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乡村：近百年前的乡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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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的乡村衰败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7-13 10:57:36 作者：
乡村随笔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而农民正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我是说，他们是藏于泥土的一部分。
前文提到农家子弟之“出乡村”，主要包括读书、参军与打工等几种形式。与此相伴的是乡村一天天的衰败。回顾近百年前后的中国乡村，这“一天天的衰败”大家定然并不陌生。
先说读书。20世纪初年，随着“新政”推行，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变革，如改革学制、奖掖留学、废除科举、兴办新兴学堂等等。据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在知道废除科举后，立即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都搬出来“一火而焚之”，颇有点“快烧诗书喜欲狂”的意味。
谈到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事实上，我也并不认为作为“科举近亲”的高考能考出我什么水平——— 那些死记硬背获得的标准答案于人生何益？高考对我而言是一组双向考察：一是考察我忍辱负重的能力，二是考察这个国家或者社会是否仍有可被信赖的出路。
除非是在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端年代里，为了长治久安，每个王朝通常都会把“开科取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难怪唐太宗当年看到许多求功名者前来参加进士试时，会发出 “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喟叹。而士人也多“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通过科举与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豪言壮语只能是顾炎武等读书人喊出来的，它绝不会出自我躬耕田亩的父亲之口。农民有自己的封闭性，虽然他不会说“帝力于我有何哉？”，但只要你不去侵犯他，他就是一个国家。
虽然人们常用“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来嘲讽读书人“有出路、无出息”，最后只能投靠皇帝老儿，但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种种故事也表明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终究为底层社会留有一个上升通道。1947年，潘光旦与费孝通通过对近900名进士进行研究，发现在明、清时有一半进士是农家子弟。
藏于民间的传统农村士绅更像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一个连接器：一方面，他们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持着某种影响力，以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其威望即源于此。然而，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离开其原本栖身的乡村，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奶酪。本为乡村中坚的士绅，像是被时代的筛子筛进了城市，而乡村政权也渐渐沦落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
学者萧功秦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
与农村知识荒芜相比，城市又成了各类“失落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觉前途暗淡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被割断科举脐带的士，他们永远失去了及第的机会；另一类则是伴随着新兴学堂批量生产出来的学生。在旧时科举教育向新式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数量和入学人数都有急剧的膨胀，而社会又不足以消化那么多的人才。据官方数字统计：1905年到1912年间，全国学生增长了12倍。于是乎，新老知识分子一起寻找出路，急剧涌入政治领域(当年留学生许多也并不读书，而以加入政治团体为潮流)。而那时候又没有今天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务员可考，许多人最后都拧成了一股反体制的力量。大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小知识分子城市不好混，就下到乡村，当然下乡并非为了乡村建设，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夺回失去的城市。
只有此时，你方能体会胡适当年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良苦用心。只因时势所迫，连胡适最后也不得不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
再说当兵。此时当兵有两种：
一种是废除科举后，一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因为读不起书，而选择从军。读不起书的一个很 大 原 因 ，就 是“ 教 育 城 市化”——— 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由于新学堂多在城市，无疑增加了乡下人读书的成本。原先在私塾里读书成本低，而且享受的多是个性化教学，而现在不得不远迁城市。也正是因为私塾的式微，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
另一种当兵则是被抓了壮丁的。显然，这些人并不愿从军，但是在军阀眼里他们是和牛马、农具一样可以被征用的。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些“会开枪的农具”。一旦兵败如山倒，许多侥幸活下来的溃兵因为“路径依赖”索性转业做了土匪，接下来去抢别人的“农具”。在一些地方，牛马被拉完了，种子被搜光了，甚至连种地的人都被拉上山了。田园已芜都不归———农村衰败，势所必然。
费孝通曾经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毫无疑问，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农村。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由此形成了读书人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性流动”。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 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 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
不唯人才聚拢在上海，货币也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乡出现严重裂痕，在经济上最显著表现莫过于“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向海外”。在此且不论流到国外多少，当年农村的凋敝与大上海的繁华即已形成极大反差。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地发达……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而这些“过剩”的资金，多用于投机，而非生产领域。相形之下，农村金融则几近枯竭。许多乡村，甚至包括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货币流通大量减少，一些地方甚至重回“物物交换”的年代。
如此强烈反差，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中国，似乎还在不同程度上重演。繁华的上海与凋敝的乡村，是处于21世纪初期中国的两张脸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7-13 10:57:36 作者：
乡村随笔
◎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农村是中国的大后方，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据地，而农民正是中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我是说，他们是藏于泥土的一部分。
前文提到农家子弟之“出乡村”，主要包括读书、参军与打工等几种形式。与此相伴的是乡村一天天的衰败。回顾近百年前后的中国乡村，这“一天天的衰败”大家定然并不陌生。
先说读书。20世纪初年，随着“新政”推行，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变革，如改革学制、奖掖留学、废除科举、兴办新兴学堂等等。据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在知道废除科举后，立即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都搬出来“一火而焚之”，颇有点“快烧诗书喜欲狂”的意味。
谈到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事实上，我也并不认为作为“科举近亲”的高考能考出我什么水平——— 那些死记硬背获得的标准答案于人生何益？高考对我而言是一组双向考察：一是考察我忍辱负重的能力，二是考察这个国家或者社会是否仍有可被信赖的出路。
除非是在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端年代里，为了长治久安，每个王朝通常都会把“开科取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难怪唐太宗当年看到许多求功名者前来参加进士试时，会发出 “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喟叹。而士人也多“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通过科举与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豪言壮语只能是顾炎武等读书人喊出来的，它绝不会出自我躬耕田亩的父亲之口。农民有自己的封闭性，虽然他不会说“帝力于我有何哉？”，但只要你不去侵犯他，他就是一个国家。
虽然人们常用“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来嘲讽读书人“有出路、无出息”，最后只能投靠皇帝老儿，但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种种故事也表明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终究为底层社会留有一个上升通道。1947年，潘光旦与费孝通通过对近900名进士进行研究，发现在明、清时有一半进士是农家子弟。
藏于民间的传统农村士绅更像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一个连接器：一方面，他们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持着某种影响力，以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其威望即源于此。然而，由于新式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全国数以万计举贡、生员不得不离开其原本栖身的乡村，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奶酪。本为乡村中坚的士绅，像是被时代的筛子筛进了城市，而乡村政权也渐渐沦落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
学者萧功秦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
与农村知识荒芜相比，城市又成了各类“失落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觉前途暗淡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被割断科举脐带的士，他们永远失去了及第的机会；另一类则是伴随着新兴学堂批量生产出来的学生。在旧时科举教育向新式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新式学堂的数量和入学人数都有急剧的膨胀，而社会又不足以消化那么多的人才。据官方数字统计：1905年到1912年间，全国学生增长了12倍。于是乎，新老知识分子一起寻找出路，急剧涌入政治领域(当年留学生许多也并不读书，而以加入政治团体为潮流)。而那时候又没有今天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务员可考，许多人最后都拧成了一股反体制的力量。大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小知识分子城市不好混，就下到乡村，当然下乡并非为了乡村建设，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夺回失去的城市。
只有此时，你方能体会胡适当年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之良苦用心。只因时势所迫，连胡适最后也不得不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
再说当兵。此时当兵有两种：
一种是废除科举后，一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因为读不起书，而选择从军。读不起书的一个很 大 原 因 ，就 是“ 教 育 城 市化”——— 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由于新学堂多在城市，无疑增加了乡下人读书的成本。原先在私塾里读书成本低，而且享受的多是个性化教学，而现在不得不远迁城市。也正是因为私塾的式微，抗战前中国的文盲率甚至高于清末。
另一种当兵则是被抓了壮丁的。显然，这些人并不愿从军，但是在军阀眼里他们是和牛马、农具一样可以被征用的。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些“会开枪的农具”。一旦兵败如山倒，许多侥幸活下来的溃兵因为“路径依赖”索性转业做了土匪，接下来去抢别人的“农具”。在一些地方，牛马被拉完了，种子被搜光了，甚至连种地的人都被拉上山了。田园已芜都不归———农村衰败，势所必然。
费孝通曾经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毫无疑问，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农村。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由此形成了读书人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性流动”。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 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 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
不唯人才聚拢在上海，货币也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乡出现严重裂痕，在经济上最显著表现莫过于“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向海外”。在此且不论流到国外多少，当年农村的凋敝与大上海的繁华即已形成极大反差。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地发达……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而这些“过剩”的资金，多用于投机，而非生产领域。相形之下，农村金融则几近枯竭。许多乡村，甚至包括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货币流通大量减少，一些地方甚至重回“物物交换”的年代。
如此强烈反差，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中国，似乎还在不同程度上重演。繁华的上海与凋敝的乡村，是处于21世纪初期中国的两张脸谱。