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资讯 - 沉湖前，王国维的创痛 -

这里也可能有外人难以公断的两亲家之间的“家庭细故”方面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已逾八十高龄的罗福颐(罗氏五子)老人曾将当时尚未“解密”的王国维为潜明遗款致罗氏的两封书信抄寄笔者，并附写短跋说，“平心而论，人孰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痛惜罗、王两亲家因处理潜明后事发生龃龉，导致“金石之交几绝”。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期间，校方给予的生活待遇亦较优厚。当时，清华学校的教授月薪二百五十元左右，吴宓是研究院主任兼大学部西洋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元；而梁、王、陈、赵四位导师的月薪，分别为四百元。由此“供奉标准”，也体现了这个书院特色的研究院对导师(教授)之尊重。

　　这时，被称为山光水色的“水木清华”之幽景，我们只要读过朱自清写于清华园的名作《荷塘月色》，便可以领略。王国维在这样惬适的校园里专心治学，潘夫人主理家政，完全改变了“辛亥之变”以后很长时间内为生计忧心奔波的困境。他的六子二女，长有所业，幼有所教，真可谓其乐融融，家和人丁旺。

　　特别是，就像鲁迅诫子“万勿做空头文学家”一样，历经艰困的王国维也并不希望“子承父业”，去做“空头学问家”。据王东明女士回忆说，父亲王国维深知求职谋生不易，为了给子女未来能有一个较好的职业铺路，1916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就让她的三位兄长都进了“以重视英语闻名”的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因为自清末直到民国，公务机关及与外商有关的海关、邮政等招考均注重外语，尤其是英语；尔后，三兄弟相继考入了海关、邮政、铁路。这在那时都属于工薪较高，令人欣羡的职业。只是三子贞明投考铁路时(1919年)才十六岁，王国维念其“中文、英文程度极浅”，命他重新回校读书，并在中学毕业后考入沪江大学，又于1927年初转学到了燕京大学，来清华园里与家人团聚了。

先说长子潜明。他学业优异，奋发上进。1919年与罗氏三女孝纯(曼华)婚后不久，就通过了香港大学高等考试，完全有机会赴英国留学，但他放弃不读，由校方推荐，投考那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应试二三百人，经初、复试，最后录取十二名。潜明就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考取的。王国维任教清华时，潜明的月薪已从最初的40元，加至143元(清华研究院助教为60元)，算得上高薪“白领阶层”了。所以，当潜明考入海关之初，王国维给亲家罗氏报喜说，“但愿此后循分而进，则其一生幸福较我辈为多矣。”

再说次子高明(即王仲闻)，这时也已结婚成家。他不仅长相酷肖王国维，而且在“独立之精神”方面，亦颇有乃父之风。他原先就读的育才公学是教会学校，每逢圣诞节都要放假开会庆祝。他就会同另外两位爱好古文的同学向校方提出，孔子生日也应放假庆祝，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并且不顾学校当局反对，在“孔诞”当天不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将他们三人开除了。就这样，他高中尚未结业，于1920年考入邮政，捧上了“铁饭碗”；随后，由潘夫人帮同定亲和操办婚事，在上海安了家。他从基层邮政一直干到民国时期的邮政总局业务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当上了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可以说，在其先父王国维为之铺就的职业路上，他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较为顺畅地走过了前半生。然而，进入他“知天命”的20世纪50年代，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审干”被定为“特嫌”，降职在邮局窗口“卖邮票”；继之“反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到中华书局做“临时工”(编外编辑)。他擅长文史校勘之学，尤精通宋词，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承传观堂学术薪火，先后校订《人间词话》、校注《李清照集》，特别是协同词学家唐圭璋参订《全宋词》，在词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劳绩。然而，“文革”爆发，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1969年的清队中，他被打入“特务集团”，不堪批斗凌辱，乃以近古稀之年避开家人，喝下“敌敌畏”惨死于居民院内的公共厕所，他收集、校勘、研究宋词所得撰成的《读词识小》书稿，亦随其自尽而俱焚了……

　　王国维在当年的乱世中，曾“千秋郅治想贞观”。他当然不可能料想高明在他身后数十年会有如此惨酷的遭际；然而，就算眼前祸福，又岂易知？且让我们回头来看王国维生前最为器重，又欣喜他能有“一生幸福”前景的长子潜明，在与罗女孝纯婚后的头几年，曾从上海调至天津海关，寄居于岳父罗氏家中；天津海关新建公寓落成，小两口迁住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1925年5月，就在王国维迁居清华园不久，潜明奉调上海海关，单身赴沪；随后由潘夫人陪同罗孝纯去上海，帮助觅屋安家。王国维还特别叮嘱，新居“最好在同一里，照应较便也”。这是指他原先在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寓所，留给了高明小两口居住，所以潜明的新居也在吴兴里，以便于两兄弟相互关照。孰料，仅隔一年，病魔无情地夺去了年仅二十七岁的潜明的生命！

　　时为1926年9月26日。

　　潜明英年之丧，使王国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偕同潘夫人赶赴上海。尽管前来帮同治丧的罗振常及在沪的蒋汝藻等友人都来给他安慰，但他精神上所受打击是难以言喻的，以至于人变得“呆郁郁，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特别雪上加霜的是，罗振玉赶至上海以后，不但不给悲痛中的亲家以劝慰，反而在刚办完潜明丧事后就“携女大归”，带着他的宝贝女儿罗孝纯不辞而别，气冲冲地返回了天津。就算是“舐犊之爱”，这样做不嫌绝情么？这就难怪一向心情平和的王国维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

　　其实，原本在上海建起了幸福小家的潜明病亡，确是痛及王、罗两家。罗氏痛惜自己女儿二十四岁就做了遗孀，这是人情之常；但为长子之丧操碎了心的王国维何尝不顾及于此?他在沪办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

　　一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高明长子庆端过继，使长媳膝下有子；

　　二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项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除此之外，又派男仆冯友赴天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

一切处理妥当，王国维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并致信罗氏，以白责的口吻恳切陈词：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信中详细交代了托银行汇去的款项，计有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洋银)2423元；罗女孝纯在潜明丧期“交来收用之款”共577元(镯兑款206.5元，海关款226.5元，又薪水一个月143元)，合计3000元整，请罗氏“代为之全权处理”。

　　如果罗氏体谅王国维的这番苦心，代女儿收下款项，即使在上海潜明治丧期间有过什么“误会”，还有什么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调停的呢？然而，罗氏却复信假托“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断然拒绝受理；王国维乃再发信，恳切劝收，而罗则复信“未可再强”，不予收受；如此一来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从王国维这一面来说，信中一如既往，尊罗为“亲家”；而罗氏复信则由原先亲热的“亲家”，一律改称“静公”，且行文咄咄逼人，示人富不受贫，以强凌弱之感。正是有鉴于此，王国维在忍无可忍中，指出罗氏父女不受潜明遗款，乃是“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而罗氏竟不顾彼此近三十年的交谊，给王国维发来了“绝交书”，其中写道：

　　弟交公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扬。此不能讳者也。

　　罗氏以墨子“兼爱”自况(自称“博爱”)，而以“不拔一毛”的杨朱之“为我”指斥王国维。这公允吗？罗氏信中的这句“根本实有不同”，不惟宣布了罗、王两亲家断交，更将他俩“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王国维诗)的三十年学术友谊，来了个彻底“翻案”。试想，就算你对王有“披荆去棘”的识拔之功，有“所至必偕，论学无间”的扶持之力；反过来说，王在“此卅年中”，对你办教育，编书刊，以至著书立说的付出，难道少吗？这就叫“当局者迷”。罗氏以所谓“自爱”来否定对方的一切，其实首先否定的不就是他自己吗？

　　当然，这里也可能有外人难以公断的两亲家之间的“家庭细故”方面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已逾八十高龄的罗福颐(罗氏五子)老人曾将当时尚未“解密”的王国维为潜明遗款致罗氏的两封书信抄寄笔者，并附写短跋说，“平心而论，人孰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痛惜罗、王两亲家因处理潜明后事发生龃龉，导致“金石之交几绝”。而在有关罗、王失和的这些书信公开发表以后，我们虽不会因罗氏一时之“过”，否定了他对成就观堂之学曾有之功。但是，仅就上述书信而言，恰如王东明所说，王给罗的信，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有恶言相向的；而罗给王的信，“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以致在收信后“父亲生气得不言语”！总之，在王国维最需要自己的挚友与亲家伸出“兼爱”之手的时候，罗氏如此不顾后果，“恶言相向”，这给他带来的精神创痛，是难以言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