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 崔卫平:在“云之南”看电影 - Sinoreel.com

很多年内最受电影学院学生追捧的教授周传基先生曾经尖锐指出，在中国不管是一般观众还是所谓电影理论家，电影在他们头脑中就等于故事片，“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现象”。周先生的话至今仍然适用。但是要追究原因，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明白的。差不多是在1990年之后，纪录片这个东西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一些好纪录片，迄今还没有抵达理想观众的手中，比如说知识分子人群。应该说知识分子与纪录片是天然同盟，纪录片所提供的坚硬事实，可以质疑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开拓我们的视野，这与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接近。
当然纪录片远不仅仅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也不仅仅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上一届“云之南”（2005）主会场是云南图书馆，座落于昆明的某个大马路边上，影展不收门票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摩，有些影片的上座率竟高达80%，一时间成了昆明大街小巷谈论的话题，这说明纪录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云之南”是由云南社科院主办、另外一些云南和外地的机构及民间电影小组参与承办和协办，是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纪录片影展。之所以能够在云南能够办成这件了不起的事情，完全是借助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区以及影视人类学的背景。民间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也是来自昆明。
今年4月6日到12日，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展在大理举行。当5日中午飞机抵达昆明——与我同行的是为民间纪录片做了大量工作的张亚璇，我们来到昆明美术馆（老城中心翠湖公园）附近的集合地点报到，我给家人发短信说，这里完全像一个“游击队”：两个小房间里各有一张桌子，里屋那张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水，外屋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件之类，靠墙有一些旧沙发，应该还有一只书橱，电话是放在书橱上的，就没了。这是我平生参观过的最为简陋的“组委会”，成员也最为年轻。为首的易思成是一个二十来岁（易，杨，和渊都是云大影视人类学专业的同学，他们都差不多大，都三十几岁）的小伙子，棕色皮肤一头长发，蹲在书橱旁边继续用他那低沉迷人的嗓音与外界联络。杨昆是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三十岁出头一点，一张轮廓清晰的面孔总是笑眯眯的。他们简单地招呼了我们一下又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已经来了一些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作者。差不多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而且是AA制，我的感觉好极了。
第二天到达大理时，先头部队季丹（最早的纪录片作者，是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同我联系上的）与和渊（云南社科院年轻的研究人员，历届云之南最主要的组织者之一，）神态悠闲地坐在客栈高高的小茶楼上，我们认为他俩前一分钟还在忙得四脚朝天，眼下这个样子是临时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从来没有一个会议，我本人成了最年长的，这种情况以后会经常出现吧。由此也可见这个纪录影展没有一位显赫人物，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是纯正和可贵的。
小易电话里说会议的地点挪到大理，也可以顺便游览一下，但是他这个话没有兑现。从6日中午到大理至12日上午离开，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古镇大理的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大理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我们所有的人把时间都放在观片上了。听上去每天上午十点开始看第一部片子不算太早，但是考虑到每天晚上十点半才结束最后一部片子，接着讨论到十二点半才休会，再步行二十分钟到住处，肯定是凌晨一点多钟才能躺下。在如此繁忙沉重的工作压力之下，我创下了连续五天没有洗头的纪录，因为完全没有时间将头发晾干。好在大理这个地方空气好，天气也凉快。——岂只是凉快，几乎将人冻死了。那几天气温骤降，观片地点在一个透风的城门楼上，临时铺就了一些席子和草垫，人们基本上是席地而坐。最冷的那天，年轻的工作人员从客栈抱来了毛毯，让大家披在身上才算躲过一劫。
只是看片子非常充实。因为影展缩小了规模，原来准备的其他一些单元没有来得及放映，主要放映了计划中的“竞赛单元”，但仅仅是这一部分，就有二十二部之多。纪录片的作者可以说都是“业余”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无法以制作纪录片为生，其中有大学教师，有银行职员，有NGO工作人员，有原先在电视台或者报社工作的记者，也有在外留学多年回来一边从事翻译一边做纪录片的。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六十年代初生人也有“80年后”，他们之间突出的共同点是对于纪录片的那样一份热忱和执着。不管天有多冷，片子有多长，大家都是极为认真地从头看到尾。因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共识，所以在这个小团体之内，没有山头没有派系，吃饭继续AA制。因为天冷，午饭时我们顿顿找酒，大理那种用梅子、木瓜等水果泡过的那种三十多度的白酒，好喝极了。但是决不能喝多，因为马上就要坐下来看片子了。
讨论中发生的分歧经常是在我们这些做批评的和作者之间。亚璇与我一样属于不依不饶的人，而且我们都是直来直去的“乌鸦嘴”，有作者感到不习惯，乃至对“好”和“不好”这样的提法也产生怀疑。诘问：“谁来制定价值标准？”答曰：我们所有的人。你、其他作者和我们都参与了价值标准的塑造。你认为要这样拍和这样剪，肯定是你认为是好的。‘云之南’工作人员从一百多部影片中挑选出二十多部参加竞赛单元，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标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关于一部片子“得失”、“好坏”的考虑，将这些公开出来加以讨论，都是在共同构成我们的价值标准。批评者不是上帝，作者也不是。
但是最后一天在酒吧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尽管说过那么多批评话，但是我喜欢这次看到的许多片子。真的十分喜欢。其中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秉爱”是一位妇女的名字，她的家处于三峡地区135米水位之下，她和丈夫至今还没有找到安身之所，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她不想离开故土，是因为她对于土地有自己的想法。对她来说，有土地的、在土地上劳动的生活才是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名农民，只有在土地面前她才是自由的和自尊的。这样一位有尊严有根基的妇女，颇有几份“古风”，我们几乎很少听说过。而且我也喜欢这部片子的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林鑫的《三里洞》在放映时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泪（我想是这样，实际上我自己泪流不止而看不清楚别人到底如何）。作为一名矿工的儿子，林鑫曾经在中国美术馆办过画展、出过诗集，上一届“云之南”他就带来了自己的纪录作品“陈炉”。从那回家之后，他把手中的DV对准了自己的父辈，他们是1955年底318个人乘坐同一辆火车从上海来到陕西这个叫做“三里洞”煤矿的地方。之所以从上海请来技术工人，是因为这是西北第一个机械化的煤矿。如今这些人大都离世，包括作者的父亲，他们曾经为共和国的现代化打下第一份基础，其中有些在年轻时就因为各种事故而英年早逝，如今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全片运用采访的形式，老人们在镜头面前缓缓展开回忆，配之已被闲置的矿山有关井架、输送带、吊车等大量的空镜头，具有一种深厚的、十分诚挚的情感力量，令人难以抗拒。
张战庆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我此前写过文章，我将之视为一部难得的关于底层人民精神状态的记录。这次另有一部片子《小周的故事》（作者蒋萍、罗坚）的拍摄对象与张战庆那部片子的主人公性格十分类似，都是那种嘴上的功夫了得、却干不成实际事情的人，对这部纪录片元老林旭东老师参与修改的片子（《小周》），大家仍然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我自己还抽空单独在客栈电视机前里，观看了来自前南方周末记者周浩拍摄的《高三》，实际上这是一部“老”片子了，去年得了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这部关于（高考）制度的片子当然极为有意思，我将另外撰文论述。当然也见到了携新片而来的胡新宇。我曾经写文章分析过他的《男人》，他事后很是不服气，在网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我进行了“攻击”。这回他的新片《姐姐》我毫无保留地十分喜欢，它有关一位在美国的中年女性与从国内去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叙事从容细腻，像看电视剧似的波澜起伏，有层次有张力一气呵成。
还有同样拍摄公共空间的汪浩，他的作品是《儿科》，这位前急诊室外科大夫拿起摄影机时，关注的是自己医院儿科的同事们。还有刘波的《莎莎》，片中同名流浪女艺人令我想起费尼里的《大路》中的那位泼辣、有活力、风尘仆仆的女主角，可是当我向作者提起费尼里，他看上去一脸茫然。令我感到痛苦的片子还有王海的《乡村教师》，其中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者及其坠落。王海这位常年做环保志愿者的年轻小伙子，认为我们在大理饭馆吃饭应该自己带筷子。赵大勇的《南京路》与舒浩仑的《乡愁》，都涉及了繁华大上海背后的某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群和角落，记录了缝隙中的小人物他/她们的生活及感情上的不同失落。我喜欢的与人类学有关的片子是丽江纳西族作者木小桥的《风雨兼程》，出自本民族之子的影像尽管看上去粗糙不齐，但是令人放心踏实。而对于像《毕摩记》与《家园》这样外人进去拍摄的有关少数民族的作品，虽然十分优美，但总是心存担忧，担心它们更像是异国情调或者远方的乌托邦。对于纪录片来说，也许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光滑优美的影像了。
影展期间还有一个小单元是“台湾社区电影观摩”，见到了台湾来的林宝元老师，他是台湾客家社区影像项目主持人，也看到了他的学生拍摄的一部片子。著名的日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山形电影节也来了人，藤冈朝子是“云之南”的老面孔了，人们见到她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欢叫起来。
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和收获，每天需要偷偷拭去情不自禁挂在脸上的泪水。《秉爱》看完之后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三峡好人”。的确，看完“云之南”之后你就会想，凡是同类题材放在一起，必定是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意思。比如将《三里洞》与同样也表达父辈支边的影片《青红》放在一起，将《高三》与另一部实际上也非常不错的《十三颗泡桐》放在一起。张亚璇的这个表达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这些年纪录片的成就高过剧情片。而我的表述是：目前中国这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最有可能成为重建中国影像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