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诗经》与牵牛织女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4 19:21:08
——与李山先生商榷兼谈《诗经》的文本研究问题
【作者】龙文玲
【内容提要】
笔者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辨析，认为汉代的昆明池建造绝非循周、秦辟雍或灵台旧制，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故事并未成型，李山先生的《蒹葭》是表现牛郎、织女传说，《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婚配的观点证据不足。解释《诗经》，宜力求贴近诗歌文本，难坐实处，不妨存疑。
【关键词】 牵牛；织女；《蒹葭》；《大东》
牵牛织女故事是中国流传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凄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尽管它的最早产生年代尚无法确考，但《诗经》中对织女、牵牛二星宿的描绘，启发了后人的想象并逐渐演化为这一传说，却是学术界之共识。一般认为，《小雅·大东》是《诗经》唯一吟咏到织女牵牛二星宿的诗歌，但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先生在其近作《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下简称李文)中认为：《秦风·蒹葭》“表现的是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小雅·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的婚配”!（李山：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Ａ].文史知识[Ｃ].2001,8,41—44）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一方面《诗经》涉及牵牛织女故事的诗歌不仅要增加到二首，而且早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二星宿就已定型为一对隔河相望的配偶；另一方面牵牛、织女二星宿分别对应着周代姬、姜二姓的婚配，则对此类故事的研究也就有了本事可寻。然笔者再三研读《大东》及《蒹葭》二诗，终难接受李文的新颖观点，现不惮浅陋，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李文指出：“读古典作品，人们总免不了求一求本事，好诗就更是如此”，之所以认为“《蒹葭》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这还得从一段考古发现说起”。而这一段考古发现，就是1961年专家在汉代昆明池遗址发现的西汉遗物牵牛、织女石像。将《诗经》作品与当代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对文本进行考察，体现了李文学术视野的开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结合必须要合情合理。事实上，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早已见诸文献典籍。班固《西都赋》中有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张衡《西京赋》也有“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之语，可见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在汉代已为不少文人所熟知，1961年的考古发现只不过是对汉代文献典籍的印证，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从班固、张衡等东汉文人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牵牛与织女已由天上的两星宿演变成了两个有对应关系的“石人”，且二者之间已有了无涯之“云汉”，可见牵牛织女的传说已逐渐在人间成型。对此，李文却能就此发人之所未发，把昆明池、豫章馆的建造与周代的辟雍联系起来，进而将牵牛、织女故事与《蒹葭》一诗勾联起来。为说明问题，兹录李文关键之论述如下：
问题是，《蒹葭》一般认为是春秋时秦国的诗，如果汉代石像所显示的内涵也对说明此诗有效，那怎么也得证明，汉代的石像循的是前朝旧制。考虑到秦国袭的是西周故土，问题就又变成秦地是否还有西周旧制的话题。牵牛、织女隔水相望这一点，让我们在考虑前代旧制时，无可犹豫地想到了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周代辟雍。这是一个集古代宗教、行政、教育等为一体的礼乐性场所，显著特点之一是四面环水、中间一片高地上有灵台等典礼用的建筑———昆明池中的那块高地就很可注意了。从有关文献的记录看，周王室东迁后，辟雍并未完全荒废。证据在《左传》之中。《左传》记载秦穆公与晋国打仗，俘虏了晋国君主，就把他关在灵台上，缘由很简单，四面环水的灵台囚徒逃跑不易；这跟后来的西太后把光绪皇帝幽囚在瀛台上的用意是一样的。由此可知，西周的辟雍秦国时仍在那里。……
在作了这一番由汉至秦再至周的层层逆时推论后，李文进而指出汉代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人们从水底挖出不少黑灰泥，当时人不知其来历，实际就是周代辟雍的遗留物”，由此得出“昆明池是在西周辟雍的基础上扩建的”的结论。
李文的这些论述看似一环扣一环，推理很严密，实则颇有疑点。其一，文中意识到要说明汉代石像显示的内涵对说明《蒹葭》诗旨有效，必须证明汉代石像是循秦制，而秦又循周制，但在实际论述中，却避开石像建制不谈，而把笔锋转移到对周代的辟雍与昆明池的关系问题上。这实际上是对主要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其二，如果说回避主要问题后能通过迂回的办法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毕竟，要证明秦或周也有牵牛、织女石像旧制，确实是太难了。然关键在于秦之灵台是否就是西周时的辟雍，这是有疑问的。李文中提到的秦穆公俘虏晋君(即晋惠公，笔者注)事，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受穆姬要挟，于是把晋惠公“舍诸灵台”，杨伯峻先生注云：“灵台乃秦国之灵台，未必是西周之灵台。当时诸侯亦有灵台，哀二十五年《传》‘卫侯为灵台于藉圃’，可证此灵台当在秦都郊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90. Ｐ359)既然当时诸侯皆可在其本国修建灵台，那么春秋时秦国的灵台未必就是周代辟雍中的灵台。杨伯峻先生的这一段话虽出语极慎重，但认为秦灵台非周灵台的倾向是较明显的。虽然周平王东迁后，秦袭有西周故地，但未必也会循周的旧制。周重礼乐，而秦重法术，至秦始皇更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三，周代辟雍与灵台的位置关系究竟如何，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原载】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
【出版时间】 2003年1月
【作者】龙文玲
【内容提要】
笔者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辨析，认为汉代的昆明池建造绝非循周、秦辟雍或灵台旧制，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故事并未成型，李山先生的《蒹葭》是表现牛郎、织女传说，《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婚配的观点证据不足。解释《诗经》，宜力求贴近诗歌文本，难坐实处，不妨存疑。
【关键词】 牵牛；织女；《蒹葭》；《大东》
牵牛织女故事是中国流传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凄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尽管它的最早产生年代尚无法确考，但《诗经》中对织女、牵牛二星宿的描绘，启发了后人的想象并逐渐演化为这一传说，却是学术界之共识。一般认为，《小雅·大东》是《诗经》唯一吟咏到织女牵牛二星宿的诗歌，但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先生在其近作《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下简称李文)中认为：《秦风·蒹葭》“表现的是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小雅·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的婚配”!（李山：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Ａ].文史知识[Ｃ].2001,8,41—44）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一方面《诗经》涉及牵牛织女故事的诗歌不仅要增加到二首，而且早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二星宿就已定型为一对隔河相望的配偶；另一方面牵牛、织女二星宿分别对应着周代姬、姜二姓的婚配，则对此类故事的研究也就有了本事可寻。然笔者再三研读《大东》及《蒹葭》二诗，终难接受李文的新颖观点，现不惮浅陋，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李文指出：“读古典作品，人们总免不了求一求本事，好诗就更是如此”，之所以认为“《蒹葭》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这还得从一段考古发现说起”。而这一段考古发现，就是1961年专家在汉代昆明池遗址发现的西汉遗物牵牛、织女石像。将《诗经》作品与当代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对文本进行考察，体现了李文学术视野的开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结合必须要合情合理。事实上，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早已见诸文献典籍。班固《西都赋》中有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张衡《西京赋》也有“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之语，可见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在汉代已为不少文人所熟知，1961年的考古发现只不过是对汉代文献典籍的印证，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从班固、张衡等东汉文人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牵牛与织女已由天上的两星宿演变成了两个有对应关系的“石人”，且二者之间已有了无涯之“云汉”，可见牵牛织女的传说已逐渐在人间成型。对此，李文却能就此发人之所未发，把昆明池、豫章馆的建造与周代的辟雍联系起来，进而将牵牛、织女故事与《蒹葭》一诗勾联起来。为说明问题，兹录李文关键之论述如下：
问题是，《蒹葭》一般认为是春秋时秦国的诗，如果汉代石像所显示的内涵也对说明此诗有效，那怎么也得证明，汉代的石像循的是前朝旧制。考虑到秦国袭的是西周故土，问题就又变成秦地是否还有西周旧制的话题。牵牛、织女隔水相望这一点，让我们在考虑前代旧制时，无可犹豫地想到了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周代辟雍。这是一个集古代宗教、行政、教育等为一体的礼乐性场所，显著特点之一是四面环水、中间一片高地上有灵台等典礼用的建筑———昆明池中的那块高地就很可注意了。从有关文献的记录看，周王室东迁后，辟雍并未完全荒废。证据在《左传》之中。《左传》记载秦穆公与晋国打仗，俘虏了晋国君主，就把他关在灵台上，缘由很简单，四面环水的灵台囚徒逃跑不易；这跟后来的西太后把光绪皇帝幽囚在瀛台上的用意是一样的。由此可知，西周的辟雍秦国时仍在那里。……
在作了这一番由汉至秦再至周的层层逆时推论后，李文进而指出汉代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人们从水底挖出不少黑灰泥，当时人不知其来历，实际就是周代辟雍的遗留物”，由此得出“昆明池是在西周辟雍的基础上扩建的”的结论。
李文的这些论述看似一环扣一环，推理很严密，实则颇有疑点。其一，文中意识到要说明汉代石像显示的内涵对说明《蒹葭》诗旨有效，必须证明汉代石像是循秦制，而秦又循周制，但在实际论述中，却避开石像建制不谈，而把笔锋转移到对周代的辟雍与昆明池的关系问题上。这实际上是对主要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其二，如果说回避主要问题后能通过迂回的办法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毕竟，要证明秦或周也有牵牛、织女石像旧制，确实是太难了。然关键在于秦之灵台是否就是西周时的辟雍，这是有疑问的。李文中提到的秦穆公俘虏晋君(即晋惠公，笔者注)事，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受穆姬要挟，于是把晋惠公“舍诸灵台”，杨伯峻先生注云：“灵台乃秦国之灵台，未必是西周之灵台。当时诸侯亦有灵台，哀二十五年《传》‘卫侯为灵台于藉圃’，可证此灵台当在秦都郊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90. Ｐ359)既然当时诸侯皆可在其本国修建灵台，那么春秋时秦国的灵台未必就是周代辟雍中的灵台。杨伯峻先生的这一段话虽出语极慎重，但认为秦灵台非周灵台的倾向是较明显的。虽然周平王东迁后，秦袭有西周故地，但未必也会循周的旧制。周重礼乐，而秦重法术，至秦始皇更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三，周代辟雍与灵台的位置关系究竟如何，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原载】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
【出版时间】 200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