年追悔所命作，但的确是反映宫体观点的作品。这一点，徐陵在《序》中表述得很明白。他在叙述历代后宫妇女的生活、情绪和创作才能之后说：“但往事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藉篇章，无由披览。”这是他编选此书的目的。从这个目的看，《玉台新咏》的确与其它总集的辨析文体不一样。事实上在《玉台新咏》编辑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背景，即萧纲自雍府入主东宫后，为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在文学上掀起的一次“新变”(详见下章)。因此，在萧纲所进行的文学活动里，总带有某种政治因素。这就使《玉台新咏》的编纂与《文选》具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如此，《玉台》在诗体的安排上，仍然具有辨体的用心。从体例上看，《玉台》从第一卷至第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以七言为主兼收杂言；第十卷则是五言四句体，这很明显是以体裁分卷。《玉台》体例与当时其它总集不同，比如一般的体例是不录存者，或者全录存者，《玉台》却是前六卷录死者，七、八二卷录生者，九、十二卷则又生、存同录。这种体例的确使人迷惑，它似乎既照顾了体裁，又照顾了存亡；既按照卒年早晚，又按照官阶高低。但是在这些比较复杂的编排内容之上，据体裁区分为三部分(一至八卷为五言诗，九卷为杂言，十卷为五言四句体)，却是十分清楚明白的。从徐陵的《序》文看，似不存在辨别艳歌体裁以指导写作的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就说《玉台新咏》具有辨体的目的，但编者自觉以体裁分卷，的确反映了辨体意识的影响。
从前几节讨论文体辨析观念在汉魏六朝的影响看，作家、批评家的确都有一种自觉的辨析意识，这意识当然也反映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如我们分析过的《文章流别集》和《翰林论》。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看，文章总集共有27部，然除《文选》外，都已佚失。不过，从后人的零星引用里，偶也可窥其一斑。挚虞、李充二书前已介绍除外，尚有遗迹可寻的有刘义庆《集林》、丘迟《集抄》、佚名《集略》、孔逭《文苑》、萧圆肃《文海》等五部。刘义庆《集林》，《隋志》著录一百八十一卷，注称梁二百卷，可见其规模宏大。从二百卷的规模看，似乎是宋以前的文章全集。《文选》李善注于卷二四嵇康《赠秀才入军五首》、卷四七史孝山《出师颂》、卷五三李康《运命论》等中都有引文，约略可见其诗、文都收。又《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所载织女支机石故事(引文见本编第一章)，则见《集林》并小说一道收录。如果是这样的话，《集林》确为文章全集，可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不知其体例如何。但据李善注所引文字看，《集林》也附有作家小传一类的文章志，这个体例与挚虞《文章流别集》相同。事实是，自挚虞《文章流别集》问世后，他所开创的体例基本为后来的总集所遵从。因此，估计《集林》的体例与《文章流别集》也不会相差太大，它的收录作品恐也是“类聚区分”的体例。
　　《集林》二百卷的问世，自是总集编纂的大事件，但是二百卷的篇幅对学习者来说，难免负担太重。本来总集编纂目的正如《隋志》所说，是为解除“览者之劳倦”，而《集林》的篇幅便背离了这个目的，因此便有人从中再精选一次，这便是《集林抄》的问世。《集林抄》，《隋志》著录十一卷，编者及体例均不详，从名称看，当是从《集林》中抄出的选集。《集林抄》之后又有《集抄》十卷，题沈约撰，此书与《集林》以及《集林抄》不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不敢妄议。沈约《集抄》体例不明，《隋志》于此条之下又著录丘迟《集抄》四十卷，注称梁有至隋而亡。但两《唐志》均有著录，则唐时又复出。此书据《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或曰”说：“丘迟《抄集》，略而无当”。《抄集》当即《集抄》，“略而无当”则是批评的文字。这“或曰”，据王利器先生《文镜秘府论校注》引铃木虎雄的考订，认为是唐人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元兢此书为五言诗佳句选，他的选诗标准是“以情绪为先，其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元兢对诗歌的看法显然受钟嵘《诗品》的影响，如《诗品序》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直置”意思相同。同时钟嵘以五言诗为品评对象，又常论“秀句”、“胜语”、“警策”等，并对之评价甚高，这也对《古今诗人秀句》一书的编辑，产生了影响。但是从其以“情绪为先，物色留后”的标准在具体作品的落实中看，他对诗歌的鉴评与南朝乃至他同时代人都有差异。他曾经举谢月兆两首诗为例，一是被时人看好的“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另一是合他的标准的“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及。”他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好，因为后两句“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从这两个例句看，前一例句更合南朝人所推崇的形似标准，而却不受元兢的赏识，可见他的诗歌鉴赏与南朝人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他批评《集抄》的“略而无当”，可能含有对丘迟所选五言诗篇目的不满意，这正如他批评《文选》不选王融《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一样。又从元兢的批评可知丘迟《集抄》也是诗文并选的总集。《隋志》以丘迟《集抄》系于沈约《集抄》之下，显示出二书具有某种关系，假使二书性质一样，都从某一总集中抄出的话，则这一总集也只有《集林》最符合。因为丘迟《集抄》不可能依据沈约《集抄》，道理很简单，沈书仅有十卷，而丘书有四十卷，四十卷的书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十卷本中抄出。在沈、丘之前，超过四十卷的总集，而又与“集”字有关的，也就是刘义庆的《集林》了。可以设想，《集林》问世后，因部帙庞大，苦于阅览，其受欢迎的程度并不高。但又因其搜集前代作品的完备，最适合从中再次集选了，沈、丘二书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我们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沈、丘二书的体例也应该与《集林》相同，也当是“类聚区分”的诗文选集。
　　以上所论，依据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规律和前人注疏中所引的点星材料，难免带有猜测成份，但这推测依托于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总体背景，或许是合于事实的。比较能够明确指证其体例的，有孔逭的《文苑》。此书《隋志》著录有一百卷，两《唐志》同。《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说：“孔逭集汉以后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赋、颂、骚、铭、诔、吊、典、书、表、论凡十属。”据此可见《文苑》亦与《文章流别集》相同，以文体分类。但原书把文体分为多少类目，已不可考，《玉海》所记是指至宋时仅存十九卷所具有的类目。《隋志》于《文苑》之后又著录《文苑抄》三十卷，不题撰人，其成书情形当与《集林抄》、《集抄》相似。
　　从以上所论可见魏晋六朝时期文学总集的编纂，以文体分类从而带有辨体的目的，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对我们研究《文选》的编纂，是一个重要的参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